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第一次系统、深刻的进行自我批评、从而展开一场文明自我更新的思想大解放运动，这主要就体现在战国时代墨家和法家的思想中。墨法学说，可谓此后一切中国改革、变法思想的源泉。

墨法两家，成于魏，归于秦。墨翟、孟胜、吴起、商鞅这些人之所以艰辛辗转，四处碰避，这主要就是由于当时“魏康楚富，齐淫吴巧”，即发达地区民风奢华，文明积习太深，听不进批评意见，更不愿展开自我批评，特别是墨子所倡导的“艰苦奋斗”这一条，在文明发达的地区，非但难行，而且难听。能够接受墨法思想的，最终证明是被文明核心区视为“戎狄”的秦。正因为秦在七国之中开化最迟，尚不存在六国那样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贵族世家集团，因此，墨法“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为则上，无能则下”的平等政治主张，方才能够在秦地得以实行。正因为贵族、世家的力量还没有形成，正因为“不党(党：偏私)父兄，不偏富贵，不嬖(嬖：宠幸)颜色”乃是秦的民风，以至“王亦不爱其家”，故“上同而下不周比(周比：结党营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户籍连坐”制度，亦方才能够在秦地顺利推进。而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秦开化最迟，百姓极不善言辞文饰，不存在一个靠巧言令色、舞文弄墨发达起来的智识阶级，故商鞅那一套以“农战”立国的思想，方能在秦地大受欢迎，吴起自鲁赴魏，又去魏适楚，而商鞅亦自中原最发达的魏亡命入秦，他们所献出的强国之策，首先就是对华而不实、只说不练的中原文明弊端的诊断和分析，在文明反思的基础上，他们方才转而倡导一种埋头苦干、只练不说的新文化品质。于是，开化最迟、民风淳朴的戎秋秦地，便这样成为他们培植新文明的试验田。这是秦人艰苦奋斗精神的起源，这更是秦走向富强的动力。

商鞅在《商君书·农战》中，曾比较“境外”的秦地与“境内”的中原文明。他认为由于中原地区文明发达，方才养成了盘根错节的贵族世家势力，方才铸成了导致阶级分化的富豪大贾集团，方才重用巧言令色、只说不练的智识阶层。而此三者具备，固可谓文明之成就，但也却正是“求蒙取辱”“政怠宦成”的开端，是“人亡政息”——即国家危亡的征兆，是文明走向异化的开始。作为“戎狄”的秦，之所以能据天下之雄图，最终统摄四海，扫荡群雄，这就是秦人的生活朴素、务实使然，秦人正是以朴素的“又战斗来又生产”、以南泥湾开荒般的“农战”精神，最终战胜了中原文明之骄奢淫逸。秦的改革蓝图，其实来自中原精英对于自身文明弊端的自我抛评，这种自我抗评，最终演化成“西戎”之秦对于中原文明所进行的“武器的批判”，秦王扫六合，乃是中国文明艰苦奋斗精神的第一次胜利、中华民族第一次自我更新。

《荀子·疆国》亦曾赞美秦的朴素民风说：“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又说“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荀子观察到的，恰是百年之后，中华文明在秦苏生的基础。这个主张艰苦奋斗的新文明，就是墨法政治理想的高度实现。

(节选自《中原与夷狄：两种文明的砥砺》)

草堂·诗魂

    ①细雨蒙蒙，落叶飘飘。

    ②当我来时，又是茅屋为秋风所破的季节。老天像有意在营造一份思古幽情，像有意让人来品味一种人生意蕴——文章憎命达！

    ③茅屋而草堂，草堂而杜甫草堂，这绝代诗圣生命的一大栖息处，这和着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一个伟大灵魂沉吟的处所——杜甫草堂，早已成了成都的杜甫草堂公园。草堂公园由大廨、诗史堂、工部祠和柴门等景观组成，给成都人一个清幽的休息场所，也给远方慕名而来的游客以精神的慰藉。设施是对过往的纪念，也是对现在的经营。只是草堂，作为一个诗人艺术生命的凝结处，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纠结点，作为一段历史的观象台，太有特点了，情绪也太浓重了。“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读清人顾复初的“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盘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那副对联，更让人嘘唏不已。草堂的文化意义与杜甫在世时命运的反差也太大了。然而，又让人坚信只要确实灿烂过，也就注定会占有辉煌。

