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十七岁时干些什么

    17岁，有个共同点，就是每天在镜子前，龇牙咧嘴挤压青春痘。

    儿子现在的班级成立文学社，众同仁在冥思苦想给班刊命名时，盯着社长硕果累累的苞谷脸，豁然贯通，遂一致同意叫“青春痘”。社长即儿子，一任而已，其伟大使命莫非就是贡献脸上那张“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样板？

他老爸17岁时，引为己任的是作家使命感，社长交椅一坐好几年，几至坐穿。文学自是圣殿一般，班刊非“采贝”即“鼓浪”，满纸豪言壮语。脸上火力更足，未有“珊拉娜”洗痘水、敷痘霜之类济世良方，常常这瘤那瘤叠罗汉，冒冒尖尖，岌岌可危。至今太阳穴两旁还赫然留有遗迹，雨天可以存好几盅水哩。

    我17岁时下了乡，水清风净滋润，缺鱼少肉没有油脂浪费在脸上。偶尔鼻尖眉头爆出一两颗信号弹，便忧心如焚，有男知青来串门，将刘海儿拉来拨去设法遮丑。就着油灯读名著，唱“外国民歌两首”，抄古今中外格言，写华丽动情的信。技痒时诌几行诗，随着手抄本四处乱飞，没有刊名，捞不到社长当，时时提心吊担。

     17岁，儿子不叠被不整理书桌，更不洗衣服和臭袜子，喊泡茶来饭盛好，鞋要自选衣要名牌，每月上一次发廊，整天问有什么好吃的，唯一自己动手的只有开冰箱和打电脑游戏。不过，长途旅行时他是家中的全劳力，因为老爹老妈的颈椎、腰椎、肩周关节遭岁月风化，儿子便手提肩扛，嘴里咬着自己的机票和身份证。同学中有“月薪、周薪”的，儿子领“日薪”，从未超支略有节余。压岁钱、奖金（提琴或作文比赛所得）或生日红包统统自觉上缴，尚无经济头脑不懂回扣。

    他老爸17的上半岁紧锣密鼓地打拼，准备上中文系。屁股和膝头的补丁厚如烙饼，而且颜色迥异。海外频频寄来的进口布料、纯毛衣服，窝赃般地压在箱底发霉虫蛀。他身任学生会副主席、团委书记、对敌斗争积极分子兼足球队长，该足球队转战全省没有失过一个球，遂去大连参加全国少年足球比赛度过17岁生日。下半岁碰上文化大革命，忙着写大字报、贴标语，早请示晚汇报，被抄家和去串联。绘画学3个月，小提琴练半年，饭不会做衣服不会洗，直到两年后去插队。

我17岁体重只有42公斤，要挑50公斤的谷担，耱田、育秧、割稻，学一样哭一场。自留地里栽菜秧子，不长叶子只生虫，幸亏种番薯倒是光长叶子，便不觉采来炒着吃。跟着新华字典每天学5个生字，翻英汉读物，背唐宋诗词，做大学梦。腋下夹一本禁书，到各知青点去投桃报李，换来各种意外的惊喜。衣裳、头发每日一洗，抽屉、衣箱纹丝不乱，学会用二两肉、一板豆腐、几棵芥菜做一桌佳肴。和伙伴过中秋节，然后佯醉，为了不必到结霜的小河边涮碗。

     17岁的儿子崇拜贝克汉姆、谢霆锋和麦当劳。小时候口必称郑渊洁，从未仰视过老爸老妈，称班主任“凡姐”，直呼物理老师“阿弟”，说班上男生都叫女朋友“老婆”。趁机追问儿子：有没有拍拖？答：还没有那么畅销。上网聊天，打又臭又长的电话，时而卷着舌头说两句英语。从幼儿园开始，音乐小学、音乐中学、小提琴专业浸泡10年，一打开私房音响，还是张信哲和王菲。功课百忙之中，不忘见缝插针频频跟电视机接吻，因近视已达750度，不肯戴眼镜。

     17岁时，他老爸开始写小说，至今没得发表；再写诗，发表以后除了他的老娘将《诗刊》放在菜蓝里向左邻右舍显宝外，似无追星女青年；改写寓言、随笔、科幻小说，书出得薄薄的，反响也是小小的。喜欢马雅可夫斯基、雷锋、贝多芬、郭小川，其中没有我。有心栽花无心插柳，而今所出版的书大多是数十万字一本的诗歌理论，这是后话。

     17岁时，我梦想的是一斤膨体纱毛线，可以打件时髦的套衫；一柜满满大部头小说，最后是卷了边，发了黄，略有破损，这样的书才好看；梦想不用向队长赔笑脸，不必上大队部去送礼，也无需走县城“四个面向办公室”找关系，忽然一纸通知书便腾云驾雾进了大学。猛听一声吆喝：“翻谷咯！”被震醒过来，原来自己还在晒场边打盹。

