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不时地会发生踩踏事件，动物在成群结队行动时，即使遇到紧急情况也不会因为惊慌失措而相互碰撞，为什么？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行为生物学家伊恩．库森说，蚂蚁、鱼和鸟有能力在整个群体里传递关于群体的身体动态的信息。比如蚂蚁可以用信息素在蚁群内交流，通过简单的小范围互动能形成复杂的模式。蚂蚁是社会化的生物，而人类是自私的。我们都想节省通行时间，哪怕是以牺牲他人的时间为代价，而蚂蚁是为整个群落而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最原始的生物。我们没有进化出群体活动时的集体智商，无法超出局部的互动规则。鱼群或迁移的动物在突然行动时，领袖扮演者重要的角色，拥有往何处去的必要的信息，其他同类只要跟着就行了。

    另一种说法是，许多大型的鸟类如天鹅和塘鹅以V字形梯形编队飞行，这样既能提高飞行效率，又能避免碰撞。阻力能够降低65%，飞行距离可以增加70%，因为每一只鸟都处于前面一只鸟的翼尖涡流造成的的上升气流中。只有头鸟得不到这种好处，但鸟群中的其他鸟会轮换当头鸟，以共同承担这种压力。实际上，鸟群的梯形编队很少是完美的V字形，往往是J字形。但无论是哪种形状都可以让所有的鸟获得对前面同类的最佳视野，以便保持安全的距离。飞行时，鸟群中的鸟之所以不会相互碰撞，是因为它们的视觉系统比人类的发达，它们的新陈代谢和肌肉的反应速度也更快。

    在2004年至2007年，欧盟组织了一个名为“飞行中的椋鸟”的研究，动用了意大利、法国、德国、匈牙利和荷兰等国的七个研究机构，成员中有生物学家、物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他们不仅要收集数据，还要改进对鸟群的3D模拟，以便帮助人们理解人类的群体行为，如时尚、风潮、金融市场的群体行为。物理学家卡瓦尼亚选择了意大利的马西莫宫，它位于火车站附近一个开阔的广场上，广场四周都是树。冬季的每个下午，椋鸟在罗马郊外觅食后都会回到这里的鸟窝。黄昏时分，这些鸟群会在天空中上演半个多小时的特技表演，它们有时像一股烟雾，有时又像一条摆动的缎带。卡瓦尼亚和他的团队把鸟群的移动做成了3D图像后意外地发现，鸟群中鸟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在鸟群边缘的鸟比中心更密集，就像在一辆拥挤的公交车上，中央的乘客悠闲地聊天，车门附近却很拥挤。更让他们感到有趣的发现是，鸟群中的鸟能看到它附近的15只到16只同类，但它只注意它两侧的六七只鸟的活动。临近的鸟距离它自己的远近不重要，重要的是同类的数量，它们只根据临近的同类来改变飞行速度和方向，这就能保证整个鸟群朝同一方向飞行。进化为什么选择了“六”或“七”作为神奇的数字？一种解释是，“七”是鸟类认知能力的极限，它们无法跟踪七个以上的物体的活动；另一种解释是，“七”是在群体中传递信息时的最佳数字。你也许以为你沟通的个体越多越好，但如果你跟太多人沟通，你会得到太多嘈杂的不准确的信息。这样的话，如果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你搞清楚状况之后可能就为时已晚了。（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家是游子的心灵港湾，是浓得化不开的情结。然而古往今来，少小离家建功立业，几乎成为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人生选择与内心情感逆向行驶，并非是因为不眷顾家园亲情，而在于炽烈情怀早已从乡土走向家国。

家国情怀，与其说是心灵感触，毋宁说是生命自觉和家教传承。无论是《礼记》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理想，还是《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任担当，抑或是陆游“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忠诚执着，家国情怀从来都不只是摄人心魄的文学书写，更近乎你我内心之中的精神归属。那种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的壮怀，那种以百姓之心为心、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就来自那个叫做“家”的人生开始的地方。