    ④草堂足供观赏，甬道曲折，尽可徜徉，更何况又是细雨迷蒙，黄叶铺地！草堂，草堂，此时此际的草堂在诉说什么呢？从开元到天宝，《壮游》，《三吏》《三别》，《北征》，《秋兴八首》，直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代诗史再现了一个时代，仅这些就足以彪炳青史了。这是杜甫的不朽，这是杜甫的辉煌，这也是杜甫的价值所在。舍此，我们又何以了然在一个大起大落的时代里，有一个愈老大愈清瘦愈苦寒的杜工部！这些是不必说的。但仅仅如此，就远不能了然杜甫诗歌抑郁沉雄的内在生命力，也远不能了然士人的用世之志与命运悲剧。这正是文章憎命达的命意所在，是其深层的人生意蕴所在，也是中国历史上人才的成就与命运的二律悖反。

    ⑤中华传统，士人总有一份天下之志、用世之心，更何况出身于奉儒守官世家的杜甫！杜甫曾抒写人生抱负“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希望一出山就占据要津，而且充满理想色彩——要让君王赶上传说中的尧舜，要使全国民风淳朴敦厚。志莫大焉！然而，命运总是跟人开玩笑，历史也总在捉弄志士仁人。由开元而天宝，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上台，唐王朝也已今非昔比，贤能之人想说什么做什么都已不可能了。这是国家的不幸，时代的不幸，也注定了杜甫一生宏图大志的落空。肃宗即位后，杜甫表面上拥有一官半职，比如左拾遗、华州司功参军、工部员外郎，而实际上却难有作为，薪俸也不足以养家。离开中原后，其行迹大略是同谷—锦城—夔州—潭州，同时他的生命也如一片黄叶飘到了尽头。

    ⑥可是，他的诗作却从此更加如长河激浪，深潭照物，映现出一代河山的风云、生灵的状貌。它们如钟，如鼓，回响在中华历史的长空。杜甫的命运就这样确定了，杜甫的历史角色及其创作成就也就这样确定了。这时我们再吟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诗句，就会发现，个人的遭际，在诗圣眼中已不算什么了，此时他所想的只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苦寒到此已极矣，而忧患、仁慈至此亦已极矣！杜甫之胸怀，杜甫之心地足以光照日月！“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或者说经邦济世，要的不就是这种德与才么？但是，风雨飘摇中的唐王朝抛弃了杜甫，而历史却于风雨飘摇中造就了另一个杜甫。这究竟是杜甫的不幸，还是杜甫的幸运呢？历史总是把一份生命的朴素，让人咀嚼得百味丛生。

    ⑦流连一番，天色已晚，该走了。细雨依然。

材料一

     C919，中国首型国产大型客机。C是China的首字母，也是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英文缩写的首字母。第一个“9”的寓意天长地久，“19”代表我国首型大型客机最大载客量为190座。今天的民用航空研发制造领域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利润最丰厚的一个产业，一直被空客（Airbus）和波音（Boeing）两家航空巨头所垄断；能够进入这个领域，和“A”“B”并列，出现一个“C”，形成未来民用航空这样一个三足鼎立的态势，这是C919研发的最终一个目的。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打工者，差不多已经快要60岁了。20年后，谁来为第一代打工者养老，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仅仅靠低端的低利润的产业结构，显然不足以满足这样巨大的需求。产业升级要瞄准最高端的产业，瞄准市场规模大、利润高的产业，所以实现“ABC”三足鼎立是和国家的战略目标紧密相连的。

（摘自《国产大飞机C919的意义及影响》）

材料二

    目前，波音公司 60%以上的零部件对外转包，空客公司也有 1500 多家零部件供应商分布在全球 27 个国家。不过C919更多一些。咱不用它的东西可以不？——完全可以。也许你的国产的东西更好，更先进。但是，作为客户的航空公司可能不会接受完全没有经过考验的产品。毕竟，客机是载人的。任何风险都是不可以接受的。民航客机和军用大运不同，军用大运针对的是打仗，只要能把足够重的装备、人员、物资投送上去，投送到需要的距离上去，其它的问题统统都可以往后排，比如经济性油耗问题、舒适性问题等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安全性的问题都可以往后排。民用大型客机则不同，兼顾各方要求比军用大飞机要难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军用大飞机要解决有无的问题，而民用大飞机不仅要解决有无，而且要好，要比别人更好。所以，采用成熟、可靠的产品，是商业化运营的客机必然选择。

