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相声和相声传统

薛宝琨

    相声之所以采取最简易（也是最高妙）的对话聊天方式，其实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整合与沉积过程。文学史家们早就指出唐代由“参军”“苍鹘”扮演，“咸淡见义”“一主一从”的“参军戏”，就是“古代的相声”。但“参军戏”并没有直接向现代相声形式发展，而是从宋代“滑稽戏”开始，便向戏剧靠拢了。直至清末民初，相声才在吸纳诸多民间说唱技艺的根基上从戏曲中脱颖而出，从行当角色变为艺人本我，从情节的噱头变成叙述或评点的包袱，极大地提升了我们民族的喜剧意识。

    形式的背后是内容观念。数百篇的传统段子，几乎覆盖了近世以来北方市民生活物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同是“性—情—理—心”这一群落文化心理纵向深入的过程。

    物态文化源于性。“食色性也”，这是人们生存的需要。传统段子展示了近世以来市民意识中比“天理”更重要的“人欲”。不是羞羞答答而是无所顾忌，不是蹙眉颦泣而是笑脸高扬。并且，在欲望不能满足的“悲剧性”中，凸显人性被扭曲的“喜剧性”。《梦中婚》做梦娶媳妇的幻觉、《醋点灯》无钱打油的荒唐，无不在“含泪的笑声”中嘲弄、批判现实。

    行为文化依于情。传统相声的世俗性决定了它要“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延揽人际行为的一切方面。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渗透一切人际关系。父子、夫妻、兄友的伦理秩序因世道骤变变得尔虞我诈、虚情假意。《化蜡扦》《五人义》等深刻揭示了伪善的可鄙、陋俗的可笑。

    制度文化据于理。“人理”就是“天理”。传统相声比近世任何一部谴责小说都毫不逊色地展示了这丑陋卑劣的社会变态：《贼说话》——“贼”没偷成反而“被偷”，《小神仙》举世皆穷唯江湖术士发迹变泰，描绘着人心不古的一切。

    精神文化归于心。传统段子在《当论》《酒论》《赌论》《哭笑论》这诸多“论”中，抒发并释放了市民的愁绪，表述了人们朝不虑夕、六神无主的生存尴尬。《当论》揭露以实物为抵押的高利贷者，是怎样乘人之危不择手段地敲诈勒索。一件皮袄到了当铺往往被贬得一文不值。各种生意，无论是大是小，都以损人利己为目的。

讽刺是传统相声的光华。传统相声的讽刺由情及理，以理驭情，始终遵循“婉而多讽”的方式。即使对贪官污吏的讽刺，也都令人感到铸就其性格堕落的社会和历史阴影。传统相声还充满着自嘲和自省精神，就在这一省一嘲之间坦露胸怀，寻找心灵的自由，“引起疗救的注意”。

    显然，作为市民艺术的传统相声，始终在世俗的沟壑里滚动，沾染上许多旧世界的尘埃不足为怪。尤其是深入骨髓的“小市民”趣味，更是其致命的地方；但情趣的提高，当伴随整个社会文明的历史进程。

    有人说到“经”，便有意无意地把它等同于“经典”，而提起“中国经典”，就转换成“儒家经典”，这种观念有些偏狭。中国经典绝不是儒家一家经典可以独占的，也应包括其他经典，就像中国传统是“复数的”传统一样。

    首先，中国经典应当包括佛教经典，也应当包括道教经典。要知道，“三教合一”实在是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在文化领域中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政治世界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中国的皇帝，不仅知道“王霸道杂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绝不只用一种武器。因此，回顾中国文化传统时，仅仅关注儒家的思想和经典，恐怕是过于狭窄了。即使是儒家，也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内容，有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礼法治世”的荀子，有重视宇宙天地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视心性理气的新儒家。应当说，在古代中国，关注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儒家、关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赎的佛教，关注生命永恒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别承担着传统中国的不同责任，共同构成中国复数的文化。其次，中国经典不必限于圣贤、宗教和学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更广泛些？比如历史著作《史记》《资治通鉴》，比如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甚至唐诗、宋词、元曲里面的那些名著佳篇。

