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是夏商周三代和秦汉的统治中心，文明发达，历史悠久，制度健全，理所当然的是当时文化最昌盛的地区。秦汉大一统，政令号一，制度划一，为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和与各地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

    中国自古就有华夏与夷蛮戎狄（又称四夷）之分。春秋时期，王权衰落，天下大乱，华夏与四夷的界限被打破，出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指中原）不绝若线”的局面。以齐桓公首霸为标志的春秋霸业，并没有真正做到“尊王攘夷”，晋文公也难以办到，周王室已无可挽救地衰落下去，一向被中原诸国看不起并被视为夷蛮的荆楚我行我素，早已独自称王，且鲸吞“汉阳诸姬”，饮马黄河，问鼎之轻重，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有学者认为汉文化的主要因素是中原文化和南方荆楚文化的结合，是有道理的。老庄道家源于南方，而又产生出黄老无为思想。汉赋也明显受到楚辞的影响。

    中国文化史上确实存在着南北的差异。梁启超说：“穹古之事不可纪，今后之局犹未来，然则过去历史之大部分，实不外黄河、扬子江两民族竞争之大舞台也。”（《饮冰室文集》之十）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南北文化的交融，造就了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

    秦汉时期，被认为是南蛮的百越和西南各族加强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南越的犀牛角、象牙、珍珠、银、铜、布被用来与北方交换。1983年在广州市发现第二代南越王墓，其墓制基本同于西汉诸侯王，出土有玉衣、金印、铜铁器、漆木器等。反映了当时南越的文明水平以及与中原的密切关系。西南少数民族古称西南夷，为加强对他们的统治，秦建有“五尺道”，汉设有武都郡、益州郡等六郡，并封滇王，赐滇王金印。

    同时，中原汉族与东北各族的经济文化联系也明显加强，如乌桓在武帝时受汉统治，为汉守边保塞，后结怨于王莽，与匈奴为友。东汉又率众归化，光武帝时封乌桓渠帅81人为侯王君长，后又设护乌桓校尉加强控制，使其加快了封建化的步伐。

    从黄巾起义、董卓之乱直到隋文帝统一的400年间，兵祸连年，政权更迭频繁。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和三国鼎立，仅仅是更大动乱的序曲，经西晋短暂的统一，北方出现五胡十六国的割据，继而又有北魏和东魏、西魏的裂变和嬗递。南方则有东晋、宋、齐、梁、陈诸王朝的更迭，这是中国继春秋战国时代之后又一个乱世，而且乱的规模更大、乱的范围更广，影响更深远。春秋战国把思想和学术从旧的思想体系中解放出来，赋予它以新的生命和活力，多元的思想、教育、学术，为秦汉奠定了高起点发展的基础。汉代为适应政冶上大一统的需要，几经变更整合，终于将儒家思想定为一尊，整合兼纳道法阴阳诸家而为一元帝国文化。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又将一元文化打碎，旧的名教和经学受到空前猛烈的冲击。佛教广为流传，并加快了汉化的进程。当四个世纪的震荡结束以后，一个崭新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强大王朝——唐朝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节选自裘士京、房列曙、周晓光编著《中国文化史纲》）

    多年以前中国诗人艾青先生写过几句诗：蚕在吐丝的时候，没想到会吐出一条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出现，当然是因为有了蚕丝，有了丝绸，有了丝绸制作的华丽衣服，但更重要的是人的希望，人的追求，人的实践。所以丝绸之路是时间的产物，是人的实践的产物，也是历史的产物。

    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在北京的舞台上出现了一部影响巨大的舞剧，《丝路花雨》。这部舞剧不仅在北京好评如潮，一票难求，后来这部剧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累计演出场次高达1800多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观众通过这部舞剧，了解丝绸之路，欣赏中国的艺术，也加深了对中国的理解。可以说，这个舞剧所表现的历史故事，依然在当今社会发生着，所塑造的人物依然活在我们周围。如舞剧所塑造的美好艺术形象“反弹琵琶伎乐天”的造型，取自于敦煌壁画，体现了当时的艺术创造者丰富的想象力和高妙飘逸的审美观。随着舞剧在国际舞台上不断演出，这个艺术形象也深入到欧洲、美洲、非洲很多国家的观众脑海里，成为关于中国、关于丝绸之路的一个标志性记忆。这样一部作品唤醒了大家对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激活了历史想象，再现了历史上的辉煌。好的艺术作品的力量很大，因为它深入人心，潜移默化给人以美的感受，同时给人以教育、给人以联想、给人以启迪。所以它产生的作用是超出文化，超出艺术的。

