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向暖

于艳丽

    父亲坐在轮椅上：他垂着头，看不到脸，花白稀疏的头发掩盖不住头皮，一道勒痕从他低垂的后颈处显露出来，红紫色的淤血让人触目惊心。

    她“啊”地一声站起来，埋头工作的同事抬起头莫名其妙地望了一眼，复又低下头去了。每个人都有忙不完的事，谁有工夫关心她的情绪呢？

    此刻正是中午，一天中最暖的时候，明媚的阳光从窗户外铺展到室内，她用手摸索了一下脸，恍惚中做了一个梦！，

    她觉得有必要请假回老家一趟，这个打算已经有了好久了。从去年的秋天开始，她知道父亲的中风更严重了之后，就打算回去。可是，工作实在是太忙了，一个任务套着一个任务，她没有办法停下来。

    无论如何必须回去一趟了。这几天，网络里、电视上，轮番轰炸似地播报一个关于保姆弑杀老年雇主的新闻，这让她时不时地做噩梦。

    伺候父亲的保姆是自己在中介找到的，五十岁左右，圆脸，有一双与年纪不大相符的清澈的眼睛。她就是看中了她那一双带着笑意的眼睛，凭她在社会上多年历练的经验，那笑不是逢迎的、卑微的，而是从心底里生长出来的善良结成的笑。把一个失语的瘫痪在床的老人交给有着这样善意笑容的人，她觉得自己是能够放心的。可现在，她对自己的判断有了怀疑。电视上那个老女人看起来多憨厚，多无辜，如果不是证据确凿，她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那样的一个人竟然会像掐死一只蚊子一样，害人！

    终于还是请了假，头也不回地挤进了火车站。她坐在候车室，心神不宁地盯着候车大厅门口那个圆形挂钟上的时针和分针等车。

    母亲去世后，父亲得了脑中风，不能自由行动，也不能言语，自己又没有能力将他带在身边，只好在老家雇了一个保姆，伺候他的饮食起居。最近两年，新换了工作，压力大，而她似乎也有意识地逃避着那个有亲人却没有温暖的家，直到最近看到那则保姆出事的新闻，她才慌乱起来。她想，应该回去看看了，如果父亲出事了，那冥冥中她也成了杀人者的同谋。

    回乡的路曲折漫长，火车爬过一座山又一座山，越过一道河又一道河，可终点似乎遥遥无期，对面一个回乡的小孩问：妈妈，火车爬得这么慢，为什么不站起来跑呢？

    她在众人的惊叹中，哑然失笑。小时候，她也问过父母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尽管得不到想要的答案，但是父母亲无一例外地慈祥地笑她，抚摸她的头，甚至给她一个奖赏性的拥抱，让她觉得问一些没头没脑的问题虽然没有答案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下了车，神思还在恍惚。

    有两年多没回来，站前的大楼在新广告牌衬托下，似乎更显破旧，一辆黄色的出租车恰当地停在她的身边。司机师傅按响喇叭，这让她竟然有了手足无措的感觉，就像偶遇一个曾经十分熟悉却又被自己疏远的朋友。

    车上，她试探性地提起保姆杀人的案子，司机师傅打着哈哈说，现在这世道，什么稀奇事都有。前段日子，这里一个老人死在家里，十几天才被发现，等打开家门，发现人已经臭了。她的胃抽搐了一下，嘴里涌出一股酸水，想吐，却又忍住了。她用一只手扶着头，转脸看向窗外，马路边的老柳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没了，路边被水泥和花砖铺出了停车场，她想起那几棵老柳树，想起曾经在春天的时候，它们早早地把春天的消息捎给在这个城市里生活的人们……她拖着行李，走进小区，心脏跟着行李箱的碌碌声，快节奏地跳着。一个小女孩牵着妈妈的手迎面走了过去，一只毛毛狗跟在母女俩的身后摇晃着尾巴。

    隔着几十米远，她看到了那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一个圆脸的老妇人在和旁边的人攀谈，老人坐在轮椅上，春天的阳光照着他黧黑又有几分红润的脸，他正看着前方，想必从视线里发现了令他惊喜的事物。他的眼神瞬间明亮了起来，嘴角有一丝微笑慢慢地鲜活，慢慢地鲜活，最后连她都觉得那微笑已经如这三春暖阳一样铺展开，让她的世界也跟着温暖鲜活了起来。

