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坛

曹文轩

      一九七七年秋，我北大毕业留校。

      要上讲坛了。半个月前，我还无动于衷，全不当回事。可是在上讲坛的头一天，我忽然紧张起来：也就是说，明天，我将开始教学生涯了。教师的责任感似乎与生俱来，不做教师，你一辈子感觉不到，而你只要一做教师，它就会自动跳出来抓住你的灵魂。晚上，我敲开一位先生的门，问：怎么讲课？他像修炼很深的禅师面对未悟的弟子，头微微向上，少顷，说出四个字来：目中无人。我退出门外。

      我记得我的第一次课就没有失败。下面安静极了，我能清楚地听见台下动人的喘息声，这全靠那四个字给我撑着。从那以后到现在，我一直信那四个字。我对“目中无人”似乎有所悟：目中无人非牛气哄哄，非内荏而色厉，非蔑视，非倨傲，非轻浮，非盛气凌人。无就是有，有却是无。是一种境界吧？人格上的、精神上的、气势上的？是对学术观点的诚实和对真理的自信吧？……此言似乎只可意会而不可细说。但有一点，似乎又是可以说的：所谓无人，就是没有具体的人，而只有抽象的人﹣﹣具体的人则无。因此缘故，即使只给二十人的一个班上一年课，在课堂上我也往往难记住一个具体的面孔。似无人，但恰恰是把听课者看得很高的。

      敢目中无人，却不敢再掉以轻心。我很景仰一位先生，既为他的人格又为他的学识。然而我想像不出，就是这样一位先生﹣﹣一位凭他的学识，上课玩儿一样的先生，却在上课之前竟对明明认识的字一个个怀疑起来，然后像小学生一样，去查字典，把字音一一校对，标注。我敢说，他的这种心理，完全是因为他对讲坛的高度神圣感引起的。这件小事使我不禁对他又景仰三分。我喜欢这份严肃，这份认真。当然，我并不排斥“名士风度”。我很钦佩有人不用讲稿，竟然雄辩滔滔，口若悬河，一泻千里。我曾见过一位先生，他空着手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台，然后从口袋里摸索出一张缺了角的香烟壳来。那上面写着提纲要领。他将它铺在台子上，用手抹平它，紧接着开讲，竟三节课不够他讲的，并把一个个讲得目瞪口呆，连连感慨：妙，妙！而我只能向其仰慕。我这人缺这份好脑子。我得老老实实地备课，然后一个一个字毫不含糊地全都写在稿纸上。有时看样子离开讲稿了，但所云，却几乎无一句是讲稿以外的突发灵感。我有数，像我这样做教员，是很累的。可我笨伯一个，无奈何。时间一久，我退化了，离开讲稿竟不能讲话，一讲，八成是语无伦次，不知其所云。

      我何尝不想来点名士风度，来一张香烟壳儿就侃它个三四个小时，好好潇洒它一番？可我不敢。

      讲坛是圣洁的。我认识一位外系教员，此公平素浪漫成性，情之所至，捞衣卷袖，把衣领一一扯开，直露出白得让人害臊的胸脯来，有时还口出一两个脏字，以示感叹，以助情绪。然而有一次我去听他的课，却见他将中山装的风纪扣都扣得严严实实，一举一动全在分寸上，表情冷峻、严肃得让人难以置信。课后我跟他开心：何不带一二感叹词耳？他一笑：“一走进教室，一望那讲坛，我顿时有一种神圣感。在上面站了一辈子，我从没说过一个脏字，并非有意，而是自然而然。”

