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平等自愿合作关系必须以共利双赢为基础，否则平等自愿合作关系就无法实现，即使暂时实现也很难持久。正如宋代耿延年在总结信州铅山铜场兴衰的原因时指出：“惟务与民共利，经久可行。不欲专利于官，而有害于民；不欲取办一时，而贻患于后。”入中也是如此。官府依据入中法招募商人入纳粮草于规定的沿边地点，给予钞引，使至京师或他处领取现钱或金银、盐、茶、香药等，“若官尽其利，则商旅不行”。

  宋初对酒、醋、陂塘、墟市、渡口等的税收，由官府核计应征数额，招商承包。商人缴保证金于官，取得征税之权，谓之买扑。宋代在买扑承包经营中，官府所定竞标价必须适中，即一方面竞标者以这一竞标价承包后，通过经营可以获取承包利润；另一方面，官府作为招标者，以这一竞标价转让经营权后可以尽可能地获取财政收入最大化。这就是“承扑者无破败之患，而官入之利有常而无失也”。换言之，竞标价不能太高，否则竞标承包者就很有可能不赢利，甚至亏损。另一方面，如竞标价太低，官府作为招标者无法从转让经营权中获得财政收益，同样，这种买扑承包也没必要存在。

宋代的入中法能较长久地实行一段时期，其基础也是官商双方共利双赢。如有一方不能从中获得好处，就会中止双方的平等自愿合作。入中法中政府得到的好处甚多，既通过卖茶获利。更重要的是又可通过商人解决沿边军需供给难题。而对于商人来说，则可获得较丰厚的商业利润。

  相反，入中法的失败，其关键原因就是大量茶引无法兑现茶叶而贬值，使商人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商人只好退出入中法，中止与政府的合作。正如文彦博指出的：“非茶法弊，盖昔年用兵西北，调边食急，用茶偿之，其数既多，茶不售则所在委积，故虚钱多而坏法也。”

  宋初以来的矿冶业，不问冶户冶炼的多寡，必须按照国家硬性规定的矿税课额缴纳。由于当时技术的限制，难以探明矿藏量，如果实行课额制，很难准确保持官府与坑户、冶户之间共利双赢的合作平衡点，使双方的平等合作关系失去坚实的基础。到王安石变法期间，与召募制相结合的分成制便应运而生了，这就是二八抽分制。如绍兴七年，朝廷同意“金银坑场并依熙丰法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使官府与坑户、冶户的共利双赢找到了一个“经久可行”的平衡点。尤其对于后者来说，避免了因生产不足但课额不减而引起的折业代赔的弊端，坑户、冶户的再生产获得了一定的保证。

  宋代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确立官民平等自愿合作关系时，重视以共利双赢为基础。如在出让坑冶坊场经营权时，注意根据各州买扑坊场历届课利的增减情况，酌中确定一个课利钱数额。作为本届承包的最低价。南宋政府出卖、出租官田宅时，要求立价“量度适中估价，务要公当，不致亏损公私”，并严防官吏在估产立价中营私舞弊。

（摘编自方宝璋《略论宋代政府经济管理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

    日前，全国各地精彩纷呈的科普日活动让人们享受了一顿顿“科普大餐”，虚拟现实等新技术让科普活动变得五彩斑斓、趣味十足。如果说科学知识是科普的“鱼”，那么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科学的人文精神，就是科普的“渔”。我们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近来的科普活动“鱼”多“渔”少，缺了些“精气神”。

    科学精神包括求实精神、创新精神等。求真是目标，创新是灵魂，这些宝贵的科学精神，不仅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外围环境，同时也在约束科技团体的自身行为。而对普通人来讲，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安身立命，这些精神都永不会过时。因为科学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赋予人崇高的理想，激励人们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

    科学思维在今天的科普内容中尤为重要，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普及科学前沿知识还要重要。现在，科学知识已经汗牛充栋，一般在网络上一搜就能找到，对普通民众来讲，除非个人极为感兴趣，否则并没有熟练掌握的必要。对大部分人来说，形成科学理性的反思能力，比掌握某种或某几种科学知识更为重要。比如，要让大众明白，科学是有局限性、阶段性的，包括医学在内的各种科学，都不是万能的。这样大众在面对一些诸如“量子矿泉水能治疗各种癌症”等骗局时，才能多一分清醒。

    科学的人文精神，和现在网上流行的“心灵鸡汤”大不一样，它以科学为基础和手段，以人文关怀为方向和目的，强调科学与人文相互协调和补充的思想，是唯物主义的人文观。在做科普时，也要让人们明白，科学与人文是人类文明飞升的双翼。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何控制好这把利剑，有赖于人文精神的指导。