    凡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凡是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辉煌过、留下了痕迹的东西，文学和艺术都不会忘记，多年以后会重新用艺术的形式再现那段历史。凡是精心创作出来的优秀作品，必定给现代的人以很多的启迪，除了让我们通过这样一种艺术欣赏来回顾历史之外，也会让我们借鉴历史经验，面对现实，创造新的更美好的生活。我们的世界长期存在着各种矛盾，但是好的艺术作品向我们昭示，善的、真的、光明的总是会战胜恶的、假的、黑暗的。通过艺术的创造和艺术的欣赏，我们的思维不应再局限于海上丝绸之路和陆地上的丝绸之路，而是扩展到整个人类的历史和未来。

    丝绸之路，是政治合作之路，也是经济贸易之路，更是文化交流、艺术融汇之路。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辉煌的文化，留下了诸如敦煌莫高窟这样的伟大文化遗产，也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我们现在面对新的丝绸之路，在新的丝绸之路上已经发生了很多新的故事，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应该不仅仅关照历史、回忆历史，更应该把眼光放到现在，甚至要看到未来。我们要了解新的丝绸之路上发生的新的故事，发现新的文化的雏形。

    在以往的关于丝绸之路的艺术作品里，我们看到的是沙漠、骆驼、大帆船、滔天巨浪、敦煌壁画等等，我想在未来的关于“一带一路”的艺术创作当中出现的很可能是高铁、飞机、巨大的货轮，以及更加丰富多彩的现代化的生活。时代发展了，生活变化了，有关艺术表现的内容也必将随之发生变化。

    丝绸之路不仅仅是政治之路，也不仅仅是贸易之路，而是人类的文化的共融之路，是人的情感的理解沟通之路，是人类新的文明的创造之路。所以，丝绸之路是人的道路！

（莫言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研讨会”上的发言，2018年10月9日，光明网）

    文化是有生命的，它一定要生长、发展。这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其中必然涉及文化的开新与守成。

    近年来，人们特别关注传统文化。但在讲传统文化时，常常忽略一个重要问题——传统文化不是不再变化的凝固体，它始终在变化发展。作为正统思想，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始终是变化的，比如，董仲舒时代的正统思想就与朱熹时代的正统思想不同。传统文化在新陈代谢中往往呈现出自己的复杂性，中华传统文化就蕴含着两种不同的精神：一种是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精神，它锤炼出多种文化经典；另一种是秦汉以后形成并逐渐得到强化的，奉儒家思想为正统的精神。后者成为许多人自觉不自觉继续尊奉的传统，其实它并非传统文化的全部。

    文化的发展既然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反映在人的主观意志上，就有开新与守成之间的争持和互动。平常时期，这种争持与互动并不明显，但在文化转型期就会表现得特别突出和激烈，新文化运动时期便是如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核心问题是如何改造传统文化，使其成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文化。近代历史上，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背景下推进的，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与人们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文化新陈代谢过程中，开新者和守成者内部又会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例如，开新者中有的非常激进，有的比较持中；守成者中有的颇为温和，有的相当保守。

    开新与守成都是文化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开新是为了发展，守成也是为了发展。传统文化会不断通过新陈代谢丰富并发展自己。所以，守成者并非只守着老祖宗的家底，也包括守住后来通过新陈代谢所获得的新东西。就像生物学上的遗传与变异一样，某些后天的变异稳定下来，通过遗传传给了下一代，于是新的物种逐渐形成。只有变异而没有遗传或只有遗传而没有变异都不能形成新物种。

