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与硬汉 王开林

    “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有一篇名诗《从军行》，其中有一名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他认为投笔从戎远胜烹文煮字，这是一层显在的意思。而该句还有一层潜在的意思：书生乃蒲柳弱质，哪有军人硬朗的精气神呢？

    其实，我们从书生中也同样能找出一些硬朗的角色，这些书生一旦较起真来，拼起命来，那股子直闯刀丛剑林的狠劲并不输给任何硬汉。

    比如韩愈，唐宪宗虔诚信佛，他却批鳞直谏，上《谏迎佛骨表》，指出佛只是“夷狄之一法”，“事佛求福，乃更得祸”，尤其是“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八字，差不多是指着和尚骂秃子，令唐宪宗勃然大怒，若非宰相裴度等人全力施救，十个百个韩愈也被当木柴劈掉了。似韩愈这种书生，刀山敢上，油锅敢下，最有胆气。这样的古代书生还有很多，比如庄周、鲁仲连、陶渊明、嵇康、李白、苏东坡、王冕、李贽、唐寅、金圣叹、王夫之……他们都是好样的，敢发出自己不同于流俗的声音，真正做到知行合一，不违寸心。

    古代书生很难成为硬汉，原因何在？“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古代书生的出路那么少，“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几乎只有这一条道，人格的扭曲和尊严的丧失，就几乎是必然的。除非铁了心不怕挨饿，不怕挨整，不怕坐冷板凳，否则就必须逆来顺受，被大流同化，被大炉熔化。

    我最佩服的是那些有抱负、有担当、有血性、有钢火、有浩然之气的书生，他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顶天立地的男儿，是真正的硬汉。比如文天祥，“君降臣不降”；比如陆秀夫，难酬蹈海；比如夏完淳，视死如归；比如谭嗣同，愿为变法流第一滴血。谁说书生都是软骨头？这些书生的硬骨头足以令刽子手雪亮的鬼头刀一一卷刃！

    迄于现代，书生中的硬汉并未绝种，章太炎是一个，陈独秀是一个，鲁迅是一个，胡适是一个，傅斯年是一个，刘文典是一个，闻一多是一个，梁漱溟是一个。章太炎闯入总统府大骂袁世凯是独夫民贼，陈独秀将监狱视为研究室，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胡适为使约法和宪法确立而奋笔抗争，傅斯年将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宋子文)骂到垮台滚蛋，刘文典当面怒斥蒋介石是“新军阀”，闻一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些书生，个个有血气，有胆气，有志气，有豪气，无论哪一样都不输给那些受过血与火洗礼的硬汉，当他们为捍卫道义而大声疾呼时，虽九死其犹未悔，乃是天地之间的元气和正气使然。

    书生身上多软骨，多媚骨，多俗骨，乃是被御用、奴化、驯养、蛊惑的结果，当然也有性格作祟，掉片树叶就怕砸破脑袋的人不少，明哲保身的人更多。当他们把人格、尊严和良知搁弃一旁的时候，就注定了他们与精神的硬朗无缘，与心灵的高贵绝缘。

（选自《今晚报》，有删改）

    我国书法理论诞生较早，始见于汉代。崔瑗所谓“观其法象，俯仰有仪”，蔡邕所谓“书肇于自然”的书法评论，可算是书法理论的萌芽。此后，“自然”二字出现频率极高，且在不同时段、不同理论家的认知中有着不同的内涵。

    汉代的书论中，“观物取象”意识普遍存在。在此观念下，当时的书论家不但关注汉字点画形状的书写方法，而且注重以自然物象来对应说明点画的形状与面貌。到了魏晋，书论对点画的描述更加微观细致。卫夫人《笔阵图》中提到“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以自然之形比附书法之形；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中的“屈脚之法，弯如角弓之张”，则揭示了书法点画形状与自然物象之间的相似性。这种从形状上把自然物象与书法点画紧密相连的理论，属于第一自然——“眼中自然”。在后世有关“永字八法”的讨论中，这种理论被进一步细化，但对自然内涵的拓展上并没有多大进展。用这一自然概念理解书法，具体可感，真实可信，但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毕竟有限。因为，它只能停留在书法具体点画外形的层面，一旦超出点画外形，进入到点画姿态以及整个字的造型与姿态问题时，这种以物对应的办法就陷入了尴尬。于是，书法理论的构建中就出现了“第二自然”，即“胸中自然”。