    总之，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科学的人文精神，本身就是科学的一部分，是科学的“精气神”。在科普活动中，我们不能忽视对此的传播和普及，否则就会局限了科普的广度和深度。

    今天，我国大众科学素养依然和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科学思维能力依然有待提高，有关科学理性和科学精神的教育依旧缺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全国科普日活动已连续举办了十多年，在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科学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期待，随着这一活动的不断深化，科学的“精气神”能越来越足。

（节选自2016年10月《光明日报》，有删改）

    在城镇化建设中应转变城市本位思路，保留对“乡土”的足够敬畏，尊重传统，善待孝道，使乡村在与城市文明的互动中得到新的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在认识上存在一大误区，认为传统文化会阻碍城镇化，要加快城镇化的进程，就必须摧毁“旧文化”。但事实上，城镇化和传统文化并不矛盾，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是不恰当的。文化是城镇化的灵魂和血脉。城镇化建设需要文化的滋养，需要人文关怀。没有文化的加入，城镇化就没有“核心竞争力”，也不可能有“多样性”。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孝道文化，乃“百善之首”，在城镇化进程中融入孝文化元素，加以现时代的诠释和转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由城镇化所引起的人际疏离与紧张，引领城乡大众在家庭生活中父慈子孝，在社会交往中仁义诚信，在公干私谊中履责守义，使城乡生产和生活运行更为公平合理，更加和谐有序，由此铸造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族群品性。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重城轻乡。然而“乡土”之于中国，不是一个愚昧、落后、待消灭的社会“盲肠”，而是新希望、发展潜力之所在。城镇化发展的根本依托还是乡村。城市化程度较高的西欧国家，其乡村不光是一道美丽的景观，也是工业生产和社会进步的策源地。我们不能只想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如何以城市模式改造农村，急着让农民“洗脚上楼”，也要考虑为什么不能使农民成为更好的农民，农村成为更好的农村。因此，新型城镇化发展应该像李克强总理所主张的注重“化”、注重“人”，而非只是“城镇”，更不能顾“城”失“村”。城镇乡村的和谐发展，就是城市的自我救赎，乡村的发展正道。

    重建乡土，必须诉诸于孝道文化。乡村是滋生培育孝道文化的根基，反过来孝道文化又维系着乡村。孝文化具有血浓于水的强大凝聚力，其本身蕴含着的对祖先的崇拜、对亲人的眷顾、对乡土的依恋等内涵。如果我们能充分利用孝文化聚拢人心、再聚乡魂，造福农民，变弃乡进城为“守乡建镇”，变农村为城镇，田野上定将充满希望。

    城镇化应是全民的城镇化，不能只考虑精壮农民，必须把农村老人也考虑进去。多达约1.1亿农村留守老人，是我们当下必须考虑的社会群体。老有所养，不仅仅是中华传统文明的要义，更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和人文之本。改善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窘境，让其共享发展成果，必须坚守和弘扬孝道。

    无法设想，我们国家的人全部居住在城市。当下，我国大中城市吸纳就业人口的空间已有限，农民工于城市，立足不易，扎根更难。客观上要求农民实现职业和观念的再转变。因此，与其都背井离乡，骨肉分离，不如有一部分可以考虑重归乡村，安老怀少，就地就近发展。事实上，随着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同构，未来乡村生活或将呈现一种现代生活式样：那是一种比城市的生活方式更加田园、更加亲密和谐、更加人性化的生活，是一种既古风又新潮的“善生活”。

（摘编自肖波《多元文化中的孝》）

人工智能，新起点上再发力

    去年出尽风头让人惊叹的谷歌围棋人工智能“阿尔法狗（AlphaGo）”，5月将来到中国，在浙江乌镇与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棋手柯洁上演人机大战。黑白子此起彼落之间，柯洁探寻的是已有几千年历史的围棋“真理”，而对“阿尔法狗”和它的发明者来说，比赢得比赛更重要的，是寻找人工智能的科学真理。

    人工智能称得上是当前科技界和互联网行业最为热门的话题。无论将其称作“下一个风口”“最强有力的创新加速器”“驱动未来的动力”，还是关于它会不会比人更聪明甚至取代人的各种争论，都在说明，人工智能又一次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与以往几十年不同的是，这次人工智能的高潮，是伴随着生活和工作的应用而来，它是科技进步的水到渠成，也嵌入了十分广泛的生活场景。因此也有科学家认为，“我们或许是和人工智能真正共同生活的第一代人”。