(选自《羊城晚报》2016年4月10日）

平常的沈从文

黄永玉

    从一九四六年起，我同表叔沈从文开始通信，积累到文化大革命前，大约有了一两百封。可惜在“文革”时，全给弄得没有了。解放后，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为他出的一本作品选的序言里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那是在五十年代中期，现在九十年代了。这句伤感的预言并没有应验，他没有想到，他的作品和他的读者都红光满面，长生不老。

    他的一生，是不停地“完成”的一生。他自己也说过：“我从来没想过‘突破’，我只是‘完成’。”如果想要在他头上加一个非常的形容词的话，他是非常非常的“平常”。他的人格、生活、情感、欲望、工作和与人相处的方式，都在平常的状态下运行。老子曰：“上善若水”，他就像水那么平常，永远向下，向人民流动，滋养生灵，长年累月生发出水磨石穿的力量。

    因为平常，在困苦生活中才能结出从容的丰硕果实。

    好些年前，日本政府部门派了三个专家来找我，说是要向我请教。日本某张钞票上古代皇太子的画像，因为在服饰制度上出现了疑点，所以怀疑那位皇太子是不是真的皇太子。若果这样，那张钞票就可能要废止了。这是个大事情，问起我，我没有这个知识。我说幸好有位研究这方面的大专家长辈，我们可以去请教他。

    在他的客室里客人请他欣赏带来的图片。

    他仔细地翻了又翻，然后说：“既然这位太子在长安住过很久，人又年轻，那一定是很开心的了。青年人嘛！长安是很繁荣的，那么买点外国服饰穿戴穿戴，在迎合新潮中得到快乐那是有的，就好像现在的青年男女穿牛仔裤赶时髦一样。如果皇上接见或是盛典，他是会换上正统衣服的。”“敦煌壁画上有穿黑白直条窄裤子的青年，看得出是西域的进口裤子。不要因为服装某些地方不统一就否定全局，要研究那段社会历史生活、制度的‘意外’和‘偶然’。”“你们这位皇太子是个新鲜活泼的人，在长安日子过得好，回日本后也舍不得把长安带回的这些服饰丢掉，像我们今天的人留恋旅游纪念品的爱好一样……”

    问题就释然了，听说那张钞票今天还在使用。

    客人问起他的文学生活时，他也高兴地说到正在研究服饰的经过，并且说：“……那也是很‘文学’的！”并且哈哈笑了起来——“我像写小说那样写它们。”

    这是真的，那是本很美的文学作品。

    沈从文对待苦难的态度十分潇洒。

    “文革”高潮时，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忽然在东堂子胡同迎面相遇了，他看到我，又装着没看到我，我们擦身而过。这一瞬间，他头都不歪地说了四个字：“要从容啊！”他是我的亲人，是我的骨肉长辈，我们却不敢停下来叙叙别情，交换交换痛苦；不能拉拉手，拥抱一下，痛快地哭一场。

    “要从容啊！”这几个字包含了多少内情。好像是家乡土地通过他的嘴巴对我们两代人的关照，叮咛，鼓励。

    日子松点的时候，我们见了面，能在家里坐一坐喝口水了。有一次，他说他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

    又有一次，他说，开斗争会的时候，有人把一张标语用糨糊刷在他的背上。斗争会完了，他揭下那张“打倒反共文人沈从文”的标语一看，说：“那书法太不像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他原应该好好练一练的！”

    时间过得很快，他到湖北咸宁干校去了，我也在河北磁县劳动了三年，我们有通信。他那个地方虽然名叫双溪，有万顷荷花，老人家身心的凄苦却是可想而知的。他来信居然说：“这里周围都是荷花，灿烂极了，你若来……”在双溪，身边无任何参考，仅凭记忆，他完成了二十一万字的服装史。