      我有同感。我高兴起来，放浪形骸，并有许多顽童的淘气和丑恶。然而，在临上讲台前一刻，却完全沉浸到一种庄严的情感之中，完全是“自然而然”。我不能有一点亵渎的行为，甚至苛刻地要求我的听众。生活中的嬉皮士，我无意管他，因为人家也是一种活法。可在课堂上，我绝不容忍其混杂于我庄重的听众之中。①曾有那么一位（我估计是社会上来偷听的），穿着一件极短的短裤，一件极敞的汗衫，光着大脚丫，脚蹬一双拖鞋，“叭嗒叭嗒”就来听我讲课，我像受了侮辱似的走过去：“对不起，请出去！”他大概从我的目光中看出什么来了，便很听话地提着书包出去了。后来我又从听众席上发现了他。他穿着很整洁，极稳重地坐着。我不禁朝他感激地点了点头。

既为圣坛，就得布道。占住讲坛者，岂敢忘记布道！既给知识，也给品质、人格、真诚和正义。

      ②其实，没有后者，一个人怕也是很难获得多少知识的。再说，一个人即使学富五车，但全然无人之骨气，又有何用？我们何必讳言布道呢？别忘了布道。当年的鲁迅不敢忘，闻一多不敢忘，我们敢忘？

      既布道，布道者自己就要有正气。他应当坚决捍卫知识的纯粹性。他应善恶分明。他只承认以自己的感受为原则。他不能油滑，见风使舵，像捏面团一般把讲稿随政治风潮变来变去。③他给他的听众是一个助教，一个讲师，一个教授的形象，也是一个人的形象。我走到教室门口，总觉得那讲坛很远，很高。我朝它走去，有一种攀登的感觉。我曾有过幻象：我被抛进一个巨大的空间里了，就像走进一座深邃的教堂。我静静地站到讲坛上，等待着铃声，宛如在聆听那雄浑的令人灵魂颤索的钟声。我喜欢这种肃穆，这种净化了的安宁。我曾多次体味到莫斯科大学一位教授先生的感觉：

      “我走上讲坛，我有一种上帝的教士的神圣感。”

      也许有一天，我会厌倦北大的讲坛，但至少现在还恋着。恋它一天，就会有一天的神圣感。

捡烂纸的老头

汪曾祺

    烤肉刘早就不卖烤肉了，不过虎坊桥一带的人都还叫它烤肉刘。这是一家平民化的回民馆子，地方不小，东西实惠，卖大锅菜。炒辣豆腐，炒豆角，炒蒜苗，炒洋白菜。比较贵一点是黄焖羊肉，也就是块儿来钱一小碗，在后面做得了，用脸盆端出来，倒在几个深深的铁罐里，下面用微火煨着，倒总是温和的。有时也卖小勺炒菜：大葱炮羊肉，干炸丸子，它似蜜……主食有米饭、馒头、芝麻烧饼、罗丝转；卖面条，浇炸酱、浇卤。夏天卖麻酱面，卖馅儿饼。烙饼炉紧贴着门脸儿，一进门就听到饼铛里的油吱吱喳喳地响，饼香扑鼻，很诱人。

    烤肉刘的买卖不错，一到饭口，尤其是中午，人总是满的。附近有几个小工厂，厂里没有食堂，烤肉刘就是他们的食堂。工人们都在壮年，能吃，馅饼至少得来五个（半斤），一瓶啤酒，二两白的。女工们则多半是拿一个饭盒来，买馅饼，或炒豆腐、花卷，带到车间里去吃。有一些退休的职工，不爱吃家里的饭，爱上烤肉刘来吃“野食”，爱吃什么要点儿什么。有一个文质彬彬的主儿，原来当会计，他每天都到烤肉刘这儿来。他和家里人说定，每天两块钱的“挑费”都扔在这儿。有一个煤站的副经理，现在也还参加劳动，手指甲缝都是黑的。他在烤肉刘吃了十来年了。他来了，没座位，服务员即刻从后面把他们自己坐的凳子搬出一张来，把他安排在一个旮旯里。有炮肉，他总是来一盘炮肉，仨烧饼，二两酒。给他炮的这一盘肉，够别人的两盘，因为烤肉刘指着他保证用煤。这些，都是老主顾。还有一些流动客人，有东北的，山西的，保定的，石家庄的。大包小包，五颜六色，男人用手指甲剔牙，女人敞开怀喂奶。