（摘自《大飞机C919其实是中型客机，空壳子意味着知识产权》）

材料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指制造工艺不受挟制，不存在因为知识产权协议不能制造或销售的情形。而完全自主制造，换个说法就是“国产化率”，是指在实际装配中制造材料不受挟制。如果大飞机的零件全部来自国内厂家，那么在特殊情况下，例如战争禁运，飞机仍然能够正常制造，这个肯定是最高目标了，但是和平时期重要性并没有那么高。和平时期，采购物美价廉的配件才是正确思维。补充一点，知识产权协议不延伸到商品之外。举个例子，飞机座椅。采购支付后，已经为座椅的知识产权完全付费，装飞机上还是装汽车上，是客户的事情，这些行为不受协议管制。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才是有竞争力的商品，才能取得商业竞争优势！至于20姬，Y-20这种，军事产品压根不讲知识产权。国防利器有权让法律走开，这是比法律更上位的存在！而C919，定位不同，“合法准生”才是第一位的。

（整合网上相关信息）

材料一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毛泽东同志用大气磅礴的诗句，讴歌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85年前，红军指战员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举，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筑起了巍峨的精神丰碑。今天，我们要自觉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意气风发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从长征精神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在长征最艰难时，许多人不知道部队明天要开拔到哪里、最终将落脚何处，但红军指战员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跟党走就是跟着理想信念走，就是向着光明的前途走。长征的胜利，是理想信念的胜利。没有崇高理想、坚定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如今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但理想信念不能动摇，精神支柱不能缺少。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要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始终听党话、跟党走，才能心有定力、行有动力，在新长征中续写新荣光。

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初心的力量。“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徐解秀老人的话，道出了党同人民的鱼水深情，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正是因为党和人民军队坚守初心使命，人民群众才给我们以全力的支持拥护。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就要紧紧依靠人民，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一心一意为了人民、矢志不渝造福人民，就能永远赢得人民支持拥护，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坚韧的力量。在原第13集团军军史馆里，有一件“半截皮带”的展品，说的是三过草地的一个班早已断粮断炊，不得不把身上的皮带拿来充饥。战士周广才忍不住攥紧剩下的最后半截皮带，含着泪说：“同志们，我们把它留作纪念，带着它见毛主席吧!”衣衫褴褛、忍饥挨饿，敌人围追堵截，高山终年积雪，草地沼泽遍布……这些都考验着他们的意志，锻造着军人的血性与担当。不管战争形态如何变化，战争的主体还是人，不屈不挠的坚韧品质永不过时。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就要传承红色基因、涵养革命意志，顽强拼搏、艰苦奋斗，以鲜血和生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从长征精神中汲取智慧的力量。遵义会议之后，我军重新回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一战争指导原则上，重新回到“十六字诀”这一战法运用上，才有了牵着敌人鼻子走的战略主动，才有了“四渡赤水”的经典战例，才有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后来，正是依靠具有我军特色的作战思想和战法，我们一路披荆斩棘，赢得了一次又一次伟大胜利。发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就是要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创新发展作战理论、作战思想和破敌之法，如此才能掌握制胜先机，打赢未来战争。

“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这样的唤醒跨越时空，让我们至今仍能听到长征的呼唤，感受到理想的崇高、精神的伟力。新的征途上，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只要我们保持坚定理想信念和坚强意志品质，就能迈过一道道沟坎，沿着革命先辈开辟的道路继续坚定地走下去，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摘编自何东平《从长征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

材料二　进入黄土高原以来，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一直尾追我们。到了吴起镇，他们更是追而不舍。还有鲁大昌——我们在腊子口交过手的这个手下败将也匆匆赶来了，妄图报复。

