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我很幸运能在进化论中徜徉，在整个科学领域中，进化论是最激动人心、最重要的理论之一。

②进化论之所以使许多人着迷，我想是由于这个理论的三个特点。首先，根据现在发展的状况看，进化论的证明令人非常满意和信服，同时还有大量的宝藏没有挖掘出来。其次，进化论是一门覆盖极其广泛的学科，既是涉及永恒、定量等带有普遍原则的科学，又与历史的独特性直接相关。因此，在进化论的研究中，可以容纳各种风格和个性。有的人在这个领域探讨纯粹抽象的问题（群体增长规律和DNA结构），有的人则揭示非常独特的棘手问题（霸王龙用弱小的前肢做什么）。第三，进化论与我们的整个生活息息相关，因为我们总会关心一些重大的谱系问题：我们来自何方？这又意味着什么？当然，这个理论还涉及形形色色的生物，仅描述过的物种就已经超过了百万种，小到细菌，大到蓝鲸，还有大量的甲虫，每一种生物都有它的故事。

③然而，达尔文的学说一方面在扩展影响，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假设却失去了价值，至少是失去了普适性。已经统治了30年的当代达尔文主义，即“现代综合论”，利用局部群体的适应基因替换的积累和扩大模式，来解释生命的整个历史。在小的局部群体的适应调节方面，这种模式可能是出色的经验性说明；生活在已经被工业污染熏黑的树上，并且作为可见度的选择回应，桦尺蠖飞蛾（Biston betularia ）的体色确实变黑了，而且的确是由于单个基因变化的积累。但是，仅仅将这个过程扩大到更多的基因和更大的效应，就能解释新物种的起源吗？主要谱系中大的进化趋势只是连续适应变化的不断积累吗？许多进化论者（包括我本人）已经开始对现代综合论发出了挑战。我们主张一种阶层体系的观点，认为不同层次的进化变化通常是由于不同种类的原因所致。群体内微小的调节可能是连续的、适应的，但是造成这种事件的原因却是染色体的明显改变，这种变化导致某一物种与其他物种之间的不育，不过原因可能与适应无关。进化趋向可能代表了一种更高层次的选择作用于本质上静止的物种本身，而不是由于单一的大群体经过说不清多少年的缓慢、稳定的积累。

④在现代综合论之前，许多生物学家〔见参考文献中贝特森（Bateson），1922〕表示过迷茫和沮丧，因为提出不同层次的进化机制显然会造成太多的困难，妨碍科学的统一。在现代综合论之后，有一种观点（那些缺乏思想的追溯者将其视为教条）传播开来，认为所有的进化都可以还原为达尔文式局部群体的适应变化。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在探寻一条富有成果的途径，这条途径介于贝特森时代的迷茫与现代综合论观点的局限性之间。现代综合论的观点适宜一定的领域，但是在进化的更高阶层系统领域，达尔文式的突变和选择可能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在起作用。我想我们可能希望存在因果动因的一致性，即希望存在一种含有达尔文主义内核的普遍性理论。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面对机制的多样性，用适合较低层次的适应基因的替换，根本无法解释更高层次的现象。

⑤造成进化理论蓬勃发展的基础就在于大自然具有无与伦比的复杂性。生物不是台球，不是在可以测量的简单外力作用下，就可以到达生命台球桌上预定的新位置。极为复杂的系统都有非常丰富的内涵。任何生物都有其历史，生物的历史以多种方式微妙地限定了生物的未来。面对施加在基本结构上的各种自然选择压力，生物以形态的复杂性所具备的大量功能来回应。基本上不为我们了解的生物胚胎固有的发育途径，保证了简单的输入（例如定时性的微小变化），就可以转化为输出（生物成体）的令人惊奇的明显变化。

（节选自【美】S·J·古尔德《熊猫的拇指·自序》）

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开过的方子也很多，但都没有十全大补的功效。因此新方子也开不完，新近就看见了两种，但我想：恐怕都不大妥当。

一种是教人对于职业要发生兴趣，一有兴趣，就无论什么事，都乐此不倦了。当然，言之成理的，但到底须是轻松一点的职业。且不说掘煤、挑粪那些事，就是上海工厂里做工至少每天十个钟头的工人，到晚快边就一定筋疲力倦，受伤的事情是大抵出在那时候的。“健全的精神，宿于健全的身体之中”，连自己的身体也顾不转了，怎么还会有兴趣？——除非他爱兴趣比性命还利害。倘若问他们自己罢，我想，一定说是减少工作的时间，做梦也想不到发生兴趣法的。