    有一个人是每天必到的，午晚两餐，都在这里。这条街上的人都认识他，是个捡烂纸的。他穿得很破烂，总是一件油乎乎的烂棉袄，腰里系一根烂麻绳，没有衬衣。脸上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好像是浅黄的。说不清有多大岁数，六十几？七十几？一嘴牙七长八短，残缺不全。你吃点儿软和的花卷、面条，不好么？不，他总是要三个烧饼，歪着脑袋努力地啃噬。烧饼吃完，站起身子，找一个别人用过的碗，自言自语（他可不在乎这个）：“跟他们寻一口面汤。”喝了面汤：“回见。”没人理他，因为不知道他是向谁说的。

    一天，他和几个小伙子一桌，一个小伙子看了他一眼，跟同伴小声说了句什么。他多了心：“你说谁哪？”小伙子没有理他。他放下烧饼，跑到店堂当间：“出来！出来！”这是要打架。北京人过去打架，都到当街去打，不在店铺里打，免得损坏人家的东西搅了人家的买卖。“出来！出来！”是叫阵，没人劝。压根儿就没人注意他。打架？这么个糟老头子？这老头可真是糟，从里糟到外。这几个小伙子，随便哪一个，出去一拳准把他揍趴下。小伙子们看看他，不理他。这么个糟老头子想打架，是真的吗？他会打架吗？年轻的时候打过架吗？看样子，他没打过架，他哪里是耍胳膊的人哪！他这是干什么？虚张声势？也说不上，无声势可言。没有人把他当一回事。没人理他，他悻悻地回到座位上，把没吃完的烧饼很费劲地啃完了。情绪已经平复下来——本来也没有多大情绪。“跟他们寻口汤去。”喝了两口面汤：“回见！”

    有几天没看见捡烂纸的老头了，听煤站的副经理说，他死了。死后，在他的破席子底下发现了八千多块钱，一沓一沓，用麻筋捆得很整齐。

    他攒下这些钱干什么？

墙下短记

史铁生

    近些年我常记起一道墙，碎砖头垒的，风可以吹落砖缝间的细土。那墙很长，至少在一个少年看来是很长，很长之后拐了弯，拐进一条更窄的小巷里去。小巷的拐角处有一盏街灯，紧挨着往前是一个院门，那里住过我少年时的一个同窗好友。叫他L吧。L和我一度形影不离，我生命的一段就由这友谊铺筑。细密的小巷中，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我们一起走，冬天或夏天，风声或蝉鸣，太阳到星空。少年间的情谊，想来莫过于我们那时的无猜无防了。

    我曾把一件珍爱的东西送给L。是什么，已经记不清。可是有一天我们打了架，为什么打架也记不清了，但丝毫不忘的是：打完架，我去找L要回了那件东西。

    走过那道很长很熟悉的墙，夕阳正在上面灿烂地照耀。我走进院中去喊L。L出来，听我说明来意，愣着看我一会，然后回屋拿出那件东西交到我手里，不说什么，就又走回屋去。结束总是非常简单，咔嚓一下就都过去。

    归途中我看看手上那件东西，珍宝转眼被处理成垃圾，我失去来时的热度。

    我独自回家，贴近墙根走。墙很长，很长而且荒凉。捡根树枝，边走边在那墙上轻划，砖缝间的细上一股股地垂流……我内心沮丧而无以名状；一段情谊轻得飘散了，没有了。

    那很可能是我对于墙的第一种印象。

    随之，另一些墙也从睡中醒来。

    我摇着轮椅走街串巷，忽然一面青灰色的墙叫我怦然心动，我知道，再往前去就是我的幼儿园了。青灰色的墙很高，里面有更高的树。到幼儿园去必要经过这墙下。一见了这面高墙，退步回家的希望即告断灭。那青灰色几近一种严酷的信号，令童年分外恐怖。

