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大家一提工匠精神，一般都先想起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殊不知，自古以来，工匠精神就是“中国气质”之一。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具有创新传统和工匠精神的国度。工匠在古代的社会地位不算高，但有很多匠人名垂青史。先秦的鲁班、李冰是以心灵手巧而成就事业的标杆人物。明朝的宋应星撰写的《天工开物》，被外国学者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中国古代各类手工匠人以精湛的技艺为社会创造价值，做出过不少重要的发明和创新，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繁荣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工匠们往往以打造精品为追求。例如，早在6000多年前，中国人开始制作玉器。朱熹对《论语•学而》中的“如琢如磨”做了注解。他说：“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这是中国思想家对工匠精神的精彩解说。

    其实，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德国生产的产品根本谈不上精致。德国人到英国展出产品，被要求标注：“Made in Germany”，相当于劣等产品的标签。这种标注产地的做法给德国人以很大刺激。他们立志要摘掉劣等产品的帽子，经过上百年努力，才后来居上，使“Made in Germany”成为精品的标记。曾几何时，“东洋货”也曾是劣质产品的代名词，现在日本产品却大都是世界精品。

    精品的产出，当然需要制度作保障。比起标注“Made in Germany”，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标注制造者姓名的制度。秦始皇统一了度量衡，为控制产品质量，推行标准化生产奠定了基础。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国就实行了“物勒工名”制度。以方便管理者检验产品质量、考核工匠的技艺。据《吕氏春秋》记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秦律》中也有许多具体的惩罚规定。秦代制器，不仅要刻上工匠之名，还要刻上督造者和主造者之名，以便逐级追查产品质量的责任人。如果不刻写名字，就要被罚款。

    秦朝还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的技术与产品质量管理机构，及分工负责制度。以少府为例，工师为手工业作坊的负责人，集技术与管理于一身，还传授技艺，监督工匠操作、产品质量检验等。检查产品质量，要求“必功致为上。”（《吕氏春秋•孟冬纪》）。做得好的，也有具体的奖励办法。由于有这样的制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秦朝能够制造出精湛的铜车马、兵马俑等艺术品。

    在中国历史上，工匠制度的传承发展，渐渐形成了特有的工匠文化和工匠理念，对工匠的行为有很强的约束力。以瓷器工匠为例，官窑（如龙泉窑）生产的好产品呈给皇家，出现次品就要砸掉。陶瓷界有实力的厂家都坚守一个传统：仿品不能当正品出售。正是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有制度作保证，中国历朝历代才能不断产出名扬四海的精品，如玉器、青铜器、瓷器、丝绸等，铸就东方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

    今年以来，工匠精神之所以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是因为它切中时弊、符合时需。在当代中国产业界和其他行业都应当弘扬，或者说找回中国工匠“精益求精”的精神，全社会也要尊重能工巧匠的创造力和贡献，使“Made in China”成为精致美好、质量信得过的标签。

（摘自《光明日报》《工匠精神自古就是“中国气质”》）

中西美学比较

彭吉象

    人类都在追求真善美，但是，中国的美学和中国的艺术更多地追求美和善的统一，更加强调艺术的伦理价值；而西方的美学和西方的艺术更多地追求美和真的统一，更加强调艺术的认识价值。正因为如此，两种艺术表现形式具有很大的不同。以西方话剧和中国戏曲中的悲剧为例，西方的悲剧可以说是彻底的悲剧，一悲到底，如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到最后差不多台上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死了。中国的戏曲不是没有悲剧，但它一定要有一个光明的结局，或者称为大团圆的结局，一定要让“善”战胜“恶”，这就是中国文化强调的美与善的统一。

    中国传统美学强调的是表现、抒情、言志，而西方美学强调的是再现、模仿、写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中国的艺术注重表现艺术家的情感。如中国绘画更多地强调表现，不注重焦点透视，而是注重散点透视；西方绘画却强调再现、模仿和写实，非常注重焦点透视。为什么会这样？区别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觉得除了两种文化不同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两种文学的源头不一样。中国文学史是从《诗经》《楚辞》开始的。《诗经》大部分在黄河流域，而《楚辞》是在长江流域。它们分别代表了中国的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是抒情诗歌。抒情诗歌就是要表现、抒情和言志。所以中国文学艺术的源头是抒情文学，文化的传承形成了中国艺术强调抒情的特点。西方文学公认的源头是《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荷马史诗》是史诗，是在讲故事，而且故事非常精彩。还有古希腊的戏剧也很有名。我们可以发现，《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戏剧都是叙事文学，叙事文学一定要再现、模仿、写实，和我们抒情文学的表现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两种文学艺术的源头不同，造就了中西方美学与艺术各自的特色。不过，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民族文化的不同。中国文化的特色是什么？答案众说不一，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文化的话，我国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季羡林先生和汤一介先生都曾经说过，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最精髓的地方，“天人合一”强调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西方文化从古到今都是“二元论”，最早是上帝和人，文艺复兴以后，变成了人和自然二元对立。因此，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的自然科学发展得非常快。“二元论”就是强调主客分立，人要不断地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我们现在用的自然科学包括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和天文学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现在进入21世纪了，西方文化潜在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在人一味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最后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现在西方很多思想家甚至是科学家，要求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精华，他们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东西是可以借鉴的，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因此，就中西文化来说，很难说哪个优哪个劣，应该说是互相取长补短。归根到底，中西方美学的不同是由于两种文化的不同造成的。