    钱钟书先生，我们同住在一个大院子里，一次在我家聊天，他谈到表叔时说：“你别看从文这人微笑温和，文雅委婉，他不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表叔是一个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人，他的才能智慧、人格品质是从哪里来的？我想，是故乡山水的影响吧。

    材料一

8月30日晚间，一款名为“ZAO”的AI换脸软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病毒式传播，用户只需上传照片，便可一键换脸影视作品明星，高度的趣味性、便捷性和社交性让这款软件在短时间内获得海量下载和转发，牢牢攥住朋友圈和热搜榜。然而，“ZA0在一夜爆红后，迅速遭到舆论反噬，其“霸王条款”和技术隐患引发全网声讨。

“ ZA0”引发争议的一个关键是其对用户信息使用权的过度索取。在大多数人都会不假思索同意的“用户协议”中，“ZA0”运营者要求：“你同意或者确保实际权利人同意授予‘ZA0’及其关联公司以及‘ZA0’用户全球范围内完全免责，不可撤销、永久、可转授权和可再许可的权利…… ”在引发网民讨伐后，“ ZA0”方面很快耐除了相关内容。然而，当媒体将这一条款摘出来摆在用户面前时，很难不引起用户的恐慌。

蚂蚁金服方面很快公开回应，支付宝的3D人脸识别技术能够“有效地避免各种人脸伪造带来的身份冒用情况”。至于用户肖像滥用问题，极棒实验室安全研究员宋宇昊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 ‘ZA0’从用户处获得的信息主要是肖像图片，从技术角度而言，它并不比其他上传照片的APP有更多风险，但 ‘ZA0’向用户索取了肖像使用授权，这意味着用户会暴露更多的风险。”

“ZAO”引发网络争议的另一个关键在于版权问题，为了避免版权纠纷，“ZA0”在版权声明中表示：“短视频和表情素材，除了特别声明是‘ZA0跟合作方进行版权合作的之外，均来自于用户自发的上传，‘ZA0’不享有素材的商业版权。”而如果用户使用“侵犯他人名誉权、肖像权、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等合法权利”，造成任何第三方损害，用户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还要一并赔偿“ZAO”及其关联公司遭受的损失。

“中国人对隐私问题的态度更开放，也相对来说没那么敏感。如果可以用它来换取便利、安全或者效率。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就愿意这么做。”去年，百度CEO李彦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的发言曾引起轩然大波。这一言论指向中国互联网用户在“隐私”问题上的的某种隐忍，也暴露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对于用户信息使用的心态。

    材料二

我国法律体系中尽管有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定，但是没有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法律及相应实施细则。国家互联网应急响应中心在2019年4月发布《2018年我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综述》显示，个人用户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个人资产银行账户、地址等隐私遭到窃取的人数多达150万，移动应用APP在高权限下获取用户信息，假冒“热点”APP等诱骗用户下载并提供个人信息等，都使得用户隐私信息遭到泄露。2018年圆通快递公司外泄约10亿用户信息，华住酒店集团泄露约5亿用户信息，万豪酒店泄露约5亿用户信息，顺丰速运泄露约3亿用户信息，这些只是影响较大而被披露才为人所知，实际上被泄露的个人用户信息可能还有更多。而作为用户个人，并不知道自己的信息何时被收集、何时被用于何事，除企业机构未能较好地保障用户信息原因外，无明确的可落地的实施细则也是重要因素。

此外，互联网环境本身是一个匿名化网络环境，尽管不像暗网、深网等对网络内容实施高度匿名化，但是也并非真实世界环境。由此也引发了如网络暴力、虚假消息传播、不良信息传播等负面影响事件。对此，因家通过网络实名制的方式，希望改善网络环境并为更有力的监管提供条件。

对于网络实名制，尽管中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法规逐步完善，但推行完全网络实名制还处于的        阶段。网络实名制的初衷是好的，是为了促进网络环境更加健康，但是网络实名制需要考虑其推行程度，即权衡匿名化是否不能存在于未来网络之中。网络实名制也有其积极作用，但是网络匿名化并非一无是处。网络匿名化本身使得一部分人能够更为理性的发表言论而无需担心遭到恶意报复，这在人民监督政府工作以及举报不良行为上有着积极作用：而实名制对于利用匿名网络而随意发动网络暴力、散播不良信息的行为有着遏制作用。因北，应在需要实名化监管的领域推行实名制，而对于容易泄露隐私信息的领域采取匿名化。当然，匿名化不意味着肆意而为，匿名表达也需要受到约束和限制，对于违反约束的匿名表达可以依靠技术手段进行控制。

