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

“和”与“同”是先秦时期两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和同之辨早在西周末年《国语》《左传》中就有明确记载。孔子有关和同之辨的理论，是对前人学说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是孔子理想人格的一个重要标准。和与同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原则性和差异性。承认差异、有差异性的统一才是“和”。“和而不同”，被公认是典型的中国哲学智慧。“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时代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必不可少的保证，也是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处理好各种文化关系的理论依据。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和而不同”、海纳百川的文化心态的历史体现。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文化理想。但是孔子并未一味求“同”于周礼，而是在对三代文化的“损益”、“因革”有着清醒认识的基础上，采取了取其所长、择善而从的态度。整个儒学的发展史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战国中后期以来，儒学的所谓的“驳杂不纯”的特征就日渐明显。汉代以后所谓的“独尊”的儒学，也是儒、道、墨、法、阴阳等等诸子思想的结合体。实质上，自汉代开始，阳儒阴法或者说儒显道隐，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特征，而其他诸子学说，也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脉脉潜流，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不竭源泉。

    “和而不同”还表现在中华文化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汉代以来，随着中国本土道教的产生以及印度佛教的东来，在中国逐步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以至三教融合的局面。这期间从对立到交融，是经过了一个长期过程的。后来的伊斯兰以及基督教的传入也属于这种情形。自从16世纪末叶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得以在与异域的文化的交锋中实现了交融，从而使得中华文化更加丰富并发展。

    “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有助于人们对文化的发展有清醒的认识和目标。全球化使今天的世界文明面临着两个课题：一方面，积极寻找各种文明间深层对话、沟通与理解的文化路径；另一方面，民族性的存在和坚持也同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和必要。“文化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全球多元化”使文化价值的发展陷入一种悖论之中。

    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时代将扮演怎样的角色、起到怎样的作用？“和而不同”就是我们的哲学依据，“寻找现代文明的普遍标志和中华文化的契合点”、高扬“文化自觉”、实现传统文化的“综合创新”，应是我们对待中华文化的理性而现实的态度。

    “和而不同”文化心态的价值追求是“有容乃大”。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从“文化自觉”到实现“和而不同”，必须处理好几个“要”和“不要”的问题。要充满自信，看到中华文化极其丰富的优秀成分，同时要敢于正视中华文化中也含有一些糟粕成分，因而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要自觉吸收外来文化中对我们的文化建设有益的东西，而不要希望全盘西化等等。这样，才会使我们的新文化既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又具有高度的智慧性。

    《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而不同，共同发展，建构一个和谐的现代社会，正需要这样的文化心态作基础。

    ①比较文明是个新课题。之所以新，是因为我们刚开始习惯以世界为关心对象。

    ②比较文明的目的是理解文明。个体研究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无视整体的结果一定是盲人摸象。比较研究是整体下的个体与个体的比较，或个体与整体关系的钩沉。从中国的视角来看世界以及从世界的维度理解中国，是出和入、间离和沉浸的关系，是辩证发展的关系，是螺旋上升的关系。有了“从周边看中国”，对中国的认识才会更完整，更接近真实。

    ③比较文明研究是有伦理的。有些比较无益甚或有害，伦理就是约束。比如“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比人生轨迹，没什么好比，但在创造文学形象的维度比较，不但有益而且必需。有些比较无意义，并非学术前提出了问题，而是回答不了“然后呢”这个问题。

    ④比较文明是有方法的。文明离不开人，物作为文明的见证，也很重要。物是实实在在的，罐就是罐，盆就是盆。当年瑞典人安特生在西北见到彩陶就一眼看出它和世界各地彩陶文化的联系，后来我们批判“中国文明西来说”，把世界维度下的中国彩陶变成了中国自己的彩陶。彩陶西来与否和中国的正当性其实毫无关系。

