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的未来

王立刚

    1917年杜尚把一个小便池提交给“独立艺术家学会”的展览，这件“作品”于是成了最著名（或许也最声名狼藉）的现代艺术品之一。不论对这一作品的内涵有多少种解释，至少下面这种解释非常符合历史的前后语境，那就是：小便池是对此前持续了几百年的高雅艺术的一种讽刺，也是分化的精英群体用俗来矫正雅的一种激进尝试。20世纪50年代以后，流行音乐全面压倒了古典音乐，电视压倒电影，HipPop压倒华尔兹，迷你裙压倒长裙，通俗小说压倒纯文学……或许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大众的俗趣味对精英的雅趣味取得如此巨大的优势。审美突破了精英的沙龙、书斋、博物馆和剧院，扩大到整个社会群体，这就是当代西方“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缘起。

    谈到中国，在当代，从审美领域来说，大众趣味将审美拓展到一切领域、一切对象，远远超出了艺术的范畴，可以说是无边的审美，如人们每天的微信中都少不了随手街拍的花花草草或者美食图片等。不仅大众的审美对象是无边的，审美标准也是极为多元的。高雅艺术继续存在，但愈趋局限于狭小的圈子中。更值得关注的反而是大众对所谓的俗趣进行的种种发展和探索，有时这种方式被冠以“恶搞”而显得很负面也很不审美，但也有一些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对素朴道德的渴望，譬如周星驰的一些电影。高雅艺术也有采取俗世对象和方式的。互联网上，文学、音乐、微电影呈现出高雅和庸俗糅合在一起的无数尝试，互联网发展大大加速了大众和精英趣味的分化、成长和创新。

    高雅趣味与大众趣味的良性互动将创造空前的文化繁荣。但今天的中国，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这种繁荣，还看到另一种畸形的审美，那就是恶俗和平庸的崛起。

    恶俗是利用人性中的一些弱点来博得大众的眼球，毫无疑问，个别的恶俗艺人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但随着大众的批判精神的提升，恶俗很难再获得20年前的机会了。

    与恶俗相比，平庸更体现了市场、资本对于审美的影响。掌握了强势媒介的人将其庸俗趣味经营为一种文化资本，并行使“审俗霸权”来压迫受众。这种资本通过挖掘“文化偶像”，培育出庞大的粉丝群，粉丝群为文化资本埋单。“粉丝”不是一开始就“脑残”的，很大程度上是资本运作的结果。文化偶像所属的团队或公司利用代笔、水军、绯闻、贿赂平台、买榜等不诚信的手段来“诱捕”粉丝，慢慢使之失去反思能力和审美独立性。

    如果能够排除这些文化资本运作的不正当性，日常生活审美化将是令人期待的。在不同的人群中，总有一些人实践着颇为不同的生活，创造出独特的美的作品和美的观点，他们的传奇也在自媒体上流传，但他们并不是神话，而是现实的人，是审美的主体。

（节选于2014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

“双料”院士的有性人生

    严东生是我国无机材料科学技术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双料”资深院士，既是著名的战略科学家和优秀的科技工作领导者，也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科研人员。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为中国科技和教育事业、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著功绩。

    中学毕业后，大伯希望严东生报考税务学校，今后可以捧个“金饭碗”，但他的第一志愿却填了清华大学化学系，因为积贫积弱的祖国催生了他心中的一个梦想，那就是“科学救国”。而化学，是他最喜欢的学科。1935年，严东生如愿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

    1937年北平失陷，正在读大二的严东生由于要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只得留在北平，转入了燕京大学。在燕大，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并收获了爱情——与同班同学孙璧媃结成一生的伴侣。他们不仅在事业上有共同语言，在业余爱好上也兴趣相投——经常晚饭后放几段世界名曲，夫妻俩一起欣赏，听完后交流感受，其乐融融。他的研究生“关门弟子”杨建华，对先生的很多事情都难以忘怀，“2014年师母病重入院，那3个多月里，他每天都陪到很晚，被护士催着才回家。那时先生身体还很好，送毛巾、递茶水都不肯让子女和学生帮忙。师母没能出院，她走后，先生便常常发呆。”