    从未想过成为一名作家或诗人，更不懂得梦想当母亲。

    咳，17岁！

哦，中学时代
①人近中年，常常ào_______悔青少年时由于贪玩或不明事理，làn________用了许多珍贵的时光。想想我的中学时代，我可算是个名副其实的“玩将”呢！下棋、画画、打球、说相声、钓鱼、掏鸟窝等等，玩的花样可多哩！
②我还喜欢文学。我那时记忆力极好，虽不能“过目成诵”，但一首诗念两遍就能吭吭巴巴背下来。也许如此，就不肯一字一句细嚼慢咽，所记住的诗歌常常不准确。我还写诗，自己插图，这种事有时上课时做。一心不以二用，便听不进老师在讲台上说些什么了。
③我的语文老师姓刘，他的古文底子颇好，要求学生分外严格，而严格的老师往往都是不留情面的。他那双富有捕捉力的目光，能发觉任何一个学生不守纪律的行动。瞧！这一次他发现我了。不等我解释就没收了我的诗集。晚间他把我叫过去，将诗集往桌上一拍，并不指责我上课写诗，而是说：“你自己看看里边有多少错？这都是不该错的地方，上课时我全都讲过了！”他的神色十分严厉，好像很生气。我不敢再说什么，拿了诗集走去。后来，我带着那本诗集，也就是那些对文学浓浓的兴趣和经不住推敲的知识离开学校，走进社会。
④社会给了我更多的知识。但我时时觉得，我离不开，甚至必须经常使用青少年时学到的知识，由此而感到那知识贫薄、残缺、有限。有时，在严厉的编jí_____挑出的许许多多错别字、病句或误用的标点符号时，只好窘笑。一次，我写了篇文章，引了一首古诗，我自以为记性颇好，没有核对原诗，结果收到一封读者客气而又认真的来信，指出错处。我知道，不是自己的记性差了，而是当初记得不认真。这时我就生出一种ào______悔的心情，恨不得重新回到中学时代，回到不留情面的刘老师身边，在那时光充yù_____，头脑敏捷的年岁里，纠正记忆中所有的错误，填满知识的空白处。把那些
由于贪玩而荒废掉的时光，都变成学习和刻苦努力的时光。哦，中学时代，多好的时代！
⑤当然，这是一种梦想。谁也不能回到过去。只有抓住自己的今天，自己的现在，才是最现实的。而且我还深深地认识到，青年时以为自己光阴无限，很少有时间的紧迫感。如果你正当年少，趁着时光正在煌煌而亲热地围绕着你，你就要牢牢抓住它。那么，你就有可能把这时光变成希望的一切，你如果这样做了，你长大不仅会做出一番成就，而且会成为一个真正懂得生命价值的人！ （作者：冯骥才）

中国，挺住

       5月18日，在四川省什邡市灾情最严重的蓥华镇救援现场，胡锦涛总书记用洪亮的声音坚定地喊道：“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洪亮的声音，回荡在救灾现场！

       坚定的话语，道出了一个民族的信心！

       是的，任何困难都难不倒我们！难不倒我们这个英雄的民族！

       当坚强的母亲临死前给怀里的孩子留下“宝贝，记住我爱你”这样的短信，当英雄的老师用自己的身躯死死挡住倒下的水泥板护佑身下的学生，当深埋废墟100时的幸存者被连姓名都不曾留下的志愿者用一双双血淋淋的大手托起，当人民子弟兵冒着生死危险突进一座座孤城、筑起一条条生命道路……我们眼前耸立的，是一座巍峨的高山——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在地震发生后的这些天里，我们每天都被无数的画面感动着。透过这真实的一幕幕，我们的耳畔响起的是这样的声音——

       孩子，别哭！母亲挺得住！

       汶川，别哭！中国难不倒！

       我们难不倒，是因为我们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地震无情人有情，党心紧系万民心。灾难发生后，党中央迅速作出部署，把抗震救灾作为首要工作，把抢救被困群众放在第一位。在抗震救灾的关键时刻，胡锦涛总书记亲赴四川灾区，指导抗震救灾。从12午赶赴四川，温家宝总理一连5天奔波在灾区。正是因为党中央、国务院总揽全局、沉着应对、靠前指挥，一场抗击特大地震的攻坚战正在有力有序有效展开。

       我们难不倒，是因为在我们的身边，挺立着一大批关键时刻冲得上，危难关头过得硬的共产党员。

       我们难不倒，是因为在我们的面前，始终有一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

       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吹响了中国军人的冲锋号。在10方公里的重灾区，奋不顾身的救援官兵与死神展开惊心动魄的生死竞速。疾进，疾进！突破，突破！抢救，抢救……正是他们的舍生忘死，让灾区的群众增强了信心，增添了力量。

       从98到抗击非典，从抗击冰雪到抗震救灾，每一次灾难降临，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总会火山般迸发出来。地震后的每一天，灾区的人们时刻都能感受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暖流；在震后的残垣断壁中，到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那带着希望小学的学生冲出震中的教师，那救了别人的孩子却顾不上救自己孩子的警察，那省下干粮留给邻居的工人，那互相搀扶逃出危险区的农民，以及全国各地数也数不清的志愿者、献血者、捐款捐物者……在日常生活中，也许我们并没有过分关注过他们，但正是他们，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人，用平凡而夺目的光束，汇成了我们民族精神的光芒。

       灾难，不可避免；灾难，让我们在悲痛中更加坚强。

       正如俄罗斯新闻社在汶川地震后的一篇文章中所写到的那样：中国经历的磨难太多，但从未在磨难中倒下！

       我们记住了这篇文章的标题：中国，挺住！

秋天的怀念

史铁生

       那天我又独自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唰唰啦啦”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她高兴得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哎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她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就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一个……”她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儿，她比我还敏感。她又悄悄地出去了。

       她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

       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她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决没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

       邻居家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艰难地呼吸着，像她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

    我忽然似乎已经很有把握，便即站了起来，拿书走进父亲的书房，一气背将下去，梦似的就背完了。“不错。去罢。”父亲点着头，说。

    大家同时活动起来，脸上都露出笑容，向河埠走去。工人将我高高地抱起，仿佛在祝贺我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头

    我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

    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