（摘编自《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艺术精神》，有删改）

    杂剧的名称，唐时已经有了。李德裕在其所撰《论故循州司马杜元颖追赠》中述及南诏攻入成都时驱掠人口之事，并说：成都华阴两县，被驱掠80人，其中有杂剧丈夫两人。这是杂剧名称见于记载之始。南诏进攻成都，在唐文宗太和三年，其时已是唐代晚期。文中所说“杂剧丈夫两人”，应是在成都演奏的伎工，则杂剧之兴当在其时之前。其盛行一时，则当在宋代。

    北宋开封习于浅斟低唱。柳永《鹤冲天》词中有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一时风气实是如此，杂剧也就不能不受影响。宋室南渡，临安成为都城，继续发展杂剧。南宋周密所撰《武林旧事》皆记临安城事，其末篇《官本杂剧段数》多至280种,可见一代盛况。临安北距建康不远，南朝陈时的旧音流传久远，临安其时也不能不受到波及。因此临安的杂剧虽仍保持当年开封正声，恐也难以避免受到陈时旧音的影响，因而会使杂剧的音调更为繁富而多变化。这一点前人似未多所道及。

    金人南迁后，原来的中都开封为元代的大都所代替。流行于中都的杂剧转而流行于大都。由于金、元的倡导，杂剧到元代更有显著发展，达到高峰。杂剧名家辈出，不断汇集于大都，极一时之盛。钟嗣成《录鬼簿》中有详备的记载。

    大都和中都皆在北方，因此杂剧由开封传来，难免带有北方的音调。据说当时用的是七声音阶，无入声，声调遒劲朴实，以弦乐器伴奏。这样虽合乎北方人的口味，却为南人所不习用，因而就出现了南曲。南曲用韵以南方语音为标准，可能就是以临安为中心的语音。据说当时音乐上用五声音阶，声调柔缓婉转，以箫笛伴奏，合于南人口味。这样柔缓婉转的声调，自然和北方的遒劲朴实的声调不能互相融合。但无论北曲或南曲，都未逸出杂剧的范畴。

    元明之际有了传奇。传奇也属于杂剧，但它虽出于杂剧，却和杂剧有不同之处。杂剧皆为四折，出场人物虽不一，主唱却只有一个人。传奇则不限折数，也不限于一人独唱。早期传奇的作家就已不少，高明就是其中一位。高明于元时已有文名，明太祖很推许其书，他的《琵琶记》应该会在都城南京演出。朱棣迁都北京之后，传奇仍在旧都继续传播演出，似未稍止。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名震海内，南京也应该不会无人演出。传奇以南曲为主，也参用了一些北曲，因而也在当时的都城演出，成为北京城中的重要剧种。

    明清之际改朝换代，而传奇并未因此而产生差异。传奇的盛行时期大致是明嘉靖年间到清乾隆年间。清康熙时，洪昇撰《长生殿》，与孔尚任的《桃花扇》齐名，当时有“南洪北孔”之称。《长生殿》曾在北京演出，据说轰动一时，这样的演出固然是由于洪昇的文名震世，但也显示出都城中人对传奇的爱好。

（摘编自史念海《古代音乐戏曲杂耍与古都文化》）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从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塞尔·德普勒的发现。

（节选自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有别于流行的以精英文化为大传统而以民间文化为小传统的文化传统划分，从中国文化自身特点出发，又有作为“道”的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和作为“术”的中国文化的小传统这一新的划分。如果说前者是指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儒释道的文化体系的话，那么，后者则为诸如中医、武术、气功、养生、堪舆乃至烹饪等的技术体系。也正是从这一新的划分出发，才使中国文化大小传统之间以“辩证的滑转”取代了各执一端，并最终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大小文化传统之观念。

    一旦我们将中国文化的大小传统对应于中国古代的“道”与“术”，二者的分别就彰明较著。若加以概括，这种分别体现为以下三点。

    其一，形上与形下之别。“形而上者谓之道”，这一出自《周易》的“道”的经典定义不仅颠扑不破，而且在中国的儒释道那里同样成立。在儒家，“道”是作为“善端”的隐而未彰的属性；在佛家，“道”表现为《心经》一言以蔽之的“照见五蕴皆空”；在道家，“道”是老子所谓的“惚兮恍兮”“恍兮惚兮”“窈兮冥兮”的状乎无形影。与这种“道”的形上性不同，“术”指向形下性。中国医术离不开医诊的“望闻问切”，中国武术离不开形体动作的一招一式，中国气功则离不开“升降出入，无器不有”的人体“器官”之“器”。

