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电影”大有可为

   微电影是指专门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播放的、适合在移动状态和短时休闲状态下观看的、有完整策划和系统制作体系支持的具有完整故事情节的“微时”放映、“微周期制作”和“微规模投资”的视频短片。其内容融合了幽默搞怪、时尚潮流、公益教育、商业定制等元素，可以单独成篇，也可系列成剧。

   微电影兴起于草根。各种参差不齐的“小短片”，自于各种相机、DV、手机。后来，类似“天堂鸟影像”这样的专业机构，使微电影从个人自拍的随性表达，渐渐上升到电影的层次。

近两年，我国各种类型的微电影呈“井喷式”增长。从电影类型看，在草根网民的原创作品层出不穷的同时，专业团队为一些品牌量身打造的商业微电影也开始盛行；从制作规模看，越来越多的专业团队跻身微电影的制作，甚至一些知名导演也加入了微电影的制作行列。微电影的制作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其品质、格调也得以提升，实现了华丽转身。微电影的影响力也在日渐增强，由其催生的短片大赛、微电影大赛、微电影节等活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微电影的篇幅虽小，却并不影响其主题的深远立意和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一些微电影在实现艺术追求的同时，也主动担负起对社会的责任。以“7.21”大雨为背景创作的系列微电影《大雨》的主要人物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面对大雨造成的各种困境，他们团结互助、共抗灾难，共同演绎了充满温情与关怀、责任与坚守的感人故事。影片融入纪实的风格，片尾对人物原型的采访，使得“微”中有内涵，“微”中有新意。在传递社会正能量的公益微电影中，《天堂忘记了》镌刻下自闭症少年的心灵界碑；《交易》中的小女孩儿主动找到人贩子，一句“叔叔，你把我卖了吧!我还差1800块钱给妈妈治病”，让观众为之动容；《亲爱的小孩》喊出“温暖2012”，呼吁对于弱势儿童群体的关注一刻都不该停止……这些微电影关注社会事件，从帮扶贫弱、关爱孤儿到保护环境、热爱自然等多个方面，予以理性思考和人文关怀，以艺术的力量当起社会责任，发出正义之声，温暖人心。

   微电影的播放渠道正日趋多元化。微电影不仅通过网络、移动电话等新媒体呈现，传统的电视播放平台也为它大开“绿灯”。微电影传播平台的增加，微电影制作团队的日渐专业化都让微电影从“非主流”向主流过渡。未来，微电影还可能打包进入主流院线，进入电影发行体系，以更加成熟的姿态面向观众。

    一部中国文学史究竟应该从何时说起？这看起来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是要说清楚并不容易。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艺术的起源追溯到与人类的起源一样久远。从后世的文献记载出发，我们也可以做出适当的想象性描述。如《礼记》所载的《蜡辞》，《吴越春秋》中提到的《弹歌》，还有先秦两汉文献中留下的关于炎黄大战、大禹治水等等的神话传说。我们自然不能轻率地将这些历史的记载否定，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属于后世的记忆，暂时又难以得到实物的证实。然而幸运的是，我们发现了大量的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发现了铜器铭文，在传世文献中保存下来了《盘庚》和《商颂》，还有在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中有关殷商时代的遗文遗诗与神话传说。它们之间互相发明互相印证，共同构建了殷商文学的历史。从此，中国文学脱离了传说的时代，步入了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新的时代。

    甲骨文带给殷商文学的意义，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我们首先要考虑它的文字载体意义。这有两点，一是这些文字数量庞大，结构完整，说明它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二是这些甲骨卜辞的文字书写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叙事条理，甚至有了基本的文例程式，一篇典型的甲骨卜辞会同时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等四大部分，有着完整的叙事结构，辞汇丰富，语言简洁，体现了叙事文的初步技巧，因而我们可以将其纳入早期文学的范畴，它本身就构成了殷商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与甲骨文相提并论的是铜器铭文。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制造，到殷商时代达到了一个高峰，出土器物中有些相当精美，其中有些器物上也刻有文字。将殷商铜器铭文上的文字与甲骨文字进行比较，会发现二者在字形结构的组合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作为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为其书写工具不同，方式不同，记述功能不同，二者之间又有不同的文字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殷商铜器铭文中，几十字以上的铭文很少见到，大多数只有几字，而且好多字是合体字，具有鲜明的图案特征。因而，铜器铭文代表了殷商文字书写的另一种情况。