    经典并非天然就是经典，它们都经历了从普通著述变成神圣经典的过程，这在学术史上叫“经典化”。没有哪部著作是事先照着经典的尺寸和样式量身定做的，只是因为它写得好，被引用得多，被人觉得它充满真理，又被反复解释，有的还被“钦定”为必读书，于是，就在历史中渐渐成了被尊崇、被仰视的经典。因此，如今我们重新阅读经典，又需要把它放回产生它的时代里面，重新去理解。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层层积累的，对那些经典里传达的思想、原则甚至知识，未必需要亦步亦趋“照办不走样”，倒是要审时度势“活学活用”，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阅读经典可以使人们了解从古至今“人类究竟面临哪些重大问题”，但古代经典并不是不可违逆的圣经，毕竟历史已经翻过了几千年，因此，对于古代经典，既不必因为它承负着传统而视其为累赘包袱，也不必因为它象征着传统而视其为金科玉律。我的看法是：第一，经典在中国是和我们的文化传统紧紧相随的巨大影子，你以为扔开了它，其实在社会风俗、日常行事和口耳相传里面，它总会“借尸还魂”；第二，历史上的经典只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你不打开它，资源不会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是刺激经典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经典中的什么资源被重新发掘出来，很大程度取决于“背景”召唤什么样的“历史记忆”；第三，经典在今天，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只有经过解释和引申，“旧经典”才能成为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中继续起作用的，呈现出与其他民族不同风格的“新经典”。

（选自葛兆光《中国经典十种·序言》，有删改）

    花鸟画，是中国画中最富于民族文化特性的表现门类之一，千百年来，一直在民族文化所赋予它的原动力的推动下发展着，不断深化其精神内蕴。它一方面不断充实自身以适应新时代的审美要求，另一方面又在潜移默化地塑造和陶冶人们的审美情趣。

    花鸟画的民族文化原动力，是以花鸟拟人、表情的寓意性。《芥子园画谱》有载：“古诗人比兴，多取鸟兽草木。而草虫之微细，亦加窝意焉。”花鸟画在演变和发展过程中，也伴随着中华文明的进程，通过主观的诗性和文学性审美方式抒情达意、托物言志，形象性地展现着中国人的宇宙观和自然观。

    我们的先民曾将自然中的花鸟变幻为图腾，表达对大自然的原始崇拜。原始社会，人们常把某种动物、植物或非生物等，视为自己的亲属、祖先或保护神。图腾实际是一种被人格化的崇拜对象。人们相信它们有一种超自然力，会保护自己，并且还可以获得它们的力量和技能，让族群不断繁衍壮大。虽然图腾信仰在历史发展中逐渐模糊，但并未完全销声匿迹，它逐渐演化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让生活充满文化窝意。这种文化寓意也影响着花鸟画的发展，甚至呈现为某种圭臬，不断被程式化和重复表现。如花鸟画中常见的石榴、蝙蝠、葫芦等，是人们喜闻乐见的题材，具有“多子多福”“福禄”等吉祥寓意。

    作为一种寄情于天地万物的艺术，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是中国花鸟文化的精髓。画家通过隐喻、象征、谐音等艺术手法寄托生活中聚积的情感和美好感望，并假以笔墨的独特性，达到自然栽体、个性笔墨、意境意趣的统一。花鸟画不只是在客观地表现对象形态，通过情感寄托，它还既能引起大众共鸣，也能给子观者某种联想空间。如《宣和画谱》所描述：“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鸾凤孔翠，必使之富。而松竹梅菊，鸥鹭雁骛，必见之幽闲。至于鹤之轩昂，鹰隼之击搏，杨柳梧桐之扶疏风流，乔松古柏之岁寒磊落，展张于图绘，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不难看出，花鸟画中的题材除了祝福寓意外，也在抒发中国文人的生活情趣和和精神操守，或许在不同时期其寓意会有所不同，但都满足着每个时期寻常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小花鸟，大境界。在中国人的眼睛里，花鸟的世界，永远都充满着生机与雅意。

