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一下，如果某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每一天都在从头开始去练习生存本领，其情景是不堪设想的。因之，称传统文化为祖宗的丰富遗产，说文化传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是不为过分的。

    但是不能忘记，传统是一种惰性的力量，保守的因素，它具有钳制思想、束缚行动的本性，常常造成原地踏步的局面，也会引出某种不堪设想和不忍设想的后果。因之，说传统是民族沉重的负荷，社会前进的包袱，也是不为过分的。

    既是财富，又是包袱。辩证地了解和掌握传统的这两重属性，运用它而不被其吞没，防止它而不拒之于千里之外，是一种艺术，是人类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要表现和广阔场所。

    能理解这一点和做到这一点，看来并非易事。我们容易看到的，常常是与之相左的情况。比如说，一种人以为传统像服装，服装以入时为美，而去追求时髦。这时，具有惰性的传统，只会被斥为阻碍趋时的包袱。另一种人以为传统像文物，文物惟古是尚，应该保护其斑驳陆离的面貌，切忌刮垢磨光。这时，传统所不幸具有的惰性，倒又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财富。

    传统的确是财富，但财富不在它的惰性；传统也的确是包袱，但包袱也不因它的非时装。传统不是可以随气温变化而穿脱的外衣，甚至也不是可以因发育而定期蜕除的角质表皮。传统是内在物，是人体本身；精确点说，是人群共同体的品格和精神。它无法随手扔掉，难以彻底决裂。

    但是传统也不是神赐的，天生的，它原是人们共同生活的产物，必定也会随共同生活的变化而更新。谁要想拉住传统前进的脚步，阻挡传统变化的趋势，纵或得逞于一时，终将徒劳无功，而且往往要激起逆反心理，促成精神危机。这是有史可稽的。

——选自庞朴《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在世界文明对话史上，公元2世纪到7世纪期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当属佛教的东传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对话。这一文明对话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后果，它不仅使佛教融入中华文明，与儒家、道教一起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结构性力量，而且也使得佛教获得持续的发展活力，从一个地方性宗教上升为世界性宗教，直到今天仍然发挥其重要的精神作用。

    两汉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发生期。佛教进入中国大地是一个因地域关系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过程，“其教因西域使臣商贾以及热诚传教之人，渐布中夏，流行于民间”（汤用彤）。它不是像后来基督教教团派出大量传教士有组织地传教活动。这一点决定佛教进入中国是和平的、非强制性的。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与当时道家的黄老之术和方士之术互相影响、相得益彰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东传的扎根期，隋唐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开花结果期，这两个时期是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最重要时期。唐以后，随着三教合流，随着中国化佛教禅宗的盛行，融入中华文明的佛教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已经不是在异族异质文明意义上与中华文明展开对话了。

    魏晋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主要体现在佛学与玄学的对话上，两种文明对话呈现出佛学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南北朝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皇帝亲自参与对话，如宋文帝曾与僧人论究佛理，宋武帝亲自到寺庙听讲，梁武帝甚至亲制发愿文，皈依佛教，大兴寺庙。

    魏晋时期，中外学者合译佛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东晋是佛典合译的高峰期。不仅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阿含经》系列被创译，而且大乘佛教的重要经论、密教经典、律典等都被译出。当时在佛经的翻译解释中大量采用“格义”的方法，即用中国原有经典中的精义与典故来比配佛经中的道理，以便中国信徒的理解与接受。显然这是一种聪明的文明对话与融合方式。

    佛教文明在中土的生根开花结果，还在于佛教本身具有一种对话精神，佛教内部往往通过对话来加深对佛法佛学的理性认识。中土的高僧大德完全继承了印度佛学的对话精神。慧远曾就大乘要义与罗什通信，往复问答。慧远的弟子慧观，也从罗什请问佛学，研核异同，详辩新旧。受到罗什的高度赞扬，与僧肇一起被称为“第一”。

    佛教东传与中华民族文明对话并不纯粹是“西学东渐”的单向对话，同时还有大量中土的高僧大德长途跋涉到天竺等西方取经而形成的逆向对话。中土沙门西行求法从曹魏的朱士行开始可谓代不乏人，其中东晋的法显和唐朝的玄奘是最为突出的两位。当代印度史学家阿里教授在给季羡林先生的信中写道：“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深远的历史影响是通过中国，佛教流传远播于四邻诸国。早在隋朝，佛教就通过中国而影响到高丽、百济、新罗及日本。没有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佛教难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就此意义而言，中国佛教具有建构世界宗教文明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历史价值。

（选自张三夕《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有删改）

“他身处这个世界，但不属于它”

宋宇

    在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百年诞辰之际，译林出版社出齐了他现有的四部作品。作家之子兼塞林格基金会负责人马特·塞林格先生第一次来到中国，造访了五座城市。

