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墨汁落在一杯清水里，这杯水立即变色，不能喝了；一滴墨汁融在大海里，大海依然是蔚蓝色的大海。

不熟的麦穗总是直撅撅地向上挺着，一副不甘居下的模样；成熟的麦穗总是低垂着头，一副甘居人下的模样。

材料一：

    高铁是新建设计时速最低250公里的客运专线，中国铁路高速化的过渡始于1999年兴建的秦沈客运专线，全长404公里，于2003年开通运营。自2008年8月1日中国第一条350公里/小时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以来，高速铁路在中国大陆迅猛发展。按照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和铁路“十一五”“十二五”规划，以“四纵四横”快速客运网为主骨架的高速铁路建设全面加快推进。建成了京津、沪宁、京沪、京广、哈大等一批设计时速350公里，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速铁路，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高铁技术体系。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中国系统掌握了时速200—250公里动车组制造技术，成功搭建了时速350公里的动车组技术平台，研制生产了CRH380型新一代高速列车。

    近年来，中国高铁已经成为中国最新科技大幅进军海外的标杆；中国高铁在海外高歌猛进，凭借高性价比和成功的运营经验，在全球市场接连斩获订单。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中车的业务量在铁路装备行业、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已居全球第一，中国高铁约占全球30%的市场份额。

（编自中新网《中国高铁在全球市场高歌猛进，刷新中国制造新形象》2005年11月18日）

材料二：2003—2015年中国高铁运营里程统计

（数据来源于“中国轨道交通网”）

材料三：

    2017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华留学生评选出的中国“新四大发明”中，高铁被排在首位。在如名网站YouTube上，许多外国友人把乘坐中国高铁快速、便捷的美好体验拍成各种小视频，放在网络上传播，引来各种艳羡和震惊。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百公里时速“绿皮车”，到21世纪初时速约200公里的“红皮空调车”，再到如今时速最高达400公里的“和谐号”“复兴号”高铁动车组……中国铁路在“加速度”跨入新时代。

过去五年，中国铁路以平均每天近16公里的速度延伸，截至2017年底，铁路运营里程达12.7万公里，其中高铁2.5万公里，比2012年底增长了约2.5倍，占全球高铁运营总里程的近七成，累计近50亿人次乘坐高铁出行。

    从没有一寸高速铁路，到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运营里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人在极短的时间内创造了奇迹。

    根据规划，到2020年，中国铁路网规模将达15万公里，国际铁路联盟高速铁路部总监巴伦感慨地说：“铁路发展正进入一个大时代，中国正成为全球的领跑者，世界铁路的未来在中国。”

（摘编自经济参考报《中国高铁引领全球体验“中国速度”》2018年2月12日）

材料四：

    代表着中国铁路发展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大跨度的“复兴号”高速动车组首次参加春运，成为2018年春运的点晴之笔。中车株洲电机公司为中国铁路提供的“复兴号”全部动力产品，即592台牵引电机和73台牵引变压器，始终表现为“零故障”运行。

    “复兴号”不仅刷新了中国速度，同时也为世界高铁速度立下了一个全新的标杆。而且这一新时代的标杆与“宠儿”，自2017年6月正式亮相至今，不仅让中国高铁这张新的“国家名片”更加闪亮，而且已经在京沪、京广、京津和西成等多条高铁线路上驰骋，为无数返乡团圆的中国百姓出行提供便利，更为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经济发展插上新的翅膀。

（摘编自红网《中车株洲电机为复兴号列车提供最美核心动力》2018年2月28日）

山林是一个隐秘的宝库，为隐士们供给了衣食住等诸方面的所需，以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但有时候，这并不足够。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隐士》里曾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北宋时隐居龙山的孔畋，据称有田数百亩。还有一些隐士得到了官府的赏赐或官员赞助，也饶有资财。陈抟就屡次被皇帝接见，受到赏赐，他隐居的华山云台观也为官府修建。这些隐士，大抵可以过着超然世外的生活。但是大多隐士并没有这么幸运，特别是山林隐士，往往是清贫的，为了“讨生活”，他们还是需要从事一两种职业，以谋生计。

