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7年出版《商州》，到2014年9月《老生》问世，27年间贾平凹共创作l5部长篇小说。但其中被改编为影视剧的仅有3部，改编后成为口碑之作的更近乎为零。作为一代名家，贾平凹似乎与时下小说改编影视剧成风的潮流格格不入。

    对此，有学者提出，当今文学界紧缺的恰是敢于逆流而行，让影视剧改编无从入手的纯文学性小说。

    文学评论家徐兆寿举例为证：2012年中国作家海外影响力排行榜上，莫言、余华、苏童分列前三。“作家本身功底之外，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每人背后都有一部由小说改编的经典电影。”在他看来，莫言背后有《红高粱》，余华有《活着》，苏童则有《大红灯笼高高挂》。它们既成就了张艺谋，也成全了作家在海外声名鹊起。

    “国内书市同样如此，书店的畅销小说半数以上都有‘触电’背景”。徐兆寿说，影视与文学联姻，常常能让一些作家为更多读者认识，具有更大的阅读市场，像莫言、王朔、余华、刘恒、刘震云、麦家、严歌苓等，他们的作品随着影视剧的热播在小说热销榜上扶摇直上。

    影视对文学作品的推广作用不仅中国有，国外同样有。美国当代电影理论家乔治·布鲁斯东就在著作《从小说到电影》中写道：“《大卫·科波菲尔》在克里夫兰的影院公映时，借阅小说的人数陡增，当地图书馆不得不在一周内添购132册；《呼啸山庄》被拍成电影后，小说在2年内的销售数量超出过去92年的总和。”

    “触电”让小说流传更深广，这几乎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反复被佐证的真命题。

    但真命题却叫人爱恨交加，徐兆寿旋即话锋一转：“影视剧走红了，想当编剧、当导演的年轻人多起来，但安静写作的越来越少了。”

    徐兆寿的另一重身份是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他一直在留心具有文学天赋的年轻人，但学生们每每志不在此，徐教授很清楚，剧本创作接触到的是声色犬马的物质世界，而真正的纯文学是孤独的精神构建，“可惜现实面前，多数人倾向于物质。”

    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杨扬同样用“生不逢时”来形容现时的文学环境，“20世纪是属于作家的欢歌，文学占据绝对主力。而21世纪，图像在阅读中越来越重要”。令评论界忧思的现状是，当代年轻人的座右铭不再是文学作品里的一句箴言，取而代之的是影视剧的走红台词。长此以往，纯文学恐会为剧本式写作让位，就如同诗歌曾经的式微那样，那将是文学天大的灾难。

    “灾难”是危言耸听吗?王小波的一段话可作注解，他在杂文《盖茨的紧身衣》中问道：“电影时代，小说怎么写?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几十页洋洋洒洒的文字叙述，放进宽银幕后只需几秒。电影让阅读变得轻松，既然如此，何须几十页纸?几页、几行足矣。”

    永远不要责怪读者变得浅薄。而要想想，是谁帮他们放低了文学门槛?

