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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言诗与楚辞体

赵敏俐教授认为：从音乐上讲，《山鬼》是楚歌，《今有人》则属于相和歌；从节奏上讲，楚辞体是二分节奏的诗歌，七言诗是三分节奏的诗歌；因而后者不可能是从前者演变而成。此观点极具代表性。

其实论证楚歌与相和歌的传承，只能说明两者在音乐上的关联，并不能证明七言诗源于楚辞，最核心的问题是楚辞与七言诗的音乐节奏问题。勿庸讳言，楚辞体的主要句式是二分节奏，七言诗乃三分节奏，但在与音乐配合的实际运用中，二分节奏的楚辞体通过调节，其节拍与三分节奏的七言诗是可能相一致的。节奏和节拍虽有联系，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不妨仍以《山鬼》中的两个句子为例：“被薜荔兮/带女罗”、“辛夷车兮/结桂旗”，虽是二分节奏，如果按演唱诵读的节拍，则可分为“被/薜荔兮/带女罗”、“辛夷/车兮/结桂旗”，它们与《今有人》中改写的相应七言诗句“被服/薜荔/带女罗”、“辛夷/车驾/结桂旗”，在节拍上完全一样。

赵敏俐教授认为，要把楚辞体的句式变成七言诗句，就必须把原诗中前面那个三字结构

变成两个二字结构，从而达到把原来的二分节奏结构变成三分节奏结构的目的，亦即由二分节奏的“○○○兮○○○”变成三分节奏的“○○/○○/○○○”，这是非常正确的；但如果仅仅因为在楚辞体句式转变为七言诗句时，新增的词语大多不会出现在原来兮字的位置上，而要更换位置，便断定“从楚辞体中是不可能自然演变出七言诗来”，那就很难令人信服了。

    二分节奏的“九歌”句型向三分节奏的七言诗句的转化，有如下几种情况：其一如张衡《四愁诗》“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山鬼》“辛夷车兮结桂旗”在《今有人》中置换为“辛夷车驾结桂旗”。其二如汉武帝时唐山夫人所作《房中乐》为楚声，第六章中的“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乃由楚辞体“大海荡兮水所归，高贤愉兮民所怀”改造而成：《山鬼》中的“东风飘兮神灵雨”在《今有人》中改换为“东风飘摇神灵雨”。其三如阮籍《大人先生传》中的一首“楚歌”：“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山鬼》中的“子慕予兮善窈窕”，在《今有人》中变为“子恋慕予善窈窕”，“云容容兮而在下”变为“云何容容而在下”。

显然，“欲往从之梁父艰”与“欲往从兮梁父艰”、“东风飘摇神灵雨”与“东风飘兮神灵雨”，语言组构方式相类，在诵读或演唱的节拍上也完全一样，因此可以说，楚辞体的“九歌”句型，通过前两种途径转变成三分节奏的七言诗句，是在中国古代韵文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演变，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第三种情况出现，而且这种情况比较普遍呢?我认为，这主要是“兮”字去掉后，适应句式结构改变之内在需求而形成的张力所致。这种张力要求作者充分地运用灵活的修辞策略，在最适合的位置增添一个语言要素，以方便地改造并构筑一个三分节奏的七言结构。——选自《光明日报》2008、12、2有删节

“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丑中之美

    庄子及其后学以“道”的自然无为为美，其根本表现是在个体人格的自由上。因而，在庄子及其后学看来，人的外形的丑丝毫也不妨碍他具有精神的美，得到人们的爱慕。庄子一方面赞赏他理想中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神人”，另一方面又丝毫不歧视形体残缺丑陋，却具有精神人格美的人。在中国美学史上，也是庄子第一个明确地谈到了丑的问题，指出了在丑的外形之中完全可以包含超越于丑的形体的精神美。