    材料三

大数据在深刻变革社会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伦理问题。“世界数据化”引发的伦理争议，对当代社会秩序与人伦规范构成了严重冲击，传统伦理价值观亦遭受前所未有的解构与破坏。

一方面大数据造成的“数据垄断”无处不在，导致信息侵权与权益分配不公。首先，大数据的挖掘和使用被行业巨头、政府主导，如国内的百度、腾讯，国外的Facebook、微软、谷歌，这些公司牢牢把握数据源与技术优势，几乎垄断了大数据市场。无论个体还是国家，皆有可能成为垄断的牺牲品。“棱镜门”事件即是一则典型案例。事件被揭露后，美国政府及谷歌等几大公司，都没有进行有效回应，且有迹象表明这一监控他国的“棱镜计划”仍在继续，这严重破坏国家间的互信；其次，一些公司或组织通过大数据深度加工，精确地了解市场需求、用户心理，预测竞争者动向，使公司业绩突飞猛涨。

然而这些“数据红利”源于所有用户数据信息的让渡，先不论已享受智能化便利的人群，那些偏远山区的民众也在忍受各类推送信息干扰，成为大数据营销下的广告靶子。此外微信6.1版本为展开广告营销的背后，不少用户更不情愿忍受屏蔽之苦，这些都折射出数据垄断背后的应用伦理困境。

另一方面，大数据带来的“数字记忆”或人的自由发展问题，无时无刻不令人忧虑。所谓数字记忆，即指数字化生存的状态下，所有行为留下的数据足迹，会被永久记忆，一般人无法删除，“遗忘的权利”被剥夺，这颠覆了生物规律。甚至可以说，这一“数字记忆”模式会使每一个人都成为“数据的奴隶”。英国的维克托·克托舍思伯格在《删除》一书中也提到，数字技术与全球网络正在瓦解我们天生的遗忘能力，“数字王国”记住了那些有时最好被遗忘的信息，如Facebook 照片上会被网络永远铭记，谷歌记得所有我们搜索过的信息和时间，甚至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职业发展。

    ①利用传统街区发展经济，早已经成为我国许多城市趋之若鹜的举措，大家热衷于把这些街区“打造”成一个地方的“名片”，以增加城市的影响力，招徕商家和顾客（特别是游客）。充分利用好历史资源，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本无可厚非。但是在对传统街区新意迭出的“打造”中，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问题，甚至导致传统街区面目全非、名存实亡的悲剧，令人痛心。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没有弄清传统街区本身的性质，以及该如何保护和利用。所以，传统街区要慎言“打造”。

    ②传统街区的价值就在于其“传统”，在于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几乎稍有名气的传统街区，其形成的过程都比较漫长，少则数十年，多则数百年，比如西安的西羊市，元朝时即已出现。传统街区产生于人民群众的长期创造和积累，其住宅区、崇祀区、商业区、公共活动区等的构成，都体现着人民的生活理想与生存智慧，体现着社会的伦理道德关系，也体现着鲜明的地域特色，街区的灵魂即维系于此。传统街区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人文信息，是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和谐统一体。以此观之，传统街区最值得关注的地方绝不仅仅在于那些年代不一、外形各异的房屋建筑，更在于这些建筑所承载的生存方式、风土人情。

    ③因此，保护和利用传统街区，必须明白它自身的社会意义，明白它是否存在问题、我们需要做什么。把原住民大量迁走，对街区进行彻底的改造和招商，是饮鸩止渴的短期行为。因为，若没有对街区历史和现实的尊重，街区的文化特色将逐渐失去，其内涵必然会受到重创，所谓的招商引资能否产生长久效益十分令人怀疑。十年前的北京前门大街改造就是前车之鉴:迁走了老住户，推倒了旧房屋，建成了气派的新街道，招来80多个京城老字号以及许多国际连锁品牌店，后来却难以达到预想的效果，本地居民及游客均不买账，有数十家店铺又陆续撤走。