      《孟子》有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国家与家庭、社会与个人，都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小家”同“大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命相依。正因为感念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的同频共振，所以我们主动融家庭情感与爱国情感为一体，从孝亲敬老、兴家乐业的义务走向济世救民、匡扶天下的担当。家国情怀宛若川流不息的江河，流淌着民族的精神道统，滋润着每个人的精神家园。

    家庭是精神成长的沃土，家国情怀的逻辑起点在于家风的涵养、家教的养成。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为基础，以治国平天下为旨归，把远大理想与个人抱负、家国情怀与人生追求熔融合一，是古人的宏愿，亦是今人传承家风和家教的本分。在传承优良家风中筑牢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在正家风、齐家规中砥砺道德追求和理想抱负，在履行家庭义务中知晓责重山岳、公而忘私的大义，正是家风传承中所蕴藏的时代课题。

     “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责任和担当，乃是家国情怀的精髓所在。当我们专注于亲情眷念、自我圆满，不应忘了民生之疾苦同样关乎自我之荣辱。更好地兼顾小家与国家，将对家的情意深凝在对他人的大爱、对国家的担当上，人生才能真正达成圆满。从毛泽东“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壮志豪情，到赵一曼“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的慷慨赴义，再到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为民情深，常怀爱民之心、常思兴国之道、常念复兴之志，是共产党人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国而忘家，公而忘私，把个人价值寄托在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与奋斗中，见证共产党人的忠诚信仰和无私情怀。以伟岸人格承接伟大担当，以家国情怀托举复兴使命，每个党员干部都应有这样的使命自觉。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精神有了归属，生命就有意义。家国情怀是一股永不衰竭的精神涌流，有了它的丰润，我们必能描绘大写的人生、成就不凡的意义。

（选自2016年01月20日《人民日报》）

    传统中国重视人的主观能动因素，强调官员对民众的约束与塑造作用，因此，政治的着眼点在“治吏”上，要求官员清正廉明就成了传统政治的核心诉求之一。而西方更着重于法典与制度的完备与执行，更为相信“法”的约束与规范作用。这就使得传统中国与西方在“官吏”的定位方面出现非常大的区别。西方的官吏是技术型官僚，以对法制的熟稔和贯彻为考核依据，局限在公权力领域，官员的私人领域并不影响其公权力领域的职位与权威。而传统中国既要求官员具备技术型官僚的职能，又要求官员充当万民的表率，即所谓“青天大老爷”，被西方放置在个人层面的“道德”在传统中国却恰恰是约束的重点。传统中国的政治理念是“政者，正也”，只有人“正”才能产生清明的政治，所以重视德性培养和德行考察。如上所述，传统中国对官员的监督，除外在的法律监督外，还从道德角度进行监督，形成对官员进行风宪纠弹的言官系统。言官系统的制度化及其效用的发挥，以明代最为典型。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了对官员进行监督的常制，监察御史和给事中合称“科道官”，共一百六七十人，这些人通常被称为“言官”，专职弹劾百司。监察御史品秩不高，但代表皇帝，可以小制大，以内制外，尤其巡按御史，小事立断，大事奏裁，很有权威。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明朝没有宰相之制，都御史直接向皇帝负责，六部、地方政府和监察御史、给事中不相统属，避免了由于隶属关系而对言官产生行政干涉，保障了言官职能的有效发挥。言官要起到肃清吏治的作用，由谁来担任言官就是非常慎重的事情了。朱元璋要求由“贤良方正”之人来充任言官，内存忠厚之心，外振正直之气，政治上一定要忠君爱国。明成祖朱棣则进一步强调言官要“有学识、通达治”。不仅如此，明代还要求言官有实际的仕途经历，能真正切入实务，不务空言。由于言官的道德劝谏职能，就必然对言官任职资格提出了专业技能之外的更多要求，首先是任职回避。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父兄现任在京三品大臣，其子弟为科道言事官者，俱改任别衙门，照例循资外补。”其次对言官出身有资格限制。明代规定，不能选用胥吏出身者为言官，如果曾犯“奸贪罪名”，也失去获选资格。在选任程序上，言官比起其他普通官员要严格复杂很多，先要进行察访，调查舆论民情，然后“或策以时务，或试以章疏，议论正人”，最后拟出名单，供皇帝批准。考核程序也远较普通官员复杂。

