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节日的意义，可以从文化、民俗学、经济等角度阐发，也可以放进文学世界理解。传统节日不仅能保存民族历史记忆，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情感，增强民族认同，还能促进社会文化再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

    从文学的角度观照传统节日，并不牵强。传统节日在传承过程中，一些原初的价值与功能或有所丢失，或发生变异，节日仪式中的功利作用悄悄向审美作用转移，端午节就是例子。端午又称“重午”，阳气盛极，阴气初生。为避邪气，用置菖艾、戴香包等方式防五毒、送瘟神。延习既久，这些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活动，具备了功利和美感的双重作用。可见，在审美需求的层面，传统节日与文学有相通之处，因为节日带有娱乐性，能给人带来精神的愉悦。

    文学的功用，并不仅仅给人带来心灵的愉悦。文学也经由审美活动，引发人们思考人的本原，即人从何而来、人之为人的意义和生命的终极价值。清明扫墓祭拜，是追念先人与逝者，祈求保佑的虔诚表达；中元节送河灯，活着的人希望那些无所归依的魂灵也应被善待。这些在固定时间里反复进行的活动，跟文学里对生者与死者、此岸与彼岸关系的思考，如出一辙。有些节日，由人类对自然的崇拜演化为人类对生活愿望的象征性表达，比如七夕节。七夕节由“天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座而来，反映了人类对天象的崇拜。根据这一天象，产生了牛郎织女鹊桥会的凄美爱情故事。这个节日的诞生，可以说与文学生产同时进行。

    传统节日得以保存并成为中国人精神里不可剔除的部分，也依赖文学创造的艺术形象和语言篇章。从古代开始，对传统节日的吟咏，产生了大量的诗词歌赋。说到春节就会想起王安石的《元日》，说到清明就会吟诵杜牧的《清明》……传统节日由民俗风习向审美对象转化，文学起了主要作用。

    成体系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人类文明的进步，由科学不断地对原始思维构造的世界形象“去魅”，造成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更重要的是对自然的科学认知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失去不少光彩。试想，只有陨石坑的月球，比起有嫦娥、玉兔和桂花树的月宫，是多么无趣。因此，保留传统节日以及相关的神话和文学形象，对于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复魅”，它将使日益单面化的人在精神世界里丰富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传统节日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是对全人类的一种文化贡献。而文学有责任在传统节日文化传承中不断地再生产。

（摘编自《传统节日的文学理解》）

材料一

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民法典共7编1260条、10万多字，是我国法律体系中条文最多、体量最大、编章结构最复杂的一部法律。编纂民法典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的先河，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有利于推动我国立法更加系统，促进制度体系更加科学严密、更有效率活力。

（摘编自《民法典为法治建设注入新动力》，《人民日报》2020年9月21日）

材料二

记者2020年9月5日从清华大学法学院获悉，4日下午，“明理讲坛。民法典的实施系列讲座”第一讲成功举办，该讲座由清华大学法学院主办，充分调动校内外资源，邀请著名法学家，从中观制度和微观规则层面对民法典做出阐释，并以在线会议和直播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开放。首场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以“民法典人格权编的亮点与适用”为题进行讲授。

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申卫星表示，本次系列讲座既响应“加强民法典重大意义的宣传教育”的要求，也是在民法典颁布数月后进行的冷静思考；既是同学们在疫情之后迎来新学期的“入学教育”，更是清华大学法学院为同学们提供的“开学第一课”。

（摘编自《清华大学法学院推出<明理讲坛。民法典的实施系列讲座>》2020年9月5日）

材料三

民法典的生命在于实施，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应高度重视，积极行动，确保民法典得到有效贯彻实施。

我国采取的是先制定单行法、后制定民法典的思路，民法典的出台，使原来制定的物权法、合同法、婚姻法等单行法同时废止。有些规范同民法典规定和原则不一致，要依据“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原则，及时修正和废止。我们要及时修改民事法律保证民法典的统一性。