（摘编自马新林《清气满乾坤花鸟画的中国精神》）

    人们提及孔子对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影响时，常常认定孔子奠定的儒学是排斥科学技术的。其实，这种认识是偏颇的。

    儒家对科技的鄙视和推动表现在“仁知统一”上。所谓“仁知统一”，即道德行为（仁）和理性认识（知）的结合。对于仁知的统一，孔子是这样论证的：一方面，知从属于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另一方面，知是仁的必要条件（“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仁知由如此的互为前提而贯通为两者完美结合的“中庸”这一“至德”。但是，这“知”却不是指认识自然事物及其规律，而是明确的把“知”的任务规定为认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因而，在“仁知统一”的支配下，由于伦理理性居于知识理性之上，科学技术成为雕虫小技，处于遭贬抑的地位。然而，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仁知统一”对科学技术只具有排斥的作用。因为，如果某些学科的认识（知）对象同时具有道德（仁）的属性，即这些学科本身是“仁知统一”的体现，那么在孔子奠定的“仁知统一”的支配下，这些学科就会得到重视，获得较大的发展。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和儒学演变的历史特点中，找到一些儒家思想对科技发展积极影响的线索。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有两个时代特别重要。一个是汉代，是各门学科初具规模、奠定体系的时期；再一个是宋代，是传统科学走向高峰的黄金时期。而在学术思潮发展领域，这两个时期恰恰一个是独尊儒术（汉代），再一个是儒学复兴（宋代）。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吗？我们不能设想，当一个社会的科学技术处于高度发展的繁荣阶段时，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社会思潮却会是一种对科技发展完全是消极影响的思想。一个社会的科学技术之所以能获得高度发展，必然有其赖以发展的各种原因，其中包括政治原因、经济原因及其思想和文化原因等等。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在汉代和宋代这两个时期，儒家思想正是适合并促进科技发展的思想原因之一。

    总之，儒家思想对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学科领域都很不相同，应该对其作具体分析，而不可将其一概否定。

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

李振宏

    ①以往，变革精神这个黄河文明的显著特色，一直未被人们重视，即人们总是给这种文明冠以保守性的特征，这种认识误区，应该得到扭转。

②过分强调大河流域文化、平原文化或农业文明的保守属性，主要是源自于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按照地理特征把世界区分为三种类型：高地居民的性格是好客和掠夺，平原上居民的特性是守旧、呆板和孤僻，海岸居民的性格是勇敢、沉着和机智。这便是将平原流域的农业文化或农业文明打上保守性特征的论证。

    ③《周易》“革卦”曰：“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意思是说，革卦象征变革，在“巳日”推行变革并取信于民众，前景就至为亨通。革卦的《彖传》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不仅求变，而且倡导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革命性变革。

    ④社会的变革如此，对于人的基本素质的培育也是如此，要求个体的修养、成长也要日日求新。《大学》就反复教诲人们要去创造，去求新，《大学》云：“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⑤这样一种强调求新求变的思想，既是历史本身的观念反映，也反过来催生历史的变事和发展。三代的历史沿革就具有明显的文明变迁意义，夏商周三代只有千余年的历史，这对于早期文明来说并不算长，但却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变迁。

    ⑥黄河文明的变革精神，深深影响了政治文明的进程及其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变革，就是这种文明内生性的历史巨变。中国历史的这场深刻变革，既是黄河文化区域内的政治变革，也在思想层面上受到“天地革而四时成”的变革精神的支撑。各诸侯国内的变法运动，大都继承这样清晰的变革思想。正是这样的变革思想，支撑了长达数百年的变法运动，终于把行之千余年的贵族制推进到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