    对言官体系的任职资格、选任与考核均如此严格，使得明代的吏治在经历了洪武的严刑峻法之后走向常规，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总体而言，因为能出现像海瑞这样抬棺死谏的言官，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明代吏治的清明程度比其他王朝要好。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对言官自身要求严格之外，对言官也要进行有效保护，不因言获罪是重要的原则。明代言官在社会上有很高声誉和公信力，尽管明代有言官因言得祸的时候，比如王阳明就是因为上疏申救言官而遭贬谪，但总体上，言官有人身安全的保障。由于明王朝非常强调从道德情操角度来培养士风，言官尽职尽责，哪怕是对皇帝也不放过，万历时期言官雒于仁曾批评万历皇帝“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言官对阁臣的监督也非常有效，严嵩当政时期，有十余位言官前赴后继地弹劾严嵩，即便遭到严嵩假借皇权进行廷杖、除名、贬谪、下狱等打击报复也在所不辞，终于使严嵩父子伏法。言官对地方政治的监督也颇为有效，当明王朝的朝政荒怠时，地方运转基本正常，言官可谓功不可没。

（节选自《明代言官监督与朝政兴衰》，有删改)

    做哲学研究，关键是面向哲学问题，提出理论去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哲学家要继续研究那些传统上仍未解决的重要学理性问题，也要直面当代社会现实生活的需要，从中提炼出相关的哲学问题，或者赋予旧问题以新形式，或者在新背景中探讨老问题，发展新的哲学理论。歌德说得好：“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

    新探索必须从学术传统中寻求强大支撑。即使是一位原创的思想者，也需要从学术传统和学术同行那里获得激励，从而加强自己思想的论证力量。常常有这样的现象，即使是那些自称原创的学者，在阐述他们的思想时，也会把许多伟大的先贤和著名的同辈引为同道。例如，当代美国哲学家布兰顿（Robert Brandom）是“分析实用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创造了“推理主义语义学”，但他按自己的理解，大量征引解说康德、黑格尔、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塞拉斯、罗蒂、达米特以及他的同事麦克道维尔，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先驱和同道。

    新探索需要学术共同体的共同参与。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位独立的研究者要从他的学术同行那里获得反馈，不管这种反馈是赞扬、改进、批评，还是彻底的否定，由此产生相互切磋甚至是论战，从而促进相互理解，共同进步。但中国哲学界目前的状况是：各位学者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对同行所发表的著述基本上不读不看，当然更不评论，实际上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可以仿效国外学术出版机构的做法：在匿名审稿过程中，凡是不征引、不讨论当代学术同行工作的相关论著，都不接受发表或出版。循此办法，逐渐硬性地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

    新探索需要学术共同体的共同参与。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位独立的研究者要从他的学术同行那里获得反馈，不管这种反馈是赞扬、改进、批评，还是彻底的否定，由此产生相互切磋甚至是论战，从而促进相互理解，共同进步。但中国哲学界目前的状况是：各位学者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对同行所发表的著述基本上不读不看，当然更不评论，实际上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可以仿效国外学术出版机构的做法：在匿名审稿过程中，凡是不征引、不讨论当代学术同行工作的相关论著，都不接受发表或出版。循此办法，逐渐硬性地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

（摘编自陈波《哲学研究——诠释与创新并重》，2017年第15期《新华文摘》）

安康访水

周舒艺

    ①巴山秦岭间，汉水过安康。

    ②一条宽阔的汉水，从陕西汉中宁强县境内的潘冢山发源，自西而东流经陕南小城安康，将这片北依秦岭、南靠巴山的土地劈成南北两半。若是站在安康城的高处鸟瞰，如今的汉水两岸满是郁郁葱葱和现代化楼群。几座雄伟的大桥横跨汉水，零星的船只正在江面上游弋。远方尽头的天际，群山连绵起伏，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明朗澄净，连成了一片，真分不清哪里是天空，哪里是群山，哪里是江水了。