还有一种是极其彻底的：说是大热天气，阔人还忙于应酬，汗流浃背，穷人却挟了一条破席，铺在路上，脱衣服，浴凉风，其乐无穷，这叫作“席卷天下”。这也是一张少见的富有诗趣的药方，不过也有煞风景在后面。快要秋凉了，一早到马路上去走走，看见手捧肚子、口吐黄水的就是那些“席卷天下”的前任活神仙。大约眼前有福，偏不去享的大愚人，世上究竟是不多的，如果精穷真是这么有趣，现在的阔人一定首先躺在马路上，而现在的穷人的席子也没有地方铺开来了。

(节选自鲁迅《安贫乐道法》，有删改)

材料一：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必然要求。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 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习近平主席强调，各国人 民命运与共、唇齿相依。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 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只有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原则为基础， 才能真正建设符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期盼的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必然要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它具有鲜明 的时代性、包容性和普适性，与西方宣扬的‘普世价值”有本质区别。长期以来，西方国家 把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美化成“普世价值”，以此 粉饰他们打着“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预”等幌子干涉发展中国家内部事务的行为。 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宣扬的是西方信奉的宗教、文化及政治制度，具有很强的扩张性、排 他性和利己性，已经沦为西方对外谋求强权利益的口号与工具。谋求把西方价值观强加给广 大发展中国家，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也不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切身利益。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直面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问题，核心是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 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单赢，为世界的发展和人类的未来指明了正确方

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贡献，受到了国际社会的 高度评价和热烈响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产生日益广泛而深刻 的国际影响，已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的现实需要。但必须看到，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绝不会一帆风顺。世界上一切进步的力量应当携起手来，团结合作，致 力于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摘编自徐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时代要求历史必然》)

材料二：

自古以来和平就是全人类最持久的夙愿。《周易》早就提出“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从而为中华民族奠定了崇尚和平的主基调。此后《管子》指出“夫兵事者危物也”，反对不义之战；孟子主张“交邻国有道”，呼吁和平共处；墨子认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 倡导“兼爱”“非攻”；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中西和平交流的陆上丝绸之路；唐高祖李 渊认为与邻国交往应“尽抚育之方”“宏仁恕之道”；明太祖朱元璋表示对所有国家都应“一视同仁”；中国近代以来的苦难历程更是激起了中华民族对和平的强烈渴望与现实诉求。五千年华夏文明史已经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续武无法带来美好 世界，有和平才有希望，有希望才有未来。因此，中华民族抬终将和平作为根本价值理念。 相较于西方近代以来推行的殖民掠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中华民族历来反对“以力服人”，提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对当今解决国际争端、构建和平世界具有重大 启发意义。在当今全球热点与地区争端问题上，中国始终积极劝和、促和、维和，公开倡导 利益各方应以和平、公正、文明的手段解决争端，向世界人民展现了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华民族自古就视家为国乃至天下的基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历来信奉 “兄弟敦和睦，朋友笃诚信”“内外和睦，家道已成”“内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济”， 形成了以和为核心的中华传统家文化。在新时代、新形势下，促进家庭和睦，发扬光大中华 传统家庭美德，是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的有效途径。而中华民族的处世智慧远不止 于一家一国，由家庭和噎拓展至社会乃至不同邦族之间的和睦。相较于古代的“天下”.当 前人类面临着更多更为复杂且充满风险与挑战的全球性问题，唯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 能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全人类才能实现共担全球发展风险、共享全球发展成果，实现真正的“大同社会”。

和谐是中华民族的核心理念和根本析神。“天人合一”作为人类文化的深层价值观念， 作为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的哲学范式，要求我们对周围自然、环境的把握建立 在对生态平衡规律的认识基础上，强调人与自然之和谐而非技术性、工具性的关系，从而建 立起“完整的人”的本质和需要同自然之多维价值的全面联系。因此，“天人合一”思想中 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是人类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也是基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永恒使命所内含的一种必然要求。而“治人事者莫若穑”，生存本位促使人类在对自然 进行直观体验与把握的过程中，逐渐产生效法自然的思想，和谐理念亦从自然过渡至人事中。因此，中华民族在身心修养上提倡“德莫大于和”“中和常在乎其身”，在人际交往上 推崇“与人和者，谓之人乐”，在国家治理上主张“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和谐 理念贯穿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始终。而和谐作为中华民族的核心理念，突出体现了对“人”的 发现和反思，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和谐的 美好愿景下，遵照“和而不同”的原则，在涉及人类生存发展重大问题时求同存异，协调自 我与他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因利益分配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矛盾，正是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以和平、和睦、和谐为内核的“和”理念是植根于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的文化基因，其为世界各国共创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绘制了蓝图，为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可行性方案。

