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就中国的文化源头而言，无论是孔、孟，还是佛、老、墨翟、申、韩，孜孜汲汲，惕励忧勤，无不以济世安民为己任，怀抱一种死而后已的念头。自庄子、列子之后，继之以巢父、许由，乃至西晋的王衍之辈，倡导洁身自好，愿做山林高人、达士，隐士之风骤然而起。两者之分，其根本在于“人”“我”之别： 孔、孟认得“人”字真，身心性命只是为了天下国家；而庄、列则认得“我”字真，视天地万物只是成就自己。

    ②事实确乎如此。在儒家学者中，孔、孟到处周游，辙环天下，孔子弟子亦不免事奉季氏。究其原因，固然因为事势不得不然，舍此无以自活；但更重要的因素，还是因为孔、孟怀抱起死回生之力，而天下又有垂死欲生之民，所以遍行天下，希望藉此行道。

    ③那么，士人为何必须出仕做官？从原始儒家的观点来看，显然是为了达臻兼善天下的公共理想。担任官职是士人维持小农生存、实践其公共理念的必要媒介。即使是史书中所广泛记载的隐士、逸民，尽管他们远离官场，然此类隐居行为之所以被不断强调，还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怀抱一种被君主征召入仕的期待。

    ④就原始儒家的理想而言，士人积极入仕体现为一种对国家体系的依附。当然，这种依附性尚不足以证明士人阶级的存在完全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儒家的忧乐观足以证明士人阶级原本怀抱一种“孔颜之乐”的理想情操。“孔颜之乐”自宋儒周敦颐提出之后，已经成为宋明理学的核心理念。所谓孔颜之乐，就是孔子“疏食饮水”，乐在其中；颜子身处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究其本义，并非是说孔子以“疏食饮水”为乐，而是孔子将“不义而富贵”，视之轻如浮云。至于颜子之乐，则是倡导身处陋巷，不失自己的本心，即使身处富贵，仍能坚持自己的节操。儒家又有“仁者不忧”之说。所谓“不忧”，就是不忧于未来，是一种不对个人未来祸害加以担心的境界。至于万民之忧，却被儒家一直系挂心头。为此，儒家士人也就有了“居朝廷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之论。

    ⑤随着士大夫社会的确立，士人出仕的公共理想开始发生异化，也就是从做官为了“养民”“爱民”，进而异化为做官为了追逐个人的一己私利。于是，士人对国家体系的依附，也从高尚的淑世理想，转而变成单纯追逐利益的寄生官僚意识。随之而来者，则是官员为官意识、习气的三大转变：一是从“养德”转变为“养态”，士大夫不再为可怒、可行之事而显现出刚正、果毅的德容，而是追求宽厚浑涵，不再任事敢言、忧国济时的俗状；二是从“策名委质”转变为“营营于富贵身家”，士大夫不再为了任天下国家之事而不顾个人的安危得失，而是营营于富贵身家，将社稷苍生委质于自己，不再认真做事；三是“功名”观念的转变，也就是从做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转乾旋坤，继往开来，转而变为追求富贵。

（选自《中国官本位意识的历史成因》，2014年11期《新华文摘》，有删改）

    费孝通曾用“熟人社会”剖析文化现象，至今仍能以之一观。熟人社会强调“亲如一家”，如今某些公司也鼓励同事之间互称家人。这来自一种思维惯性：“家人”之间就要不分彼此，不讲界限，尤其是不言利益。其实，真正的熟人社会也讲究权利义务对等，只不过较为复杂隐微。

    “人情往来”源于人际互动和资源交换的需要。社会中总要有一定的分工协作，一个人不可能做所有必需之事，有的人做这个，有的人做那个，互相之间就需要有交换。交换需等价，要有来有往。与陌生人组成的社会相比，熟人社会的等价交换更为全面和灵活。你给我帮忙出了力气，我可以给你的小孩辅导功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更显人情味。基于对他人的充分了解，有些交换还会考虑到双方的整体情况，家贫的人即便贡献微薄也是一份厚谊。这种灵活度也体现在往来取予的时间跨度，对长相厮守的人来说，君子报恩十年不晚，父债子还也很正常。