    ③有意思的是，这里地处西部，却让人觉得不论是自然风貌还是文化特质，都与西部的粗犷有着明显的不同。虽在行政区划上归属陕西，但与同属一省的陕北也极不一样，分明呈现出一派南方的秀美和盈润。

    ④当悠悠汉水流淌到这片土地上时，停下脚步，做了一次美丽的驻足。在安康市区西南十八公里处的天柱山脚下，因为安康水电站的兴建，被大坝拦截的汉水在此形成了西北五省最大的人工淡水湖，它四面环山，一片水波荡漾，它还有一个诗情画意的名字——瀛湖。“瀛湖”一名从何而来我们不得而知，但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瀛洲”一词却屡屡被提起，最著名的莫过于李白的名篇《梦游天姥吟留别》，刚开篇便是“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瀛洲”在古人的心里是令人神往的仙境所在之地。或许，最早命名这片水域为“瀛湖”的人，正是感叹其有如瀛洲般的仙境气质。的确，谁能想到，在被植被覆盖的崇山峻岭之间，竟然有这么一大片清澈的水域，在看上去十分闭塞的陕南山区里，却隐藏掩映着如此美丽的湖光山色！

    ⑤瀛湖被称为“陕西千岛湖”。说起来，瀛湖在很多方面确与江南的千岛湖很相像：都是因水库而形成——千岛湖的形成源于新安江水库；湖区内有很多小岛。总面积一百零三平方公里、水域面积近七十八平方公里的瀛湖，星罗棋布般地分布着大大小小多座岛屿，金螺岛、翠屏岛……岛上绿树葱茏、花木繁盛，还有典雅古朴的亭台楼阁宝塔等建筑。登至岛上的六层塔顶，放眼望去，蓝天白云的色泽好像水洗过一样，远处的群山和近处的岛礁上披满了浓得化不开的绿，那一汪湖水如同明镜般清澈，风吹过，塔尖的铜铃摇曳着发出丁零丁零的声音。不过，最美的还是夕阳西下时分。太阳把脸藏到了远处的山脉身后，那天际间映现的绚丽的晚霞，将所有的水、天、山染成一片金黄，在落日的余晖里，一切平静而美好。我们坐在船上，将手伸入湖水中，轻轻拨弄着湖水，感受到汉水的体温。听说前段时间，这湖水中还发现了桃花水母，一种生活在清洁的江河湖泊之中、对水质环境要求极高的生物，由此也可见瀛湖优良的生态环境。

    ⑥初次到安康，热情的安康人会告诉你，这是一片肥沃的河谷盆地，蕴藏着丰富的资源。种子植物多达三千多种，繁衍生息着四百多种野生动物，包括羚羊、朱鹮、大熊猫等几十种珍稀动物，还是陕西省及西北地区最主要的茶叶、蚕茧、油桐、生漆主产地。然而，在我看来，安康最大的资源，正是水。汉水在安康境内全长三百四十公里，另外还有大大小小的支流，形成了这片土地上的江河密布。

    ⑦一切皆因汉水，安康这片北方大地才多了几分南方的神韵。一千五百三十二公里的汉水，是安康的母亲河，她对安康格外青睐。这里，既有以紫阳、旬阳为代表的民歌，更有以汉剧、道情为标志的戏曲。安康是汉剧的重要发祥地，汉黄二调和紫阳民歌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汉调二黄更成为国粹京剧之祖山。汉水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秦巴盆地子民，塑造着这块土地的文化品格。于是，汉水融进的安康，把汉调二黄拉得那么悠远、凝重和沉静，一切的悲喜剧都已远去，只留下历史的回响；我们所见的西北小城安康，唱的不是那黄土高坡上的信天游，而是只属于汉水的船夫号子，上水、下水、扯篷、活锚、推帆、靠岸、过滩……听，古老的汉水上，那号子声是多么深沉而悠长啊。

