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热”切莫丢了文化魂

闻白

    即使你不是一个对城市改造十分敏感的人，蔓延各地的拆旧和仿古热潮也足以令你侧目。据学者的最新统计，全国有不少于30座城市欲斥巨资重建古城，如我们风闻过的开封千亿元重塑汴梁城、昆明220亿元打造古滇王国、山东聊城古城改造……

    某种意义上，“拆旧”与“仿古”构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看似矛盾却又并存的两大典型现象。拆旧，是因为旧的文化遗存“挡”住了城市发展脚步；仿古，则是希望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求发展契机。破与立之间，折射出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许多文物保护专家对这种“大拆大建”有过担忧和提醒。在他们看来，如果把积淀了深厚文化底蕴的旧城仅仅当作改造对象，而不强调实施保护、有机更新的一面，是一种观念错位、“最没文化”的表现，将一片片历史街区夷为平地，一座座传统民居无情摧毁，然后仿建出一条条复古商业街，不但会造成城市文化空间的破坏、历史文脉的割裂，而且导致城市记忆消失，最终形成千城一面的平庸景致，令人扼腕。

    值得关注的是，和过去修建一个仿古建筑相比，现在的古城重建，多为城市的重大决策项目，动辄百亿千亿元投资、几千亩占地，涉及众多文物保护和百姓搬迁，影响城市未来发展布局，因而争议更多。而最大焦点在于，一些重建项目只是打着与文化相关的旗号，背后是经济利益和政绩工程的驱动，缺乏文化之魂，片面地用浮华形式、简单符号来进行文化建设，最后当然是南辕北辙，拆了真古董造了假古董，沦为笑柄不说，更成为一种政绩泡沫，造成“政府立项，百姓埋单”的严重后果。

    应该承认，在不破坏文物的前提下进行一些重建、仿建未必是坏事。“古城重建热”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全社会的文化发展热情，甚至是渴望进一步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倾向密切相关。有专家就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充分利用文化遗产、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时期，利用文化遗产来发展经济、刺激旅游成为显著特征，也应成为一种可持续发展趋势。但如果有“体”无“魂”、有形式无内涵，就难免遭遇市场和公众的双重否决。比如你争我夺的名人故里之争、大而无当的文化景观等。 在文化建设成为“五位一体”重要一极的今天，任何不计成本、不讲实效、盲目跟风的伪文化行为，不但不能为人民带来福祉，而且有可能带来社会建设、生态建设方面的问题。

我国仍然处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文化名城名镇、历史街区和古村落等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城市发展间的博弈协调，注定将长期存在。百姓并不反对城市旧貌换新颜，也乐见城市科学发展，只是这“新颜”也需要有历史的基因、文化的担当，让人们能够找到城市的记忆与未来。破解城市发展中新与旧的难题，需要更多的因地制宜，需要对文化的真心热爱。

书法：彰显中华文化独特魅力

    书法与绘画、音乐等纯艺术门类不同，它不仅仅是艺术，因为书法首先是中国的文字。文字是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母体和载体，独一无二的书法无疑是中国文化区别于世界其它文化的标志之一。

    我们对传统的文化、传统的书法要有敬畏之心。中华文明和中国艺术独特性的代表之一，就是我们自古沿用下来的书法。中国的书法拥有五千年的发展历史，它是历代书法家精神的结晶，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是中国人智慧的“舍利子”。一个对自己文化都不敬畏的民族何谈自尊。回顾历史，作为文字的书法，是完全实用性的，是人们生活、交往、奏事不可缺少的；但作为艺术，中国古代书家追求法度，追求书卷气、文人气，使书法不仅成为人们用来记叙和表述思想的实际手段，更用书法来体现文人的才情和学养，所谓“字如其人”、“书为心画”。一部书法史，就是一部中国文化发展史，书法艺术延续了近三千年的辉煌，正是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

    从二十世纪初西方的钢笔进入中国以来近半个世纪，硬笔代替了毛笔，使中国书法渐渐不再具有实用性。尤其是近十多年来，随着电脑的高度发展和普及，这一代年轻人不要说写毛笔字了，甚至即将远离硬笔，进入一个无纸无笔的键盘时代。过去，古人入私塾读书，识字、吟诵、书写三者是合而为一的，是一个不可分拆的整体。但是，在现代教育兴起之后，中国文字的整体性和书卷气的传统被拆解：文字、音韵、书法，成为不同专业；文字归于中文，吟诵归于表演，而书法归于美术。识字作为必修课，书法却成为选修课。而今研究中文的，往往不了解书法；美术学院学书法的，并未开设文字、音韵的课程。