    一般说熟人社会“人情复杂”，主要指其表面常常模糊，内里清楚明了。陌生人社会倾向于用金钱价值作为交换的中介——不一定每次都付现钱，但会自动地折算为金钱价值。在熟人社会，人就要摆摆手，说一句“咱俩谁跟谁”，忌讳提“算账”。一旦把以前的人情债都算清楚还明白，就意味着不再来往，一刀两断，谁愿意这样呢？但这并不意味着人际交往真的可以模糊界限。“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等说法，不仅体现着对等原则，甚至还包含了利息的考虑。如果一个人只接受别人帮忙，自己丝毫不考虑回报，或者回报总是不对等，时间长了就会变成孤家寡人，别人避之不及。既懂分寸又说话好听的，被誉为“会做人”。

    既然都遵循等价原则，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并没有本质区别，但在城市生活的人越来越多倾向于找陌生人来做事。先不提虚伪世故耗人心神，更有换算标准不一致的难题。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人际交往范围十分有限，经常来往互助的人基本处于同一阶层和同一习俗中。直到三十年前，城市里人要搬家，基本还都是请朋友、同事、老同学等熟人帮忙。忙完了请大家去饭馆“撮一顿”，顺便庆贺了乔迁之喜。如今在大城市里，人们搬家多会去找专业团队，不再求助朋友。这反映着家庭边界的意识更强，更因“人情”已不好估量。同样一个周末，有人闲着无事，有人要加班，加班费也高低不等，有人还要挤出时间陪伴家人。对一天时间消耗的估价已经无法用一套接近的标准来衡量，“人情债”变得更不清楚，也就无法操作。加之人的流动性加大，更少有长相厮守的关系，多次博弈的链条太脆弱，经不起人情债的考验。

    怀念熟人社会的人感叹“如今人与人的距离远了”，古人也常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但同一现实还有另一面：人的生活变得更富裕，更多样，也更复杂，以前人情往来的作风已不敷用。人与人之间互信互助的需求没有变，只是转变了形式。当大家都心累了，这个阶段迟早会过去。认清这个趋势，我们大可以卸下被动裹挟、逶迤客套的负担，让人际交往更简洁。正是人际关系的松弛、简洁和包容，让许多年轻人向往大城市——即便过高的工作和生活压力让他们叫苦不迭，真正的希望不在“逃离家乡”，而是大城市之外的社会交往也变得更有边界和有弹性。

    事实上，那些人生中最重要的方面，比如亲情、爱情、友谊、美感、信仰……都不能用尺寸刻度去衡量计较。一朝能把利益考虑与亲情友谊分开，我们的情感、体验才会更加纯粹，我们的心灵也才能从计较和虚伪中解脱出来。

（摘编自《社会科学报·<年节时看“人情往来”之变>》）

    ①传统中国对如何读书有过很多讨论，其中，朱熹的《朱子读书法》流传甚广，成为近世士子的读书指南，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即以此为基础，后又演化出徐与乔《五经读法》、周永年《先正读书诀》等等。与现代社会的诸种事情一样，读书之法也存在古今之变，这其中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古人读书不完全如现代社会那般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如果仅仅从知识体量角度而言，那时候总量并不算大。《论语》首章讲“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是自己体悟觉醒的意思，所以古人说“古之学者为己”，而不仅仅是获取外在知识。所以，古人特别反对把读书只是当成“辞章记诵”来猎取功名，认为那样背离了读书的本意。朱子反复提倡读书要“涵泳”，读书应该做到使人“存心复性”“学以成人”并能“经世致用”。所以，在传统中国的儒学政教体系里，特别重视如何读书也就不奇怪了。

    ②南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曾对读书法有个精辟总结：“读书须知岀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读书要“求所以入”，就是要像孟子所说的能够“知人论世”，熟悉作者的语境和个人品性，这样才能“见得亲切”，真实把握原作者的意图，知道古人的用心之处，以古人为师，矫正自己的言行，进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自我治理，这样才能把书读进去。如果只是读进去，而不知运用，成为词句的奴隶，那只能落得个“两脚书橱”的称号，这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要“用得透脱”，就是要能够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和语境，把所读之书消化透彻，对自己所处的当下之世有仔细的考辨，认清时势，消化所读之书，这样读书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

    ③王国维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是从美学角度立言，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④在这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里，读书人的主体角色值得认真思考，他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不是游谈无根的夸夸其谈者，而是虛心涵泳，然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躬践之”。读书的过程，是读书人在所读之书与现实之间进行不断对话和诠释的过程，读书人“入乎其内”，体会原书的精神，吸收书的营养，同时要能“出乎其外”，用之于天下国家。在这过程里，读书人自己的狭隘生命体验得到了扩充，即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同时，为改变现实，又必须对书进行创造性诠释和转化，使自己当下的生命和文化灌注到古书之中，使古书具有了生机活力，成为改造现实、规划未来的参考。