    在文化开新与守成过程中，特别要防止那种自觉不自觉地将传统文化与新文化、外来文化对立起来的倾向。一种文化越是善于吸收包括外来文化的新文化，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营养，就越会获得更加旺盛的生命力。相反，拒斥新文化，必定渐趋委顿。鸦片战争前，中华传统文化整体上未遇到重大挑战，于是许多人误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完全独立发展起来的，无需借鉴吸收其他文化。这心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众所周知。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包括对自己文化的生命力有自信。勇于吸收包括外来文化的新文化，把它们变成自己的营养，才能助推中华文化不断发展进步。不能把文化自信变成自我满足，甚至排斥新文化。

（摘编自耿云志《文化的开新与守成》）

谈传世

雷　达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们的古典名著一直流传不衰，而现在的一些比较优秀的长篇小说，作者花了好大气力，流传却很困难，多则一两年，少则一两个月，就再也不大为人提起了？还有人进一步追问：从小说艺术发展的眼光来看，今天小说的技术手段，比起中世纪来不知丰富了多少，高明了多少，可为什么在赢得读者和流传程度上，现今的作品反而赶不上古典名著呢？

    初看这问题，似乎问得有点傻，不值一提，但真要把它说清楚，还不那么容易。我想了想，觉得这问题与今天的写作并非毫无关系，一些名著的传世其实是能够给我们很多启发的。若从漫长的历史时空来看，文学发展的总趋势是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但文学的历史终究不是进化的历史，而是变化的历史。从古及今，文章变化万万千，各擅其妙，难分高下。故而，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硬要互相攀比是不明智的。古典名著再传世，也取代不了当代小说的需要和位置。当代正在发展中，谁能说当代小说中的杰出之作就一定不传世呢？

    不过，现今的学者一般认为，小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生活故事化阶段、人物性格化阶段和人物内心审美化阶段。这大致是不错的。可这并不意味着，后一阶段是对前一阶段的扬弃，后者一定高于前者。故事化也好，性格化也好，心灵审美化也好，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或发挥各自优势，或三管齐下，或一管独胜，没有必要过分地抑此扬彼。读者的层面甚复杂，需要也极多样，几乎任何一种审美形态的东西，都能在今天的中国找到它的对应。就说《水浒传》吧，它传世的一个重要秘密，是其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强烈的民间性，那些英雄的传奇故事早就在老百姓口头上传递着，连呼保义、玉麒麟之类的诨号，也早已有之。它的人物、故事、价值立场，已跟我们民族文化的精神传统焊接在一起，化为血肉，无法拆解了。它不传世谁传世？

    今天的生活中也有很多编都编不出来的传说和事迹，我们的作者不也可以利用它们重起楼阁，精深加工，从民间土壤上建起大厦吗？弄得好，虽未必传世，却也能赏心悦目。有时我看某些公安题材小说，编的人很吃力，但并不动人，比起某些罪犯的想象力来，不知逊色了多少。我当然并不主张照搬生活，而是主张把根子深深扎进民间，到那里去充分吸吮民间生活本身的遗传性资源。

    这几年创作上的一个趋向是回归故事，让小说回到小说，崇尚故事性的影视业对文学的索取又在助长着这种倾向。这似乎是大势所趋。听故事是人的天性，小说的基本层面本来就是讲故事。问题在于怎么讲，会不会讲。古典名著的讲故事，一是突出人物，二是饱含细节，三是富有文化底蕴，这是它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人是魂，没有比平添几个不朽的文学形象更令人神往的了。世事无论多么新鲜，都会转眼即逝，唯有人物，可以长期存活。现在的某些小说，故事之内无人物，人物身上无细节，故事之外无意蕴，剩下的就只能是一个事件过程的空壳子了，作者怎样玩叙述圈套也掩不住贫乏的内质。这自然就谈不上流传与否的问题了。现在讲故事的人和讲故事的机会越来越多了，可惜好故事并不多，于是想到，不妨多看看古典名著，或能让人清醒：故事框架里该立个什么人，人的骨头上该长些什么肉，它们一起该撑起多大的审美空间。