“徒法不足以自行”，民法典不只是调整民事主体关系的法律，也是行政机关执法的重要尺度，各级司法机关必须依照民法典进行民事审判活动，就要公正司法提高审判水平和效率。

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要广泛开展民法典普法工作，要通过社区、工作单位、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等多渠道的持续宣传，让大家了解民法典、遵循民法典、运用民法典，形成全民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人民群众只有掌握民法的基本制度，才能更好地保证自身合法权益。要把民法典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尤其加强对青少年民法典教育，将民法典基本知识带进课堂书本，提高青少年的法治意识。

（摘编自《多措并举确保民法典得到有效贯彻实施》2020年6月18日）

材料一：

ㅤㅤ古诗是古人心声的真实记录，是展现先民人生态度的可靠文本，正如清人叶燮所说：“诗是心声，亦不能违心而出……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读诗就是读人，古人音容笑貌如在目前，这是我们了解古人心态的最佳途径。清人沈德潜说：“有第一等襟抱，斯有第一等真诗。”中国古人评价文学家时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人品与文品并重。经过历代读者的集体选择，往往都是具备“第一等襟抱”的人物，其作品必然也是“第一等真诗”，从而沦肌浃髓地领会传统文化精神。从《诗经》《楚辞》到明清诗词，很多作品都具有很高的阅读价值，唐诗宋词应是我们的首选阅读对象。

ㅤㅤ唐诗宋词对于现代读者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们先来看唐诗宋词到底写的是什么内容。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最古老的纲领，就是“诗言志”。到了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又提出“诗缘情”。有人认为二者是对立关系，包括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也包括对万事万物的价值判断。唐诗宋词的内容跟现代人没有距离，比如对真善美的追求，比如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保家卫国英雄行为的赞美，现代人也如此。所以唐诗宋词中典范作品所表达的内心情感、思考和价值判断可以传递到今天，启发我们更细致地品味人生意义和美感。

ㅤㅤ当然，对于现代人来说，唐诗宋词的最大意义是其中的典范作品可以提升我们的情操、气质和人格境界，其诗中蕴含强大的精神力量。杜甫诗中充满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热爱天地万物的仁爱精神，是儒家思想中积极因素的艺术表现，使词从音乐歌词向抒情诗转变，给以柔声曼调为主的传统词乐增添了高昂雄壮的因素。到了南宋，他们继承苏轼词中始露端倪的豪放词风，并以慷慨激昂和沉郁悲凉两种倾向充实了豪放风格。

ㅤㅤ总的来说，李、杜、苏、辛的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可以在审美享受中不知不觉受到诗人人格境界的感染，这个过程就像杜甫所描写的成都郊外的那场春雨一样，润物细无声”。

（摘编自莫砺锋《在读诗读人中感受万千气象》）

材料二：

ㅤㅤ在如何阅读和鉴赏唐宋词的问题上，我很认同晚清词论家况周颐的一席话：“读词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绝佳者，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蕙风词话》卷一）这样（词人之性灵）相浃而俱化”（《蕙风词话》卷一）的境地。照我看来，就是读者须与古代词人进行有关人生体验的“交流”与“对话”，如此才能达到二者之间的精神沟通和心灵契合。此话如何理解？

ㅤㅤ首先，从唐宋词人来说，尽管他们早已长眠地下，无非是要用艺术手段把活动——即生活——抓住，使之固定不动，照样又会活动—既然是生活，就会活动。”虽然唐宋词人在主观上或许并无此种意愿；而当后之读者重读这些词篇时，词人的歌哭啼笑，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就都会得到复活和浮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尤其是它所贮存的丰厚人生意蕴则更保持着“常绿”的状态。故而读词实际就是在人生体验方面向前代词人“讨教”“求援”的过程，也是在古代先行者中间寻觅精神知音和良师益友的文化活动。这时，他们必须澄思渺虑，静静地倾听和深深地思索发自唐宋词人的种种心声。