    《德充符》中通过许多寓言说明了这个道理。卫国的哀骀是一个奇丑的人，“以恶（丑）骇天下”，然而“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鲁哀公和他相处不过数月就想请他当宰相。庄子以文学的夸张笔法，描写了这个奇丑者得到了包括妇女在内的许多人的爱慕，同时又借孔丘之口说明了他之所以得到爱慕的原因：“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而所谓“使其形者”就是精神。人们之所以爱这个奇丑的人物，就是爱他的“全德”，爱他的精神美。“闉跂支离无脤”“瓮盎大瘿”都是一些腰弯及于脚趾、形体残缺没有嘴唇、身上长着像盆瓮一样大的瘤子的奇丑人物，然而前者说卫灵公，后者说齐桓公，都得到了赏识和喜爱，以至卫灵公、齐桓公看起那些形体齐全的人来，反而觉得“其脰肩肩（瘦小样子）”，矮小可怜了。庄子认为，这是“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的缘故。这些奇丑人物，由于他们有人格精神上的美，所以人们就忘掉了他们形体的丑陋，看上去反而比形体健全的人更加高大了。庄子看到了人的内在精神美能够压倒和克服外在形体的丑，“形骸之外”的美高于“形骸之内”的美。在追求着个体人格自由的庄子眼里，就连汲汲于仁义、不懂得自然无为之道的孔子，虽然形体健全，但较之于被砍掉了一只脚，却懂得自然无为之道的“兀者叔山”，在精神上是遭受了无可解救的“天刑”的。在庄子看来，这种精神上的刑残比肉体上的刑残更加可悲。庄子一点也不忽视形体的美，但更加重视精神的美。这种对于人的精神美的高度重视和追求，后来在魏晋时期的美学中得到了发展。

    从艺术史上看，庄子认为在丑怪的形相中可以包含强烈的精神美的思想，曾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五代人物画家禅月大师贯休的人物画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贯休是禅宗的信奉者，曾被皇家授予师号。而禅宗的思想，是同道家的思想密切联系着的。贯休所画的人物，其形相十分怪异甚至丑陋，却又使人感到有一种内在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其名作十六帧水墨罗汉，骨相奇特古怪，为前代所找不出的。例如有庞眉大目者，孕颐隆鼻者，倚松石者，坐山水者。以之与阎立本的帝王图相对照，虽则坚实劲拔的笔致，略有相似，而人物的形态完全不同。阎氏的人物庄严肃穆，是一种士大夫社会的正型。而贯休的人物怪骇突兀，宛如战斗时神经紧张的一种变型”。完全可以说，在中国美学史上，对丑怪之美的肯定，为庄子美学所特有。这也是一般浪漫主义美学所共有的特色。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则是排斥丑怪之美的。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茶与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了密切的关系，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思想来源，中国茶学与儒释道的思想理念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

    陆羽《茶经》是中国最早的茶学著作，书中也十分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关系，茶文化与儒家思想中“礼”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儒家认为礼就是秩序与和谐，“礼”也是一切民俗民风由来的源头。礼仪的观念深入到社会活动的一切领域，那么在茶文化中，自然也会有所体现。在古代家庭中的敬神祭祖、宾客相见、婚丧大典、节庆宴饮中都需要用到茶。晚唐人刘贞亮《茶德》中提出了“十德”说，其中就有“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二句，这说明最迟在唐代，来客敬茶，以茶为礼，已成为普遍风俗，而在官场中，茶礼则已经演化为一种区别官阶等级的标志，点茶与点汤成为官场的待下之礼。

    “中庸之道”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其哲学思想强调适度原则。茶丈化中体现了这一点．《茶经》中强调选水要选缓流的活水，反对急流之水，也不能用停蓄不流的死水。在饮茶之中，第一次泡茶之水，仅作“暖盏”之用，并不饮用，第二次的茶汤才是最佳之“至味”。饮茶的量也强调适度。饮茶人通过品茶而悟道，在精神上达到一种“和”的最高境界，这就是茶道。饮茶的全过程贯穿着儒家的中庸思想，也就是提倡通过茶道，营造出社会和谐稳定、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空间。

    唐代诗人的品茶，已经超越解渴、提神、解乏、保健等生理上的满足，着重从审美的角度来品赏茶汤的色、香、味、形，强调心灵感受，追求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通过饮茶与茶道展示，表现出人的精神气度和文化修养，表现人的清高廉洁、节俭朴素的思想品格。

    道家思想强调对自然的追求。老子的《道德经》说：“道法自然”，这个“自然”，是指道是自己如此的，自然而然的，而非有意造作所至。茶本是野生之物，宜生长于川谷之间，古人推崇野生茶的品质，提倡“真茶”的观念，反对在茶汤中渗以香料．在饮茶上，追求忘机超脱、冲淡自然的情趣，这些都是对自然之趣的反映。茶文化中也有道家养生的精神．最早的神农尝百草，以茶解毒，作为本草的茶的确与药草有密切的关系。茶主下气，除好觉，消宿食，还可以消除心中的烦闷。因而茶与道家的养生乐生精神的结合，也就成为了早期的茶文化形态。