农夫是隐士们最普遍的职业。躬耕，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自然的劳动，被视为是符合隐士身份的。并且，隐士的躬耕，与求取什一之利的田舍翁不同，被赋予了一种修身的意义。在春耕秋收中，隐士们体会着自然的韵律在土地、植物和自身之上的响应，进而让身心达到与自然同步的境界。正如《高士传》中所言：“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从事躬耕的隐士代不乏人。上古有许由，春秋有老莱子，三国时的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也躬耕于南阳，静观天下之变。

渔樵也是隐士从事的一种重要职业。不过，与自给自足的躬耕相比，渔樵因为要出售其剩余产品，不得不与人世发生联系。但一些决绝的渔樵者仍然坚持不在俗人前露面。如南朝人朱百年，以伐樵采箬为业，每次他将樵箬放在路边，自己走开，人们便自取樵箬，按价放钱。朱百年仍可隐藏自己的面目。而有一些渔樵者则选择性地出现，在人世留下雪泥鸿爪。屈原行吟泽畔时遇到的沧浪渔父，《庄子·渔父》中假托孔子所遇到的渔父便是这样的世外高人。渔父、樵夫来自隐士的世界，却对人世有着独特的见解，只言片语，拨醒梦中人。渐渐地，渔樵问答亦成为世外人看世内事的一种象征。除此之外，隐士还依托山林资源，从事其他职业，如安期生卖药，姜歧蓄养蜜蜂，范元琰种菜，傅山行医等，凡此种种，行于世间。

    尽管隐士也在谋生，却无贪欲，所谋乃是最本源的生存需要，而在谋生过程中，他们也绝不放弃隐士的自尊。因此，隐士一般是贫穷的，甚至是赤贫的。而这种赤贫成就了一种高尚，所谓“士不穷无以见义，不奇穷无以明操”。正因为隐士们安于贫穷，不困于功名利禄的樊笼，他们才绝少欲望，无需对繁华世界阿谀取媚，才可昂起高傲的头，立于山林之间。

（摘编自《住在云山深处： 隐士的衣食住行及其他》）

    中国古代有关“文化”的概念，其实是“文教”或“风俗”的意思。比如《易传》里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毛诗序》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尽管这些观念与文化密切相关，但毕竟是种“前文化学”。中国现代文化学形成的时代背景是近现代的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中国的学者开始借助西方的人文社会学说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希望在世界的文化秩序中确定中国文化的地位，逐渐形成了文化史学、文化哲学和文化人类学三大主要组成部分。

文化史学是中国现代文化学的主体。梁启超认为西方通行的诸多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可是中国传统史学“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他提出要研究中国的“文学史”“种族史”“宗教史”等。将中国传统史学带入现代史学的同时，就是中国现代文化学的发轫之时。中国的文化史学并没有完全遵循西方的学术体系和价值体系，这是由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决定的。钱穆说：“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所以，中国文化史学主张从中国深厚的史学传统中建构中国的文化学。迄今为止，文化史和国学仍是研究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学术形式。文化哲学，是注重讨论中国文化精神的学问。在新文化运动中，文化保守主义者和否定中国文化的激进主义者之间展开了论战。在新文化运动主导中国思想的同时，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等以复兴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为己任，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为宗旨，熔铸佛学或西方哲学的学理，构建出“新唯识论”“新理学”“新心学”等新儒家哲学，探究中国文化的个性特征与精神内涵。文化人类学是与考古学、人种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相关联的西方人类学分支，它主张客观地观察、描述、分析、比较人类的文化现象，特别注重研究文化的功能。1934年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成立，文化人类学从田野和社会的考察出发，而不是从历史文献出发，为我们展现了丰富鲜活的中国文化画卷。上个世纪30.40年代，出现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如费孝通《江村经济》、林惠祥《中国民族史》。我们当下不少文化理论的热词，如文化自觉、文化自主等，都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文化学在20世纪末提出的重要观念。