ㅤㅤ其次，在此同时，读者在阅读和欣赏唐宋词时，并将自己的独特感悟融入对原作之“词境”与“词心”的理解之中，这就会进而扩展和拓深原词的思想意蕴。读者在读词过程中并不是处于被动的状态，因此就形成了读者与前代词人之间的跨时代“交流”与“对话”。而唯有这样的读词之法—读者尽可能地调动自身的人生经验和艺术想象力，“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这才能真正把词读深读透。

（摘编自杨海明《唐宋词与人生》）

材料一：

从上古时代到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一般观念上都强调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反对追求华丽的奢侈，不但老百姓不可能有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身社会地位的享受，就是贵为天子的君主，也不应该一味地贪图享乐。《尚书·五子之歌》：“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把华丽的美与奢侈的生活欲望简单地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追求华丽的美就是一个国家衰败和灭亡的根本原因。《国语·楚语上》：“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这是倡导朴实之美的最基本的经济和政治的原因，与此同时，传统美学观也就把对美的鉴赏和崇尚纳入了政治风格和道德评价领域，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超美学的标准。

（摘编自魏家俊《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下的绚丽之美》）

材料二：

在高歌民族复兴的今天，怎样认识中国文化传统，是我们的重大课题。因为体大，自然思纷；为求其真，仁智之见，我们都应该研究。历览前贤著述，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特质。

和而不同，厚德载物。重视人与自然之间，族群、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所谓“天人合一”是经过区分天人、物我之后，重新肯定的人与自然的统一，强调的是顺应自然而不是片面征服自然。在观念上形成了“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文化理想。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善于化解对立，主张仁爱、和为贵。

刚健自强，生生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指人要向天地学习，以“刚毅”的精神，生生不息，奋斗不止。中国人因此而创造了世界上独特的文明，而且是世界上唯一未中断的文明。

仁义至上，人格独立。我们以仁义为最高价值，崇尚君子人格，肯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弘扬至大至刚的正气，强调人人都有内在的价值与不随波逐流的独立意志，守正不阿，气节凛然，甚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主义肯定人民是主体；人君之居位，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戴；保民、养民是人君的最大职责。

整体把握，辩证思维。中国思维有两大特征，一是整体观，二是阴阳观。前者从整体上把握世界或对象的全体及内在诸因素的联系性、系统性，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后者重视事物内在矛盾中阴阳等关系的对立与平衡。

经世务实，戒奢以俭。我国有现世与实务精神，强调知行合一，经国济民，兼重文事武备，明理致用，反对空谈高调。尊重劳动，倡导勤俭节约，力戒骄奢淫逸，鄙视不劳而获。

中国文化精神的这些特质可以成为中国梦的文化底蕴，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文化基础。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化可以作创造性的现代转化。例如中国古代的社会理想，或者说中国梦，代表话语应是《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

这是儒家所设想的远古时期“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也可以说是古代中国人的梦想。这就是“天下一家”的社会理想。

两千多年来，平民子弟通过宗族祠堂与家庭教育世代传承的精神信念，其主流价值仍然是仁爱、孝慈、正直、忠信。百姓接受并影响他人的生活哲学，是带有儒家文化密码的忠臣义士的故事和蒙学读物、族谱家训、民谚民谣中的廉洁勤俭、与人为善等观念，如《三字经》《千字文》以及“四书”中的一些内容。这些价值通过唱戏的、说书的，通过家人乡亲口耳相传，逐渐在民间扎根。

（摘编自郭齐勇《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

材料三：

信息化、数字化既给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带来威胁，也为其重焕生机提供契机。为什么从前人们喜欢看戏，现在不喜欢呢？这变化的背后就是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在信息、交通都不发达，文化娱乐活动匮乏时，建立在地域文化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得以较好地传承发展。随着信息和交通的便捷，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后，地域色彩浓厚的传统文化面临巨大冲击，当人们打开智能手机，就可以观看电影、电视时，很多人就不愿意走进剧院看那些古老的地方剧种了。传统戏剧如此，其他领域和门类的传统文化亦然。但是，信息化、数字化是一种技术力量，它们打破了传统文化的传播限制，使其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知音。如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从2014年登陆好莱坞杜比剧院后热度一直不减。这种蕴藏着强烈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密码、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语境里被认同、被赞叹，真正走向了世界。