    ⑤这个读书法有着鲜明的儒学特色，贯彻了儒学所强调的“学以成人”和“经世致用”思想，这也是与孟子提倡的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存在方式相对应的。到了明代，从小学（明代叫社学）开始，到科举求官，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教科书，读书的过程是“证诸先觉，考诸古训，尊所闻，行所知”的历程，从小就开始这样反复训练，“日以义理浸灌其心”，长大了自然就可以达到使“心术归于正”的目标了。

（选自2018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

①“风”本是地球大气层内的空气涌动，它使地球上的万物能不断接受到新鲜的空气而得以生存。那么，孔子在编集《诗经》时，为什么将一部分诗称为“风”呢?孔子自己有一段很好的解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②这就是“风气”!孔子用很形象的语言形容它，风吹草伏，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伏。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关键在于领导人，也就是“上行下效”。由此也形象地说明了“风”的含义，也就是说，风俗、风情、风致等，无一不是指向社会行为规范和人们的行为方式的。

③换言之，《诗经》之“风”，即各地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在一般的口语中，我们称为“风俗习惯”。在先秦时期的书面语言及理论中，“风”实际上就是“礼”，就是“社会行为规范”。《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各以其所在国家和地区得名，就是记载了各地的风俗习惯、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各自的价值观、思想感情。与此相印证，《周易》中有十五个卦牵涉到“风”，每个卦都对应着一种人生或社会现象。火风鼎，火下有风则上宜有鼎，而鼎凭三足，正立不倚，既强调合作，也预示持正守位，为人倚重；风火家人，以火在下而风行其上来表达一家人团聚的景象。……周文王用“风”的各种景象论述了人世间不同的社会情状。

④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做一件事情，往往是先考虑亲友们的看法!而这些所谓“看法”，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亲友们认同你这个行为，你就会大胆高兴地去做；否则，你就不会去做，或者偷偷摸摸去做。“风俗”因此会给人一种无形的束缚。这就是孔子为什么强调“礼”的作用的真正含意。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把《诗经》作为教材，是因为没有其他书籍了吗?不是，孔子是借《诗经》说明以及教育学生们要懂得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规范。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人生若想追求到快乐与幸福，就要认识社会。社会是精彩的，更是复杂的，不认识社会，就只能四处碰壁。

⑤风俗的形成，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是大部分人“约定俗成”的，人们在实际生活、生产中认识到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生存，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风俗习惯。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重读《诗经》，一是要了解古代人们的风俗习惯，二是可以借鉴和发扬一些好的风俗习惯，如春节团聚、清明祭祖等，三是创造我们今天的新风俗，使生活更加日新月异，更加幸福。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不可能都有法律约束和指导，而且人类社会的维持也不能完全依靠法律法规，那么还要依靠什么呢?就是风俗习惯、“礼”“社会行为规范”等，有了良好的社会风气，才能更好地使社会肌体健康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出现混乱，一是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第二个原因就是社会风俗混乱，一群人恣意破坏另一群人的风俗习惯，便会导致争斗打闹，甚而引发战争。所以，入乡随俗，懂得并调节自己去适应不同的风俗习惯，从而建立起人与人之间互亲互爱的关系。

    ⑥这便是孔子编集《诗经》的主要原因!

（有删改）

    如今，一个尚未来得及收入《汉语大辞典》的新词儿——“自媒体”大热，由此产生一大批“自媒体人”。在中国古代，尽管没有自媒体一说，但以类似手段谋生的人并不鲜见。

    在汉代，宫廷文学侍从官得到重视，朝廷往往向民间征招“笔杆子”，优秀的还给官当。贾谊、司马相如、扬雄、东方朔、枚皋、张衡、蔡邕这些汉代词赋名家，当初都是这样的“笔杆子”。可是，古代既没有稿费制，更无广告分成一说，玩自媒体靠什么获取报酬?靠“打赏”。成语“一字千金”便因打赏而来。

    首开打赏先河的是汉代，如汉代四川才子王褒便屡被打赏。据《汉书·王褒传》，王褒文章文采飞扬，汉宣帝刘询听说后，将他征召入京，常将他和张子侨俩人带在身边，“所幸宫馆，辄为歌颂”。但文章并不是白写的，汉宣帝会根据文章的质量进行打赏，即所谓“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唐代时，现代很流行的稿费制已出现，在打赏外，自媒体人又多了一条创收的渠道。

