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潮学说、不同的历史时代或社会制度在不同情况下对“正义”的具体界定往往千差万别，但大多数人在长期共同生活中会形成一种规范性的伦理共识，它被视为最基本的“正义感”，其基本内容是“不可坑人害人”。任何人都不愿意自己受到别人的伤害，特别是有意的坑害，这一点可以说构成了所谓“人性逻辑”的一条基本公理；而当人们结成伙伴关系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很容易发现只有把同伴也当成与自己一样的“人”来对待，即所谓“爱人如己”，不去坑害他们，才能维持彼此间的和谐关系和生存发展。

    大多数人正是基于这种质朴简单的日常体验，才形成了“正义感”，以致任何拥有“正义感”的人，如果发现其他人从事了坑人害人的邪恶行为，都会在内心深处产生所谓的“义愤”，想要阻止或惩罚作恶者以保护受害者；而如果他们察觉到自己从事了坑人害人的邪恶行为，也会在内心深处产生所谓的“悔恨”，敢于坦白认错、接受惩罚，并对受害者做出补偿。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凡是能够做到“不坑害人”的人，往往会被看成是守住了“正义”底线的正直之人；而如果他们还能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做到“爱人助人”，则会因此被看成是具有了优秀“德性”的高尚之人。当前人类社会十分推崇的“尊重人权”这一普世价值，也是植根于这种“不坑害人”的“正义感”之中的，只不过将后者进一步提升到了每个人都拥有的“正当权益”的层面上。

    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两千年前的孔孟虽然没有形成“尊重人权”的现代观念，但作为关注伦理问题的儒家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提倡的“仁义”观念已经清晰地包含着“不坑害人”意义上的“正义感”内容了。孔子特别强调“仁”在于“爱人”，甚至还因此设定了“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这条评判一切道德善恶的基本标准。曾经“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墨子，正是在孔子上述观念的影响下，明确倡导“兼相爱交相利”，同时坚决反对“别相恶交相贼”，反复指出像“攘人犬豕鸡豚”“杀不辜人”这类在现代社会里会被看成是不正当地侵犯他人财产权或生命权的行为，统统属于“不仁”“不义”的举动。更有启迪意味的是，孟子虽然公开拒斥了墨子的“兼爱”主张，但在“义”的观念方面却明显受到了墨子的影响，他也清晰地指出：“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同样把侵犯他人的财产权或生命权的举动看成是“非仁非义”的邪恶行为。

    尽管“尊重人权”是在现代社会才被人们视为普世价值加以推崇的，但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具体字眼的话，那么应该说，孔孟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通过积极阐扬具有儒家特色的“仁义”观念，自觉地肯定了与之在实质上根本一致的“不坑害人”的“正义感”；而儒家伦理本身具有的正面价值，以及它长期以来在中国乃至东亚社会生活中发挥的积极效应，包括它通过全力推崇父慈子孝的血缘亲情发挥的积极效应，归根结底也是立足于它对这种古今中外通行于世的“正义感”的自觉肯定之上的。

（摘编自刘清平《“亲亲相隐”怎样扭曲了国人的正义感？》）

《周易》的前生今世

周山

    《易传》是对《周易》一书的第一次系统解释的著作，因为共有10篇文字，故又称《十翼》。《易经》与《周易》，不是两名一实的重同关系，而是种属关系。

    自从阴、阳爻由数字中归类抽象出来之后，很自然地固定为六十四个六爻卦体，对这些卦体作出有序排列，并且各自给予一个卦名，便诞生了第一部《易经》。据史传，这第一部《易经》诞生于夏代初期，其名为《连山》。夏代之前，洪水泛滥，人或为鱼鳖；大禹治水，洪灾顿息，舜将帝位禅让于禹，建立夏朝。由于长期的洪灾，人们对赖以避难的高山心怀感激；洪灾之后的渔猎生活，山上盛产的野果和飞禽走兽，为人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对山的崇拜，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因此，在对六十四卦排序之时，象征山的“艮”卦名列榜首，也就顺理成章。六爻重卦“艮”是由两个经卦“艮”相重而成，象形山连着山。所以，夏代制定的以“艮”为首卦的《易经》，便取名为《连山》。我国最早图腾对象“山”，也因此可以确认。

    由渔猎社会转向农业社会，也是在以“山”为崇拜对象的夏代。个中原因，显然是洪水消减之后，人们纷纷从山上下来，在平原上安营扎寨的缘故。长期的农事活动，使人们对“春播一粒粟，秋收万颗粮”的土地产生了感情。于是，由“山”移情于“地”的观念随着农事活动的深入展开而得以确立。