    佛教传入我国是在西汉末期，由于僧侣活动的需要，茶就与佛教结下了缘分．佛教的重要活动是僧人坐禅修行，“过午不食”，不可饮酒，戒荤吃素，清心守规．因而就需要有一种既符合佛教规诫，叉能消除坐禅带来的疲劳和补充“过午不食”的营养，茶叶中的各种丰富的营养成分，有提神醒脑的作用，茶于是成为了僧侣最理想的饮料。《晋书》中记载，东晋敦煌人单开道，在昭德寺修行 时，室内坐禅，昼夜不眠，“不畏寒暑”，诵经四十余万言，经常用饮“茶苏”来提神防睡。“茶苏”是一种将荼和姜、桂、桔、枣等香料一同煮成的饮料，虽然，这时茶叶尚未单独饮用，但它表明佛教徒饮茶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坐禅修行。唐宋时，佛教盛行，寺院饮茶之风更热，此时，饮茶已成为禅僧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茶与佛教的结合还表现在一个“悟”字上。正是在这个“悟”字上，茶与禅有了它们的共同之处。“凡体验有得处，皆是悟”，都与荼事活动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佛家视悟得茶道为一种修身的过程。把佛家的“悟”的境界和茶道统一起来，要求要保持高尚情操，茶道融贯着佛家对真、善、美的追求。

    中国的茶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儒释道的思想和荼学相结合，丰富了茶文化的内容。茶之为饮，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交流与相处，营造的是一种清正廉洁、恬淡安静、和诚处世的气氛，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选自《中国的茶文化与儒释道》，有删改）

    “小历史”的盛行作为史学发展中的一种趋向，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丰富多样、纷繁复杂的。在历史的新陈代谢中，除了有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制度，还有许许多多的小事件、小人物、小习俗；除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经济基础等大概念，还有婚丧嫁娶、休闲娱乐、生老病死等小方面。对于历史，恩格斯曾经深刻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些“单个的意志”、“特殊的生活条件”，在历史的发展中虽不耀眼夺目，并最终被包含在历史的合力中，但这些意志并不等于零，并非历史必然性的“奴隶”。这些在以往历史研究中容易被遗忘的内容，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生动而真实地存在着，并与那些引人注目的历史大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历史变迁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可以说，宏观的“大历史”研究勾勒出历史之经纬，却难以反映历史本来极其生动的面貌。要把握历史的多面相，微观的“小历史”研究不可或缺。仅仅满足于大事件、大概念的探讨，习惯于综合性、总体性的分析，眼里只有改朝换代、治乱兴衰而不见民众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过滤掉丰富多彩的细节而把历史抽象为条条框框，这样的研究就会陷入空泛，枯燥无味。因此，漠视“小历史”研究，将其斥为对历史细枝末节的纠缠，显然有失偏颇。

    “小历史”的微观取向让我们看到了更生动、更具体、更富有个性的历史景象，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提供了参考。但是，历史研究毕竟不是简单地对具体史实的罗列、对浩繁史料的考证和对轶闻逸事的辨析。仅仅满足于此，即使把某些历史细节搞得一清二楚，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还是支离破碎、缺乏意义的，最终这些引人入胜的“小历史”只能沦为茶余饭后的消遣，我们对历史总体的把握还是茫茫然、昏昏然。历史研究还需通古今之变、明成败兴衰之理，以史为鉴、鉴往知今，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小历史”微观研究的同时具有宏观的意识和宏大的视野，在一头扎进“小历史”的天地里寻找历史蛛丝马迹的同时跳出自己的一亩三分田进行俯瞰式考察，善于用不同焦距审视“小历史”，从“小历史”中见大社会，从大社会出发理解“小历史”。

    先秦儒家已形成比较立体、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

    这种思想首先体现为“乐”。孔子非常擅长在观察自然现象时对自身社会经验进行审视和升华，自然之道和其处世之道在某个合适的时间节点产生共鸣，从而引发孔子深层的思考，其生态情怀也在类似的体悟中逐渐浓厚。认知自然、体验自然、进而体悟人生哲理，让孔子得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样的结论。