    ⑧一直以为，有水的土地是灵动的，有江河的家园是幸福的。水，是命脉，更是文脉。江河，打造出一块土地的自然面貌，也建构着这块土地的文化特质。人们常说，一方水土一方人，有土有水，形成了“一方人”的文化基因。安康如此，何处不是如此。

    ⑨已是晚上十点光景，小城依然灯火通明。穿城而过的汉水静静地流淌，城市的灯火倒映在江面上，微微摇曳着。坐在岸边亲水广场的露天茶社喝茶，风轻轻地吹过脸庞。那风，捎来了汉水的味道，如汉调二黄般深情，如汉水号子般悠长……

    中国有着14亿人的庞大而广阔的消费市场，这是足以傲视全球的经济优势，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能够实现快速增长的源泉所在。

    如果说，过去的40年，中国得益于改革开放深入融入全球化进程，成了“世界工厂”，“中国制造”满天下。那么，到21世纪中叶要实现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而中国具有这么大的内在消费动力，再过30多年，就完全可以成就一个“世界消费市场”。显然，从“世界工厂”转变到“世界消费市场”，符合中国的产业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也符合国家经济政策的取向。近几年我们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在又致力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行进在这条转换的路途上。

    然而，在未来十年，中国要真的能够实现从“世界工厂”向“世界重要消费市场”的跳跃，受到挑战的因素还会很多。依笔者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中国家庭居民消费升级还必须跨越三个“坎”，还要完成一段比较艰辛的爬坡过坎过程。

一是必须解决好消费结构问题。尽管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幅快于GDP增速，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速阶段性回落时保持相对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城镇房价不断攀升，改变了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安排。这几年居民家庭房贷负担不断加重，居民加杠杆有增无减，而收入远远被家庭债务抛下。2006年，负债收入比还只有18.5%，2018年已经高达77.1%。住房消费支出产生了对消费明显的挤出效应。2018年5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只有8.5%，远远低于预期，创下自2003年5月以来的15年最低。住房问题本质上是经济结构的失衡，这透支了居民家庭社会购买力，未来几年还存在大宗商品和食品价格通胀的趋势。如果处理不好结构性平衡问题，消费市场或存在一定的“断层”。

    二是必须解决好社会保障账户充实问题。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无疑这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银发市场”，养老市场的发育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但目前养老体制改革还需要大力推进，最主要的是养老金“亏空”问题尚没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最近有关专家提出随着退休人员的不断增多，“养老金支付或要递减”就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在有效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的态势下，包括养老金、医疗费用支出在内的社会保障账户如何“填实”，将直接影响居民未来的消费预期稳定，进而压缩消费市场的成长空间。

    三是必须解决好消费动力体系问题。现在比较看好的是随着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会孕育出一大批新的消费市场，特别是看好未来以新经济业态支撑的新型服务市场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会勃兴一批区域经济市场，但其背后必须解决好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否则，人口会不断向大城市集聚，将带来大量的城市社会治理问题。这一方面会造成消费市场结构性的畸轻畸重；另一方面也会形成“小众消费市场”对“大众消费市场”的压制，整体上会削弱全社会的消费动力。解决全社会消费动力问题，根子在于社会分配体制改革。

    当然，中国社会向来具有极大的韧性和回旋空间，形成世界级的消费市场，我们的理想可以足够的“丰满”，但城镇居民现实生活的压力多少有些无奈的“骨感”，这决定着成就世界级消费市场，并不必然迎来一条坦途。为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政策考量。比如，我们需要以更积极更系统的消费政策激发消费潜能，以更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稳定广大群众的消费预期，以更加开放的政策吸引高质量投资带动本土产业转型升级，以更大的力度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切实降低实体经济的制度性运行成本，从而缩短经济结构调整的“磨底期”，迎接新一轮消费高潮的到来。

（摘编自2018年7月13日《中国经时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