    ⑤文明比较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制度比较属于宏观的文明比较。因为有文献，制度很容易比较，但也有缺陷，一是文献资料有太多不可信的成分。二是制度大概未必属于文明的范畴，它更像是文明的副产品，其本质是制度的制定者对受制度约束的人实践优势的工具。如今的民主制度在柏拉图那里未必多么理想，同理，当年的“君臣父子”也未必全然“反动”。

    ⑥微观的文明比较主要在这两个范畴：从具体的物到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从核心价值观念到具体的物。前者受时空约束，它是已然的，找出异同作出解释，能改变的很有限。后者则有超越时空的启发和引领意义：罗马人的沃伦杯与两千年后的中国电影《霸王别姬》同样在叙述欲望与爱的故事；静穆而伟大的希腊石头与北齐佛造像都是人类最伟大的气质与精神的外化，存在于所有不朽的艺术品之中；敦煌的鹿王本生与圣艾格尼斯杯主题都是牺牲……

    ⑦文明的比较，核心在于解释文明的演进，以达成文化认同与自信。有个就叫“文明”的游戏，选哪个来玩都可以，结果只和操作有关，真实的文明也是。现在讲多元，不是否认进步与落后，而是相信比之于可以弥合的差距而言，基因更重要，我们需要一个色调丰富的文明体系。

（郭青生《比较文明的目的、伦理和方法》，有删节）

    孔府档案是围绕孔子直系后裔历代衍圣公的活动所形成的文书档案，也是我国现存数量最多、收藏最完整、内容最丰富、涵盖时间最长的私家档案文献。因档案中保存了衍圣公与明清以来中央和地方机构之间事务往来的大量文书资料，使其又兼具官方档案的性质。

    孔府档案表明，居住在孔府的衍圣公凭借大宗主的地位，在家族中建立了严密的宗族组织和管理机构，并通过修宗谱、订族规等方式统管全国各地的孔氏族人，孔氏家族宗族体系之完整、宗法制度之完善、祖训族规之完备，是其他宗族很难比拟的。孔子世家谱汇集了分散在全国80余处支派的谱系衍变信息和流寓朝鲜半岛的孔氏族人的世系信息，其对于考察孔氏宗族繁衍、迁移、发展和影响等，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崇儒尊孔是历代统治者巩固和强化统治秩序的手段，孔子直系后裔也因之被扶植成为拥有部分政治和经济特权的世袭贵族。朝廷与孔氏贵族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这在孔府档案中都有较深刻的反映。明清帝王或亲赴辟雍诣学观礼，或临幸阙里释奠孔子，或遣子派官致祭庙林；对孔子后裔或优免差徭，或置官封爵，或赐土赐民。这固然表明国家对孔子学说的尊崇和对孔子后裔的优待，但也是出于强化国家思想的需要。

    孔府是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贵族地主庄园，保存了成序列的土地文书，包括不下10万件的各种土地执照、纳税和过割凭证等。这些文献信息，为研究明清以来的地权分配和转移、土地买卖和经营、租佃制度及其变迁，以及农业耕作制度等经济史问题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材料，对探索中国古代基层社会实态和演变轨迹具有重要价值。孔府司房日用账簿、收支款项账簿等，也为探究明清及民国时期基层社会的商业贸易网络、物价和生活水平及其变迁等，提供了全面而原始的记录。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孔府档案的价值也日渐凸显，它不仅保留了作为道德规范存在的族规家训，还记载了族人弘扬孝道、敦睦宗族、彰显忠义的言行事迹，其中可资弘扬家风、传承家训、承继家史的资料，无疑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思想宝库。“诗礼为本”是孔氏家风的基本精神。从孔子对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庭训，到明太祖对孔克坚“多读书”“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的劝勉，到嘉庆对孔庆镕“好生读书”“祭祀要虔诚行礼”的嘱托，再到各地孔氏族规家训中有关“励读书、崇学校科第、贵教子”的规定，无不说明诗礼传家的理念已内化为孔门世代相传的家风，对于今天弘扬传统文化和优秀道德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选自姜修宪《孔府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有删改）

提升文创竞争力有必要“两头走”