    “胸中自然”基于生命意识与书法审美。魏晋南北朝书论中用自然物象来喻说书家的个人风格，并以此来表达不同书家作品中流露出来的生命意象，如梁武帝说“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韦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到了唐代，孙过庭《书谱》中讲到书法“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这就是说，书法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视觉感官上的相似性，而是自然与人心妙合的产物，需要感受与体悟。

    怎样将胸中的“第二自然”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呢？这就进入了基于法道观念与心性表现的“第三自然”——“手中自然”。宋代以后，在尚意思潮的影响下，书法的主要追求已经不是妙悟自然，更不是眼观自然，而是心性的自然流露，以及表达方式上的“自然而然”。苏轼的书写状态“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便是他本人真性情、真情感的流露。此类作品，字如其人，人如其字，一切都自然而然。自然而然即为自由自在，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必然是书法的最高境界。

    历代书家正是在观察、体悟、回归自然的过程中，提炼了书法的点画样式，丰富了书法的生命意象，升华了书法的审美境界，终将书法内化为书家的人格修养和心性表达。

（摘编自史忠平《中国古代书论中的“自然”变迁》）

    中华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底气之根。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在发展的早期，各种思想学派精彩纷呈，多角度地体现中华智慧的全面性和丰富性。中国历史上思想学派众多，各有持论，各有辉煌，虽有差异，但不是彼此隔绝。《易传》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和而不同，海纳百川，中华传统文化是由各派思想从各种角度切入的关于宇宙人生、治国理政、立德树人相异相成的大智慧，取之不竭，常用常新。。

    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人文文化，它最关注的是现世而非来世，是人间而非天堂——它是人的文化，而非神的文化。中国历来不是政教合一、皇权与神权共治的国家。传统中国的治国理政、立德教民，是依据思想家的教导和智慧，而非神谕或上天启示。在中国，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和历代思想家的学说主要是现实的智慧，而无关来世。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和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体现的都是这种世俗精神、人世情怀。

    中华传统文化的现实关怀，并非没有超越性和神圣性。中华传统文化把为国家为民族而勇于牺牲作为最高价值，其自身就包含超越性，即超越个人的利益，心中有“大我”而不是“小我”；具有神圣性，因为它怀有崇高的理想和信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身殉道，以身殉国，而不是临难图苟免，贪生怕死。中华民族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也没有宗教殉教者，没有对宗教战争杀戮者的赞美，有的则是对为国牺牲者的歌颂。屈原的《九歌·国殇》就是对战死沙场的勇士们的歌颂，“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让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中华文化是极具生命力和创造性的文化，一部中华文化史，同时是一部中华文化思想创造史。各个时代都有各自做出突出贡献的思想家和传世经典文本。至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代表自己时代性的文化珍品。中华文化的创造性和时代性特征，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历经5000年发展从未中断，全赖这种创造力。尤其处在发展迅速、风云变幻、竞争激烈的当代世界，一个国家仅仅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无创造性，不能创造出与时代相符合的当代文化，不会拥有足以自信的文化底气。文化遗产是历史，它代表先先人的创造和智慧。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仅要源远，还要流长；不仅要根深，还要叶茂；不仅要有传统性，还要有现代性。因为传统文化遗产能够保存，能够发挥它泽被子孙后世的作用，不能只依靠祖先的荫应，而应该是后世子孙的继承、发展和创造。

（摘编自陈先达《论文化自信的底气》，《光明日报》2017年09月11日15版）

以仪式守护节日文化

车淑娅

    说起端午节，人们首先会想到吃粽子，一些地方能看到热闹的赛龙舟，此外还有佩香囊、系彩绳、插艾叶、挂葛蒲、饮雄黄酒等习俗。这些习俗、仪式是我们解读、认识传统文化的编码系统，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从孔子“不学礼，无以立”，至清初思想家颜元“国尚礼则国昌，家尚礼则家大，身有礼则身修，心有礼则心泰”，中国自古以来高度重视仪式的教化作用，讲求通过仪礼建构社会秩序，在仪礼中传承中华文化。中华传统节日仪式是中华仪礼文化的重要内容，既包括生活化的节日仪式，也包括正规的节日庆典礼仪。通过举行节日仪式，可教化人文，规范道德，促进社会秩序和谐友善。如今，伴随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增强，传统节日重要性已有社会共识。如何让这些传统节日不仅仅是“大长假”“小长假”，而是紧紧围绕节日文化展开？加强节日仪式可作为探索方向之一：有了具体的节日仪式，节日内涵才有所依附，才能逐渐加强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节日的认知和认同。