    ⑦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不管是官僚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选官制度、文化思想等等各个方面，从秦到清发展变化的脉络也清晰可循。以往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说法，说中国古代社会长期迟滞或停滞不前，较之欧洲的封建时代要显得特别漫长。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认识误区，而且也是一种并不恰当的比较。这种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超级稳定、迟滞发展的说法，完全无法解释中国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毫无争议地走在世界前列的历史事实。

    ⑧事实上，古代中国并没有传统所理解的农业社会那种无限依赖于土地所造成的孤僻、呆板和保守，而是在平原流域丰厚的土壤条件上，创造了中央集权制度，创造了科举制度，创造了官僚制度，更是创造了直接影响西方政治进程的四大发明。

    ⑨黄河文明作为一种农业文明，相对于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来说，没有保守性的文化因素是不可能的，但一种显示了巨大创造力的文化，只注意到它的保守性的一面，显然是不客观不公允的。

（节选自《光明日报》  有删节）

    嫦娥四号实现了世界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其降落地点在南极-艾特肯盆地的冯·卡门撞击坑。那么这个着陆点是如何选择出的？探月专家们对此做出了详细解答。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说：“在论证嫦娥四号任务时，我们感觉应该给它赋予更强的生命力和功能，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事情。”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嫦娥四号探测器总设计师孙泽洲说：“去月球背面比去正面风险增大了很多，崎岖的地形给我们带来必须面对的问题。但从技术发展角度来讲，在月面更高精度的着陆是未来所需要的。比如以后我们要去月球南北极，那里地形也很崎岖，如果在永久光照区着陆，对着陆精度要求都很高。”

    “如果我们未来要建设月球科研站，需要多组探测器在一个范围内着陆，联合构成更复杂的系统，这更是需要航天器能高精度着陆。所以解决这次任务面临的挑战，可以为后续的深空探测和小行星探测打下基础。”孙泽洲说，“我们希望未来具备全月球乃至于全太阳系的到达能力，有了这样的能力也能更好地支持深空科学探测。”

    专家确定去月球背面后，具体着陆区域的选择还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

    孙泽洲说，嫦娥三号的着陆区在北纬45度左右的虹湾地区，探测器是按照这一纬度的光照条件设计的热控系统和太阳翼。而大部分继承了嫦娥三号设计的嫦娥四号首选着陆区纬度也在40至50度之间。

    “纬度上划定范围后，再考虑经度，是落在月球背面的正中间还是边缘呢？由于要实现地球和月球背面的通信，中继星‘鹊桥’运行在地月第二拉格朗日点的Halo轨道上。它的全实时覆盖区域集中在月球背面中心点左右几十度的范围。”孙泽洲说，“而且我们不希望探测器与中继星通信的时候仰角太低，那样有可能会受到周围高山的影响。”

    这样，嫦娥四号的着陆区从经纬度上就基本限定下来了。

    在这个大致范围内，科学家们看中了艾特肯盆地，这个太阳系最大、最深，最古老的撞击坑，这里蕴含着月球最早的信息，有很高的科学研究价值，比如是不是有水？对这里的探测将对人类了解月球，地球、太阳系的演化提供第一手数据和线索。

    而在艾特肯盆地这个直径大约2500公里，深13公里的巨大撞击坑内，还有一个直径为180公里的冯·卡门撞击坑，其底部地势相对平坦，能较好地保证着陆安全。

    恰好与冯·卡门撞击坑经度上相差约13度的地方，还有一个克雷蒂安撞击坑，非常适合作为备选着陆区。假如嫦娥四号第一天在主选着陆区没有成功着陆，第二天还可以着陆在备选着陆区。

    除了科学上的意义，对冯·卡门撞击坑的探测还有另一层意义，它是以20世纪匈牙利裔美国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命名的，他被誉为“航空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郭永怀都是他的亲传弟子。

    五院嫦娥四号巡视器总体主任设计师中振荣说，去月球背面探测是中国为世界做出的贡献。”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嫦娥四号最终能探测到什么，但是这一探测有可能会影响好几代人。”

（摘编自《嫦娥四号为何去了太阳系最大的陨石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