(摘编自刁生虎《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材料一：

①《论语·学而》中写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以此为起点，书中相继提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等观点。如果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对其加以审视会发现，《论语》围绕自我了解与自我实现等问题，进行了关于自我认同的一系列建构。

②《论语》中认为不怨恨是面对负面评价时的正确态度。《论语·学而》中写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因他人的不了解而怨恨，这可以看作是孔子面临认同危机时所采取的基本态度。孔子真正受到无限的敬仰和尊崇是从汉代开始，而在其所处的春秋时期，孔子也会遭遇负面评价。如《论语·子罕》中记载：“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该评价颇有讽刺意味，博学与一无所成的鲜明对比，几乎要让人对孔子的博学都有所质疑。而孔子面对质疑真正做到了“不愠”。

③同时，孔子并不一味屈从他人的评价。如《论语·八佾》中记载：“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郓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孔子当时已经以知礼而闻名乡里，但他入太庙助祭时却凡事都要问清楚，因而便有人质疑他不知礼。对此，孔子并未急于辩解自己是否知礼，而是从礼的内涵出发来回应对方：凡事都问仔细才真正符合礼的要求。这样，对方的质疑便不攻自破。

④当面临认同危机时，孔子在态度上展现出的君子之风，从根本上源自思维上“内自省”的归因方式。归因是人们对自己或他人活动及其结果的原因所做的解释和评价。心理学家韦纳将行为结果的归因分为内部归因与外部归因。内部归因着重从个体自身寻找行为或结果成败的原因。当面对认同危机时，孔子所采取的是内部归因的思维方式。《论语·宪问》中写道：“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论语·卫灵公》中也有相似的阐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作为一本语言上高度精练的经典语录，《论语》却不断重复了这两句意思颇为相近的话，从这种一再重申可以想见孔子对自我审视的注重。

⑤在个体的精神和实践活动中，孔子强调自我实现的重要性。自我实现往往表现为积极而独立、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并且在追求和逐渐接近目标的过程中，体验到自我价值以及社会的承认与赞许。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审视，儒家所主张的经世致用的入世哲学，具有鲜明的自我实现色彩。《论语·卫灵公》中写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对于他人的不了解，孔子可以坦然面对，但对于终其一生无法达成自我实现却感到深深地遗憾。

⑥孔子反对懒惰懈怠，主张积极地自我实现。《论语·公冶长》中记载：“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对于学生宰予大白天睡觉不学习的行为，向来温和敦厚的夫子竟忍不住严厉斥责。如果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解读，孔子上述观点所要表达的正是，不应当仅满足于饱食、安睡这样的生理需求，一个人还应该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同时，孔子主张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素质达成自我实现。

（摘编自芦春艳《〈论语〉自我认同的建构对大学生成长的启示》）

材料二：

①吉登斯认为，自我认同关涉身份认同、社会认同、价值认同等等。他给自我认同作出了概念界定：“自我认同”是指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个体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我们知道，“认同”既具有“自我归类”的属性，即指某人与他人具有一致的品质或者状况，又具有区别于他人的、鲜明而不同的个性化的社会特质。这就是说，认同同时具有“求同”与“存异”两个方面，二者共存于人类认知活动的同一过程。

②在某些社会里，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几乎是重叠在一起的。而在当代社会里，个人定位非常宽泛和丰富多样，包括家庭、工作场所、邻里、城市、民族—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系统，都展现出系统整合的特征，它们把日常生活与大规模的时空延展关联起来。身份认同首先是个体的人所拥有的东西，进而转化为特定群体所秉持和坚守的理念和意识，并最终成为特定种类的社会认同的基础。

③个人定位决定了个体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不同的定位赋予了个体不同的社会身份，也对个体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当个体对自己的社会定位强烈认同的时候，会对自己的角色有更深刻的认识，对自己的权利和责任有更积极和更清晰的理解，进而更主动地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从而推动社会更加协调有序的发展；而一个更有序的社会又会提供给社会中的个体更多的福利和馈赠，从而形成了个体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但是，一旦个体对自己的定位无法产生认同，那么他就很难在这个社会身份中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从而对他所在的社会产生异质感。这时，社会和个体之间的互动就会被打破，个体无法从社会中得到良性的评价，也无法给予社会良性的互动和诉求，社会和个体之间的关系就陷入了僵化和停滞，甚至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④现代性社会的人类认同显示出各种流动性的标签和迹象。时空分离打破了人类认同的传统格局，人们之间的相互认同也不再局限于地域性和血缘性的交流模式，使得认同活动不再仅仅聚焦于自我传统体系内的所谓文化认同；人们依托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全球化，广泛而频繁地接触和交流异质文化，引发了认同选择的危机。