    如何强化节日仪式？一方面，我们可以结合当代生活特点，对传统仪式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传统以当代气息。在传统节日中，有许多仪式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比如端午节的包粽子、赛龙舟等就富有生活趣味，能够调动民众的参与兴趣。我们可以深入发现和挖掘生活化节日仪式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倡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保留传统仪式，丰富节日民俗活动，逐渐实现“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文化传承理念。另一方面，或可发展当代节日仪式，使节日文化深入人心。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新的国家节日仪式正在形成和完善。比如，党和国家领导人每连元旦发表新年贺词，举办建党、建国、建军等重大纪念日纪念活动或阅兵仪式等。这些重大节日纪念仪式充分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应继续发扬。2018年元旦，三军仪仗队和军乐团首次执行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任务，增加了礼号手天安门城楼演奏、礼兵金水桥南侧迎国旗等新内容，使升国旗这一仪式受为庄重威武，让人记忆犹新。我们还可借助现代媒介手段为增强节日仪式助威。持续多年的春节晚会、元宵晚会、中秋晚会等电视晚会已成为传统节日新仪式，其中年三十晚上看春晚更是已成为“年俗”的一部分。在新媒体环境下，以更符合今天年轻人心理特点的方式创建有价值内函、有可操作性、易于传播、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的节日仪式，可作为的空间还很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华传统节日文化是其重要内容。我们当以生动多样的节日仪式连接古今，丰富传统节目的文化实践，守护传统节目的价值意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新都道。

（选自2018年6月15日《人民日报》）

货币形态：从古典向现代的理性转变

    货币的使用始于物物交换的时代。在原始社会，人们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换自己所需的物资，比如一头羊换一把石斧。但是有时候受到用于交换的物资种类的限制，不得不寻找一种交换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物品，这种物品就是最原始的货币。牲畜、盐、稀有贝壳、宝石、沙金等不容易大量获取的物品都曾经被作为货币使用过。早期的这种货币形式被称为实物货币或原始货币。它们有着共同的特征，即自然性，也有是说，它们都是纯粹的自然物，没有任何人工施加于其自然属性之上的性质。

    纯粹的自然物如何成为货币？韦伯式的经济社会学认为：从纯粹自然物到货币是一个长期的观念演变过程。货币是一种工具，它的产生始于人类的理性对社会交换媒介的反思与构建，其最初形态是人类理性对自然物进行加工的结果。这是一种意识层面而非物质层面的加工，即自然物本来的物理属性并没有改变，而是被人类理性赋予了货币的功能。当自然物作为货币被使用的时候，它原本作为自然物的意义就被“去自然化”而成为人类理性的加工品。这种“去自然化”操作，使得抽象的商品价值具体化为共同的衡量标准，成为人类社会交换的一般等价物。

    经过长期的自然淘汰，作为货币使用的自然物在绝大多数社会里逐渐被金属取代。人类理性在实践中发现原始实物货币存在易损耗、不易携带、质量不均匀、易被仿造、难以控制数量等问题，同时意识到金属具有价值比较稳定、易于分割保存、便于携带的特征，特别适合于作货币。马克思对此评价说：“货币天然不是金银，但金银天然是货币。”

    金属货币本身还经历了从称量货币到铸币的演变。最初的金属货币是原生的块条形状，并以重量为单位，每次交易都要鉴定成色，计称重量，然后按交易额大小将金属进行分割。鉴定、称量、分割金属极为不易，甚至会因成色不一而引起诉讼，于商品交易极为不便。一些富商巨贾凭借其信誉在金属条块上加盖印戳标明成色和重量，形成最初的铸币，即私人铸币。