    ④当前对待传统街区还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就是号称将其打造回清朝或民国的某个阶段，似乎回归的年代越早越好。此举就如同要把百岁的老人整回童年，也是妄自菲薄的无知行为。你把蕴含丰富历史信息的街区压缩至某一年，把它搞成往昔特定时期的模样，那么之后的这几十年、上百年算不算历史、算不算是街区的生命历程呢？况且，即使真有街区百年前的照片或资料可资参照，但没有了那时的人、技艺、材料、社会环境，你能把它不走样地整回到过去的年代吗？整回去之后又希望什么年代的人来生活？这么整的结果，必然是把真的整没了，搞出个不伦不类、缺乏生命力的假古董，哪怕看着再奢华，也不过是基因突变的怪胎，甚至是僵尸。街区房屋的整治，最好的办法或许是采取逐步维修与更新的方式，对不得不修缮的才采取适当措施，对违章违法的私搭乱建行为坚决予以纠正和制止。

（摘编自马奔腾《传统街区要慎言“打造”》）

材料一：

东方既白、海天霞、暮山紫、朱颜酡、天水碧……如果你被这些美丽的名字打动，那么你已经进入一个神秘美好的世界：中国传统色。所谓传统色，是中国人定义颜色的方式，更是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传统色刷屏背后，是中国式审美的共情。

传统色是中国人世界观的直观阐释。早在战国时期，五色就与五行相联系，成为阴阳五行学说的一部分，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于宇宙本体的哲学思考。比如，红色在中国传统审美中一直被视作吉庆之色，它象征着火热的夏季，代表着热情洋溢。故宫红墙黄瓦，富丽堂皇；而江南民间粉墙黛瓦，素朴幽静，各有韵味。中国色始终能在大俗大雅中顺畅切换，形成了从庙堂到民间共同的审美观。

传统色更是中国人感情、心理、性格特征的视觉表达。生活中常见的红色、橙色、黄色为暖色；绿色、蓝色、紫色为冷色。服饰以暖色为主，令人感到温暖、亲切，会给人以温柔、随和之感。若在一系列暖色中，又有冷色与之相调和，使冷、暖色达到平衡状态，则会呈现出沉稳内敛、中庸平和之气。中国传统色中，青、黄、赤、白、黑五色被尊为“正色”。中华传统中重大喜庆场合必着吉服，古代百官朝服上百鸟禽兽无不锦绣成堆，均以青、黑、深红背景设色，就是为适应肃穆又隆重的场合，表达谦恭又严谨的态度。

传统色也是生产实践和科技发展的见证。无论绘画、染织或者烧瓷，颜色的产生、流行、变化背后也是历史、科学、技术发展的外化。蜚声中外的元青花，因其色彩深沉浓郁，图案饱满丰富，历来备受收藏家推崇。中国人对青色的喜爱，一直挥洒在笔墨之间，凝固在瓷器之上。元青花中的青色所传达出来的冷静、柔和、安详、深沉、朴素等独特的审美感受，既符合我国传统审美的现实需要，又符合当代审美的精神需求。宋以后，因丝绸之路中外交流频繁，元青花釉料配方中加入来自西域的“苏麻离青”，颜色由素淡转为浓烈，绘画效果呈现出了青翠欲滴的流动艺术感染力。一抹青色，从宋汝窑清新的“雨过天晴色”，再到浓烈的元青花，经历了釉料技术的不断改良、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审美的更替变化。历史映衬在中国色中，了无痕迹又千姿百态。