    商汤取夏政而代之，作为治国之策的《易经》，也必须作出相应的改编。由于古籍资料的残缺，我们已无法知道改编的全部内容，但是从商朝初期诞生的第二部《易经》称名《归藏》，可以确定这部《易经》的首卦已由“艮”改换为“坤”。坤为地，以“坤”为首卦的《归藏》，表达了商代先人对大地的崇拜，我们祖先由此进入第二个图腾崇拜时代。

    商代八百年，是农业社会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成熟的农业生产，使先人们意识到农作物的收成好坏并不取决于土地，而是取决于天气：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洪涝旱灾，欠收甚至稞粒无收。于是，先人的观念又开始发生第三次转变，即由对“地”的崇拜转向对“天”的崇拜。商朝末年，周族领袖姬昌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在狱中对第二部《易经》即《归藏》作了全新的编纂，即史称“演易”。经姬昌重新编纂之后的这第三部《易经》，在周朝取代商政权之后正式命名为《周易》，即“周朝的《易经》”。

    由于观念的变化，更由于《周易》的诞生，《归藏》自周代始式微，但是，一直到春秋末期，它还有可能被完整保留着。据《礼记》记载，孔子为了解殷商社会，曾专门跑到殷商贵族集居地宋国，寻找并研究《归藏》；从孔子的“吾欲观殷道……得坤乾焉”的透露，我们也获得了《归藏》的首卦是“坤”，第二卦是“乾”的信息。汉代时，《归藏》可能还有较多内容存世，所以有易学家焦竑的“商时讲学者首重在静”之议论，经学家郑玄在《礼记》注疏中称：“殷阴阳之书存者有《归藏》，是亦以《归藏》为殷易矣”。

    现在所见的《归藏》佚文，一为收录在《道藏》中，二为前些年从湖北荆门王家台楚墓中发掘的竹书残简。这些佚文为姬昌“演易”的背景提供了信息。

    从西周到东周，《周易》不仅是周王朝的治国大纲，也是朝廷及贵族决疑解难的工具。《左传》、《国语》中的二十多条占筮或援引《周易》决疑记载，便是《周易》权威性和实用性的直接表达。

    春秋末期，“善为《易》者不占”成为风气；孔子晚年喜《易》，以致“韦编三绝”；为学生讲《易》，留下解读《周易》的数篇文字，与前人留下的几篇资料性文字一起，合编成《易传》，遂使得《周易》如虎添翼，进入每一位读书人的书房，并进而成为后世科举取士的“统编教材”。

（节选自2013年3月11日《文汇报》，有删改）

白桦：文学是我的生命

舒心

    白桦，1930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文学成为他寻找人生道路的火炬——“我最初接触的是坊间的线装书，其中有经典，也有史籍。我既希望文学照亮自己，也希望文学照亮别人。”

    1942年至1945年，白桦离开家乡去潢川就读初中，晚上在姐姐家的织布作坊帮忙织布。作坊里什么人都有，白桦目睹难民们所受的苦难，创作了第一首诗歌《织工》，发表在《豫南日报》。那一年，白桦15岁。他热心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激愤的文字和尖锐的言谈，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与跟踪。1947年，白桦逃离国统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白桦参军后，写一些报道，把战斗故事刻印成画，发给下面的连队；但宣传用的快板，离文学还是比较远。

    新中国成立初期，白桦随军驻守云南边境；1952年，任昆明军区创作组组长，在部队开始了诗歌和小说创作。

    1953年，白桦的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被改编成电影剧本。第二年，白桦的《无铃的马帮》又被拍成电影《神秘的旅伴》。王晓棠饰演女一号，由此而一举成名。

    1953年5月，白桦和胡风初次相识。两年后，他曾约另一位朋友一起去看望过胡风，为此，在后来的“肃反运动”中，他解释了几十次都没法交代清楚。

    1955年，白桦成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的创作员。其间先后出版了《边疆声音》等小说集，《金沙江的怀念》等抒情诗集，成为20世纪50年代前期知名的部队作家之一。

    1957年，27岁的白桦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当过好几年钳工。在“文革”中他的作品还一律作为毒草加以批判斗争。

    “挫折使我发誓放弃文学，甚至把所有的笔记、日记全部毁掉，扔掉所有的笔。”白桦说。但是，“文革”结束的第二天，白桦只用一周时间就写出话剧《曙光》。

    1980年底，根据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摄制成的《太阳和人》，又引起一场全国性的大震荡。故事讲述黄永玉等一大批劫后余生的中国艺术家，经历了各种生活的折磨，但对祖国的爱始终不渝，表达了对祖国的爱，是苦苦的爱恋。