经过甘南急行数百里的红军部队，减员不少，给养困难，又初到天气寒冷的西北地区，极需休整。但是为了保卫边区人民的革命胜利果实，中央军委决定，给敌人一次沉重的打击。毛主席亲自指挥了这一仗。

这是10月的一天早晨，秋高气爽，太阳还没有升到头顶，毛主席率领部队进入吴起镇一带的山头阵地。我们一纵队四大队担负着迂回敌人左侧的任务，一路上只见兄弟部队也都进入各自的伏击阵地。

8时整，我们在川道左侧的山沟里埋伏得都有些急了，这时突然见到前方川道里冒起一团团尘土，我与大队长黄开湘同志各自拿起望远镜仔细一看，嗬，果真马大胡子的骑兵来了，一队接着一队，还真不少。

……

突然，“啪!”山谷里响起了清脆的枪声。

霎时间，两边山沟里的轻、重武器一齐吼叫起来，两厢伏兵一齐杀了出来。敌人此时才知道进了我们的伏击圈，但已经晚了。我们一个迅猛突击，把走在前面的那个团打了个七零八落。受惊的马狂奔乱跳，敌人无法控制坐骑，纷纷从马背上跌落下来。有的腿还挂在蹬里，硬给马拖着跑了。敌人后边的三个骑兵团，阵势还没有摆定，一家伙就给他们自己的败骑冲散了。真是人喊马嘶，不打自垮。我们就这样轻轻松松地消灭了敌人一个骑兵团，打垮了敌人三个骑兵团……

……

谁知道，这就是我们长征中的最后一仗啊!这一仗，宣告了一年来蒋介石“追剿”计划的彻底破产。

(节选自杨成武《长征胜利万岁》)

材料一：

AI绘画是否属于艺术创作，即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到底是否具有艺术的创造性，长期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方认为具备艺术创造性，因为其底层算法设计就具备创造性和创新性，而且还能生成不可预见的全新艺术成果；另一方则认为不具备艺术创造性，因为人工智能系统本身就是对人的模仿，输入的信息源于人类已有的艺术信息，输出的信息也只能是变相模仿而已。

我认为，AI绘画创作的艺术主体仍旧是人，需要人类提炼和组织准确的AI绘画创作语言，包括艺术创作元素、构图形式、风格特点等诸多关键提示词。这些技术参数信息输入AI绘画工具后才能生成画面，对艺术创作主体的人而言，这个过程是思考创作的过程。例如，为寻求合适的艺术关键词来激发或提示构建合适的AI艺术语境，就必然历经人的斟酌、思考、实验、遴选，甚至“废稿三千”才能得一二可意之作，然后还要再接受作为艺术客体的人的检验。AI绘画艺术主体和客体都仍旧是人，因此可以说AI绘画是属于人的艺术创作。

从艺术客体的检验角度，我们能感受到人工智能产生的美术作品、设计作品、文学作品，水平上参差不齐。就如同人类借助照相机工具，有的只是能简便完成造型留影功能，有的则能进一步提升为摄影艺术创作。因此对于人工智能绘画是否属于艺术创作的判断，需要秉持艺术本身之标准，避免以偏概全、简单否定。

当然，由于人工智能平台的高效产出，也会形成一波又一波的审美疲劳，也会经历多元扩展、分层分级。AI绘画终究要与其他艺术类型一样，不懈追求精益求精、臻于至善的艺术品质，最终只有少数才能进入艺术精品之列，因此也不太可能出现“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情况。

不可否认，AI绘画在计算机程序和算法设计的加持下，确实能大大减少画家的时间消耗，呈指数级大幅提升绘画作品的生成效率。此外，人工智能平台强大的信息整合和计算能力，也能够为画家提供新的创作灵感，协助完成艺术创作思维活动中的多方工作。正是因为人工智能跨越了艺术领域的很多技术门槛，让艺术照进现实的梦想实现起来更为方便，人工智能绘画工具也被视为充满了创造性、创新性的梦工厂。2023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发布的《首届中国数字艺术大展征稿通知》，将“人工智能艺术”正式列入征稿类别，这等于在事实上也已认可人工智能绘画属于艺术创作范畴。