（摘编自封寿炎《数字时代，传统文化如何保护传承》）

大卫 ·科波菲尔（节选）

[英]狄更斯

我姨奶奶个头高高的，神色严厉，但并不难看。她的脸上，她的声音里，她的步态举止中， 都无不流露出一种刚毅，足以说明她往日在像我母亲那般软弱的人身上可产生的影响。我特别注意的是她有一双十分机灵明亮的眼睛。她灰白的头发简单朴素向两边分开。她着的衣是浅紫色的，很整齐干净，只是尺寸很紧。我记得当时我认为她的衣看上去极像剪去了不必要的下摆的骑装。她在襟前挂着一个金表，金表还配有链子和挂饰；如果我能从其大小和式样判断，那表应是男子用的。

狄克先生气色红润，头发灰白。他的头还特别怪地垂着，但这并非因年龄才如此，他那样垂着头使我想到一个学生挨打后的样子；他的灰眼睛大而凸起，并且水汪汪地亮得特别，加上他那心不在焉的神态，还有他对我姨奶奶的服从，以及听到姨奶奶的称赞时他那孩子样的高兴劲，这都使我怀疑他有点疯疯癫癫的。可是，如果他真是疯疯癫癫的，那他又怎么到这里的呢，这我可一点儿也想不通。他的穿着和别的普通男子一样，穿着很宽松的灰色晨装，白长裤；表放在裤口袋里，钱放在上衣口袋里。他还把钱晃得嘩啦啦响，就像炫耀自己有钱一样。

珍妮是个健美的年轻女子，很好看，大约有十九或二十岁，①像是一幅整洁至极的图画。 她是我姨奶奶的一串学员之一。

那个房间就像珍妮或我姨奶奶一样整洁。就在刚才我放下笔回忆那房间时，带着花香的 海风又吹进来了；我还又看见擦得铮亮的老式家具，弧形窗里绿扇子附近我姨奶奶的那把凛 然的大椅子和桌子，粗毛地毯，壶架，两只金丝雀，古瓷器，装满干玫瑰叶的酒罐，放置各种器 皿的高橱架，还有和这一切极不协调的——脏兮兮躺在沙发上打量这一切的我。

洗澡实是很大的享受。我开始感到因曾睡在野地而四肢疼痛，而我又那么疲乏虚弱，几 乎无法让眼连续睁开五分钟。我洗澡了后，她们——姨奶奶和珍妮——给我穿上本是狄克先生的衬衣和裤子，又用两或三条披巾把我裹上。我像一捆什么呢，我也说不上，但我觉得是热烘烘的一捆。我觉得很乏，极想睡，很快就又倒到沙发上睡着了。

也许是久已在我脑中出现的幻想使我做了那么个梦。我醒来还觉得是那么回事——姨 奶奶曾来过，向我俯下，把我的头发从我脸上轻轻撩开，把我的头摆得更舒服些，然后站在那里看着我。我耳边似乎响过“可爱的小人”或“可怜的小人”这类话；可我醒来时，却实实在在找不出任何证明可让我相信那些话乃出自姨奶奶之口，她当时正坐在弧形窗前那可以转来转去的绿扇子后看大海呢。

我醒后不久，大家就一起吃烤鸡和布丁。我坐在桌旁，②有点像只被绑住翅膀的鸟一样 艰难地运动我的双臂。不过，是姨奶奶把我给捆成这样的，我也就对此不便有什么抱怨了 我一直急于知道她要把我怎么处置，可她吃着饭，一言不发，只偶或看看坐在对面的我，并说 句“天哪!”这丝毫不能使我的不安减轻半分。