    1946年，严东生踏上了赴美留学的航程。在伊利诺伊大学，他主修陶瓷工学，辅修无机化学。毕业后，严东生留校任博士后研究员，薪资优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他当即决定提前回国。1950年，在克服美国当局设置的困阻后，乘船途经香港，回到了故土。同事们都说，严先生是一个战略科学家和科学外交家。他直接参与中国第一个12年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及《1963-1972十年科技规划》的起草，为我国材料科学的发展拟定了方向。1984年他主持制定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的汇报提纲》，对中科院的科技体制改革采取了一系列面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大举措，使中国科学院的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严东生带领团队精心“打造”了很多种现代先进材料。比如，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领衔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2012年7月宣布发现一种新粒子，其特性与被称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一致，而探测器“心脏”——电磁量能器使用的5000根高质量、大尺寸PWO闪烁晶体，正是严东生团队的杰作。

    不止一个学生记得严先生是如何为他争取到了出国进修的机会，又如何千叮万嘱一定要回来为国效力。施剑林研究员始终记得，严先生反复同他讲，辆缺少年轻科学家，尽量多待在辆搞科研，“出国的事我来安排”。经老师牵线搭桥，施剑林去德国马普学会工作了1年多，这期间严东生给他写了很多信，最常关照的一句话是“一定要回来”。他的学生们都如期回来了。

    严东生的言传身教，在一双儿女身上体现得最是淋漓尽致。女儿严燕来，退休前是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儿子严友为，退休前是美国默克制药公司高级研究员。这一家子有两大共同语言：科学和音乐。他深知科普的重要性，对记者也非常尊重。记者黄辛表示，“科学是他的生命，在他身上，最能体现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风骨。”

（有删改）

相关链接：他始终坚持“国家利益为大，个人名利为小”，教诲我们保持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的信心。他常说，立志为中国的建设发展而献身是我国几代科学家的理想和美德。——李红霞《追忆恩师严东生先生：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日前，酝酿了十余年的国产动画电影《大鱼海棠》上映，首日票房即冲破7000万元人民币。从上古神话中取材或改编其故事创作国产影视作品，这不是第一次：此前有电视剧《远古的传说》《女娲传说之灵珠》，也有最近票房大卖的电影《捉妖记》。

    上古神话是指中国夏朝以前直至远古时期的神话和传说。这些先民口耳相传的故事经过先秦两汉作家的记录和再创作，主要保存在《诗经》《楚辞》《庄子》等传世典籍中，成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

    上古神话如何在今天的电影改编中重生？

    首先，主创者需找到上古神话与当代相呼应的精神内核，创造出既符合神话精神又与时代审美相契合的艺术形象。避免由于自身知识的缺陷而导致创作时一叶障目、捡了芝麻丢西瓜。《大鱼海棠》的形象设计镌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纹章：鲲鹏、大椿、凤凰、祝融、貔貅、嫘祖等神话形象汇聚一堂，其姿态动作抓住了中国道家文化的气质，其法术神力抓住了东方美学中的自然灵韵。影片的人物矛盾设置意在凸显家族伦理、敬畏生死、天道有常等传统伦理价值与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等现代价值观的碰撞，并最终在人（片中的神即人）与大自然的博弈中获得新的价值平衡。遗憾的是，创作者想塑造的形象过多，每一个都没能充分展现出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文化内涵，模糊和弱化了角色的艺术力量。电影《捉妖记》对上古神话的化用则较为浅层次，其人物塑造虽取法《山海经》中的异人异兽，但角色的行动则带着好莱坞电影的喜剧色彩，没有传递出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