总之，人工智能时代艺术领域产生的AI绘画，其本质上也就是“人类艺术智能”基于“人工智能技术”而创造的“人类智能艺术”，这当然仍属于人类的艺术创作行为。科学、技术与艺术之间并非矛盾对立的关系，科学技术带给艺术的不是危机，而是带来生机、带动升级，营造出艺术发展的重要契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必然为人类艺术发展注入新生力量，扩展和丰富人类艺术的外延空间。

（摘编自杨祥民《人工智能绘画属于艺术创作》）

材料二：

虽然AI绘画在技术层面有重大的突破，但在创造上却有其限度。AI自始至终是技术，是工具，AI绘画作品不是艺术作品。

AI绘画作品的生成机制是基于数据的算法，由设计者来设置其生成机制的模型，从艺术创造的层面而言，这类艺术生成只能停留于绘画的再现与模仿的层面，尚不能上升到创造的层面。如果进一步分析，会发现AI绘画工具是基于对艺术史已有的图式、风格、绘画语言的模仿，在这一过程中，AI绘画可以复制、剪裁、修改、分析、拼贴、挪用、再制、阐释、互动、反馈，所有这些都只是停留于模仿，导致的直接结果是AI绘画的图式复制化、题材标签化、作品同质化等等。

从生成机制来看，当下AI技术不但能够复制旧有的艺术作品，而且随着AI绘画技术革新迭代，AI绘画程序已经可以基于关键词的参数来生成艺术作品。低门槛、操作简便、快速生成、模仿高超，所有这些都使得这类AI绘画工具“破圈”，恍若进入“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的时代。但是，从本质上而言，这些AI绘画程序终究都是工具，只是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程序迭代而已。也就是说，AI绘画工具自始至终都是技术。

AI的技术革新无异于另一场摄影技术所带来的技术革新。如同摄影基于成像技术的可复制性，AI是基于算法的无限复制和无限繁衍。因此，AI绘画只是对已有艺术风格的重现和复制，缺失原创性，只是技术、科技和艺术相融合的媒介，尚未上升到艺术的层面。AI尚未生成艺术家的“主体性”，没有独立的感知、意识和情感，缺乏真正的人类生活的经验。所有这些都使得AI绘画与真正的艺术有隔膜。

真正的艺术所承载的是艺术家独特的生命体验，是艺术家生命情感的记录。笔者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观看凡·高的《向日葵》所带来的心灵颤动，向日葵就是凡·高的肉身和灵魂，凡·高非常懂得把握笔触的节奏和韵律，那躁动而颤抖的笔触就是他生命激情的燃烧，那些看似静物的向日葵恍若一张张人脸，表达为生存而奋斗的主题，给人以强烈的灵魂震颤。你可以感受到他的绝望、孤独、痛苦、挣扎，以及热爱，金色的向日葵凝结着凡·高炙热的生命之光。

总之，AI绘画也许可以引起视觉的狂欢，却无法带来心灵的颤动。人工智能也不可能取代人类艺术家，因为它无法代替艺术家去思考、体验与共情。

（摘编自宋石磊《AI绘画缺失主体性和原创性》）

材料一：

追溯人类早期秩序建立的过程，“命名”无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释名》云：“名，明也，名实事，使分明也。”凡事凡物皆须有名，有了名称方可识别归类，此为秩序的开端。因此，给事物命名在古人看来绝非小事。《尚书·吕刑》谈及远古时期尧初建社会秩序，派诸官分掌各项事务，大禹命名山川即其中重要举措之一。

反映早期先民观念意识的《山海经》对事物命名也很有兴趣。《山海经》叙述山林川泽、飞禽走兽以及异域地产，皆用“名曰xx”或“其名曰xx”句式。如《南山经》的招摇山，“有草焉……其名曰祝余”“有木焉，其名曰迷榖”。在这种“命名识物”的叙述技法下，花木鸟兽、人种国度——被赋予名号，书中荒诞驳杂的内容因此显得秩序井然。不仅如此，《山海经》在为事物命名时也表现出早期文化的一些特点。人类早期对自然声音的辨识力和敏感度极高。《山海经》一书记载虫鱼鸟兽时经常描摹声音，诸如“其音如狗吠”“音如婴儿”等。鸟兽跳跃奔伏，物状难辨，故以音别之，专门通过鸟兽本身的叫声给其命名。在此意义上，命名即为识物。