①故宫又上了头条——因为预约“紫禁城上元之夜”文化活动的人数过于火爆，故宫官网被网友“瘫痪”了。近年来，故宫在文创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比如，故宫文创携手世贸以“快闪店”的形式登陆上海，独特的展览形式和文化内涵吸引了众多年轻人。故宫的做法给上海打响文化品牌、提升文创竞争力，可以带来不少启示。

    ②21世纪，城市之间的竞争已从综合竞争力演变为核心竞争力的竞争，构建城市品牌成为挖掘城市内在价值、在城市竞争中实现差异优势的重要举措。上海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拥有独特的文化特质和资源，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在此汇聚。改革开放以来，也创造了一大批叫好又叫座的文化产品。但冷静来看，上海现有的文化产业链是不完整的。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文化与品牌断裂、文化与大众割裂，导致上海在打造城市文化品牌上缺乏足够多的核心竞争力。

    ③如何做出真正有内涵、能推广的文化品牌，如何打造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城市文化品牌？结合现实挑战，有必要“两头走”：一头做精做深，尊重传统，提升文化文艺价值；另一头与市场对接，把传统和当代文化资源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老百姓更接近艺术，更愿意体验文化。

    ④文化的继承与发扬，需要尊重传统，并将其内涵进行充分阐释和挖据。这就需要通过作品、人、环境三大要素来实现，即通过作品本身内涵的挖掘、文化工作者思想引领的加强、科技文化融合手段的环境支撑三个要素来实现。

    ⑤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资源，并以建筑、路名、符号等形式将各种故事隐藏于上海城市的各个角落。这正是精品创作的直接源泉。同时，对经典作品再创作也是一种有效手段。例如，在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可以看到很多致敬经典、追缅先烈的作品。

    ⑥古往今来，文化都是靠匠人精神传承的。匠人精神之于文化，是引领和指导，更是生根发芽的根基。杨致俭古琴制作技艺工作室就是一个例子。

    ⑦从深层次来看，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的技术革命与200多年之前的工业革命有着本质区别。它是建立在互联网逻辑基础之上的信息革命，而信息态的虚拟价值恰恰是文化产业的核心价值。文化与科技融合，本质上是创意与创新融合，是以科技推动创意的质量和产业化。技术能够提升文化创意设计的表现力和创作力、提高创意设计的效率和质量，这在影视制作、游戏、会展、广告、主题公园、建筑设计等行业尤为明显。

    ⑧文化品牌的另一头应该与市场对接，把传统和当代文化资源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海存在一批质量过硬的文化品牌，如许多老字号产品过硬，但缺乏将产品推向更大市场的契机；不少演出院团拥有好的文艺作品、文创产品，却缺少能够帮助这些好作品、好产品实现产业化的人才，更缺乏能够挖掘和提供这类人才的机制和平台。

    ⑨文化品牌的打造，在关注内涵提升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市场、受众的需求及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加何将文化创作与现代文化消费整合是文化领域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从对外传播角度来看，大部分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依然停留在“京剧和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如果想扩大文化品在国际上的传播力、影响力，离不开文化的现代化、产业化：要实现文化上的自我突破，也离不开文化的现代化、产业化。

    ⑩日前，文化产业化的首要发展目标是使文化产业回归市场本位。而要让文化产业回归市场本位，首先要靠人才、不仅要引进好的创造型人才，而且要培养和引进具有营销、广告、中介、经营等相关能力且能把传统文化资源和现代文化源转化为畅销产品的人才。这样的人才是文化和市场需求的纽带，是文化产业大众化的关键。

    ⑪平台也是一个关键要素。平台是将创作、表演、企业、媒体、受众嫁接在一起，生产出市场喜闻乐见又兼具实用价值、审美价值的产品，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关所在。在这一方面，上海民营院团的发展正在提供借鉴和经验。它们的创作活力和创作质量深刻带动了艺术潮流，体现出强劲的市场爆发力。特别是，一些年演出场次破万的数据，更说明它们受到了不同群体的喜爱。