桌布撤去后，摆上来的是种葡萄酒，我也喝了一杯那酒。姨奶奶又把狄克先生请来和我 们坐在一起。姨奶奶请狄克先生听我的故事，他就尽可能装出很明白事理的模样。在姨奶奶 一连串的问题下，我的故事被引了出来。我讲述时，她不住朝狄克先生看，如果他不这么做， 我想他准会睡着。每当他微笑时，我姨奶奶就皱眉头，这下又把他的微笑给挡回去了。

喝过茶后，我们在那儿坐着，直到暮色降临，这时珍妮把蜡烛和双陆棋盘放到桌上，并把 百叶窗拉下。

“喏，狄克先生，”姨奶奶仍和先前一样严肃地举起食指说，“我要向你问另一个问题。看 着这孩子。”

“大卫的儿子?”狄克先生扬脸认认真真又不知所措地说道。 

“正是，”姨奶奶说，“现在你把他怎么办呢?”

“把大卫的儿子怎么办?”狄克先生说道。

“正是，”姨奶奶答道，“把大卫的儿子怎么办好。”

“哦!”狄克先生说，“是呀，把他怎么办 我就会让他上床睡觉。”

“珍妮!”姨奶奶满怀胜利感和满意心情叫道，“狄克先生为我们大家指出正确方法了。 如果床已铺好，我们就送他去睡。”

珍妮报告说床铺好后，我就被带去睡觉。她们带我时态度和蔼，但有点像押解囚犯——姨奶奶走在我前面，珍妮殿后。她们走开时，我听见她们在外面把门锁了。我觉得姨奶奶并 不很了解我，很可能怀疑我有逃跑的习性，所以采取了预防的措施，③把我妥善地保管起来。

这房间挺可爱的，在房子的最高处，俯视着大海，一轮明月正照耀在海上。我记得，做了晚祷后，蜡烛灭了，我是怎样仍坐在那里，看那水上的月光，就好像希望从一本发光的书里读 到我的命运或看到我的母亲带着她的孩子，沿那熠熠闪光的路从天上走来，她看着我，还像我最后一次看到她那甜美的脸时那样。我记得我怎样转过身，当我轻轻躺下，被雪白的被单拥围时，那庄严的感觉又由于看到这雪白的卧具而变作感激之情和安适之感——这是多么令人浮想联翩的感触呀!我记得我怎样想起我曾在夜空下露宿过的所有荒郊野地，我怎样祈祷永远不再失去家，也永远不忘记没有家的人。我还记得，我后来怎样依稀沿着海上那撩人思绪的光辉路径，④漂入了梦境。

（有删改）

【注】本文选自《大卫 ·科波菲尔》第十三章。大卫 ·科波菲尔逃离伦敦，历经种种艰辛， 最终到达了姨奶奶家，受到了款待。

材料一：

青年是最能反映时代特征的群体，青年的思想动态也直接映射出社会的前沿思潮。

从改革之初的迷茫，到满怀对高物质生活、高社会地位的向往和奋力拼搏的精神，再到对职场的厌倦、对竞争的排斥，到今天寻找化解时代困境的途径，追求世俗眼光之外的人生价值，这一过程展示出青年正走向创新与变革，也从单纯的抱怨走向了对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进一步融入了国家发展大局。从表面上看，这是青年在面对激烈社会变迁时的应对策略；更深层次地分析，这些变化展现了中国青年集体情绪的转变。

青年集体情绪的形成与其面临的社会挑战有直接联系。虽然在一些时期内，青年的集体情绪中出现了“躺平”“佛系”等逃避心理，还出现了精神内耗的加重、“脱不下孔乙己的长衫”等不良现象。但纵观整个发展历程，青年对时代的挑战并没有采取消极颓废的行为实践。其实，“佛系”与“躺平”更多是一种自我嘲讽和心理安慰，通过口头的摆烂来缓解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精神内耗”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了青年在应对社会压力、寻求自我实现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突破困境限制的坚韧品质。当今的青年正在尝试平衡物质满足与精神满足：既希望实现物质生活的提升，也很看重个人实现、事业和理想。