    对大众来说，人工智能充满着科幻色彩；对科学家来说，人工智能可能是最受内心驱动、最具理想色彩的一门科学。从1956年的美国达特茅斯会议算起，明确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并开始科学上的研究，到现在已有61年的历史，并经历过至少两个“冬天”。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人工智能仍然走不出实验室。人工智能遭遇的技术瓶颈，一方面有着时代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们对它的期待太高，一直梦想着的是创造出类似科幻电影《人工智能》中那个小机器人的形象——会找寻自我、探索人性，想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也是一些人对人工智能既向往又恐惧的原因之一。

    在脑科学尚未取得重大进展时，受益于互联网和计算机新一代技术创新，人工智能从更加实用的层面进入了发展快车道。互联网大数据、强大的运算能力，以及深度学习模式的突破，被认为是人工智能赖以突破的三大要素，它们造就了语音、人脸识别准确率的惊人提升，人机对话像人与人一样更加自然，乃至可以像“阿尔法狗”一样去找寻规律、自我决策。

    尽管中国不是人工智能的策源地，但在当前人工智能的这一轮技术爆发中，正在建设科技强国的中国，被很多人认为第一次同科技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小到手机语音助手，大到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技术广泛应用，它们连同中国顶尖科技公司所拥有的人才一起，充分证明中国在人工智能的资本、市场、技术、人才等方面都不落人后。同时也要冷静看到，国内互联网公司搭建的人工智能平台，与亚马逊、谷歌等相比差距仍然不小。比如，在围棋人工智能领域，腾讯的“绝艺”还不敢说能和“阿尔法狗”相媲美。站在同一起跑线，只能说明具备站位优势，更重要的还是好好蓄力、精准发力，力争引领这一轮人工智能的创新浪潮。

    故事才刚刚开始，从基础研究、技术发展，到未雨绸缪建立人工智能相关的伦理规范，人工智能的未来面临着无数挑战和变化。“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创造未来”，人工智能的前景无限美好，值得我们为之全力奔跑。

（选自2017年4月17日《人民日报》）

    “任务驱动型作文”源自于西方国家日常语言教学和写作教学的“任务型语言教学法”，这种语言教学法是基于建构主义理论而提出的，其核心是在明确“任务”的前提下，完成语言交际口语或书面语表达。这种教学法，根据完成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互相影响把任务分成五类：拼板式任务，要求学生把散乱的若干信息拼成一个整体；信息式任务，给两个或两组学生有互补作用的信息，为了完成交际任务，双方必须协商以探清对方的信息；解决问题式任务，给学生一个问题及一系列信息，让其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做决定式任务，给学生一个可能有几种结局的问题，让他们通过协调和讨论选择一种结果，进行论述；交换意见式任务，学生参与讨论，交换意见，但无须达成一致。

    国内一些学者在“任务型语言教学法”的基础上，增加“驱动”一词，用于作文教学。教育部考试中心的张开明确提出了2015年高考课标全国卷作文的两道题目均属于“任务驱动型作文”，并对其概念做出阐释：“试题往往是给学生创作出一个情境，出现对立性的问题，让考生通过写作，提出解决处理问题的想法和方案……如今年作文中‘写信’‘权衡与选择’等任务型指令，着力发挥试题引导写作任务的功能，使考生在真实的情境中辨析关键概念，在多维度的比较中说理论证。”他认为，在材料作文中增加任务驱动型指令，能“较好地解决材料作文的泛角度与阐释作文收缩性之间的矛盾”，是在承继材料作文“自主空间大、立意角度自然、多元”等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又在避免套作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和探索。

    与传统的材料作文对比，“任务驱动型作文”的材料具有特殊性。首先，材料的内容思想紧扣“主旋律”。正如张开所说：“作文试题凸显考试对人才培养和价值引导的作用，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治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考查，形成在作文育人方面的合力，实现高考作文试题独特的教育功能。”其次，材料具有真实性的特点。任务驱动型作文的材料是新闻事件、社会热点，与传统的材料作文的审议故事、名言警句、诗词歌曲、图片漫画等有很大的不同，这种真实性暗含了鼓励考生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命题意图。第三，材料的价值取向具有多元性。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表现在：材料往往具有争议性，争议性重在考查考生的思辨能力；关涉的人物对象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或几类人，这就保证“任务”的指向有多种选择；命题者对材料没有鲜明的感情倾向。这样的材料，能保证考生选择感受最为深刻的一点写作。同时，考生要把握好典型人物的特点和物质，这样才能避免一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是立意的主旋律，但一定注意不要“贴标签”、“穿靴戴帽”、空发议论。在弘扬正气、传递正能量的同时，还可从反面针砭时弊，揭露社会上存在的某些消极落后现象，在对比中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意义。