除了以声音名物之外，还有些物怪依据活动场所来命名，如《庄子·达生》曰：“水有罔象，丘有峷，野有彷徨，山有夔，泽有委蛇。”这种命名物怪的方式通常没有特指某个固定对象，而是类的称呼，条件限定也欠严密。这些名称显示出早期先民“命名识物”思维中较为朴素而直接的状态。即认为“名”与其所指事物差不多对等。名字确定，“物”的性质、界限方才清晰，此即为重视命名、以辨名来识物的认知模式。

《周礼》论及周王朝设官分职状况，其中职官大都有辨析“名物”的职责。从内涵来看，周礼之“名物”既有物类自然属性的区分，亦包含抽象伦理象征意义之建构。如“司服”职掌九种吉服，不同吉服各有相应的使用场合，承载着诸多象征意义。“𫜁冕”是天子祭祀先公、燕飨射礼时穿戴的，而“毳冕”则为群祭山川湖泊时所用。周礼之所以如此关注“名物”，正因为“名物”有“用事”之目的，此小者关乎地位、财富，大者事关尊卑、等差以及社会秩序，此即周礼之核心目的。

周代乃礼仪大邦，其礼仪制度和文明建设的高度发展与名物学息息相关。仅《周礼》所涉名物类型就有二十余种，这些名物根据名称范畴、功能属性、职官归属等作了更细致的区分。名不同则其形制、功能也随之各异，体现出时人清晰的思想逻辑，远远走出了早期先民浑朴的命名状态。后人常以周礼皆为“繁文缛节”，对此多有讥刺，认为其繁缛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诸多“名物”的区分和配用上。其实，正是借助于“辨析名物”使得相关名物各有所用、各有象征，周代才建立了稳定的社会秩序，从而进入一个相对较高的文明。中国传统文化对名实、名号、名分、名序、名目等格外敏感重视，也正是由此而来。

（摘编自王静、郗文倩《从“命名识物”到“辨物刻物”中国古代博物学的知识技术和思想观念》）

材料二：

张定浩《文学与名物》一文讨论了名与物在文学当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文学的基本相对性，在于使人“从观念的重重罗网中挣脱出来，重新透过坚实的万物去观看事件，并被万物和事件所观看”。如何做到这一点呢？①“单是知道这些事物抽象和普遍的名字还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知道它们在彼时彼刻具体的、被唤出来的名，将那些被湮没的具体的名和同样被湮没的具体的物相连接，如此它们才可能复活，像密码锁的开启，咯哒一声，一个真实存在过的生活世界，而非我们带着今日眼光所以为的那个现实世界，才得以呈现。”

什么是“抽象和普遍的名字”，什么又是“具体的、被唤出来的名”呢？唐宋之际，某种芜杂琐碎的名物记录开始悄然渐增，人们热衷于为寻常事物巧制“文呼”，为已有常名之物另取新名；至于在北宋兴起，在南宋自成一类的谱录，乃至热衷于名物记录的小说，则更是风气已开之后的产物了。此类作品对名物的记录，并不以训诂与考证为目的，它们与巧制“文呼”的风气一样，与其说是为了准确指称某物，不如说是出于审美与娱乐之动机。牡丹，有鹤翎红、倒晕檀心、九蕊真珠；砚之形制，有仙桃、玉台、月池；酒，有瑶池、兰芷、千日春……在牡丹、砚、酒等“类名”底下，它们提示的差异微乎其微，难道没有它们，或者说没有这些差异，人们最基本的生存与交流会受到影响吗？②然而，正是它们，能够打破“简单固有的符号化认识”。“抽象和普遍的名字”，是牡丹、砚、酒，而有心人在千百年间孜孜不倦地记录下的九蕊真珠、月池、千日春等繁冗琐碎的“无用之名”，才在当时的生活（而非生存）当中具体地被唤起。此外，张定浩还借金宇澄的小说《繁花》来说明，“人的真实的活动与感情，需要一个具体的物的世界来安放，并通过那些物的名字来保存”，而“一切的人类，最终都是生活在沉默却有名字的物的怀抱，而非意见和观念的喧嚣中”。

（摘编自鄢虹《注目于“名”：“名物学”的另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