    1981年，对于白桦来说，是沉重的一年，举国上下卷入这场沸沸扬扬的批《苦恋》的事件。“《苦恋》有自己经历种种波折后悲凉的情绪。今天回想起来，这场批判是一场观念的较量，是‘文革’后最为激烈的一次，它检验了很多人的观念和勇气。”白桦说。

    1982年，白桦写了一部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作品因其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吴越争霸历史，引起了巨大思考和争议。33年后，这部作品得以重排，作为自己的导演处女作，89岁的蓝天野终于看到了作品重新上演。

    数十年来，白桦的家庭由于他的缘故屡遭不幸。1984年他的儿子曾劝他改变生活方式。白桦复信说：“我不能，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一个有生命的人怎么能不重视自己生命的意义呢！……”

    2009年，长诗《从秋瑾到林昭》的发表是白桦看重的事情，因为这首诗他花费了十年的心血。在云南玉溪开颁奖会时，白桦激动地流泪说：“流了八十年的眼泪，泉水依然涌动，这八十年的泪水，把我这双眼睛洗涤得像儿童那样明亮。”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乳钉纹簋（音鬼）是一件春秋时期的青铜食器，1959年在安徽省由屯溪市弈棋公社修建飞机场时出土，埋藏地下已逾2500余年，仍然完好无损。它造型别致，独具风格，为春秋时期吴越地区铸造的一件很具特点的铜簋，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即国宝级文物，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簋是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具，相当于现在的大碗，盛行于商周时期，春秋逐渐衰落，战国时就很少见了。簋的形态变化最多，一般是圆腹，侈口，圈足。商代簋无盖、无耳，或有双耳；西周和春秋的簋常带盖，有双耳或四耳；吴越地域的簋则基本上都是双耳无盖。此件乳钉纹簋呈圆形，口微侈，鼓腹，圈足，平底，通高16.5厘米，口径27.7厘米，重7公斤，设有双耳，耳背附镂空棱脊，这种装饰，极为少见，精致美观。腹部饰斜方格乳钉纹，规整突出，且以细密雷纹填底。颈、耳、足均用半浮雕手法饰以变形夔纹。夔是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此簋上的变形夔已发展为几何图案化装饰。繁缛细密的变形夔纹与形象突出的乳钉纹组成了有规律的花纹图案，粗中有细，和谐统一，造成了形式上的变化和结构上的美感，这些都是当时吴越地区制造青铜簋的鲜明特点。与乳钉纹同时出土的一批铜器中，还有三件铜鼎和一件几何变形兽纹簋。簋的形状大小与乳钉纹簋基本相同，只是腹部作扁圆形，据专家研究，屯溪出土这两件青铜簋皆为吴越之器。

    商周春秋时期的中原铜簋，器物敦厚凝重，纹饰粗放简单，到了春秋后期逐渐衰落。可是，这个时期的吴越地区铸造铜簋却异常发达，而且器壁很薄，花纹细密精致，既承袭了中原地区铸簋传统样式，又在生产技术和艺术水平方面注入新的生命。因此，考古专家盛赞这件乳钉纹簋是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的完美结合，既是一件实用器皿，更是一件具有很高价值的工艺美术品，为同类器物中所罕见。

    簋在商周时期是重要的礼器，它和列鼎制度度一样，在祭祀和宴飨时与鼎配合使用，而且是以偶数出现。据史书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安徽屯溪同一古墓出土三鼎二簋，正与文献记载的情况相符。考古发现证明了历史的真实。

（选自人民网，有删改）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文艺作品“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要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怎样理解他所说的“造境”和“写境”？这里的“造”字，不是我们画家通常说的“塑造形式”中的“造”，因为绘画创作中的术语“塑造”是西来词汇，是重视客观物象的写实艺术中常用的。西方古典绘画的造型与建筑、雕刻有密切的联系，绘画和雕刻都被称作“造型艺术”（Plastic Arts）；而传统中国绘画以墨线为主要表现方法，“画法与书法有共同之处，互相映带，取长补短。”（潘天寿《谈“骨法用笔”》，载《潘天寿谈艺术》）。因此，传统中国画创作也重形似，但在其理论词汇中无“造型”说，主“写形”说。写，书写也，在平面中用与书法有关的线“写”出“形”来。所以，王国维说的“造”与“写”另有特定的含义。他说的“造境”，是指艺术家按照自己的理想进行创作，不是或很少是根据生活中的原型做如实的描写；而相反，所谓“写境”，则是艺术家基本上按照客观现实的样式进行描写，虽然少不了应有的艺术加工。很明显，王国维把“造境”视作艺术理想派表现方法的重要特征，而把“写境”看作艺术写实派的明显标志。