    由“乐”而生“畏”。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在孔子看来，四季的轮回、万物的生长都有其运行轨迹和规律，这种力量非人力所能干涉，孔子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也在这种感慨中毕现。荀子则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既然这种“常”的力量如此强大，非人力所能改变，聪明的做法就是顺应这种力量并对之合理利用，即荀子所讲的“制天命而用之”。那么，该如何“制”呢？荀子较为强调见微知著、因循借力、顺时守天、因地制宜。这种总结比起孔子体验式思维多了些理性，已试图对联系自然与人类社会的“道”进行理性阐释和总结。

    在此基础上，“推人及物”的思想就产生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孟子生态道德的基础，“不忍心”推广于自然万物就成了推人及物的生态道德。如果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是简单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推恩思维，是简单的换位思考、推己及人，那么，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则已拓展为推人及物了。荀子也说：“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至。”他认为自然万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共性，有同质性；同时，根据某种特质，又可在共性的基础上区分差异，剥离出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基础上的同质性是推人及物的逻辑基石。

    在生态实践中，先秦儒者非常强调“时禁”与适度消费。孟子和荀子都注意到“时禁”的良好效益，可保证后续消费的“不可胜食”“不可胜用”。除了“时禁”，先秦儒者也意识到适度消费的重要生态价值。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在以传统工具和方法捕获猎物、适度消费和以“先进”工具和方法大量获取猎物、过度消费两者之间，孔子选择了前者，这和孔子“乐山乐水”的生态情怀是契合的。孟子也注意到，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费和连续性破坏已经严重超出自然的可承受范围，破坏了自然界生息繁衍的内在规律，使其自我修复能力失效，这样的过度消费当然会“无物不消”。

（摘编自赵麦茹《先秦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①小游戏“愤怒的小鸟”可谓红遍了全球，与此类似的还有小游戏“切水果”等，几乎老少皆爱。为什么全球人都如此喜欢这类有点“脑残”的发泄游戏？因为“怒鸟”的有些设计和我们童年的回忆有关，比如弹弓，就是对儿童时代的怀旧心理。其实很多游戏卖点都是返回童年，没有理性和道理可讲。每个人的童年都有类似的欲望，似乎这就是人类的天性。

    ②随着物质生活越来越好，青少年时代越来越长，现代人的儿童期和青年期都在不断延长，人独立的过程延缓了。青年在学校的时间大大增加，并不独立，所以不少年轻人有很多儿童的特性。从这个层面说，可能除了少部分地区，这个时代全世界人大多生存不艰难了，于是成年人儿童化的现象越来越多，越来越久地保留着童年的天性。

    ③再者，温饱没有问题，但是生活的挑战仍然相当严峻。大学生毕业以后，发现房价高、物价高，而职场里，总觉得自己的价值被低估，达不到期望。大家普遍焦虑，这种苦闷和压力是中产阶层常有的。所以作为减压效应，“轻暴力”游戏，就成为宣泄苦闷的最便捷方式。它有点小暴力，能让心中的苦闷有所宣泄，但是又无伤大雅，毕竟大多数人的苦闷还没达到极端程度，游戏的宣泄就显得恰到好处。

    ④自现代化以来，全世界的人都遇到一个共同问题：谁都不敢得罪。在任何组织里，都变得谨慎和压抑，容易心理上失衡。而这些小游戏，则把人生简化和单纯化了，游戏中，只要经过某种努力，就能够迅速达到目标，不像现实中如此复杂，有太多莫名其妙不可控的因素。游戏是可控的，并能在稳步升级中，获得自我的满足。

    ⑤但是与此并列的另一个现象是，精英文化一直在小众范围稳定发展。比如豆瓣上的影评和书评，网友们看的作品、评的内容，都非常高雅。总体上看，人的知识面肯定比过去宽泛多了，文盲率很低，花三分钟百度一下，立即就能把元朝说得像模像样。技术带来的生活方式，把深度留给专业人员，大众只需高效挪用成果就行。可以说，整个人类的文化思维其实是提高了。只不过知识面无限拓展后，往深里走的愿望就减弱了，不能连贯思考，发散性很强，变得平面化，但未必肤浅。

    ⑥这些单机小游戏，归根结底，体现的是自我感受，让自我得到了释放。年轻人的社会群体感弱，自我的空间却足够大，房子可能小，但是私密性很强。完全可以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自我、敏感、细腻、轻微神经质，甚至歇斯底里。心里的创痛和不安，需要治愈。也有人把某些小游戏归为“治愈游戏”。从这个角度说，大众文化和游戏，也有积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