    稿费在古代通称“润笔”。在唐朝，不少文人已能获得很高的润笔。如当时文化名人韩愈、李邕等通过为人撰写碑文便可拿到巨额稿费。尤其是韩愈，他最擅长写墓志、碑文，高的话一篇碑文就能拿到“（黄）金数斤”，时人曾讥之为“谀墓金”。看来，能拿到巨额润笔，韩愈在志文中未少用阿谀奉承之词。其实，“谀墓受金”韩愈并非第一人，这一词最早使用在东汉文人蔡邕的身上，由此可见，润笔早在汉代即已存在。

    “写软文”被一些现代媒体人视为一种心照不宣的创收手段，殊不知古代文人早就开始玩这一套了，到明清时手法已颇老到。

    所谓“软文”，就是根据对方需要而创作、发布的形象宣传、广告、美言性质的文章。古代最早最出名的一篇“软文”，是出自汉代才子司马相如之手的《长门赋》。司马相如本人也没有回避此事，他在序中如实交代：“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这就是后世文人津津乐道的“千金买赋”的故事。

    古代文人创收的花样还有很多，除了传统的打赏、稿费，还可以直接“卖文”、代人“捉刀”、“卖版权”等等。

（摘编自倪方六《古人如何玩“自媒体”》）

材料一：

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来自什么地方呢？来自我们传统的教育。教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培养全民族共同的价值观。有了这样共同的价值观，这个民族就能够凝聚起来。大家有共同的价值基础

有人讲过这样一句话：国家强大不是经济强大，不是技术强大，不是政府强大，国民都是明是非的，国民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是体面的生活

读先秦诸子，就是让当代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做个有良知的人。你在工作中、生活中，一定要带着你的良知。假如你把良知丢失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他们能给你安一颗心。给你安一颗有良知的心，给你安一颗有道义的心，然后你才能明白，怎样才能真正地体面地生活着。

所以在中国，我们为什么要读先秦诸子，我们为什么要读传统经典，我们可以组成一个体面的民族，才能真正实现中华的崛起。

（摘编自鲍鹏山讲演稿《我们为什么要读诸子》，有删改）

材料二：

先秦说理散文是我国散文创作的典范，它以成熟的说理文体制，形象化的说理方式，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章学诚认为，“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文体备”。（《文史通义•诗教上》说战国时文章已变尽，但后世的所有文体都能在战国散文中找到先例或萌芽则是无疑的。先秦说理散文不仅标志着说理议论文体的成熟，而且也包孕了寓言、小说等因素。

先秦散文确立了说理文的体制。早期的语录体和对话体，虽不是我国说理文体制的主流，但后代不乏类似之作。从扬雄模拟《论语》而作的《法言》，都与《论语》一脉相承，主要以问答的形式进行论辩。在后代说理议论文中，更是我国说理文的主要模式，不仅在体制上，都对后代说理文有深远影响。

先秦说理文主要是哲理散文和政论散文，但无论是表述对自然和人生的理性认识，还是阐发政治主张和学术观点，还灌注了浓烈的情感，运用了生动的感性形象。先秦说理散文中，常有抒情因素。这种形象性和抒情性，使先秦说理散文自身具有了文学意味，具有积极的意义。不仅后代哲理政论文受其影响，以描写抒情为主的文学散文也由此而孕生。

先秦说理散文中大量的寓言，本是为说理而存在，但由于其自身深厚的意蕴和生动形象的艺术特征，由一种艺术表现手法，成为一种文学样式。其中的优秀之作，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先秦说理散文中，也为后世小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

先秦说理散文大都分析透彻，议论纵横，而不同的作品，风格各异，直接影响了后世作家的创作风格。在后代许多文学巨匠的作品中，他们的创作，亦深受孟子文章的影响。“韩文出于《孟子》”，韩愈、苏轼等人的文章气势磅礴，显然与孟子文章有密切关系。庄子散文独特的艺术风格，都可以明显看出《庄子》的文风。唐代诗人中，李白超拔的想象力，与《庄子》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孔、孟、庄、荀、韩非等先秦诸子都是语言大师，先秦说理散文在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功，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如比喻、夸张、排比、对偶等，在先秦说理文中，直接影响了后世的语言修辞。后世文学中或平实质朴，或华丽雕琢，或放纵恣肆的语言风格，在先秦说理文中都已可见端倪。而先秦说理散文，其中有不少至今仍活在现代语言之中。

（摘编自《中国文学史》，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