（摘编自邢媛《吉登斯的现代性自我认同品格思想研究》）

材料一：

在赓续中华文脉中推动文化创新发展

李春艳

①重现保护传承。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七个着力”重大要求，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千方百计呵护好、珍惜好”“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这些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高度重视。

②强化发掘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中华文明诸多精神标识，如天下为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大力挖掘弘扬这些精神标识有利于我们感悟古人智慧、守护文化根脉，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新征程上奏续中华文脉，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的发掘弘扬。

③推动创新发展。《大学》有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新征程上赓续中华文脉，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置于人类历史文化发展长河中，深刻把握其发展规律与趋势，在实践与养成、需求与供给、形式与内容相结合中，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散布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以创新表达激活力。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打通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连接点，融通多媒体资源，加大宣传力度，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方式，使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现代社会相适应相协调，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以文化互鉴促发展。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化传承不是闭门造车、故步自封，而是交流合作、守正创新，要以更加宏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广泛深入加强同各国的文化交流合作。

（摘编自《中国军网》）

材料二：

①8月20日，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全球同步上线。这款预热4年的国产3A力作，创作取材于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玩家操控以孙悟空为原型的天命者，前往多个引人入胜、风格迥异的西游故地。游戏上线1小时内，steam平台同时在线玩家已高达104.5万人，并在美国、新加坡等12个地区实现游戏销量霸榜。

②《黑神话：悟空》中所有古建筑群建模都来自创作团队对全国27个区县的实地考察。通过一比一的参考还原，这部贴上国风、传统文化标签的大型游戏被赋予了更多的民族生命力。安岳石刻作为其中之一创作原型也同步出圈。

③在资阳市安岳县石羊镇顶新社区的虎头山巅，人们可以迎面望见一尊头戴宝冠、身披袈裟、双手结印的摩崖石刻造像。据某站博主介绍，这尊位于茗山寺（又名虎头寺）的毗卢遮那佛像所在之处正是游戏中的取景地之一。

④茗山寺建于唐元和年间，盛于北宋时期，因岷山蜿蜒而来、层峦叠翠而得名。整个寺庙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宛如一幅山水画。寺庙内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展现了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游戏中，毗卢佛头戴宝冠，表情肃穆，身披袈裟，手结合掌印；而在现实中，毗卢佛头戴镂空化佛宝冠，手结内缚印，其袈裟的纹理更加清晰。

⑤在安岳，《黑神话：悟空》中所刻画的茗山寺、千佛寨等画面仅是众多唐宋摩崖造像的其中一小部分。作为中国石刻之乡，安岳石刻以“古多精美”闻名。据悉，资阳市安岳县现存唐宋摩崖造像10万余尊、石刻经文近40余万字，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0处，有中国最精美的观音经变像、唐代最大的道教石刻群、五代最集中石窟群，是中国中晚期石窟的最后高峰。

⑥“《黑神话：悟空》的爆红，为我们宣传和保护石刻提供了新的思路。很高兴能通过这种途径让全国乃至全球看到安岳的石刻造像。”安岳石窟研究院宣传科聂艳说。

⑦当游戏IP与传统文化相碰撞，《黑神话：悟空》“破石”而出，“用世界品质，讲中国故事”。值此秋意正浓之际，我们不妨一同去探寻安岳石刻那满溢而出、无法掩盖的国风之美。

（摘编自人民网易奎西《<黑神话：悟空>爆火!四川安岳石刻取景地同步出圈》）

中新社记者：①

林建超：古代中国围棋长期处于世界巅峰。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围棋，来源和传入具体途径、方式不同，有的从中国直接传入，有的经由其他国家和地方间接传入，但共同根源都在中国。总体分为四个阶段：公元2世纪前后，即东汉、三国时期，围棋开始向古代中国中原以外的民族地区传播； 公元5世纪前后，即南北朝时期，围棋开始向周边国家传播； 公元16世纪前后，即明清之际，围棋开始向欧洲国家传播； 公元20世纪前后，围棋逐步走向世界。

其中，向朝鲜半岛的传播，在围棋传播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是围棋由中国向整个东亚地区传播的起点和桥梁。中国史学界和围棋界一般认为，围棋是在南北朝时期传入朝鲜半岛，并由此传至日本。传入日本后，随着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频繁与深化，日本棋艺水平迅速提升。唐朝时期，日本先后派出十九批遣唐使和留学生。其间，围棋不仅是游戏娱乐，更是他们留学和交往的重要内容。据记载，唐玄宗当太子时，就多次召随遣唐使来长安的日本学问僧辨正切磋棋艺。