    其二，心灵与身体之别。但凡中国文化的“道”都与心灵相关，从庄子的“心斋”到孟子的“尽心”，从佛教的“以心法起灭天地”到阳明心学的“致良知”，无一不是其显例。自是之故，才有了现代新儒家所谓“内在超越”论的推出。相形之下，中国文化的“术”则大异其趣，它是地地道道的“身体的技术”。中医是我们身体的治疗术，武术是我们身体的攻防术，气功是我们身体的养生术，而烹饪与我们身体的关系更是不言而喻。

    其三，本体与工夫之别。所谓本体是指“心识”上世界“是什么”的真理，所谓工夫则为我们身行上“如何作”的技能。“道者，虚无之至真也；术者，变化之玄技也”，在中国文化里，“道”与本体相连，“术”则为工夫所系。用佛学的术语来表述，如果说“道”是中国文化的“慧学”，那么“术”则属中国文化的“定学”。故“道”与本体相连，“道”就是《易》的“太极”、《老子》的“大一”、孔子的“仁义”、佛学的“真如”、朱子的“天理”、禅宗的“自性”这些“究极义”；“术”为工夫所系，“术”就是中医的如何“辨证施治”、武术的如何“以柔克刚”、气功的如何“调息、调身、调心”这些“下手处”。

（节选自2019年01月28日《光明日报》之《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关系的哲学辨析》，有删改）

诗是最先锋的也是最古老的

潞潞

    给诗下定义是很难的，如果一定下一个的话，就是诗是心灵的产物。诗难写就难在这儿了。为什么说诗是属于年轻人的？因为年轻人涉世未深，还保留着“赤子之心”，王国维在谈到古代诗人李煜时，特别强调这个“赤子之心”。也许，对一个诗人的基本判断就是他是否还保留着“赤子之心”。

    诗歌具有的恰恰是其他文学形式没有的。比如，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诗歌诗歌，所谓歌就是音乐。最初的诗歌是唱给人听的，所以决定了它的语言必须是简洁的。音乐性还体现在押韵上，但一篇故事怎么能一直押韵呢？随着书面阅读的发达，音乐性逐渐弱化了，诗与歌分离了。还有其他叙事艺术的出现，诗歌的叙事功能也退化了，因为叙事从来不是诗歌的长处。

    但是不管它怎么变，诗歌最古老的元素还在，诗这种分行的形式就是节奏，就是音乐和旋律，所以不能小看诗歌的分行。

    诗在它的演变过程中，弱化了叙事，也就相对和现实生活拉开了距离，因为它不注重描述了；诗的音乐性弱了，它的理性色彩变得浓了，变得复杂化了，之前因为有押韵等等限制，不可能写得太复杂；继而增强的是，诗歌转向了诗人内部，它更像是心灵的产物，更注重于抒情，甚至是幻觉、是梦；同时也改变了创作者观察生活、理解生活的眼光。

    一个小说家看待事物、观察世界，即使没有看到世界的隐喻层面，仍然可以不失为一个好的叙事作家。但是诗人如果只看到生活的表层，而对它的隐喻层面无所察觉的话，那他就不可能写出好诗来。这也造成诗人和小说家表达上的不同。诗歌最终依赖的是语言，如果语言出了问题，一切都将无以表达。诗歌的语言很多人有误解，以为应该是华丽的、优美的，其实不是。诗歌并没有创造出自己独有的文字和语言，它和非诗语言的不同在于它的组合，所谓组合就是音韵和节奏感，这是诗歌最古老的元素，它使曰常化的语言得到了提升。

    现代诗歌对中国诗歌而言指的是“五四”以后的白话诗，对西方而言指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相发端于欧洲的诗歌流派，传统诗歌我们一般指的是古典诗词。作为体现时代精神的诗歌，它们在时间上的差距那么大，当然诗歌的精神迥然而异了。至于形式上的不同，不用我说，谁都看得到的。那是诗歌自然演变的结果，这个演变的真正导演说到底还是时间。有人爱拿古典诗词和现在的诗比较，说现代诗就是不如古典诗词好。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两者很难比较，尤其孰优孰劣更不好说了。就像李白不会玩电脑，你就说李白不如现代人聪明，不是一回事嘛。内行人的做法应该是，不去做那种无益的比较，而是认真学习古典诗词的精髓，摸索到它与现代诗歌传承的路径，这才是对传统真正尊重的态度。

    我是写现代诗的，一开始就喜欢上这种形式，写了几十年，越来越体会到写好太不容易了。用什么形式写、写什么，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写作者可以没有权力、金钱，但必须给他自由。

（选自《山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