    其次，上古神话往往并不具备完整的叙事结构，而讲好一个故事并对人性有深刻的挖掘与表现，则是影视改编的核心。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比如《捉妖记》对妖与人类、妖族内部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得不够充分，《大鱼海棠》对主角椿、湫和鲲之间的情感线索铺展不足，人物动机不合理，故事主题也不够凝练，比如灵魂交易的情节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主角为理想不断反抗乃至自我牺牲的崇高感。英国的魔幻电影《指环王》情节虽有拖沓之处，但做到了叙事上的合情合理，并始终紧扣人性对抗恶欲，最终实现自我救赎的主题，这种创作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改编自上古神话的大银幕作品，离不开一个具有代入感的奇观世界。伴随电影特效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实现虚构形象的写实已不是问题，然而容易被忽视的，是从细节着手，凸显传统文化的美学价值，确保影片整体风格的统一。

    上古神话承载了华夏祖先对世界最初的认识和奇谲瑰丽的想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故地。让上古神话在当代电影中重生，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对当代大众文化的丰富与提升。

    人们常说“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但故事不等于小说，故事讲述人与小说家也不能混为一谈。就传统而言，讲故事的人讲述亲身经历或道听途说的故事，口耳相传，把它们转化为听众的经验；小说家则通常记录见闻传说，虚构故事，经过艺术处理，把它们变成小说交给读者。

    除流传形式上的简单差异外，早期小说和故事的本质区别并不明显，经历和见闻是它们的共同要素。在传媒较为落后的过去，作为远行者的商人和水手最适合充当故事讲述人的角色，故事的丰富程度与远行者的游历成正比。受此影响，国外古典小说也常以人物的经历为主线组织故事。《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都是描述某种特殊的经历和遭遇，《堂吉诃德》中的故事是堂吉诃德的行侠奇遇和所见所闻，17世纪欧洲的流浪汉小说也体现为游历见闻的连缀。在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为志怪类和史传类的小说提供了用之不竭的素材，话本等古典小说形式也显示出小说和传统故事的亲密关系。

    虚构的加强使小说和传统故事之间的区别清晰起来。小说中的故事可以来自想象，不一定是作者亲历亲闻。小说家常闭门构思，作品大多诞生于他们离群索居的时候。小说家可以闲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图书馆中，或者在巴黎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阁楼里，杜撰他们想象中的历险故事，但是，一名水手也许要历尽千辛万苦才能把在东印度群岛听到的故事带回伦敦；一个匠人漂泊一生，积攒下无数的见闻、掌故和趣事，当他晚年坐在火炉边给孩子们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他本人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传统故事是否值得转述，往往只取决于故事本身的趣味性和可流传性，与传统讲故事的方式不同，小说家一般并不单纯转述故事，他是在从事故事的制作和生产，有深思熟虑的讲述目的。

    就现代小说而言，虚构一个故事并非其首要功能，现代小说的繁荣对应的是故事不同程度的减损或逐渐消失，现代小说家对待故事的方式复杂多变，以实现他们特殊的叙事目的。小说家呈现人生，有时会写到难以言喻的个人经验，他们会调整讲故事的方式，甚至将虚构和表述的重心挪到故事之外。在这些小说家笔下，故事成了幌子，故事之外的附加信息显得更有意味。19世纪末期以来，小说家对小说故事性的破坏日趋强烈。这时，一个故事的好坏并不看它的“成色”如何，而是取决于讲故事的方式。契诃夫曾经把那些不好好讲故事的小说家称为“耍弄蹩脚花招的人”，但这种花招的大量出现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他们要摆脱陈旧的故事模式，摆脱虚假的因果关系和矫揉造作的戏剧冲突，甚至摆脱故事本身。现代小说家认为，传统的故事模式早已失去了弹性和内在活力，也失去了起初的存在价值，那些千百年来一直在给小说提供养料的故事模式已经成为制约想象力的障碍之一。

（摘编自格非《塞壬的歌声》）

读点诗词养点气

    中国自古就是诗的国度。悠悠中华几千年历史，延绵不绝的，是博大精深的古诗文对炎黄子孙潜移默化的熏陶。那些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引人入胜的深邃意境、凝练生动的优美词句、感人至深的诗家情怀，不仅传递着古诗词的韵律和丰富的情感，更为重要的是能使人读出浩气、骨气、地气、清气。读诗词，可以让我们学习古往今来仁人志士的气节情怀，汲取诗词歌赋的精神给养。