（选自王彦的《小说敢不敢拒绝影视改编?》，有删改）

    在先秦美学中，荀子美学不但和老庄美学很为不同，而且和孔孟美学也不同。与孔孟老庄美学相比，荀子美学有它的优越之处，但也有它的弱点。

    荀子美学的最大优越之处，在于它不像孔孟老庄那样讳言人的功利欲望的满足，它直截了当地宣称。

    美的要求是人的各种欲望当中的一种，把人的审美要求放到了完全现实感性的自然生命基础之上。虽然荀子不认为自然欲望的满足就是美，但荀子所说的美决不排斥在符合礼义的前提之下的各种欲望的满足。如荀子所讲的诉之于耳目的种种美，就同统治阶级的“养目”、“养耳”、“养口”、“养体”等等的生活享受分不开。此外，荀子所说的美同后期奴隶主企图“富有天下”的种种积极的努力和实际活动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一部《荀子》用大量的篇幅具体地讲了富国强兵之道，讲了统治者如何才能“富有天下”的种种办法和措施，无异于为后期奴隶主提供了一个富国强兵、王天下的百科指南。而荀子所说的美，离不开这些富国强兵、王天下的实际活动。在中国美学史上，荀子第一次强调了美同人的努力，同人征服外部世界的活动的密切关系；强调了美的产生和占有与人的活动分不开。如果说孔孟所说的美主要是个体人格在道德上的完善状态，老庄所说的美主要是超功利的精神自由境界，两者都基本上是内向的而非外向的，那么荀子却可以说是把美的追求引向了外部世界。虽然荀子也照样在讲个体人格在道德上的完善，并且也同样以此为美，但这并非荀子美学的主要特征。而且荀子讲人格修养处处重视实际的磨练，重视“行”、重视“积”，同孟子所倡导的“养吾浩然之气”是大异其趣的。对荀子来说，美主要存在于建功立业、富贵尊荣的外向的活动中，而不是存在于个体人格内存精神的崇高之中。即便是儒家强调的“乐”，在荀子这里，也主要不是同个体人格的完善相联系，而更着重于它的广泛的“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完全可以说，荀子把美空前地世俗化了。连荀子所写的《成相》和《赋》也都显示了这种特点。这应该说是荀子美学的又一贡献。因为美本来不应脱离人在外部世界的多样的活动，不应脱离人同外部世界多方面的关系，不应脱离世俗的各种各样的生活。

    但是，正是在荀子美学表现其优越性的地方，又恰好存在着荀子美学不及孔孟老庄美学的特点。这弱点在于荀子美学忽视了美同个体人格精神的自由的关系，忽视了美的超功利的特征。在孔孟那里，个体人格的道德的完善，人的不可屈服的尊严，完全压倒了功利欲望的满足；在老庄那里，对精神的自由的追求更是把功利欲望的追求和得失的考虑看作是人的精神枷锁，而必须加以抛弃。虽然孔孟讳言利，老庄主张超功利，都有消极作用，但由于具有肯定个体人格精神不为功利压倒的崇高价值这一方面，便刚好开启了通向审美的大门。荀子则不然，他考虑的全部问题是如何把“欲”同“礼”统一起来，使欲望的满足不违背“礼”。所以，荀子所追求的美的境界同孔孟老庄相对要低一些，他对审美和艺术的特征的把握也比孔孟老庄要差一些。

（节选自李泽厚《荀子美学与孔孟老庄美学的比较》）

    意境是山水画的灵魂，意境就是景与情的结合。山水画不是地理、自然环境的说明和图解，它当然包括自然地理的准确性，但更重要的还是表现人对自然的思想感情，见景生情，景情结合。如果片面追求自然，花、鸟都会成为死的标本，画风景也缺乏情趣，没有画意，感动不了自己，更感动不了别人。古诗里往往有很好的意境，如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四句诗完全描写自然的景象，却使人深深体会到诗人深厚的友情。古人说“缘物寄情”，写景就是写情。诗画有了意境，就有了灵魂。

    山水画意境的产生，有赖于思想感情。而思想感情的产生，又与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深度有关。要深入全面地认识对象，必须身临其境，长期观察。齐白石画虾，就是在长期观察中，在不断表现的过程中，对虾的认识才逐渐深入了，也只有对事物的认识全面了，达到“全马在胸”“胸有成竹”“白纸对青天”“造化在手”的程度，才能把握对象的精神实质，赋予对象以生命。对客观对象不熟悉或不太熟悉，就一定画不出好画。写景就是为了写情，这一点，在中国优秀诗人和画家心里是很明确的。无论写诗还是作画，都要求站得高于现实，这样来观察、认识现实，才可能全面深入。毛泽东《沁园春·雪》开头两句“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就充分体现了诗人胸怀和思想的高度境界。山水画不强调“光”，而是注重表现长期观察的结果。拿画松树来说，在山水画家看来，早晨八点钟或中午十二点，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表现松树的精神实质。像五代画家荆浩在太行山上画松树，朝朝暮暮长期观察，画松“凡数万本，始得其真”。一位画家出外写生，两个礼拜就画了一百多张，这当然只能浮光掠影，不可能深刻认识对象，更不可能创造意境。一棵树、一座山，观其精神实质，经过画家思想感情的夸张渲染，意境会更加鲜明，木然地画画是画不出好画的。一个山水画家对所描绘的景物，一定要有强烈的、真挚的、朴素的感情，有的画家没有深刻感受，没有表达自己亲身感受的强烈愿望，总是重复别人的，就不会有意境的独创性。