    中国现代文化学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分别研究了中国文化的历史、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中国文化的结构与功能，使中国文化的整体得以认识，中国文化的话语体系得以建构。文化总是指向人类全部的、永远在进行中的生活和创造。孟子说：“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如何让当下的文化热潮成为“源泉混混”的有本之水，汇成江海，不断地增进我们的文化自信，除了人心与时代的推波助澜，还有待于不断深入的文化研究。

    （摘编于《光明日报》）

材料一：

中国诗词讲究含蓄，以淡为美。而英美诗歌则比较奔放，以感情激越为胜。另外，中国诗词多以歌颂为主，而英美现代诗歌多以揭露为主。中国诗人或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永远把自己的情感埋藏于诗词之中，我们只有通过“感悟”才可能感觉出其美，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他几乎没有用一个表达感情的词语，只是把“枯藤”“老树”“昏鸦”简单地排列在一起，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幅凄凉寂寥的景象，后面两句把几种事物列在一处，却恰如其分地渲染了寂寞、惨淡的气氛，“夕阳西下”更是给整幅画面涂上了一层昏黄的颜色，最后一笔带出“断肠人在天涯”，感觉上前后好像并无直接联系，但感情是连贯的，思路也是连贯的。一口气读下来，仿佛自己就是诗人所描绘的画中的游子，引起强烈的共鸣。然而几种事物的并列，虽然没有任何的主观感情，却比再多的语言都要强烈地表达了一种孤寂凄清的感情，这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所在。相比之下，英美现代诗歌强调写资本主义社会中畸零人的心理，比较直率地把诗人的所要表达的意思表现出来，直抒胸臆而毫无造作，言尽而意亦尽，回味的空间相对缩小了，但这样比较符合西方人的心理特征、思维特征。

(摘编自吕洋《中西方诗歌比较》)

材料二：

①与中国古典诗歌弱化主体的倾向不同，西方诗歌中的主体差不多总是在场的。以十四行诗为例，主体总是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诗中，站出来讲话。这样，西方诗歌就形成了与中国诗歌迥然不同的风格。

②诗歌的风格离不开其文化土壤。在中国，流行的思想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观念的形成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有关。早在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就已经建立起来。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经济稳定繁荣，因此，人们非常依赖自然环境，对自然世界的任何微妙变化都很敏感，他们渴望与自然亲密接触。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诞生了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中国诗歌的艺术特点便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映射，其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对我们的诗歌艺术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周易·乾卦·文言》写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大人”指大人物，这句话是说要想成为伟大的人物，就要与天地合德。汉代大儒董仲舒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 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合一”，表明自然与人是相通一致的，可合二为一的，人与自然是彼此相通的共同体。这种思想对中国的文学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最直接地影响了中国传统诗歌的风格。

③西方诗歌则根植于西方文化的土壤，体现了二元分立的逻辑观念。那什么是二元分立呢？ 有学者指出，西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是从主客、心物、灵肉、无有等二元分立角度出发运用理性来构建形而上学的体系。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认为世界上存在灵魂和物体，这二者彼此独立，是二元对立存在的方式。

④中西方诗歌不同的文化背景产生了不同风格的诗歌艺术。中西诗歌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主体在场问题。这个主体就是诗中的叙事人，这个叙事人有时候等同于诗人。通常在西方诗歌中，主体都占据诗歌的显要位置，诗中的叙事人也都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出现。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诗中的主体却常常是缺席的，或者被隐藏起来。我们来看这首《梅花》诗：

梅 花 [唐]

崔道融

数萼初含雪，孤标画本难。

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

横笛和愁听，斜枝倚病看。

朔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

⑤这首诗写的是梅花，但寄托的却是诗人心中对梅花的钟爱。因为写花和写人本身是不需要区分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已经浸透到诗人的心灵中，流露在诗人的笔下。咏物即咏人，诗人对梅花的赞叹体现的正是诗人对美好品质的赞美。诗人没有在诗中出场，而是隐身于梅花后面，但是通过诗歌的内容，我们感受到诗人高洁的品德，产生了对梅花的怜爱之情，以及对高洁品德的珍惜之情。读到最后，我们已然分不清这是写梅花，还是写诗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首诗如果用西方的诗体来写会是这样：