    这样的“条件反射”确立于一个盛夏的午后，所以记得清楚，是因为那时的蝉鸣最为浩大。那个下午母亲要出差到很远的地方去。我最高的希望是她可能改变主意，最低的希望是我可以不去幼儿园，留在家里跟着奶奶。但两份提案均遭否决，据哭力争亦不奏效。我哭声不停，母亲无奈说带我出去走走。“不去幼儿园！”出门时我再次申明立场。母亲领我在街上走，沿途买些好吃的东西给我，形势虽可疑，但看着走了这么久又不像是去幼儿园的路，牵紧着母亲长裙的手便放开，心里也略略地松坦。可是，好吃的东西刚在嘴里有了味道，迎头又来了那面青灰色高墙，才知道条条小路原来相通。虽立刻大哭，料已无济于事。但一迈进幼儿园的门槛，哭喊即自行停止，心里明白没了依靠，唯规规矩矩做个好孩子是得救的方略。幼儿园墙内，是必定的一种“灾难”，抑或只因为这一个孩子天生地怯懦和多愁。

    我最记得母亲消失在那面墙里的情景：母亲是绕过那面青灰色的高墙走上了远途的，高高的树上蝉鸣浩大，高高的树下母亲的身影很小，在我的恐惧里那儿即是远方。

    我现在有很多时间坐在窗前，看远近峭壁林立一般的高墙和矮墙。有人的地方一定有墙。我们都在墙里。

我们有时千里迢迢汽车呀、火车呀、飞机呀，只为了去找一处不见墙的地方：荒原、大海、林莽甚至沙漠。但未必就能逃脱。墙永久地在你心里，构筑恐惧，也牵动思念。比如你千里迢迢地去时，鲁滨逊正千里迢迢地回来。

    把所有的墙都拆掉的愿望自古就有。不行么？我坐在窗前用很多时间去幻想一种魔法，比如“啦啦啦，啦啦啦……”很灵验地念上一段咒语，刷啦一下墙都不见。怎样呢？料必大家一齐慌作一团（就像热油淋在蚁穴）。然后大家埋头细想，还是要砌墙。砌墙盖房，不单为避风雨，因为大家都有些秘密，其次当然还有一些钱财。

    其实秘密就已经是墙了。肚皮和眼皮都是墙，假笑和伪哭都是墙。假设这心灵之墙可以轻易拆除，但山和水都是墙，天和地都是墙，时间和空间都是墙。

    为了逃开墙，我曾走到过一面墙下。我家附近有一座荒废的古园，围墙残败但仍坚固，失魂落魄的那些岁月里我摇着轮椅走到它眼前。四处无人，寂静悠久，寂静的我和寂静的墙之间，膨胀和盛长着野花，膨胀和盛开着冤屈。我用拳头打墙，用石头砍它，对着它落泪、喃喃咒骂，但是它轻轻掉落一点儿灰尘再无所动。老柏树千年一日伸展着枝叶，云在天上走，鸟在云里飞，风路草丛，野草一代一代落子生根。我转而祈求墙，双手合什，创造一种祷词，出声地诵念、求它给我死，要么还给我能走路的腿……但睁开眼，伟大的墙还是伟大地矗立，墙下呆坐一个不被神明过问的人。

    直到有一天我又跟那墙说话，才突然想起，达摩的面壁是不是这样的呢？接受限制。接受残缺。接受苦难。接受墙的存在。

    搬家搬得终于离那座古园远了，不能随便就去，此前就料到会怎样想念它，不想最为思恋的竟是那四面矗立的围墙；年久无人过问，记得那墙头的残瓦间长大过几棵小树。但不管何时何地，一闭眼，即刻就到那墙下。寂静的墙和寂静的我之间，野花膨胀着花蕾，不尽的路途在不尽的墙间延展，有很多事要慢慢对它谈，随手记下谓之写作。

    1994年10月

（选自《我与地坛》，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