    画画要有意境，否则力量无处使，但是有了意境还不够，还要有意匠；意匠即表现方法、表现手段，简单地说，就是加工手段。齐白石有一印章“老齐手段”，说明他的画是很讲究意匠的。意境和意匠是山水画的两个关键，有了意境，没有意匠，意境也就落了空。杜甫说“意匠惨淡经营中”，又说“语不惊人死不休”。诗人、画家为了把自己的感受传达给别人，一定要苦心经营意匠，才能找到打动人心的艺术语言。

（摘编自李可染《山水画的意境》，有删改）

    老子其人其书的时代，自司马迁《史记》以来即有异说，清代学者崇尚考据，对此议论纷纷，如汪中作《老子考异》，力主老子为战国时人，益启争端。钱穆先生说：“老子伪迹不彰，真相不白，则先秦诸子学术思想之系统条贯始终不明，其源流派别终无可言。”大家都期待这个问题有新的解决线索。

    过去对于古书真伪及年代的讨论，只能以材料证明纸上材料，没有其他的衡量标准，因而难有定论。用来印证《老子》的古书，大多受到辨伪家的怀疑，年代确不可移的，恐怕要数到《韩非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但这几本书成书太晚，没有多少作用。近年战国秦汉简帛书籍大量出土，为学术界提供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地下材料，这使我们有可能重新考虑《老子》的时代问题。

    1973牛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内有《老子》两种版本，甲本字体比较早，不避汉高祖讳，应抄写于高祖即帝位前，乙本避高祖讳，可能抄写于文帝初。这两本《老子》抄写年代都晚，无益于《老子》著作年代的推定，但乙本前面有《黄帝书》四篇，系“黄”、“老”合抄之本，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术界对早期道家的认识。

    郭沫若先生曾指出，道家都是以“发明黄老道德意”为其指归，故也可称之为黄老学派。《老子》和《黄帝书》是道家的经典，在汉初被抄写在《老子》前面的《黄帝书》显然在当时公众心目中已据有崇高位置，不会是刚刚撰就的作品。同时，《黄帝书》与《申子》、《慎子》、《韩非子》等有许多共通文句，而申不害、慎到、韩非三人均曾学黄老之术，这些共通之处可认作对《黄帝书》的引用阐发。申不害和慎到的年代，前人推为战国中期，《黄帝书》不应更晚。至于《皇帝书》与《老子》的共通之处也甚多，如《黄帝书·经法》篇云“王天下者有玄德”，什么是“玄德”，文中未见解释，查《老子》五十一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持，长而不宰，之谓玄德。”帛书所讲“玄德”显然由此而来。此例甚多，那么为《皇帝书》所称引的《老子》必须再早上一个时期，也就是不会晚于战国时期。

    古书中有关老子和孔子关系的记述很多，但矛盾和可疑之点不少。近来有陈鼓应先生《老学先于孔学》一文，专门讨论《论语》受《老子》的影响，用以证成“《老子》成书早于《论语》”。如《论语·卫灵公》：“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无为而治”是老子的学说，细味孔子的话，是讲唯有舜称得其无为而治，很像是针对已有的学说而发，《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朱熹指出：“或人所称今见《老子》书。”因此这一条是《论语》引用《老子》的铁证，而且是对《老子》的批评。从这些情形来看，古书所记老子长于孔子，可以认为是确实可信的。

（摘编自李学勤《〈老子〉的年代》）

    尽管有很多人希望自己能够创作出超越时代、具有永恒意义的作品，但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人无论如何都难以脱离自己生活的土地而飞翔。创作也同样如此，企图漠视、回避、拒绝现实都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时代的优秀文艺都是这个时代现实精神及其发展必然性的表现。它们或者呼唤新的社会理想出现，或者表现特定现实中人们的生活与努力，或者揭示出这一时代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精神世界与情感追求。

    有一种观点认为，表现现实，就不能回避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所以必须以批判的眼光来揭露现实中的负面现象。对这样的观点需要进一步分析。一种立场是为批判而批判，为揭露而揭露，看不到战胜这些困难、挑战的强大力量。这样的作品与现实不符，难免片面、浅薄，会消损其思想深度与艺术魅力。另一种立场是，在直面问题的同时，表现社会生活中的爱、正义、理想，并给人以未来与希望。对这些负面现象，不是不要反映，而是要解决好如何反映的问题。而真正具有强大艺术魅力的作品总是要给人以前行的力量。