梅 花

初放的梅花，含着白雪，

美丽孤傲的梅花啊，我想画，

又怕你的神韵难画，

你的花别有韵致，

清雅脱俗，不知寒冬雪意。

你的枝干横斜错落，似愁容病姿，

北风啊，你果能解得梅花心意，

拜托，不要再摧残她了。

⑥通过对这首诗的模拟转换，我们能够体会到主体在场表达会产生什么样的诗歌风格。从审美的意义上讲，主体的缺席模糊了人与物之间的界限，使读者自然而然地由物联想到人，再由人联想到物，从而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而主体的在场则使物与人分开了。在这首诗中，主体“我”的出场使诗歌中的梅花与叙事人“我”分开了，梅花与“我”的分裂使这二者失去了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这不再是“天人合一”，而是二元分立，这使该诗呈现出类似西方诗歌的形式。当这首中国古诗被改写成主体在场的诗歌时，它就失去了原有的魅力，那种浸透在古典诗歌中物我合一的和谐感没有了，诗篇变得破碎，被改动的古诗就不像是一个有机整体了。西方诗歌虽然有主体的在场，但还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诗人已经在二元分立思维模式的基础上由分而合，最后达成统一。而中国诗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存在，是在物我不分的情况下产生的，一旦被分开，便很难再造一个有机整体。如果我们反过来把一首主体在场的英语诗改成汉语古诗，在去主体的过程中，也很难再造一个有机整体。其实，这也是英语诗歌汉译和汉语诗歌英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诗歌是不可以被翻译的，指的主要是诗歌的韵律让人无法操作。不过，不可翻译的岂止诗歌的韵律呢，这种深植于诗歌背后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内涵也同样是不可翻译的。有趣的是，在西方现代派以及后现代派的诗歌中，诗人主张要把这个“我”消融掉。“很多后现代诗人发现，必须把武訢的自我溶解掉，才能写出一种以最佳方式获得自我兵实的诗歌，太多的文明因素，以及各种复杂的人之角色，已使自我真实变得模糊了 "西方现代派诗人已经认识到西方诗歌中的自我过于强太，已经到了应该消解这个主体的时候了。

(摘编自王伟峰 周桂君《论中西诗歌中的主体化倾向及思辨性的体现》)

植物为人类和其他动物提供食物和住所，还能调节气候，给地球带来生机和活力。但由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地球上的物种正在加速灭绝，植物也不例外。据统计，从1753年至2018年，全球范围内已经有571种种子植物在野外灭绝。一种植物的消失，对我们来说，并不仅仅是单一物种的消亡，也将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地球上的生物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一种植物的灭亡可能会导致几十种伴生物种的消失，植物的大量灭绝将会动摇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塔基。在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由于遗传基础狭窄而引起的粮食安全事件。拥有相同基因的植物，一旦遭受疾病侵袭，很容易“全军覆没”。有专家认为，从野生植物的基因中或许能找到解决办法。如籼稻是由野生稻驯化而来的，在漫长的驯化过

程中，籼稻获得了人们所期望的性状，但也失去了部分野生稻特有的基因，其中包括抗病虫、抗逆、高蛋白含量等优良基因。因此，对于育种专家而言，不适合食用的野生稻可以为改良栽培稻储备丰富的基因源，对解决粮食安全、维护人类生存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为了保护野生植物资源，科学家想出了建造植物“诺亚方舟”的方法，将野生植物的种子提前保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努力建设自己的种子库。而坐落于云南昆明的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是我国重大科学工程、亚洲最大的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