“集体情绪”是社会情绪的一种形式，是指同一世代的社会群体经历了相同的历史事件、社会结构、政策引导后，形成共同的、持续的、有价值导向的社会心理反应，尤其是对个人发展、目标追求、人生价值的情绪表达。它与群体情绪的不同之处在于：群体情绪是具有同质性或存在于同一时空环境下的群体，针对某一突发事件或历史事件，在时间爆发出的群体心理冲动，在一个时间段内可能会因不同事件形成多个群体情绪；集体情绪则是一个世代群体的整体心理动态，能够维持较长时间，对孤立社会事件的敏感性更弱。

（摘编自陆士桢、蔡康鑫《改革开放以来青年集体情绪的转变与政策因应——从寻求物质满足到精神满足的平衡》）

材料二：

“精神内耗”不能简单地跟抑郁、焦虑画等号，但可以说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精神内耗”状态，没有及时觉察并采取有效的应对方法，就很可能导致抑郁、焦虑等心理障碍。

许多学者都以“疾风暴雨期”来比喻青春期，步入青春期之后，由于青少年自我意识的高涨，其内在世界也开始丰富起来，容易产生自我冲突和矛盾心理。许多青少年对周围的一切事情都非常敏感，对师长的言论有自己的判断，对各类社会现象有自己的思考。但这也带来了新问题：他们的一些想法未必符合实际，“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来自现实的打击会让部分青少年看清自己想法的幼稚性，但也有可能让他们更执着于自己的想法，结果在一次次与现实的碰撞中，灰头土脸地败下阵来，从而陷入自我怀疑，步入精神内耗的循环。

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在其著作《自卑与超越》中写道：“内耗体质的人，无法分清自己的事和别人的事。”一个人如果分不清这些，就容易受到别人情绪的影响，把别人的期待当成自己的期待，把别人的情感当成自己的情感。而自我发展的标志，是能够分清你、我需求间的差别，通过这种区分建立边界感，这就是课题分离。如果一些孩子过度看重同伴的想法，为了满足同伴意愿而不断猜测、一味迎合，就会让自己“小心翼翼”，敏感多疑。学会课题分离能帮助人们将认知资源分配在最应关注的问题上，集聚心理能量克服当下面临的压力和困境。

在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中，“超我”包括自我理想，即自我渴望达到的成就目标。目标的过于理想化，使得部分青少年想得太多而行动太少，脑海中的两个“小人”不断斗争陷入内耗。处于教育内卷的时代，青少年不但承担着沉重的学习压力，还肩负着父母的高期待，但因为自身兴趣、能力的不匹配，他们或许始终无法满足家长的预期，不少孩子会因此被“无用感”包围。旁人可以用100%的专注力完成一件事，而他们先内耗了50%，行动力自然随之降低，而后在恶性循环中变得越来越消极、越来越疲惫。

反刍思维是一种慢性习惯，可以经由后天培养。积极的反刍思维分为两种情况：遇到开心的事时，享受快乐；面临烦心的事时，积极应对。一些青少年往往由种种原因诱发消极的反刍思维，在脑海中循环“播放”消极、负面的想法，一遍遍地回想，一次又一次地陷入懊悔。比如：奋进努力后考试失败的经历，人际关系的不和谐，被父母忽视、不认可等。消极反刍思维会无限放大个体的焦虑、失败，让它们沉湎于过去的痛苦，没有勇气面对现实挑战。

精神内耗者要学习使用观察者心态处理内心的自我冲突，知道自己面对的问题很多都是被允许和接纳的。教育者也要提供相应支持，及时倾听青少年心声，帮助学生调整状态，引导其快速走出寒冷冬季，迎接春日暖阳。

（摘编自马地那·那司尔吾拉、杨东《“精神内耗”背后的心理动因是什么——以青少年群体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