    还有的人认为，创作最关键的是要写出超越时空、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状态，至于是不是表现了现实生活，并不重要。这种观点当然是有问题的。我们提倡艺术表达的百花齐放，也倡导表现各种各样的题材。但是，不论什么样的题材与手法，都难以脱离作家艺术家生活的现实。即使是那些历史题材、魔幻题材也是现实生活的某种反映。它们并不一定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事，但依然彰显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精神与智慧，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情怀。

    存在上面错误观点的原因，是创作者对现实生活急遽变化的疏离、隔膜与迷茫。现实生活的快速变化要求进行更为深入的感受与研究——不仅仅是某种表面的，更应该是穿透表象进入本质的；不仅仅是局部的，更应该是透过局部通达全局的。任何自以为是、故步自封的行为都将被时代抛弃。

    文艺作品不能满足于简单的真实与生动，虽然要做到这一点也很不容易。但是，那些能够成为一个时代文化标志的高峰之作，总是要给人以精神的激励，要为这个时代提供思想资源、价值引领、智慧启迪。现实生活丰富多彩、高下杂陈。我们感受到什么样的生活，并进行怎样的表达，决定了创作者的格局，也决定了作品的品格。这涉及创作者能否承担时代使命的问题。虽然并不否定那些小题材、小情调、小格局的作品，那也是文艺百花园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的存在，才能够有万紫千红的绚丽光彩。但是，更期待那些能够对时代的发展进步提供力量与启迪，具有宏阔气魄、博大品格，能够表现一个时代精神追求与历史必然性的史诗性作品出现。

（摘编自杜学文《呼唤深刻表现恢宏变革现实的文艺作品》，有删改）

    ①经济与道德并非风马牛不相及，两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在经济领域出现的食品问题、医药问题、工程问题等都说明，发展经济不能忽视道德的作用，一旦道德出现问题，经济的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会形成灾难性的后果。

    ②古今中外的学者对经济的理解和把握可谓是观点纷呈，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理解经济，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认同，经济不只是投入、产出、效益等纯物质和物质活动的现象和概念，人的主观因素客观上是不可忽视的经济要素。事实上，经济是人的经济，是人际关系之经济，经济活动一定内含着作为经济人的应该和人际利益交往活动的应该，离开了人、人际关系之应该的认识和把握，就难以真正认识经济。

    ③马克思在撰写鸿篇巨制《资本论》的过程中，通过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内在特质和矛盾的分析，揭示出了商品内部的两个对立的经济主体，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及其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而由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探索和揭示，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和资本主义必然会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科学论断。这是经典的阶级分析法，也是阶级道德分析方法。这就是说，唯有弄清楚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阶级、阶级关系乃至阶级利益关系中的应该与不应该，才有可能更深入地剖析资本主义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商品经济的本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这说明，经济现象均可以进行道德评价，有经济必有道德问题存在着，要真正认识和把握一定社会的经济和经济现象，道德视角不可或缺。

    ④经济发展速度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大凡有先进的生产力，一定有快速发展的经济。然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取决于劳动工具的不断改进与发展。

    ⑤马克思说过，机器是“死的生产力”，只有通过作为“主观生产力”的人去激活作为“死的生产力”的机器，社会生产力才得以形成。而道德是“主观生产力”的基础和核心内容。这是因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劳动者，而劳动者的道德觉悟直接影响他们的劳动价值观和劳动态度，最终直接决定劳动成果和生产力水平。至于生产力中的劳动工具要素和劳动对象要素，在其体现生产力水平的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道德。劳动工具的认识、改造、利用和发展，离不开人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和适时地对劳动工具的改造和更新，抱残守缺、不愿创新的劳动主体是无法主动更新劳动工具并不断提升劳动工具水平的。同样，就劳动对象来说，并不是劳动对象的资源越丰富就意味着生产力水平越高。是否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理念下对劳动对象进行生态性开发和利用，即是否在作用劳动对象时既考虑到当代人的利益又考虑到后代人的利益，不仅直接影响当下的生产力水平，而且影响生产力水平的未来持续提高问题。一味地考虑当前或当代人的利益，忽视甚至破坏了后代人的利益，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在破坏生产力水平、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说，道德也是生产力。

(摘编自“光明网”2018年11月26日15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