传统色，无论是矜持的单色，还是缤纷五色，都反映了我国不同时期经济文化的色谱，是一个民族对荣光、对恭谨、对幸福的理解。读懂传统色，也就多了一份对中国的了解与自信。

（摘编自王海宁《传统色刷屏背后是中式审美的共鸣》）

材料二：

服饰审美是我们的精神反映和心理表达，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近年来，关于服饰与着装者心理的关系问题，许多领域的专家都进行过深入研究。心理学认为，服饰行为本质上是心理的一种反映，“服饰的色彩、款式、面料等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性别、民族、年龄、社会经济地位、职业、个性、爱好和价值观等。衣着打扮可以起到美化自己、表现内心世界和达到某种特定的交际目的的作用，可以体现人们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周围世界的不同态度”。由此可见，服饰审美与心理密切相关，服饰行为可以从侧面反映人的情绪动向和性格特征。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一个服饰审美大师。他出生于祖辈连任“织造”的家庭，且自幼饱读诗书，知识广博，这使他在服饰文化方面获得了精深的造诣。《红楼梦》全书涉及服饰描写的内容共51回。书中大量的服饰描写对表现人物性格、气质起着重要作用，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

《红楼梦》从服装到饰品，从质地到工艺，从款式到色彩，从着装到情景，全方位展现了中华服饰文明成果。单就款式来说，就有“窄裉袄”“比肩褂”“花绫裤”“绫棉裙”等50余种。其中“比肩褂”是清代女子常备的款式之一，俗称“背裕”。美学家樊美钧在《俗的滥觞》中指出，“为追求服饰的美丽，清人对于配饰也是从不掉以轻心的，十分注重服饰的搭配。一些心思缜密、善于观察的女性还常能巧妙利用配饰弥补身形之不足。譬如‘背裕’，其作用在于使体宽者窄，而窄者愈显其窄矣”。

另外，服饰色彩也是曹雪芹描摹的重点。《红楼梦》描述各种服装色彩的分类中，红色是被提到数量最多的颜色，大约有30处，包括大红、桃红、水红、银红、海棠红、杨妃色等；明确提到绿色的地方有10余处，有水绿、葱绿、柳绿、闪珠绿、松花绿等。此外，还有多种黄色，如葱黄、鹅黄、蜜合色等。藕色、秋香色、玫瑰紫、月桂白、松花色等其它色彩，也在服饰或印染工艺品中常用。如此丰富而绚丽的颜色在书中的大量出现，无疑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当时染色及印花工艺的飞速发展。

（摘编自杨雪梅《论人物服饰与性格之间的关系》）

材料一：

花是春天的象征，花的盛开意味着春天的到来。然而，日渐发展的城市，与纯真的大自然有了一层淡淡隔膜。都城内的诗人，未必能第一时间感知春天降临，反倒要经由卖花者的活动来获得春天降临的真实感。陈师道《和谢公定雨行逢卖花》云：“逢花驻马尚多情，天不违人旋作晴。不使近诗增纸价，得知春入凤凰城。”春天来到都城的讯息，是经由被卖的花朵传递到诗人那里的。

对于都城之内的诗人而言，卖花不只是单纯的商业活动，还是春日风物的真实载体。以卖花书写春日风物，成为城市尤其是都城诗人的常见手法。“京师巷陌新晴后，卖得风流更一般”（林逋《杏花》），“三月名园草色青，梦回犹听卖花声”（赵葵《柳花》），“海棠阴浅日黄昏……卖花声过忽开门”（吕夏卿《春阴》），等等，这样的诗句实在不胜枚举。

卖花给人带来的不只是视觉的享受，还有听觉上的独特美感。《东京梦华录》的“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就是真实写照。叫卖是宋代城市发展起来的特色。自北宋开封时就已如此，南宋亦仿照北宋。叫卖声甚至演化为专门的技艺。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称：“叫声，自京师起撰，因市井诸色歌吟卖物之声，采合宫调而成也。”卖花声的存在，从听觉上也给予文人一种新鲜的刺激。这类卖花声通常来自流动性的商贩。正所谓“帝城只卖担头枝”，都城内流动性的卖花者极多。这类花贩所卖之花，多为朵花、把花，不会是大型盆栽和花窠。轻巧的货品，让卖花人可以轻松穿越街巷，以叫卖声招揽客人。声音具有穿透性，就算隔着高墙，也能由户外传播到室内。街巷的错落，又增加了卖花声的幽深感，卖花声的响起与远去，都牵动着居室内的听者。这让深处居室之内的文人获得了一种新的感受外界的方式，不必看到花担上五颜六色的花朵，只凭耳中传来的叫卖声，就能感知时令的变化和城市节奏的展开。