    ⑫就发展模式而言，平台资本的多元化也是成功的基础要素。国家艺术基金的注入、大企业的投资和众筹赞助，多元化的“输血机制”使得民营院团的发展拥有强劲势头以及后劲。

    ⑬文化要活起来，还需实现不同文化资源之间、文化与科技、文化与金融等的嫁接，这就要有完善的机制作为保障。上海的张江文化创意园区就是典型的机制带动文化产业发晨的案例。在张江文创区，探索、钻研、合作是三个明显特质。前两者意味着对市场的把控与前瞻，后者则是文化资源的整合与重构。

    ⑭在做活做新文化产业的过程中，不能把精品化和大众化割裂开来。精品化是大众化的基础，只有具有真正文化内涵的作品，才能被老百姓所认可；大众化是精品化的检验，只有老百姓易于接受的文化作品，才能长久地流传下去。我们要通过精品化将当代作品转化为经典作品，再通过大众化、市场化将经典作品转化为大众易于接受的作品。只有这样，才能带来经济价值，又能满足老百姓的精神追求，从而更好地坚定文化自信。

（选自《解放日报》2019年2月26日）

    长期以来，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人不信宗教，因而没有真正的信仰。这种观点是武断的，其实，中国的民间信仰实质上就是中国宗教。

    中国虽然不是一个宗教的国度，但民众却不缺少宗教信仰；虽然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明确的宗教归属，但却似乎比任何民族更笃信神灵。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中国的先民自古就信奉和祭祀天地神灵。可以说，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建造了如此之多的神庙供人们进行宗教祭祀活动，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从事着如些复杂多样的宗教祭祀活动。

    在祭祀的对象上，中国人按照与自身关系的远近把整个统一的神灵世界划分为“天”与“祖”两个系列，于是，祀天祭祖二神崇拜就构成了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基本形态。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在这种独特的宗教信仰的基本形态中，其中祭祖、崇祖既是基础和本质的东西，又是主要的载体，而祀天、敬天则是演化和派生出来的一种观念，它历来都附着于祭祖和崇祖的活动和礼仪之中。正如美国学者J·L·斯图尔特所说的：“祖先崇拜事实上才是中国的真正的宗教。”

    在祭祀的主体上，按照国家的行政隶属关系可划分为不同的层级。先秦时期，祭祀活动从上至下由天子、诸侯、大夫、士和庶人分别掌管。秦之后，其祭祀的政府主体就由天子以及各级官吏担任。在民间，其基本的祭祀主体是广大的农民群众，他们所从事的私人祭祖或祀神活动完全遵循传统习俗自发而为，但宗祠或地区性的大型集体祭祀活动则由家族首领和地方会首出面组织和主持。至于国家的祭祀天地的活动，是为天子的特权，秦汉之际，天子主要通过封禅和郊祭来祭祀天帝，秦汉之后，祭天和祭地同时进行，其仪式更为隆重和繁琐。明永乐年间，在北京南郊还专门建造了天坛供祭天之用。

    在祭祀的性质上，按照神灵的属性可区分为不同的种类。与西方的一神教不同，中国的宗教神灵除了至高无上的“天”之外，其他的神祗都属于有限的特殊神。如山神、门神、灶神、土地神以及其他的动植物神和行业神，都属于担负特定职能的神祗，只能给人们提供某一方面的护佑。但有些地方社神，却被演化和升格为具有多种社会职能的地区守护神。由于在整个封建社会，祭祀至上神“天”乃为天子的特权，民间不得擅自祭祀，这种神权垄断状况一方面造成了民间信仰实用性的不断强化，致使原始的自然崇拜难以得到扬弃和升华；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多神信仰在民间的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不致发生像西方那样的宗教冲突和战争。