    不过，王国维的思想方法很辩证，不绝对化。他认为，“造境”与“写境”，“理想”与“现实”，“ 二者颇难分别”。对这个问题，他在《人间词话》的另一处，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故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王国维关于“造境”与“写境”的论述，对我们全面认识绘画创造原理和客观评价不同的表现方法，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用这个理论来观察我国传统山水画的创作历程，不难看出，一直有类似“造境”与“写境”的两种艺术倾向贯穿其中。但这两种倾向又彼此难解难分，且常互相交融。例如，传统山水画自唐宋以来，流派纷呈，虽然理论上都用笔墨写丘壑来表现意境，但对“丘壑”一词的解释却在悄然发生变化。丘壑一词，原本是客观自然，但在画论中，又有“丘壑内融”或“丘壑内营”的说法，则是指画家经过外师造化、法取古人，融化在心胸中的自然。各派山水大家同样强调丘壑、笔墨、意境的重要，但各人在追求的侧重点上，却有微妙的差异。

    20世纪我国山水画的两大高峰黄宾虹和李可染，在美学理想上虽有一脉相承之处，但具体在绘画表现方法上却有不同的追求。前者在淋漓尽致地发挥笔墨浑厚华滋的美感中，表现超然的山水境界；而李可染的写生创作法，则更多地在客观现实中提炼美。两者在艺术价值上难说孰高孰低，用“异曲同工，各具风采”来形容，似乎更为恰当。

（摘编自邰大箴《论书画的造境与写境》）

①“风”本是地球大气层内的空气涌动，它使地球上的万物能不断接受到新鲜的空气而得以生存。那么，孔子在编集《诗经》时，为什么将一部分诗称为“风”呢?孔子自己有一段很好的解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②这就是“风气”!孔子用很形象的语言形容它，风吹草伏，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伏。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关键在于领导人，也就是“上行下效”。由此也形象地说明了“风”的含义，也就是说，风俗、风情、风致等，无一不是指向社会行为规范和人们的行为方式的。

③换言之，《诗经》之“风”，即各地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在一般的口语中，我们称为“风俗习惯”。在先秦时期的书面语言及理论中，“风”实际上就是“礼”，就是“社会行为规范”。《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各以其所在国家和地区得名，就是记载了各地的风俗习惯、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各自的价值观、思想感情。与此相印证，《周易》中有十五个卦牵涉到“风”，每个卦都对应着一种人生或社会现象。火风鼎，火下有风则上宜有鼎，而鼎凭三足，正立不倚，既强调合作，也预示持正守位，为人倚重；风火家人，以火在下而风行其上来表达一家人团聚的景象。……周文王用“风”的各种景象论述了人世间不同的社会情状。

④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做一件事情，往往是先考虑亲友们的看法!而这些所谓“看法”，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亲友们认同你这个行为，你就会大胆高兴地去做；否则，你就不会去做，或者偷偷摸摸去做。“风俗”因此会给人一种无形的束缚。这就是孔子为什么强调“礼”的作用的真正含意。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把《诗经》作为教材，是因为没有其他书籍了吗?不是，孔子是借《诗经》说明以及教育学生们要懂得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规范。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人生若想追求到快乐与幸福，就要认识社会。社会是精彩的，更是复杂的，不认识社会，就只能四处碰壁。

⑤风俗的形成，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是大部分人“约定俗成”的，人们在实际生活、生产中认识到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生存，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风俗习惯。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重读《诗经》，一是要了解古代人们的风俗习惯，二是可以借鉴和发扬一些好的风俗习惯，如春节团聚、清明祭祖等，三是创造我们今天的新风俗，使生活更加日新月异，更加幸福。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不可能都有法律约束和指导，而且人类社会的维持也不能完全依靠法律法规，那么还要依靠什么呢?就是风俗习惯、“礼”“社会行为规范”等，有了良好的社会风气，才能更好地使社会肌体健康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出现混乱，一是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第二个原因就是社会风俗混乱，一群人恣意破坏另一群人的风俗习惯，便会导致争斗打闹，甚而引发战争。所以，入乡随俗，懂得并调节自己去适应不同的风俗习惯，从而建立起人与人之间互亲互爱的关系。

    ⑥这便是孔子编集《诗经》的主要原因!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