对于寓居都城的诗人而言，卖花传递的时令变换，往往会牵动思乡的心绪和客居的落寞。戴复古《都中冬日》的卖花书写，书写了都城客居的情境：“脱却鹬裘付酒家，忍寒图得醉京华。一冬天气如春暖，昨日街头卖杏花。”京华之地，居大不易。对于一生未仕、漫游江湖的戴复古而言，更是如此。典当衣裘，只图得一醉。幸而临安的冬季天气和暖，街头已有杏花叫卖。“昨日街头卖杏花”，不只是临安冬日的风景，同时也是对京华客子的抚慰。“忍寒图得醉京华”则有着江湖游士的辛酸无奈。

对任职都城的士大夫而言，美丽的鲜花不但装点着他们的生活，也调整着他们的心态。《六一诗话》称：“士大夫牵于事役，良辰美景，罕获宴游之乐。其诗至有‘卖花担上看桃李，拍酒楼头听管弦’之句。”都城明明拥有最特别的风景，士大夫却因公务繁忙无暇游赏，只能从卖花担上欣赏桃花李花的盛放。卖花带来了四季流转的美好，安慰着王事鞅掌的士大夫。杨万里《初夏清晓赴东宫讲堂，行经和宁门外卖花市》：“众红半霎聊经眼，不枉皇州第二年。”都城花市的商品紧紧呼应着四季花时，让诗人不必执念于回归故园、退居乡里。花市让杨万里感受到了都城特有的繁华，也纾解了他渴盼回乡的寂寞。

卖花书写中所折射的时序变换、所承载的客居心绪，是宋代作者对都城时间与空间的真切感知，是宋代作者对都城生活节奏的新鲜体验，更隐含着他们关于都城的新思考：该如何自处于都城之中？是在自我与都城的碰撞中伤感，还是努力融入都城生活的节奏？宋人的感受与思考，促使花卉买卖成为体察都城生活及世态人情的精妙视角，而卖花也日渐成为表达都城时序变换与诗人居处心态的成熟事象。

（摘编自周剑之《花担上的帝京：宋代卖花诗词的都城感知及文学意蕴》）

材料二：

南宋都城临安，气候温暖，城市里面购买鲜花的非常多。宋代种花业之所以昌盛，是因为不仅买花的人多，而且购买的量也大，婉约派大词人柳永在《剔银灯·何事春工用意》中形容道：“渐渐园林明媚，便好安排欢计。论篮买花，盈车载酒。”可以想象，在那明媚的春光下，一辆辆装满鲜花的马车从花园里出来，喧阗而又热闹。

商业发达和文化昌盛，使得扬州、成都、洛阳等宋代名城的花市也各有“色彩”。宋人家铉翁《上元夜》也写道：“沙河红烛暮争然，花市清箫夜彻天。”红烛争燃，箫声连夜，洛阳花市的繁华与热闹程度自可想象。成都则二月举办花市，尤以海棠花为最好；扬州的开明桥“春月有花市”，市上卖的芍药的价格有时会比洛阳牡丹还要贵。

为了方便鲜花买卖，南宋政府甚至还专门设置了用于鲜花交易的花市。北宋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回忆北宋时的洛阳风俗。文中对当时人们赏花、购花的情景作出细致的描写。在鲜花开放之际，吸引了各方人士来到花圃，面对群芳，举杯畅饮，纵情放歌。暮色降临，花农们用竹笼小篮盛着鲜花来到花市“唱卖”。可见，北宋花市，当以夜间最为热闹。尤其是在每年正月十五的元宵之夜，在火光交错间，鲜花争妍。这盛大美景成为宋代文人雅士笔下的一幅美景。诗人文彦博曾夜游花市，在《游花市示之珍慕容》中写道：“去年春夜游花市，今日重来事宛然。到肆千灯多闪铄，长廊万蕊斗鲜妍。”在灯光闪烁间，诗人夜游花市，故地重游，恍惚间，去年美景再现眼前。

（摘编自贾玺增《四季花与节令物：中国古人头上的一年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