因推出“零口供”而一举成名的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检察院，最近重新定义“零口供”，并在有关文件中删去了“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允许其保持沉默”的字样。而正是这一表述，曾被认为是把沉默权引入了中国司法界，并引起很大争议。

    去年8月，顺城区人民检察院在全国率先推出《主诉检察官零口供规则》，规定：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允许其做无罪、罪轻的辩解，允许其保持沉默，在排除有罪供诉的前提下按照是否有犯罪事实发生、危害后果如何以及犯罪事实发生的经过等要素，运用全案证据进行论述，得出嫌疑人犯罪的结论。该院当时把“零口供”定义为：当侦查机关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呈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检察机关视其供述为“零”，办案人员通过全案的其他证据进行推论，以证明其有罪。而在最新一稿的《主诉检察官零口供规则》里，“零口供”被定义为：认定犯罪事实可不依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而独立存在，使有罪供述对犯罪事实的影响为零。在删去“允许其保持沉默”的地方，取而代之的是“在鼓励其如实陈述的同时，不强迫其做不利于本人的陈述”。

    所谓“沉默权”最早源于英国。在17世纪英国的利而伯案中，利而伯以“自己不能控诉自己”为由，对司法人员的讯问保持沉默，他的做法得到英国最高立法机构的认可，沉默权制度开始显露雏形。1898年，英国在其《刑事证据法》中明确规定被告人的沉默权是英国刑事法律的重要原则之一。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以及告知沉默权的规则，作为刑事法制的重要内容，二战后不仅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确立，而且其精神也被联合国的重要文献所确认。第21届联大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4条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世界刑法学协会第15届《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7条规定：“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

    乡贤，旧时又称乡绅，是指在本乡本土知书达理、才能出众、办事公道、德高望重之人。在传统中国，乡村的基层建设、社会秩序和民风教化等，主要由每个村落和地方的乡贤担纲。这些乡贤或以学问文章、或以清明善政、或以道德品行等赢得乡邑百姓的高度认同和效仿，从而形成植根乡野、兴盛基层的乡贤文化。

    乡贤文化大体属于地域文化，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特色，共同演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绚丽多彩。乡贤文化经过千百年的传承和积累，在乡村治理、文明教化、谋利桑梓等方面形成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基层稳定、中华文明的赓续传扬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乡贤文化的核心和基础是乡贤，乡贤的流失，必然导致乡贤文化的式微。

    传统乡贤文化的兴盛，在于乡绅在传统基层社会具有广阔的用武之地。在古代社会，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基层社会控制相对较松，不少朝代是县以下不设治，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的广大区域没有国家权力组织，主要依靠乡绅发挥作用来有效填补国家权力的空白。地方乡绅在国家行政体制之外代替或配合官府处理大量社会公共管理事务。这些事务涉及诸多内容，如基础设施建设、救灾、教育、维护社会秩序等。清代实行较为严密的保甲制度，官府在基层推行保甲法时，常常不得不借助乡绅及宗族组织完成，多半“责成本乡绅士，依照条法，实力举行”。由此可见乡绅对基层社会控制力之强和乡绅的作用之大。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乡绅在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之间扮演着协调两者矛盾、促进双方良性互动、维护社会平稳发展的关键角色。

    传统乡贤文化蔚为壮观，还有另一关键原因，这就是古代官场的“告老还乡”制度，保证了乡贤人才的绵绵瓜瓞，代不乏人。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有官吏退休的“退而致仕”“还禄位于君”的记载。唐宋以降，官吏退休还乡渐成规矩，至明清时期，已成雷打不动的制度。官吏退职返乡，积极意义十分明显。其一，进则为官、退则为绅的返乡模式实现了人才资源从乡村流出到返回乡村的良性循环，使社会人才分布结构趋于合理，有利于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其二，官吏回乡后为建设故里出力，治理乡村、造福桑梓，崇文兴学、教化一方，保障了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事业兴旺发达，也使乡贤文化在乡村代代相传。其三，退职官员返乡，将毕生所学和积累的经验用于建设家乡，在维系乡村和谐稳定的同时，也促进了城市与乡村的平衡发展。

    如今，各级领导干部退职后在城市养老的多，通过各种关系设法牟利者也不少，告老还乡建设乡村者少。如今的乡村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实现人才从流出到流入的良性循环。当“告老还乡”被摈弃以后，乡贤的重要来源枯鱼涸辙，乡贤文化的凋敝也就在所难免了。

    反观当今，国家在县级政府以下设有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三级权力组织，对基层社会的掌控基本做到全覆盖。由于国家从组织机构上编织了较为完善的乡村管理系统，今天的乡贤很难像过去的乡绅一样，在乡村治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无疑是乡贤文化衰落的又一不可忽视的因素。

（选自钱念孙《乡贤文化为什么与我们渐行渐远》，有删改）

    “诗词”二字连在一起，成为一个语词。在现代人的文学常识中，它表示两种文学形式：一种是“诗”，它是从商周时代以来早已有了的韵文形式；一种是“词”，它是起源于唐、五代而全盛于宋代的韵文形式。但是在宋以前人的观念中，诗词二字很少连用。偶然有连用的，也只能讲作“诗的文词”。因为在当时，词还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的名称。

    “词”字是一个古字的简体，原来是“辤”字，后来写作“辭（辞）”。所以，“诗词”本来就是“诗辞”。到了宋代，词成为一种新兴文学形式的名称，于是“诗词”不等于“诗辞”了。诗是一种抒情言志的韵文形式，被谱入乐曲，可以配合音乐，用来歌唱，它就成为曲辞，或说歌辞，其实和现在的歌词是没有区别的。在当时，诗就是辞。不过从文学的观点定名，称之为诗；从音乐性的观点定名，就称之为曲辞或歌辞，简称为辞，例如楚地流行的歌辞——楚辞就是如此。