    塞林格后半生竭尽全力地求取清静，反而每每事与愿违。1951年，他因《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而声名鹊起。1953年，迷人的短篇小说集《九故事》面世，他搬离家乡纽约，前往东北部新罕布什尔州的山区隐居。从34岁到91岁，他都定居在小镇科尼什。

    对于自己的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塞林格是极为抵触的。“媒体、读者从维基百科或传记里读到的，离真实的塞林格非常遥远。”马特从今年起开始向公众回忆父亲，他不喜欢做父亲的代言人，但必须如此，“真正了解他的人，包含我在内，可能只有三四个”。塞林格经常说：“所有你们想知道的关于我的事情，都在我的作品里。”

    马特亲眼见到塞林格逃避名利和纷扰。“我相信其实他只享受了一天，但是他完全看透了出名这件事的本质，他甚至后悔自己有24小时感觉自己成了名人。虽然如此，他还是一直挣扎自己应不应该或要不要继续发表。”他回忆道。塞林格从1965年后就不再发表作品，1980年后再也不接受采访。他一度想再出版一本书，终究没了下文。

    “塞林格认为作家与读者的关系非常神圣而伟大。他觉得，如果能以匿名形式发表，如果能隐居在不公开的环境里，作品秘密地发表，没人知道他住在哪儿的话，他可能会一直发表作品。”马特说，隐居中的塞林格每天都写作五个小时，自己已经花近十年功夫整理，有些“素材”即将出版。

    1974年，因散见于杂志的早期作品被疑似加州伯克利大学生自行编印成选集，塞林格愤而打破沉默，罕见地通过《纽约时报》发声：“我从来不想出版它们，我想让它们完完全全地自然死亡……我不是想掩藏年轻时的笨拙，只是认为它们不值得出版。”“有些故事、我的财产被偷走了。”塞林格原计划只说一两分钟，结果滔滔不绝地申诉下去，“有些人占有了它们，这是非法行为，是不正当的。设想一下，你特别喜欢一件外套，结果别人从你衣橱里偷走了。这就是我的感觉。”“出版是对我隐私的严重侵扰。我喜欢写，热爱写，但只为我自己和我的快乐而写。”塞林格一次又一次靠打官司维护自己的权利和隐私，但外界的好奇目光始终没有消失。

    1941年11月，从军前夕的塞林格与玛乔丽·希尔德通信过几年。一封信里，他请她在即将出版的《纽约客》杂志寻找自己的新作，评价“霍尔顿系列的第一篇故事”。此前，希尔德一直在《时尚先生》和《科利尔》等杂志上阅读他最早的短篇故事。塞林格推荐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和海明威的作品，还提及自己写了小说《哈里·耶稣》，并夸口：“这本书绝对会撕裂这个国家的心脏……并用一个新的、更宝贵的器官替代。”

    从战场归来后，塞林格实现了“霍尔顿”渴望的逃离和隐居。他感到被当地学校的校报记者欺骗，校报记者把这篇难得的访谈交给了更大的报纸。他在自己的农场周围圈上栅栏，那个活泼和充满未知的年轻人藏了起来。他远离世界，世界似乎也逐渐远去。

    “我父亲并不相信所谓现实生活，他更相信二元论的观点，一切都是虚幻，一切都是梦境。可能这些梦境让人温暖或者快乐，但是他其实一直追求的是他心中认为的那个现实。”马特相信，安静的环境更利于塞林格探索，“他喜欢看到松树生长的地方，看下雪的地方，下雪的过程。”镇民们尊重塞林格的意愿，他们为不请自来的拜访者指路时，往往把他们骗去杂草丛。他们看着大作家购物、进餐、买报纸，并不惊扰他。2010年1月27日，塞林格去世。马特代表家人发表了声明：

    “塞林格说过，他身处这个世界，但不属于它。他的身体离去了，但家人希望他依然与那些他热爱的人同在，无论是宗教或历史人物，私人朋友或小说角色。”

（选自《南方周末》2019年3月28日，有删改）

    ①斯特劳斯在《神话学：从蜂蜜到烟灰》中研究了寒食节，他对于寒食节仪式的分析，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了这一传统节日的意义。

    ②在他看来，中国寒食节仪式中包含四个结构成分：木铎、禁火、冷食、再取天火。欧洲的四句斋、复活节仪式中也包含四个结构成分：木鼓、熄火、斋戒、重新聚日生火。在南美洲谢伦特人仪式中也同样拥有这四种结构成分：熄火、斋戒、重燃天火。谢伦特人相信在仪式结束时会有一种黄蜂飞来，并射出小箭让举行仪式者捡到，从而结束整个仪式，这就相当于木铎所起的作用。斯特劳斯认为，以上三个相隔万里的地区文化之间的相似绝不可能是文化传播所致，而是人类共同的思维结构模式造成的。