（选自《作家文摘》，有删节）

    材料一：

    拼多多抓住的是中国市场消费分层的机遇。中国确实在消费升级，但这种升级并非步伐一致，总是有快有满。

    数据显示，拼多多65%的用户来自三线及以下城市，这些新入网的“小镇青年”对价格更为敏感。即使在一、二线城市，一个愿意高价购买品牌产品的人，在购买纸巾、手机壳等小物品时，也会青睐拼多多上有品质保障的低价产品。

    除了抓住需求端的差异化，拼多多的另一个优势是改造了供给侧。拼多多在利用平台积聚大规模需求后，直接与制造商对接，将减少的中间环节成本部分让利于制造环节，从而达到低价与品质的平衡。

    在中国制造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今天，拼多多模式给了制造厂商一个新的契机，即利用互联网平台，剥去批发商、代理商等分销环节，直接面对消费者。从这个角度看，拼多多不是在简单地拼价格，而是对供应链进行了一番大改造。

    [摘编自《聚焦差异化  优化供应链（各抒己见）》《人民日报》，2018年7月9日]

    材料二：

    调查发现，拼多多上有不少涉黄、涉暴力且涉违法的商品，包括开刃刀、伪基站设备、摩托车车牌及充气娃娃等。记者体验发现，随意发布一件商品就能成为商家，商品和个人信息完全无须审核。在媒体曝光后，拼多多在微博中发布公告称，拼多多高度重视，紧急排查，并启动全面、系统清理，关闭涉事店铺，下架违规商品。情节严重的店铺已被列入平台“黑名单”。

    （摘编自《该管管“很黄很暴力”的拼多多了》，华声在线，2018年6月8日）

    材料三：

    阿里旗下拥有庞大的电商体系，淘宝、天猫便是其中一部分。后随着天猫商城成立，阿里的电商模式迎来升级。

    实际上，天猫的出现与京东并非没有关系。2004年，在中关村练摊六年后，刘强东转型电商。原因就是他觉得线下的用户体验不好，而电商的体验远远超过线下，足不出户就能买到产品，还有发票。从2007年开始，京东就借由资本的力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成为一个全品类综合性的电商公司。而刘强东一直坚持三个习惯：坚持正品、坚持低价、坚持好的服务。后来的故事就为大家所熟知了，特别是上市之后，京东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同时也开启了与阿里的“互怼”模式。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欢喜冤家聚焦“五环内”，则被别人从“五环外”抄了后路！拼多多采用病毒裂变式营销，借助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依托于一直急于寻求变现之道的微信体系完成了其全新模式的流量收割。短短三年之后，拼多多成功上市，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阶段目标。不按旧规则出牌的拼多多由此获得了足以傲视淘宝和京东的超级加速度。

    （摘编自《电商变革前夜：阿里京东拼多多的围墙与野望》，中国经济网，2018年12月20日）

    材料四：

    拼多多的拼团社交购物模式，创造了电商神话。如今，拼多多的“弟弟”也来了。近日，记者发现一家名为“拼少少”的电商平台，已正式开始内测。不过，同样是主打社交电商的“拼少少”，被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有蹭热度的嫌疑。

    据悉，在销售策略上，拼少少将引来一些品牌企业和中华老字号入驻。一些传统的中华老字号商品将走到拼少少的零售平台上，焕发出新的生机。拼少少管理层希望通过拼少少平台，帮助200家中华老字号企业嫁接新零售渠道。

（摘编自《拼多多“弟弟”来了  “拼少少”开始内测  蹭热度遭质疑》《法制晚报》，2018年10月1日）

材料一：

“道德物化”是指把抽象的道德理念通过恰当的技术设计，使之在人工物的结构和功能中得以体现，从而对人的行为产生道德意义上的引导和规范作用。传统的道德教化途径是从人的角度着手，使道德规范内化于人心；而“道德物化”则是从外在环境着手，把道德规范外化到人工物的构造之中。