    可见，书法传统在代际绵延中发生了多次重大变化，书法之“法”对于使用毛笔的人来说，越来越隔膜，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于书法的认识也越来越混乱。尤其是经历了上个世纪的战乱与运动，书法传统的脉搏被人为地割裂了，直接造成了今天书法创作、鉴赏与批评的标准不断地泛化甚至是丧失。

    书法不仅是写字，其深层所蕴含的，是中国古人认知世界的一种睿智的方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标杆。文化不能遗传和移植，也不能复制和再生，必须从小培养，必须要不断坚持，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甚至是一辈子。孜孜不倦、点滴积累，耳濡目染、薪火相传，不然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丢失。

    汉字对中国文化来说，是母体，是源头，是根本。书法应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必修课。弘扬传统书法事业，正是弘扬中华文化最基本的因素，也是“文化安全”的保障所在。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重新被呼唤，中华民族精神重新被构建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中青年书法家需要不断努力补上传统文化的精深课程，同时发挥自身的影响力，用生命凝结的书法艺术，呼唤出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全力肩负起我们应该承担的文化责任与历史使命。

    现代思想家们常常说，语言文字构建了人们意识中的世界，可以呈现一个民族深层的思维和意识结构。那么从汉字中，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

    汉字是现在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是由图画抽象、规范、滋生而成的。古代的汉字表明，古人不太习惯于抽象而习惯于具象，比如“牛”，各种字形始终突出地显现着牛正面的头部和对称的双角，又如食物，有“米”“稻”“禾”“黍”等等，但并没有一个总的类名，如庄稼、粮食之类。反过来看，汉字的这种象形性也对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产生极大影响，使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始终不曾与事实世界的具体形象分离，思维中的运算、推理、判断始终不是一套纯粹而抽象的符号。。

    汉字的衍生和分类也显示了古代中国人关于世界的知识和对世界的感知方式。汉字的衍生是一个树形滋生的过程，以造字时代独立产生的象形“初文”（章太炎语）为根，通过会意、指事、形声等几种造字的方法，滋蘖出“字”。从每个“初文”中产生的与它意义相关的一批字，在后来被视为同属于某一个“部首”，它们所表示的现象或事物，在古人看来就是事实世界的一个“类”。这种分类方式与近代西方有所不同，古代中国人特别注意一个现象、一个事物可以感知的表象，以此作为分类的依据。因此那些以类相从的字，无论以什么“初文”为义符，“初文”的象征性总是使这个字与原初的形象有联系，使人们一看就可以体会它的大体意思。这种归类的思路，以事物可以感知的特征为依据，通过感觉与联想，甚至隐喻的方式进行联系。例如“木”作为“初文”，是植物的抽象名称，那么以“木”为义符的字应该都表示树木，如梅、李、桃、桂等等，但实际上，“木”这一类名的范围却远远超出了树木，它可以是树木的一部分，如“本”“末”，可以是与树木有关的某些性质与特征，如“柔”“枯”，甚至还可以是与树木并不直接相关，却可以从树木引申的其他现象，如“杲”（日在木上，明也）、“杳”（日在木下，冥也）。再如“彳”字，本来是象形的通衢大道，殷商时代的卜辞中，不少字就与它有关，而“役”字，在甲骨文中本不从“彳”，但当它在后世以“彳”为义符后，就使人觉得从役之人好像真的总是在路上奔波。当汉字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思想运算的符号被接受时，人自己创造的文字就反过来影响、制约和规范了人对世界的认识。

    汉字的象形性也影响了汉语的句式，独立呈意性使汉字在任何场合均无需严密的句法即可表现意义。这就使得古代中国人的思维世界似乎不那么注意逻辑、次序和规则，话语发出者和接受者凭着共同的文化习惯，就能够表述和理解很复杂的意义。

    我们除了能从汉字本身大体了解古人“怎么想”，还可以从中了解他们“想什么”，比如能从汉字的字形中探寻某种思想和制度的起源，从汉字的分类中理解古人生活的重心和兴趣等等。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古老的汉字置于思想史的视野之中，考察其中的思想史意义。

（摘编自葛兆光《作为思想史的汉字》，有删改）

    所谓“被遗忘权”，即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永久删除有关数据主体的个人数据，有权被互联网遗忘，除非数据的保留有合法的理由，在大数据时代，数字化，廉价的存储器，易于提取、全球覆盖作为数字化记忆发展的四大驱动力，改变了记忆的经济学，使得海量的数字化记忆不仅唾手可得，甚至比选择性删除所耗费的成本更低，记忆和遗忘的平衡反转，往事正像刺青一样刻在我们的数字肌肤上；遗忘变得困难，而记忆却成了常态，“被遗忘权”的出现，意在改变数据主体难以“被遗忘”的格局，赋予数据主体对信息进行自决控制的权利，并且有着更深的调节、修复大数据时代数字化记忆伦理的意义。