    ③在这些仪式中最重要的活动是熄灭旧火（地火）和重新点燃新火（天火）。旧火的熄灭，代表着寒冷季节的结束；新火点燃，则标志着温暖的春季的开始。所以，这一熄一燃传达出季节交替的信息。旧火又是地面的火，新火则是从天上取来的火：这一熄一燃又传达出天与地对立的信息。熄火意味着不用火、吃生食；重新点火则意味着烧火吃熟食。所以，这一熄一燃又传达出生与熟的对立，自然与文化的对立。

    ④这些仪式中另一个重要活动是寒食、禁食和斋戒。因为在举行这些仪式时，正是各地都处于日常食物短缺的时候。所以，中国的寒食、欧洲的禁食与南美洲的斋戒都象征着实际生活中的食物短缺。而且，稀少与丰盛的对立还与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对立密切相关。

    ⑤仪式中第三个重要内容是其中的音响及其工具，木铎、木鼓敲打以后熄火，象征着黑暗，而重新点火则象征着光明。所以，这些乐器传达出黑暗与光明的对立，同时也加强了自然与文化等对立结构的表达。

    ⑥总结以上分析，这些仪式是共同的思维结构的产物，它们分别传达了彼此相通的信息。以前许多无法解释的问题，现在都可以解释了，如寒食节的举行时间在古代各地曾经是互不相同的，有的在冬季，有的在初夏，后来逐步统一为冬至后第一百零五天。

（摘编自陈连山《寒食节的文化分析》）

    材料一

    2018年10月15日，我国运用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三十九、四十颗北斗导航卫星。2018年11月6日，联合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在西安举行，我国计划今年年底北斗导航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通服务。

    2016年，国家北斗精准服务网已经为全国317座城市的各种行业应用提供北斗精准服务，在城市燃气、城镇供热、电力电网、供水排水、智慧交通、智慧养老等行业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北京燃气集团把国家北斗精准服务网率先应用到燃气全业务链，全市燃气泄漏主动发现率由70%提高到90%。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介绍，目前北斗芯片装机已经超过3000万片，随着地基系统建设，北斗在部分地区可以提供厘米级、毫米级的服务。无人汽车、无人机、机器人等都需要高精度位置服务，北斗导航应用前景广阔。

    摘编自中国证券网《317城已覆盖北斗系统多领域应用正加速推进》

    材料二

    2012年12月27日信息

    相较于美国GPS的研发，北斗系统起步晚了20年，但到2020年左右，北斗系统将形成全球覆盖能力。届时，北斗系统将由空间端、地面端和用户端三部分组成。目前，我国“北斗”卫星系统虽已形成区域导航定位能力，但基本上是以满足商用服务为主。不过其具有很大的军事应用潜力，将成为我军摆脱对外国导航系统依赖、支撑我国信息化军事系统的关键。

    材料三

    从2017年到2020年，中国将把多种类型的近30颗北斗卫星送入轨道，这意味着中国北斗卫星将正式开始全球组网。2017年下半年，我国计划发射6至8颗全球组网卫星，2018年前后完成18颗卫星的发射，率先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基本服务，2020年将建成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形成全球服务能力。

    北斗的产业化应用之路也正全面提速。2016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到2118亿元，北斗对产业核心产值的贡献率已达70%。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认为，通过积极推动北斗与大数据、云计算与互联网、移动通信的融合发展，围绕“北斗+”与“互联网+”形成的新业态增长迅猛，经济和社会效益开始逐渐显现。

    摘编自宋杰《北斗+互联网+其他行业构建新兴产业链》

    材料四

    北斗导航系统和GPS的主要区别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技术体制的区别，GPS是一个接收型的定位系统，只转播信号，用户接收就可以做定位了，不受容量的限制。“北斗一号”是双向的，既有定位又有通信的系统，GPS是美国军方控制的军民共用的系统，对世界开放。另一方面就是它的用途和特点是不一样的，GPS解决了一个在哪里的定位问题，北斗不仅仅解决了在哪里，还解决你在这里他在哪里的问题，北斗的用户终端实际上是具有收发功能的，北斗是一个具有定位和通信双重功能的设备，用户群上不一样接收的场合也不一样。北斗导航系统的潜力所在，主要在定位通信综合领域上，对这种综合功能有需求的领域都会得到充分的应用，现在仅有定位需要的客户，对北斗的需要不迫切。但是对于既需要位置又需要把位置传递出去的用户，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是非常有用的。

摘编自《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与GPS导航系统的性能比较》

杜诗何以为“诗史”