    到了汉代，五言诗产生以后，诗逐渐与音乐分离成为不能唱的文学形式，于是诗与歌辞分了家。从此以后，凡是能作曲歌唱的诗，题目下往往带一个“辞”字。这个“辞”字，晋宋以后，都简化用作“词”字，一直到唐代，凡一切凉州词、竹枝词、横江词，这一切“词”字，都只有歌词的意义而且是一个普通名词，并不表示它们是一种特有的文学形式。

    在晚唐五代，新兴了一种长短句的歌词，它们的句法和音节更能便于作曲，而与诗的形式渐渐地远了，当时把这一类的歌词称为曲子词。每一首曲子词都以曲调名为标题，例如《菩萨蛮》等。从晚唐五代到北宋，这个“词”字还没有成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固有名词。晚唐牛峤《女冠子》云“浅笑含双靥，低声唱小词”，类似的词字，也都是歌词的意思。北宋词家的集名，都不用词字。苏东坡的词集名为《东坡乐府》，周邦彦的词集名为《清真集》，没有一部词集称为“某某词”的。南宋初期，出现诗余这个名词，它指的是苏东坡、秦观、欧阳修的这些曲子词。无论乐府、长短句或近体乐府，这些名词都反映作者仍然把词作为诗的延伸和附属于诗的一种边缘文体。诗余这个名词，就明确地说明了当时把曲子词作为诗的剩余产物，试图把词从诗的领域中离析出来。不久后，当时的出版商编刊了六十家的诗余专集，绝大多数都改集名为“词”，例如《东坡乐府》改名为《东坡词》，《淮海居士长短句》改名为《淮海词》，《清真集》先改名为《清真诗余》，后又改名为《清真词》。从此以后，“词”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的固有名称被确定下来。

    汉字虽一笔千年，但不能固步自封。从早期外国传教士用拉丁字母对汉字进行注音，到中国学者的“拉丁化新文字”，再到民国政府的“注音字母”“汉字简化”等方案，中国汉字在变革中步履蹒跚。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批准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推行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三大举措，开始了扫除文盲的艰难任务。这是汉语言文字改革力度最大、普及最快的时期。从此，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阅读文化成果的能力，古老的汉字也在改革中获得新生。

    改革开放，国门洞开，国际社会的汉语热随之升温。今天，海外300多所孔子学院，让世界通过汉字、通过中华文化更立体地感知中国。

    汉字的一路征程也曾走过弯路，比如汉字简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简化是为了易写便认，提高沟通效率，但是一旦简单到无从认识或者误认，简化到瘦骨嶙峋，就失去了汉字结构的美、寓意的美。

    科技的进步，也曾让中国汉字遭遇考验。1946年美国研制出第一台计算机引发了信息革命，1952年中国科学家开始研究计算机技术，但是以字母为主的输入方式把方块汉字拦在了门外。“中国必须摒弃传统汉字，走拼音文字道路” ，外国专家如此定论，国内一些废除汉字的主张也沉渣泛起。

    如果汉字进入不了电脑，在信息浪潮惊涛拍岸的今天，中国航船就无法驶入国际航道；如果放弃汉字，中国文化将面临竭泽断流的危险，何况失去汉字的国家还是中国吗？别无选择，一批中国科学家和语言学家开始专攻汉字信息处理技术。1956年，终于诞生了第一批理论和实践成果。随后30年，汉字输入输出方法、汉字编码程序、汉字智能终端、汉字打印系统等难题被一一攻克。1985年，中国科学家王选领衔研制的中国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大获成功，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古老的方块汉字在信息时代焕发出神奇的生命力。

    中国的文化客厅容得下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可以让各种文明以礼相待，推杯问盏。这是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不反对引进外来语，经过汉化的外来词汇同样能丰富中国词库，但我们反对取之无度、用之过滥；我们不反对让流行的网言网语进入汉语的传统家庭，但要注意汉字的规范，不能玷污汉字的纯洁，消解汉语的魅力。这是我们的文化自觉。

    今天的汉字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当下的信息技术改变着人们的书写和阅读习惯，屏幕化、碎片化、快速化、浅层次阅读盛行；各种键盘消解了我们的书写技能，层出不穷的智能终端让我们患上输入法依赖症，提笔忘字；网络词典让我们在享受便捷轻巧的同时失落了追根溯源的乐趣和咬文嚼字的味道；网络俚语带来简明晓畅、通俗风趣的同时，削弱了汉字的美好。

    中国的崛起离不开文化的崛起，民族的复兴不能没有文化的复兴。在继承中发展，在革新中坚守，呵护母语，就 是留住民族文明的根。

    现在（1859年）我的工作已将近结束了。但是因为要完成它还需要许多年月，又因为我的健康很坏，所以被催促来发表这个“摘要”。特别诱使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华莱斯先生现在正在研究马来群岛的自然史，对于物种起源，他得到了差不多与我完全相同的一般结论。1858年，他寄给我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并且要求我把它送给赖亦尔爵士，赖亦尔爵士把这篇论文交给林那学会，并刊登在第三卷会报上。赖亦尔爵士和虎克博士是知道我的工作的人，虎克博士曾读过我1844年的“纲要”。他们给我荣誉，认为可以把我的原稿中的若干提要和华莱斯的优秀论文同时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