    商代社会是否还曾经存在过其他的文字书写形式？是否还有其他文体的文学？当然有。何以知此？这是由甲骨文与铜器铭文的特殊用途考知的。我们知道，占卜在殷商王朝的生活中虽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它毕竟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青铜器上铸字的活动更是如此。那么我们自然就会想到，当时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无数重要的事情，又记载在哪里呢？《尚书•多士》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多士》为周初时文献，是周公训诫殷商旧臣的记录。可见，“册”与“典”乃是殷商时代更为重要的文字文献。

（摘编自赵敏俐《殷商文学史的书写及其意义》）

从“抵制韩流”看消费型民族主义

梁文道

    韩剧风猛烈吹袭大陆后，就有很多人看不过去要出来说话，这种事我们大可以引为茶余饭后的闲谈话题，一笑置之。但是我们也应认真思索，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轻易地把爱韩剧就等于汉奸、看国产片就等于爱国的逻辑理直气壮地宣之于口，而且竟还有市场？很多人之所以能够不假思索地说出这种话，是因为近年有一股更大的潮流，这股潮流就是“消费型民族主义”。

    首先，我们要注意它与抵制日货的理路不尽相同。不管你同意与否，提倡抵制日货的人至少还试图搬出一套罢买日货可以打击日本商界，然后日本企业会抱怨日本政府外交政策的推理。“消费型民族主义”却是诉诸感情直觉，要大家以抵制某产品的方式直接表达爱国情怀。当然，实际操作起来，“消费型民族主义”又会和抵制日货运动相混杂，成为后者的指导精神。

    其次，“消费型民族主义”不是一种经济政策上的保护主义。奉行保护主义的国家如韩国，会硬性规定电影院每年要有一定日数放映韩片，以保证电影生产数量的稳定，以阻挡外来电影带来的竞争压力，目的是扶持自己国家的特定产业。保护政策好还是不好，各有各的观点，但它起码也是套言之成理的说法。“消费型民族主义”着眼的却不是这么深层次的产业发展问题，它只不过是一种浮浅的情绪表达和标签。

    “消费型民族主义”的出现，靠的是两种逻辑。一个是民族主义本身的空洞，另一个是市场营销的文化转向。什么叫民族主义的空洞呢？难道民族主义不是很强大很澎湃的一种意识形态吗？的确，它是的。但它之所以强大，之所以能够把一切事物都纳在民族旗号下，照研究民族主义的人类学家安德森的说法，正是因为它的内涵是空的。举个例子，由于没有人能够肯定到底某物的民族性是什么，所以我们才能把一件衣服说成是很有民族性的，一部汽车是很民族的，甚至连一种动物也是很能代表某民族的（尽管他在血统上和这一民族无关，也不是这一民族培育出来的品种），没有什么不可以被命名为很民族的。

    也要注意如今的市场营销越来越强调感性和文化，怎样将一件产品从市场上芸芸竞争者中区分出来，靠的不一定是价廉，也未必是物美，而是它带给你的体验与文化印象。所以广告和设计等创意产业才会变得日益吃香，所以一双外国名牌运动鞋要比同厂生产的本地杂牌贵得多。诉诸正统的国家印象正是产品营销的手段之一，某个服装品牌标榜自己来自法国，让人穿了就变得很高档很浪漫，与某位明星标榜自己是土产中国人，让人看了就证明自己很爱国，其实是同一回事。