种质资源是指有活力、有生命力、可以传递给后代的遗传资源，如植物的种子。种子大约出现在3.6亿年前，是陆地植物在与环境相互适应的过程中不断演化出的高度复杂而精妙的结构，包含植物的全部遗传信息。通常，成熟的种子会在适宜的条件下开始萌发，但有时种子也会因进入休眠状态而无法萌发。造成种子休眠的原因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种子自身的原因，如胚还需要继续发育或被种皮密封而未能获得足够的水分和空气；另一种则是外部原因，种子已充分成熟，只因环境不具备萌发所必需的条件而被迫处于暂时停顿状态。这两种因素既可以单独作用，也可以复合作用，使种子进入不同深浅程度的休眠状态。种子的休眠特性是一种植物特有的生存策略，可以让植物更好地适应环境，在最适宜的条件下萌发生长。正是因为这一特性，才使建立种子库、通过保存种子来保护植物多样性的方案成为可能。

为了保证种子能长久保存，首先要尽量采集成熟度较好且饱满度较高的健康种子。种子采集通常从容易采集的区域入手，逐渐延伸到更偏远的地区。种子被采集回来后，还要对其“验明正身”，核查种子与标本、数据表、DNA材料、照片等是否一一匹配，并初查种子的质量状况。其次，要创造适宜的条件将种子保存起来，尽可能使它们“延年益寿”，以便日后需要的时候再次利用。对于大多数种子而言，高温高湿环境会加速其萌发过程，促进种子的呼吸作用，加速物质代谢，也会导致出现霉变等问题。相比之下，种子更喜欢干燥低温的储藏环境。大量实践数据表明，在一定的范围内，种子的含水量每降低1%或储藏温度每降低5℃，种子的储藏寿命可延长一倍。实际操作中，种子会被放置在空气相对湿度为15%的干燥间进行脱水，这样做是为了让种子的含水量下降到安全范围之内。如果种子的含水量超过安全范围，过多的水分就可能成了种子的“心腹之患”，在低温下形成大冰晶，破坏细胞膜结构，导致种子失去活性。

保存种子最重要的意义，是为了将来有一天能够重新使用，也就是把“沉睡”的种子“唤醒”，使原本处于休眠期的种子正常萌发。为此，要周期性地给种子做萌发实验。一般情况下，在种子送入冷库一周后，就可进行初次萌发实验，萌发率在75%以上即可视为合格。接下来，每隔5～10年，就要从冷库中取出一部分种子进行萌发实验，监测种子的活力情况。

理论上，对于冷库中处于休眠状态的种子，只要打破休眠条件，就能刺激种子萌发。但实际上，经过干燥、低温保存后的种子，也可能会出现一些特别的反应。比如一种叫白楸的植物，它的种子冷藏后便不能萌发。遇到这种情况，研究人员会先利用能将活细胞代谢产物染色的化学试剂进行染色实验，判断种子是否还具有活力。染色结果显示，白楸种子并没有失活。切片观察后发现，原来白楸种子的含油量特别高。冷藏之后，种子细胞内的油脂发生凝固，而在进行萌发实验的25℃的条件下，凝固的油脂没有溶化。当把环境温度升高至45℃时，种子细胞内的油脂仍处于凝固状态。随着温度的继续升高，种子才逐渐萌发。简单地说，这类种子被冻僵了，需要给它“泡热水澡”，才能够苏醒过来。

另外，还要充分考虑植物原始的生长环境。比如，青藏高原的昼夜温差大，所以要把来自这一地区的种子放在培养箱里面，模拟白天温度高、晚上温度低的环境，通过变换温度，让它们能够萌发。

总之，我们希望种子能在种子库中一直“沉睡”，又希望它们在需要的时候能被轻松“唤醒”。这一点无论对种子还是对现有的保存技术而言，都充满挑战。直到现在，种子库中还有某些种子处于“一睡不醒”的状态，试过多种办法仍不能使其萌发。但这也正是物种保护工作的乐趣之一——通过工作中观察到的各种现象，进一步了解自己要保护的对象，窥探大自然的秘密。

(摘编自谭治刚、蔡杰《种子库：植物的“诺亚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