    首先，“被遗忘权”不是消极地防御自己的隐私不受侵犯，而是主体能动地控制个人的信息，并界定个人隐私的边界，进一步说，是主体争取主动建构个人数字化记忆与遗忘的权利，与纯粹的“隐私权”不同，“被遗忘权”更是一项主动性的权利，其权利主体可自主决定是否行使该项权利对网络上已经被公开的有关个人信息进行删除，是数据主题对自己的个人信息所享有的排除他人非法使用的权利。

    其次，在数据快速流转且难以被遗忘的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对调和人类记忆与遗忘的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在大数据时代不能“被遗忘”，那意味着人们容易被囚禁在数字化记忆的监狱之中，不论是个人的遗忘还是社会的遗忘，在某种程度都是一种个人及社会修复和更新的机制，让我们能够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面对现实，想象未来，而不仅仅被过去的记忆所束缚。

最后，大数据技术加速了人的主体身份的“被数据化”，人成为数据的表征，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以数据的形式被记忆。大数据所建构的主体身份会导致一种危险，即“我是”与“我喜欢”变成了“你是”与“你将会喜欢”；大数据的力量可以利用信息去推动、劝服、影响甚至限制我们的认同。也就是说，不是主体想把自身塑造成什么样的人，而是客观的数据来显示主体是什么样的人，技术过程和结果反而成为支配人、压抑人的力量。进一步说，数字化记忆与认同背后的核心问题在于权力不由数据主体掌控，而是数据控制者选择和构建关于我们的数字化记忆，并塑造我们的认同。这种大数据的分类系统并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指向特定的目的。因此，适度的、合理的遗忘，是对这种数字化记忆霸权的抵抗。

（摘编自袁梦倩《“被遗忘权”之争：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化记忆与隐私边界》）

材料一：

      我国网络文学的发展初期，对于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用户而言，新兴媒介的作用，一是为找不到发表渠道的人提供了发表平台，形成志趣相投的交流图；二是为喜好通俗小说的读者提供便利、及时、海量、免费的阅读渠道。

      二十年来，网络文学已经渗透了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证实了“衣食无虞”之后，马斯洛需求层次金字塔结构的准确性。

      而在网络文学发展迅猛的繁荣背后，亦埋藏着不容忽视的重重隐忧。量多质低，有“高原”缺“高峰”，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和片面追求点击率等倾向，皆是对传统文学的损害。当然了，线上线下，精品总是难求，唯愿今后大浪淘沙，去芜存菁，一批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可以脱颖而出，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

(摘编自《网络文学：这世界变化太快，一秒不跟进你就老了》)

材料二：

(数据来源于艾瑞咨询《网文江湖群英谱一中国网络文学作者洞察报告2016年》)

材料三

      由于原创文学网站建立了作家等级制度，高等级作者可以获得明星式的推广待遇，更容易被用户发现和接受。加上网络文学作品具有长期连载的特点，用户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阅读某作品，并成为作品甚至作者的忠实粉丝。用户具有粉丝的特质，就可以形成具有较强消费意愿和凝聚力的群体。用户粉丝化使得近四成用户愿意为作品内容付费，近六成用户愿意购买网络文学作品的周边产品。由于网络文学用户数量持续增长、年龄结构有较大差异，用户需求不再只局限于网络阅读本身。网络文学作品在漫画、有声读物、电台等领域的延展前景可观，这为网络文学产业链的整体延伸提供了用户基础。网结文学移动端阅读适应了用户对碎片化阅读、随时随地便携阅读的需求，随着智能手机的更新换代以及阅读软件研发的日益成熟，用户对移动端阅读的黏性大大增强。

(摘编自《泛娱乐背景下网络文学全产业链研究》)

材料四：

      网络文学已经突破传统文学成为现代文学中的流量担当，但是由于缺乏规范与监管，网络文学整体环境中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不但影响了传统文学的纯洁性，也对整个文学体系存在消极影响。对此，网络文学发展中应当注重文学性，创作者应当提高自身文学素养和文化内涵。同时，网络平台也应当加强对网络文学作品的审核，加强对网络文学作品发表、传播的规范化管理，尤其是对于商业性网络文学作品，要避免大量同质化现象，抵制抄袭、烂俗作品。

      网络文学带给传统文学的除了挑战，也有积极影响。对文学有创作热情和兴趣的人，能够利用网络平台进行自由的文学创作。传统文学也应当紧跟时代形势，积极利用网络平台进行传播。同时，网络文学突破了传统文学在文字、语法等方面的限制，更加灵活多样的表达方式也是传统文学应当积极借鉴的。此外，传统文学也可以学习网络文学生活化等视角进行文学创作，这样也有利于贴近人们生活，获得更多的关注。