    各种祭祀活动是信仰的载体，是一定宗教信仰的外在物化形式。透过它我们看到这种扎根于民众生活、内存于民众精神世界的信仰是如此之深厚，无论是外来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自创的道教，都不曾动摇过它的地位。“文化大革命”也未能真正摧毁它。改革开放之后，民间信仰迅速复兴。这再次证明了一个客观规律，信仰是人的精神生命，一个民族的信仰就是其内在的“活的灵魂”，它如同遗传基因一样通过这个民族的世代相传而得以延续，而不因个体的消亡而消亡。因此，对于信仰特别是一个民族的信仰来说，我们是无法用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来将其从人们的精神中加以消灭的，外在的强力只能消灭人的肉体，而无法消灭人的信仰，信仰的存在和改变是一个遵循其内在固有的逻辑而缓慢演化的过程。

（节选自《中国乡村发现》，作者左亚文，有删改）

《红搂梦》艺术的个性何在呢？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各种人物的复杂关系的处理，对人、对物的细微刻画都是高超的。他写人、写物、写事、写境都包含着个性，我们只能以这种认识读这部作品，才能理解《红楼梦》。曹雪芹写贾宝玉对人生的看法，在后半部写晴雯的死，先写怡红院中的一棵海棠树枯萎了。贾宝玉说：植物是有生命、有灵姓的，它也有情、有理、有感应、有交流，晴雯死前海棠树先枯萎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点是把文学艺术作品看成一个活物，有生命、有灵性、有血、有肉、有脉，凡生命有的，他（它）都有，而且还包括性情。我们欣赏《红楼梦》，体会它的魅力，就要把它看成是鲜活的东西，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其生命的精华。西方文艺理论要求一件作品（小说）形象要鲜明、性格要突出、刻画要细致……。写一个贵妇人，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发型，戴什么首饰等等。大家看《红楼梦》中有多少这样的描写？林黛玉穿什么衣服，老太太长什么模样，穿戴如何等等。《红楼梦》为什么不写这个，笔墨用在什么地方。大家看《红楼梦》中，林黛玉、薛宝钗一上场就是二句话，很简单。他的笔墨用在刻画人物的个性上，而不是外貌、衣着上，专抓人的“精气神”。

《红楼梦》最大的艺术特点就是全书贯穿着一种“伏线”。比如说一上来有一个《好了歌》，《好了歌》甄士隐做了注解。每一句都是伏线，那里边说“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床，古代的一种坐具，这句话意思是说，这个大富贵之家，他们家做官的下了朝来，笏板都摆满了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意思是当年那个繁华，现在一看，一堆荒草，一根衰柳，这就是荣国方大观园的变迁。后面每一句，“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这每一句一个埋伏，伏在那儿，指的是后面的一个人。那么也就是说，他写的这里，他的心血指神一直贯穿到那边，后半部分。这一个大手法，是他的个性，这个个性是他运用了我们传统的手法—伏笔，伏笔贯穿会；是他个人特有的创造，所以叫个性。

《红楼梦》的艺术个性还体现在创新上，以往的小说大多千人一面，曹雪芹的书与别人不一样。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是如何写人的呢？荣国府那么多人，他们的相貌、衣着如何？贾宝玉、林黛玉个性如何？千头万贯，如何写起。而《红楼梦》一书中，据有人统计各种角色最少有400~500个，最多600~700个。我认为曹雪芹的500~600人是融入一本书中，其创作难度要大得多。

曹雪芹写《红楼梦》借鉴了东晋大画家顾恺之“以形传神”和“迁想妙得”的艺术主张，写形为了传神，只用几句话就把13岁的贾宝玉给烘托出来了。写怡红院用粉墙低护、垂柳滴翠八个字，达到了最好的境界。写大观园、牡丹、古树、柳荫，宝玉联想杜牧的诗，把时间、空间和人的生老病死的变化都包含进去了，把境与人有机地联系了起来。

总之，曹雪芹的《红楼梦》艺术成就达到了时代的高峰，他有着哲学家的思想、科学家的精确、历史家的洞察、诗人般的境界。

（摘编自周汝昌《<红楼梦>艺术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