    “消费型民族主义”建立在这两种逻辑之上，几乎可以运用于所有商品而无往不利。它总是呼唤大家的身份认同，要求大家“团结”，叫大家“是中国人的就得看中国片”“是中国人的就得抽中国烟”“是中国人的就要穿中国内裤”，仿佛电影、香烟与内裤和人一样都是有国籍的。但说到底，“消费型民族主义”只不过是商人们促销的借口，经不起严格分析，纯粹是种循环论证：我是中国人因为我看中国人投资的电视剧，我看中国人投资的电视剧因为我是中国人。

（选自《噪音太多》，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有删改）

    社会治理智能化，就是在网络化和网络空间基础上，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重构社会生产与社会组织彼此关联的形态，使社会治理层次和水平得到提升，使治理过程更加优化、更加科学、更加智慧。要在促进大数据与社会治理深入融合中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我们就必须准确把握“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并充分应用好大数据资源。

    社会治理内嵌于社会结构之中，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治理的对象、主体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一方面当前社会治理所服务的对象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表现为;社会阶层结构出现新老演化，人口的年龄结构、素质结构和空间分布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专业技能的群体日益扩大，家庭结构呈现规模小型化、类型多样化特征，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跨地区流动已成为常态，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大城市或中心城镇集聚特别是思想活跃、利益诉求多样的新兴社会阶层对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很多新课题。另一方面，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也从政府单一主体过渡到一个由政府、非政府组织、公众个体等构成的行动者系统。这些变化迫切需要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也为社会治理智能化创造了良好条件。

    智能化意味着精准分析、精准治理、精准服务、精准反馈。各类社会治理主体通过获取、存播、管理、分析等手段，将具有海量规模、快速流转等特征的大数据变成活数据，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更好地服务不同社会群体将成为政府和社会组织实施智能治理的重要法宝。

    长期以来，社会治理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风险的不可控性和难以预见性。现代社会处于信息化和网络化复杂交织的图景之中，与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背景相叠加，使现代社会治理呈现出新特征。总的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是严峻复杂的，表现为短期矛盾和长期矛盾叠加、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并存、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特别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较为薄弱等等。以往，政府对经济、社会进行研究的实证数据，主要源于抽样调查数据、局部碎片数据、片面单一数据，有时甚至纯粹基于理论和经验假设，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和模糊性。大数据技术能够通过交叉复现、质量互换、模糊推演等手段有效提升整合各方面数据资源的能力，使政府决策的基础从少量的“样本数据”转变为海量的“全体数据”，为有效处理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新的可能性。

（摘编自杨雅厦《应用大数据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自然科学理解世界是对象化的理解，探求的是“客观性真理”，重在利用厚生；人文学科理解世界则是生命气息的互动感通，所探寻的是“启示性真理”，重在树德立人。人文学科研究一靠生活，二靠思想，三靠学问，其中关键在于是否“有我”，是否能站到精神领域最前沿，兴味充沛地回答时代之问，谈论学术发现。人文研究的治学类型大概可分三种：一是职业的，二是事业的，三是趣味的。

    职业的研究一般有学院学术训练背景，专业基础扎实，对于各种新潮理论熟稔于心，运用自如；其研究多是“因题为文”，如课题的设置、刊物的策划、会议的研讨、市场的约请等；其笔力多集中于某一点，发掘细密，心态上是“完成任务”。职业化有其必要，但满足于这一状态，就往往屈己从人，疲于奔命，很难施展才华；且过于单一，容易自我重复，也常使研究蜕变为一种批量制作，困于“套路”。收集、整理、甄别、归纳所有材料，借助一定理论把材料重新装置、分配、知识化，提出些观点和看法。不乏识见，却也易为成见、俗见。这类研究者不少，其中固然有“我”，只不过还未走出“小我”“私我”，难以推动学术大发展。

    事业的研究是将治学视为全身心投入的名山之业。这类学者往往数十年如一日，筚路蓝缕，心无旁骛，苦行深学，视学术为生命；既高屋建瓴，质疑问难，又一砖一石，扎实筑基；对时代精神特具感知能力，鸿篇巨制粲然可观，识见规模远高同辈，引领当代学术思想潮流。其佼佼者强强联手，在保留学术个性前提下，构建实力雄厚、结构合理的团队，秉持核心学术理念，斟酌古今，打通中西。其特出者孜孜于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学术体系的学理性建构，独创一格，其事业之发达与否关乎学科发展之盛衰。