最初把围棋介绍给欧洲的是三位著名的传教士：意大利的利玛窦、比利时(一说法国) 的金尼阁和葡萄牙的曾德昭。他们都来过中国，都是受罗马教廷派遣的耶稣会教士，且都在著述中讲到围棋。《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一卷第八章《关于服饰和其他习惯及奇风异俗》中，就记述了当时中国围棋活动的情况，包括围棋的基本特点、规则和着法等。17世纪，欧洲对围棋的了解基本来自利玛窦的描述。直到1694年，得益于到访伦敦的中国天主教徒沈福宗的帮助，英国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在其名著《东方游戏》中提供了有关围棋的新资料、新描述。尽管此书关于围棋的表述并不完整甚至有失误，但在围棋史上仍占有重要位置，它比利玛窦的记述为更多人所知，使围棋在欧洲人眼中被视为一项严肃的游戏。

到19世纪，有关围棋的准确信息主要通过被派往中国、 日本等国的外交官传至欧洲，且开始出现中日两种同源但不同规则的围棋传播体系。

至此，围棋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古代、近代历程告一段落。后来，在一段特殊历史时期，推动围棋走向世界的进程主要由日本推动，这和日本开展明治维新、脱亚入欧有密切联系。

中新社记者：②

林建超：中国许多地方都在探索传承和弘扬围棋文化，其中衢州市烂柯山被誉为“围棋仙地”。近年来，当地提出打造“世界围棋圣地”目标，建成中国首家国际围棋文化交流中心、首个国家围棋队地方集训基地，实施了中国首部涉围棋的地方性法规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新冠疫情以来，中国围棋协会利用中国围棋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发展的趋势和成果，把中国国内开展“非聚集型居家网络围棋运动”的完整模式和成功经验向海外延伸。2020年3月至10月，中国先后举办近20项遍及世界的国际围棋赛事活动，获得世界围棋界好评，产生积极效应，让围棋成为联结世界的特殊“国际公共产品”。

中新社记者：③

林建超：作为中国传统智力博弈项目，围棋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才艺的优秀代表，是文化与竞技的高度统一。

围棋充分体现中华民族善思、精算、多谋的思维特征。围棋行棋和结局变化量的数学结论，在精确与模糊两个方面达到的高深程度，都使其当之无愧地居于思维博弈运动计算水平的巅峰，居于人类脑力计算能力的巅峰。围棋充分体现中华民族追求公正、平等、均衡的价值理念。其改变了最早棋类“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竞智斗巧，代之以公平的行棋方式。棋盘上，每个棋子身份地位是平等的，只有被摆在不同的位置，即参与不同的实践才会体现出不同的价值。

围棋强调把握全局、双方接受、攻守平衡、降低风险等，这与中华民族追求中庸、中和的理念相一致。围棋充分体现中华民族注重集体、整体、全局的道德特征。围棋强调子力作用的整体性。对弈中投放的每一枚棋子，都是布下的一个能量要素，只有有机组合、聚合成形，才能生成和释放出巨大能量。中华文化历来重视整体利益，围棋恰恰体现了这一点。

中新社记者：④

林建超：围棋能够成为“世界语言”，可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看。

从历史看，以欧洲为例，其接触围棋的历史仅二三百年，在此期间，欧洲人从开始不知围棋为何物，到了解围棋、熟悉围棋，热爱围棋、迷恋围棋，乃至学习围棋、研究围棋，并开发出具有超强棋力的人工智能(AI) 围棋，率先突破人工智能在围棋上的瓶颈。这让我们觉得，欧洲人接受围棋似乎并不困难，对产生于中华民族文化母体之中的围棋有天然的亲近性和接受能力，对承载着中华传统哲学思维与智慧的围

棋有强烈的痴迷性和研究力度。事实上，研究发现，西方传统的哲学思维和文化观念，与围棋所承载的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和文化观念之间有着惊人的相通性、相似性、相近性和相容性。

从现实看，围棋不仅具有原创性，而且具有再创性； 不仅体现本原性，而且体现多样性。比如，在人工智能时代，围棋智慧形态发生巨大变革。智能围棋在竞技水平上已远超人类，形成新的技术体系，成为围棋智慧最新的承载和实现形式。但智能围棋并未改变围棋的本质和主体，围棋实践的主体仍然是人，围棋实践的本质仍然是人与人的思维博弈活动。新时代智能围棋与人类围棋的交集，正在并将继续深化、融合发展。

(摘编自中新网《林建超：中国围棋为何能成为一门“世界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