（节选自《语文周报》特邀专家：尤立增《怎样写好任务驱动型作文》）

长期以来，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特征存在着不同理解。一些观点认为，中华文明属于大陆文明，中华传统文化以内陆文明为底色，与海洋关系不大。这种观点的形成原因较为多样和复杂，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是一个重要来源，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是其中的代表，他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提出东西方拥有不同文明体系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内陆文化，是僵化和停滞的；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海洋文化，是进取和创新的，这种文化差异造成了不同的人类文明形态。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且不符合历史事实。

中华传统文化是开放包容的文化，是多元同构的文化，海洋文化是其重要特质。中国自古就是海洋大国，既有广袤的大陆，也有辽阔的海疆。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悠久的海洋文化，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传统文化的海洋特质孕育于远古时期，考古学家在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发现了海蚌壳、海鱼骨等遗存，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东南沿海等地也大量分布着古代先民采食海贝、海鱼后抛弃贝壳、鱼骨所形成的贝丘遗迹。

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对海洋的认识逐渐深入，利用逐渐成熟。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海上航行的明确记载是秦始皇派徐福率众东渡。在广州南越王宫殿遗址发掘出了大型造船厂遗址，《尚书》《庄子》《山海经》等古文献中对刳木为舟、煮海为盐等亦有记载。汉代开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与交流东到日韩，南至东南亚各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也发现了不少与中国汉代海上航运及贸易相关的考古遗存，出土、发现了数量可观的汉代陶器、铜器、铁器等。这些器物正是海洋文化在汉代取得长足发展的实证。

六朝、隋唐时期，对于海洋的探索与开发显著推进。据史料记载，孙权曾派遣船队进行了数次大规模海上远航，远至台湾、东南亚等地，到吴国灭亡时，尚有大船五千余艘。唐代的造船技术更加高超，船体设计、船帆制造以及轮桥起重技术等诸多领域都有新的发明。唐代开始设置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交往和对外贸易，这是针对海洋经贸最早的官方常设机构。沿海港口城市也随之快速发展，广州、宁波、福州（时称泉州）、扬州等地都有规模很大的港口。《新唐书•地理志》等典籍也记录了从广州出发，经越南、印尼等地绕过马六甲海峡到达西亚的远洋航线及沿线各国风貌。

宋元时期，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达到一个相对的高峰。宋代特别是南宋高度重视海洋贸易，明确提出了“开洋裕国”的基本国策，建立了更为完备的市舶机构，对海洋贸易采取了宽松开放的政策，航海技术进一步提升，海洋文化的发展进入繁荣时期。

明清两朝是海洋文化跌宕起伏、曲折发展的时期。一方面，明代前期，经由海洋的对外交流达到巅峰，郑和率领规模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航路最远抵达非洲，时间跨度前后长达近30年，是古代航海史上规模空前的壮举。另一方面，明中叶之后，明清两朝不同程度推行过一些“海禁”政策，甚至发展为闭关锁国，阻滞了海洋文化的发展。

基于此进行研判，不难看出中华传统文化鲜明的海洋特质。文化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形成的，同样也不是一个时期的停顿或波折所能截断的，历史长河在征途中激起的浪花乃至曲折的迂回，并不能改变其奔流入海的大势 ， 明清海洋政策阶段性变化所造成的影响也无法抹杀中华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海洋特性。

同时应当看到，中华传统文化是多元同构的文化，就文化内涵的诸多构成特质而言，海洋文化特质与其他特质并非相互割裂、各自孤立的存在，而是有机共生、同构融合的关系。正因如此，中华传统文化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开放包容、开拓进取等精神内涵不断得到增强。首先，开放包容是中华海洋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其次，开放包容也是中华海洋文化的基本特质。纵观西方几百年的海洋史，可以说是一部殖民和掠夺的历史，充满血腥杀戮，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相比而言，中华海洋文化则具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传统。各民族之间和谐往来的例证在史书或沿海城市现存的遗迹中比比皆是，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海洋文化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思想。再次，开拓进取是中华海洋文化的重要精神特质。我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沿海地区的百姓很早就有搏击风浪、逐海谋生的传统，逐步形成了充满活力、敢拼会赢的社会文化氛围。

综上所述，海洋特质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一中华古谚的思想内涵反映着大海浩瀚无垠的自然品格。面向未来，推进海洋文化研究、总结古代海洋文化发展历程与经验，对于纠正和破除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误区，增强人们的海洋意识有着重要意义。

（摘编自林大志《浅谈中华传统文化的海洋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