    趣味的研究则是有灵性的精神劳动，是关乎生命价值、系乎人生况味的生活方式，因而研究者能够不慕虚荣，不从流俗；豁朗深邃，不拘一格，极具创造性和生命力。此类研究不从事功上着想，价值与意义却甚为重大，因为这种自动的工作不忮不求，总是竭尽了心力，决不模糊敷衍；总是蕴藏大量尖新学术创见，这是世间顶好的妙文，可惜凤毛麟角。

    上述三种治学类型，后两种研究有“我”，有“大我”，能将阅世、说理、论学三者合而为一，卓然而为学问大家。这些学术大家既有敏锐过人之思力，又有气劲神完之文笔；他们不仅是学问家，而且是文章家。他们的学术作品往往都是美文，不单能把理说圆，还有一种“余情”贯穿其中，显得从容、澹泊、丰饶，有余味，有气象。譬如，冯友兰、任继愈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陶行知、林汉达的教育学研究，顾准、孙冶方的经济学研究……这些学术大家各自以完整的人对应完整的文化，是所谓“专家之上的文人”。

（节选自吴子林《提升人文研究境界》）

为什么有人认为科幻小说欠缺文学性？

科幻小说描绘幻想世界，我们当然能够发现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某些相似性，但是在细节设置和整体结构方面，幻想世界是超出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和人的行为心理的。一般的小说在进行情节描绘的时候，存在一种天然的便利性，作者不用浪费笔墨在整个世界的构想上，细节的描绘和推陈出新就成了这些小说的长处。作家也不必为新的人际关系、社会行为、世界结构负责，只需直接去描绘既有世界下细微的情感波澜和社会反应即可。相比而言，每一部科幻小说都是在创造一个新世界，每个细节都牵涉新世界的结构，要为人物的行动设计好相应情境，因此他们必须不断插入结构因素的解释。作家一旦将笔墨只集中在这些大的框架上，作品整体的文风就不免显得疏阔。读者依据传统的阅读体验去衡量，往往就会觉得科幻小说过于粗陋，即便是《三体》，在人物设置和情感描写上也显得新异有余，细致不足。

从题材来说，科幻小说关注探索与发现，在某种程度上，这对细致的形式也产生排斥，从客观上导致了科幻小说文学性的欠缺。探索的乐趣在于惊奇，要达到惊奇，必须在情节设计上出乎意料。遥远星系、微观世界、新奇未来、不断穿越……在这些或恢宏或奇诡的题材的映衬下，科幻小说对形式的探索并不用力，因为形式探索无法与新奇世界的探索形成同等的阅读快感。

可见，科幻小说的特性导致了它的努力方向不会是传统的文学性，而集中于新世界的探索以及新世界人性结构的深度开掘，其实这些方面自有其文学魅力。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反过来看待科幻小说呢？文学理论家卡勒提出，文学性其实就像杂草。没有任何一种草天生就是杂草，杂草是根据人们的目的来划分的。如果希望庭院里种的是鲜花，那么任意生长起来的蕨类植物就是杂草；如果希望种植野菜，那么偶尔生长的鲜花就是杂草。文学史中的文学性已经形成惯性，但是这并不表明所有的文学性都是如此。如果缺乏变革意识，那么我们就陷入将文学性纯粹化、永恒化的误区，而这种态度忽视了文学性形成的机制。

文学性重要吗？重要。一种文学范式稳定之后，各种文学规则才得以确立。但当新的文学样式崛起，挑战既有文学范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有的文学性不足以涵盖新的文学样式，这时文学性本身也要改造。在科幻作品面前，假如不顾时代的要求，把文学性固化，那么科幻小说会沿着自己的方向掘进，面将基于文学史树立起来的文学性拋在脑后。

（摘编自王峰《科幻小说何须在意“文学性”？》

题目：文章在论证上有哪些特点？请简要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