(摘编自《浅谈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挑战》)

材料一：

价值教育是人们在正确价值观指引下所开展的教育实践活动，是一种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强调处理人的价值危机的特殊教育实践。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教育、技能教育，价值教育关乎个人的生活体验与存在方式，关乎社会的价值秩序与价值理性，关乎民族的价值坚守与价值理想，对于丰富人的生命意义、标注社会发展的价值向度以及确证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价值教育在我国的出场有着深厚的实践根源与深切的理论吁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面对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价值真空、价值偏差以及价值观扭曲等现象，理论界与实务界围绕“教育价值”与“价值教育”等问题展开探讨，认为价值教育是应对当代科学技术挑战、推进素质教育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倡导实施更加关注个体精神世界和幸福体验的素质教育、创新教育。 

价值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任何一种价值观念、价值教育实践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从“荣誉”“忠诚”到“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转变，反映的是从封建等级制生产关系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变迁。

价值教育具有历时性差异。人们对价值范畴和价值教育的认识并非恒定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马克思揭示了背后的深刻原因：“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这意味着，价值教育具有历时性，价值教育的实践开展以及对于价值的诠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的统一，要依据时代的发展守正创新，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融入价值教育中。

价值教育具有共时性差异。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各自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等不同，价值教育的实践也呈现出明显差异。在美国，价值澄清理论影响深远，人们多从道德教育、社会运行的角度来理解价值教育。我国的价值教育研究与实践向来注重道德教育，这既与我国深厚的文化及实践根源密切相关，也与道德价值处于价值教育中心位置密不可分。当前，我们正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进展，在此过程中，价值教育理论与实践要致力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在价值教育的实践中，既要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的本体价值，也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增强发展的辩证性，使全体人民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提升价值追求、丰富价值生活、厚植价值家园。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种价值观念都可以从现实生活中找到依据。人是社会历史的“剧中人”，也是社会历史的“剧作者”。作为人们对客观的价值关系的观念把握，价值观念的生成、发展与社会实践的发展即使不是完全同步的，也一定是同向的。价值观念以及表达利益诉求的价值范畴是在实践中生成、发展的，也是为人的社会实践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教育是人们在正确价值观引导下为了处理人的价值危机、厚植人的精神家园所开展的教育实践活动。也就是说，价值教育要立足实践、适应实践，也要服务实践。

当前，世界各国已采取榜样示范、情景创设、价值澄清等方式拓展价值意义空间，强化受教育者对善的行为的认知和体验，提升价值教育的实效性。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不断涌现，人类生活的主要场景正发生深刻变化。实现价值教育的目标，需要将价值教育的核心精神全景式融入社会成翼的各类生活化场域中，使受教育者在注重知行合一的实践中通过持续的价值反思将价值进行内化，从而提升自身的生命质量、生命价值。

（摘编自靳思远《价值教育的哲学叙事》）

材料二：

任何价值教育理论，如果无法很好地指导教育实践，都是没有生命力的。通过分析规律阐释清楚实践层面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这样才能对提出和完善价值教育的方法途径给予有力指引。

首先，在价值教育中要解决好“怎么样让受教育者能从日常的正当行为中获得激励感”的问题。施教育者能够采取适当的方式及时有效地对受教育者的行为赋予意义是衡量价值教育成效的关键一环。现行教育体系已经采取了很多方式，比如表扬、评优、主题活动等，这些方法实质上是在受教育者生活的各个方面强化其对正当行为的体验。

再者，在价值教育中要解决好“怎么样保证受教育者接受的就是施教育者教的那样”的问题。受教育者关于价值教育的接收是多元的，学校教育只是一个方面，受教育者接受并建立价值体系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词是“个体”，既要关注施教育者个体，又要关注受教育者个体。关注施教育者的要点是言行一致，这才是最有感染力的价值教育。关注受教育者的要点是个性化培养，价值教育应当比智能教育更加重视因材施最，应当更加重视构建以受教育者为中心的教育和学习体系。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在一定期限内对受教育者的行为予以跟踪评估，以确定受教育者是否在自己头脑里形成了应有的理性建构。

还有，在价值教育中要解决好“怎么样保证受教育者头脑里建立的价值体系具有延续性”的问题。价值教育有些成分是具有时效性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词是“体系”，一方面要构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价值教育体系，价值教育要在历史积淀的基础上体现现代性，应当深入挖掘本民族、国家历史上重要的价值教育元素，并与当下时代的特征密切结合；另一方面要构建覆盖受教育者一生的价值教育体系，价值教育不仅要着眼于儿童、青少年，也要关注非学龄段人群。

（摘编自李一希《论价值教育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