其实，“道德物化”思想的萌芽在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并且在后来以不同的形态在一些学者的思想中不断出现，比如中国古代的“藏礼于器”思想和后现代思想家福柯的“微观权力”思想中都包含有“道德物化”的成分，只不过尚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系统化的表述，也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关于“物化”一词本身，也需要做一点讨论。提到“物化”，人们往往会习惯性地想到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从而直觉地产生一种抵触心理。卢卡奇的“物化”概念指的是，现代社会中人被外物所奴役，人与人的关系变成物与物的关系。这种“物化”是需要被克服和超越的。但是，道德的“物化”强调将抽象的道德理念在具体的人工物构造中得以体现，从而对人的行为产生积极的引导，此处的“物化”具有正面的意义。

（摘编自张卫、王前《道德可以被物化吗？——维贝克“道德物化”思想评介》）

材料二：

近年来，道德物化思想颇具影响，它最早是由汉森·阿克特豪斯提出，而后主要由他的学生维贝克继承与发展。

尽管维贝克受到过诸多思想的启发，但他直接继承的是唐·伊德的后现象学思路。伊德认为人的当代处境，表现在人总是受到技术调节，扼要地讲，就是技术无时无刻不在调节我们的微观知觉。以视觉为例，在使用天文望远镜观测天体时，人的视野发生了很大改变。有些图像信号被边缘化，隐没在背景下，群星看不到了；而有些信号则被放大，呈现在焦点中，人们看到了月亮上的环形山。可见，望远镜的放大—缩小结构对视觉知觉进行了整理，在此过程中，技术对视觉进行了建构。

所以，后现象学指出人的知觉经验是人和技术共构的，技术不是中立的，它在积极地构造经验。既然人的认识经验总是受到技术的调节，那么道德经验也不例外。维贝克将描述性的技术现象学进行了规范性转向，系统地提出了道德物化理论，旨在澄清技术如何调节人的道德经验。

道德物化包含理论和实践两部分。在最核心的理论部分，道德物化本质上仍是一个纯粹描述性的理论。现象学和后现象学都是一种纯粹描述性的思路，只不过其描述性的对象不尽相同。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的描述对象是意识指向某个对象，而伊德的描述对象是技术如何调节人的知觉经验，到了维贝克这里描述对象又被转化成了技术如何调节道德这一特殊的知觉经验。

但道德物化常被认为是对后现象学做了规范性转向，使得其关注了道德问题。这主要指的不是道德物化的理论部分，而是这一思路的实践性部分。维贝克在描述技术如何调节人的道德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事关“应当”的问题，即我们应当考虑将一些普遍接受的公共善在技术的设计阶段就嵌入到其工程蓝图之中，透过技术的布置和使用来劝导人按照道德的期许去行动。这一规范性的转向主要面向的对象是技术设计的工程人员。道德物化理论指出技术人员应该具备一些道德义务；首先，他们应当将技术不再简单理解成价值中立的工具，而应认识到技术可以调节道德经验，因此应对技术保持价值敏感性。其次，他们应当认识到自己不仅要实现技术的实用性功能，同时也应当主动地将有益于良善生活的重要价值共识嵌入技术中。当然，技术中所内嵌的价值不应该侵害基本自由。这些基本自由所保障的价值通常是基本人权，技术如果使得这些价值更容易受到侵害则应当被立即禁止。维贝克本人曾常年在荷兰著名理工大学特温特大学任教，他在该校指导设计实验室，给很多工程专业的学生上伦理学课。这一现实情境和他提出道德物化学说是紧密相关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维贝克道德物化理论的描述性部分继承了后现象学的一个重要存在论成果，即人与技术共构的关系本体论思想。道德物化的规范性部分可被视为该成果的应用轮理成就。在伊德看来，在知觉的生成层面，人和物是互相建构的，即不是人也不是物完全主导了知觉经验形成。维贝克直接继承了关系本体论，指出在道德经验方面人和物也是互相建构的，克服了人本主义伦理学把人当成唯一的道德主体，把物当成中立工具的伦理思路。道德物化理论鲜明地指出，分析一个道德行为，不能简单仅把人当作唯一主体，而应把人和物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去澄清这两者是如何建构一个特定的伦理行动的。只有澄清道德物化的描述性和规范性部分的关系和内涵，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什么是真正的道德物化哲学。

（摘编自王小伟《道德物化哲学的当代科技伦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