    当商品交换突破区域市场的范围，贵金属的重量和成色就必须有更具权威的证明，于是国家开始管理货币，并凭借其政治权力铸造货币。经国家证明、具有规定重量和成色、铸成一定形状的国家铸币就出现了。不过此时，国家或其他政治权威进行铸币并不意味着货币的发行和流通是以信用为担保，人们接受和使用铸币的原因依旧是因为金银等所具有的天然内在价值。

    贵金属作为货币在人类经济历史中占据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古典世界范围内最终形成了以金银两种贵金属为主要价值尺度以及流通、储藏和支付手段的货币形式。

    金属货币的最早替代物出现在我国北宋的成都，即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与金属货币相比，纸币的制作成本低，更易于保管、携带和运输，避免了铸币在流通中的磨损，因而可以在较大范围内使用，有利于商品的流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纸币对于金属货币具有两个质变：一是彻底摆脱了自然属性，完全“去自然化”而以人造物的形式出现；二是本身不再具有价值，而与贵金属相挂钩或者以发行者的信用为各种职能依据。第一个质变是非常显著的，能够明显观察到；第二个质变则体现为观念上的长期演进过程。

    纸币对金属货币在内容上的“去自然化”比形式上的“去自然化”更深彻，也更重要，因为这涉及人类货币观念的转变，是抽象的价值符号逐渐取代具体的贵重自然实物的过程，也意味着货币的价值基础由天然稳定的实际价值向可计算的货币数量（即货币的供给量）与对货币的需求量之间的关系的转换。

（摘编自《中国周刊》《货币的发展与演变》）

松竹梅与中国文化风骨

於可训

    中国古代哲学讲天人合一，物我同一，自然事物就容易被人格化。中国古代文学重托物言志，以物喻人，用自然事物作文化和人格的象征，也就成了一种修辞手法。这种人格化的自然事物，最著名的莫过于松、竹、梅、兰、菊这五种不同科目的植物了。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的观念，既强调“入世”所需要的积极进取、正直忠勇、刚毅坚韧的品德和意志，也重视“出世”所保有的清高孤傲、淡泊宁静、飘逸萧散的情怀和意趣。这样的文化和人格诉求，正好与松、竹、梅的某些特性相对应，松、竹、梅自然就成了古人这种人格力量的化身。马克思说，“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松、竹、梅这样的自然事物，因此也就以它们与中国文化独特的本质力量相适应的性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格精神的对象物。

    中国人喜爱松、竹、梅，固然离不开观赏其外在形象，但更多地却是欣赏其内在品格。这种品格古人对之有不同的提炼和概括，但如松的枝干如铁、岁寒后凋，竹的中空外直、宁折不弯，梅的凌霜傲雪、玉洁冰清等，却是自魏晋以降中国人所推崇、所提倡的一种风骨。这种源于先秦儒者“浩然之气”的风骨，在中国古代曾用来评品人物、鉴赏书画，后来又用于论文，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

    由松、竹、梅这些自然事物所体现的风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首先是出于中国人遵循天道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也。故古人主张养“浩然之气”，培植一种强旺的内在精神，以应对人生的各种艰难困苦，成就人生的各种事业，这是中国文化讲风骨的精神源头。但是，当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在现实中遭受挫折、与现实发生冲突而又无力抗争、不愿屈服时，也有转而以一种遗世独立、超然物外或纵情山水、放浪形骸的态度对待现实者。这固然也被古人视为一种骨气或风骨，但在现代人看来，却是一种比较消极的人生态度。虽然历代都有这样的隐士或逸人，但魏晋时代的士人似乎于斯为甚。从这个意义上说，风骨又有性质上的区分。

    与古代不同，现代中国人所讲的风骨，一方面固然有古代文化的精神传承，另一方面，也有现代文明的影响和现代精神的浸润。这种现代意义上的风骨，侧重于人的主体性，就个体而言，多表现为个体的人格或个性，就群体而言，则多为一个民族的主体性，即通常所说的民族性格或民族精神。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风骨也指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和革命精神。具体到一个革命者和共产党员来说，风骨是对理想信念的坚守，是百折不挠的意志，是一心为公的品格，是光明磊落的胸襟，是清正廉洁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