    ①杜诗何以为“诗史”？比较流行的解释是因为杜诗“善写时事”，具有“实录”的特点。这一解释对杜诗的理解过于简单。宋人胡宗愈认为杜诗详陈个体经历、抒发主体情志， 而读者却可以从诗人的“一人之诗”了解“一代之史”。这个看法显然更为注重诗人自我记述和主体表达对“诗史”的意义。问题是：个人化、主观性的“一人之诗”，何以能呈现公共化、客观性的“一代之史”？

    ②早期的诗论家，在讨论诗人的个体抒情与时代社会的联系时，往往从儒家诗教观“观风知政”的角度来认识。循此思路，即使是诗人最自然的饥寒之怨和温饱之乐，都具有知其政事之兴衰的意义。晚唐孟启《本事诗》称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此说认为，杜诗之为诗史既源于对大历史的“推见至隐”，也来自对诗人个体小历史的“毕陈于诗”。胡宗愈进一步明确指出，杜诗能将诗人的“出处、动佚劳息”“一见于诗”。详陈个体人生经历，成为诗歌能知“一代之史”的必要前提，这种看法，在宋代十分兴盛的年谱和编年诗文集的编纂中，有很明确的表现。浅见洋二深入地分析了这些文献整理形式所蕴涵的文学观念，指出“对于宋代文人来说，年谱及编年诗文集，一言以蔽之，也可说是一种‘论世知人之学’”；这两种编纂形式，与宋人的“诗史说”有密切的关系，它反映出“时事”和“出处”是“诗史”的两个支撑要素。

    ③那么，兼具“时事”和“出处”的诗作是否就能被称为“诗史”呢？详陈个体人生出处，蕴涵了展现大历史的可能，但这种可能要变为现实，对诗人本身参与社会历史的深度还是有很高的要求。诗人不仅要经历丰富，而且在思想上要有深切的社会关怀，有深厚的主体情志。清人周济曾明确指出，只有“见事多、识理透”的诗人，其感慨寄托，才能成为“后人论世之资”。宋人认为杜诗深具美刺、比兴的寄托之旨意，而明清时期的论者则进一步将美刺、比兴与史家之褒贬联系在一起，例如钱谦益就认为，堪为诗史的作品表达了作者对于“兴亡升降”的“感叹悲愤”。杜诗有着强烈的感时忧世的情怀，哪怕是书写个人的遭遇和感受，也往往在详述出处的基础上，将之置于社会时代的大画卷之下，体现出深切的现实关 照 ， 开拓了以“一人之诗”表现“一代之史”的艺术可能，因而被奉为“诗史”的典范。

    ④对于杜诗精神气局与其“诗史”品质的联系，有关的论者多有论述。然而，杜诗在艺术上是怎样深入开拓将个体经历与社会历史相联系的表现形式的？现有的分析大多失之简 略。观察杜甫为数众多的五古创作，对此可以有新的发现。杜甫五古创作上承中古五言诗的多种表现传统。参照《文选》中的分类，中古诗歌有赠答、祖饯、行旅、游览、咏怀、咏史、乐府等众多体例。如果细致辨析，会发现在五古题材的选择上，“熟精《文选》理”的杜甫有很明显的侧重。行旅诗是杜甫五古创作中非常突出的一种类型。通过记述行旅细致地展开自我人生经历与社会时事的图景，是诗人的一种自觉的艺术选择。除了入蜀的二十四首纪行诗等典型的行旅体作品，杜甫还将行旅体的格局融入到咏怀、游览等多种类型的作品中，例如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在艺术形式上都是咏怀与行旅体的融合。类似阮籍《咏怀》那种典型的咏怀体创作，在杜集中是比较少见的。

    ⑤除了行旅诗，杜甫五古中赠答、祖饯诗的比例也很高。赠答、祖饯是盛唐五古中的常见题材，而杜甫对此有所发展。他的送别诗不落窠臼 ， 很注重表达赠答双方共同的经历体验， 不泛诉相思离情。如《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中，诗人与被送行的高适互诉心曲，议论时事，内容丰富，表达十分具体细腻，抒情因而体现得很深挚。浦起龙曾经称赞杜甫的赠行诗，认为不作一赠行语，其实杜甫所不屑为的是赠行之套语与模式化的抒情，而善于写具体之情事，有很强的情感交流特征。这使得诗人的自我表达，可以较多带有外向的、公共性的品质， 从而令读者在诗人个体的人生经历、交游行旅之中，更多地读出时代和社会的内容。

    ⑥五古只是杜甫诗歌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作品，已经生动地体现了杜甫如何将个人的人生经历与天下之大历史相联系的努力，让我们明白诗歌并不会仅仅因为记载了某些史实就成为好诗。杜诗之为“诗史”的渊源，隐藏着“杜甫是如何写诗的”和“杜诗是如何被读的” 的双重密码，从一个重要的角度，揭示了中国诗学发展的脉络。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