    读诗词养点浩气。南宋诗人文天祥的《正气歌》，就是浩然正气存乎天地之间的代表作，感情深沉、气壮山河，充分体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李白有“澹然养浩气，欻起持大钧”的高歌，谭嗣同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坦然，陈毅有“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的自豪……有了些许浩气，心胸就豁达，境界就高昂，正如宋代诗人丘葵所言，“浩气养成天地小”。

    读诗词养点骨气。骨气是人之脊梁，无骨则无节。李太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郑板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以及唐代诗人李颀“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的骨气，就是浩气、正气的延伸，也是做人从政的精气神所在。

    读诗词养点地气。古往今来，诗词之魂在“接地气”，没有地气的吟风弄月、自我欣赏，是没有多大生命力的。流传下来的诗词大多地气充足，滋养丰厚。从“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之劳，到“位卑未敢忘忧国”之忧，从“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盼，到“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之安，无一不是生活的营养、人生的积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久传不息的名篇佳作都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以精湛的艺术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

    读诗词养点清气。清正廉洁是古之取士的标准，也是为官事政的要求。古代为官者多是文人出身，既崇尚清廉的操守，也持守清正的襟怀，自然也是我们今天亟待补充的从政营养。王昌龄坦荡胸襟，“一片冰心在玉壶”；李商隐谆谆告诫“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于谦剖心自勉，“要留清白在人间”“清风两袖朝天去”；王冕慨然挥毫“只留清气满乾坤”……宋代诗人龚日升概括得妙：“千首新诗，一轮明月，两字清廉。”

真诚呼吁大家读些诗词，丰富学识，提升境界，装点人生。

    读书其实是一种“遇见”。打开书本的刹那，就开启了一扇去往不同时空的大门，碰见各种各样的人，听说形形色色的事，接触不同年代留下来的思想菁华。

    如果说，“遇见”是读书与生俱来的产物，那么，选择怎样的“遇见”，读书人理应有属于自己的主动权。苏东坡说得好：“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那么，什么才是“所欲求者”？我想，除了要选择那些契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功课长进的书籍外，关键一定要按优中选优、精中选精的原则，去选读那些经受过时间和一代又一代读者淘洗的经典。须知，读一本经典抵得上读几十本、上百本普通之书。而对于那些平庸的书籍，我们还是少读或者不读为妙。那样的“遇见”，只是重复，只会无端损耗你去选择读一本经典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太不值得。

    交朋友要交五湖四海的朋友，读书当然也是“遇见”的人和事越多越好，读书面越广越好。读报看到一个材料：在当年的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在读书方面都是学贯中西，打通文理。因此，吴宓、陈岱孙、金岳霖、贺麟等能用中国话语、中国文化娴熟诠释西学；冯至讲《浮士德》时，可以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诠释《浮士德》“一个越来越高尚越纯洁的努力，直到死亡”的主题。一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教授，也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学识。物理学教授王竹溪编写《新部首大字典》，在语言学界颇有影响；化学系教授黄子卿工于书法，热爱旧体诗，时常与文学教授游国恩探讨诗歌；年轻的数学家华罗庚则对散曲充满热爱……

    读书的“遇见”，又并非不动脑筋地匆匆而过，而是一种主观能动的行为。换言之，一定要避免人云亦云的做法，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善于从无疑处读出有疑。诚如孟子所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据说，梁启超先生对于所读之书是不愿轻易相信的。他作《王荆公》，为搞清楚王安石新政的真相，不仅反复研读王临川全集，还参阅宋人文集笔记凡数十种。所以，当与《宋史》互相参证时，他始发现其中的一些以讹传讹抑或故意诋毁、污蔑的谬误，然后，他“一一详辩之”，以还原历史真相。这种实事求是的“遇见”方式，不仅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自己的治学态度负责。

    （摘编自赵畅《读书是一种“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