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时代”，读什么?

    ①信息技术代有更替，近两年来，微信成为很多人的移动聊天室，用户已超过6 亿。君不见，候机室内，人人运指玩手机；地铁车厢，茫茫一片低头族。对许多人来说，“微信阅读”业已成为重要的阅读方式。

    ②订阅号渐渐增多，“选择”的问题也浮出水面。将各种内容推送给我的公共号，的确是我订阅的；而我订阅的，又是我感兴趣的。看不懂、不感兴趣、不认同其观点甚至仅仅是“讨厌这个帐号名”，都可以成为我不订阅、不看的理由，何况，订了我也可以不看，更不用说还随时能“取消关注”了。在这样的“自由选择”下，我的阅读趣味乃至知识水平，决定了我能看到什么。我读到的固然是我喜欢的，但我抛弃的却可能会更有价值。这就像是进入了一个认知的丛林，我无法走出“自我”这个陷阱。固化的欣赏口味与阅读取向，很可能让我无法去拥抱更为广阔的世界，寻求更为深刻的精神享受，甚至让我对世界的想象力开始萎缩。简单点说，太舒服的阅读。让我无法“突破”，甚至原地踏步。

    ③虽然没有大数据支撑，但微信的普遍状况，却也证明着这样的观点。朋友圈中分享的公共帐号页面，很多都有“揭秘”“爆料”“有染”等种种令人惊悚词汇，更不乏“不得不看的人生格言”“30 岁之前要明白的50个道理”等或浓或淡的心灵鸡汤。多有无法深究的八卦，多有似是而非的劝诫，多有浅尝辄止的思考，多有不知所云的感悟……有人调侃说，这样的分享，说者未必懂，而听者也未必信，不过是在寻求饭局上的谈资。这样的阅读状况，难免会让人担心背后日渐失血的心灵图景。

    ④更重要的是，每天更新的订阅人数、页面访问量，让公共帐号的提供者们，精准地掌握着读者的口味，从而不断满足甚至迎合着读者的阅读偏好。这样的“正反馈效应”，将使这个新的阅读市场越来越像一个提供廉价用品的超市。你的选择，也决定了你可能有的选择。人人爱八卦，则高谈阔论种种内幕、秘闻的内容就增多；个个爱鸡汤，则励志类、成功学、创业经难免泛滥。

    ⑤有人说，世界上种种变动中的关系，只有两种状态，要么是良性循环，要么是恶性循环。而让人欣慰的是。这两种循环是可以转化的。在微信阅读可能出现的循环状态中，只要有一方愿意迈出一步，就会改变其发展的走向。对于读者来说，走出心灵之宅，克服懒惰或是畏难心理，努力寻找“高一层次”的阅读，去理解那些你或许不同意的观点，去欣赏那些你或许不喜欢的表达，在这个过程中肯定能发现那一片“林中空地”。而对于微信公共帐号——这些文化产品的提供者们来说，则需要保持恒定的审美价值观，在分析与把握受众需求的同时，以更高远的眼界开拓更丰富的资源，不被枯燥的数字牵着鼻子走。

    ⑥希望那些微信阅读时代的公共帐号，以及那些不远的未来将会发生的更多阅读变革，在改变我们阅读的同时，也能给予我们以真正的幸福。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中国古典美学孕育了“京派文学”。

    首先，儒家美学影响了“京派文学”的“为人生”文学理念及和谐节制审美风格的生成。

    儒家美学是注目于现实人生的美学。作为一种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流派，“京派文学”无疑深受儒家美学思想的影响，热衷于对现实人生的描绘。当然，“京派文学”“为人生”的文学理念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继承文学研究会而来，但“京派文学”的古典文化情结注定了其对儒家美学思想的深刻汲取。

    只是在对现实人生的表现上，“京派文学”特别关注底层人生的描写，关注边缘生活的悲苦与辛酸，完全疏离酷烈的政治与权力。更重要的是，这种书写是以“乡下人”的眼光为主的，不惨烈，不阴郁，相反充满温暖平淡、质朴与倔强的力量。主人公亦大多缺乏精神上长久不安的骚动，显得平淡、静穆，充满倔强而坚韧的生命力。在一定意义上，这显示了当时中国文人关于民族未来的乡村乌托邦式想象，也间接表达了其对当时的现代化即城市主义、进步主义的思想悖反。在“京派文学”之前，鲁迅着力发现旧中国文化情境下农民的愚昧与人性的残忍，积极发掘民族的“脊梁”；而“京派文学”则严厉批判城市文明及知识阶级，着力发掘农民的质朴、平和、倔强与纯粹，关注静默坚韧行走着的民族魂。

    儒家美学在一定意义上亦决定了“京派文学”和谐节制的审美风格的形成。儒家美学讲究中和之美，讲究以礼节情，认为和谐应是中国美学追求的最高境界。这种中和审美观影响了中国“温柔敦厚”诗教观的生成，使中国文学含蓄蕴藉，不流荡放衍。这种中和审美观影响“京派文学”，使“京派文学”深致，含蓄，不流放，有一种“节制的美感”，并由此带来“情绪和表现的尊严”。沈从文喜欢颂扬人类的“美丽与智慧”，重视文章有“兴味”，厌弃“讽刺与诙谐”，更反对作家种下“争斗的力的种子”。李健吾认为伟大的作品必产生于“灵魂的平静”，不是产生于“一时的激昂”，因为“后者是一种戟刺，不是一种持久的力量”。

    其次，道家“无用之用”的美学思想对“京派文学”自由、自足的文学观念也有所影响。

    “京派文学”的创作普遍具有一种悲哀的色调，一种东方的、静观的、寂寞的意味，甚至沾染有死亡和忧郁的淡淡气息。“京派”作家普遍认为，文学是“自我最高的表现”，是人们精神“余裕”的产物，是一种“不用之用”，甚至是“全人格最纯粹的结晶”，“和现实生活保持了一定距离”。李长之重视文艺作品笔墨的“从容”、“完整”，以及艺术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沈从文则竭力表现着“美”，“美”、“恰当”、“自由”、“人性”，是沈从文遵从的最高美学法则。

    再者，中国古典美学重“意境”的美学观对“京派文学”重“境”文学理念的影响。

    在一定意义上说，“京派文学”相对于传统章回体小说，不注重故事传奇式情节的敷演，只一味重视自我情味的抒发，因而在很大的意义上被称为“抒情体小说”。这种抒情体小说连同其他京派文学样式，都普遍追求“境”的营造，注重“清虚寥廓，具有反照反省能够消化现象与意象的境”的营构。周作人的散文追求一种“平淡”之境，沈从文的小说追求一种“和谐”优美境界。

（摘自程勇真《“京派文学”与中国美学》，有删节）

现代人的修身、修心与力行

沈士光

    自古以来，我国先贤们就主张人要修身，现代人的生存境遇、生活方式和生命价值观与古人相观照有诸多异同之处，其修身方式自然也不尽相同。

    修身最简要的定义是要修除个体身上的缺点不足，使之成为意志坚定、道德超拔的“君子”。古人的修身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境界性，是一种境界修身，鼓励人们不要被眼前艰难的生存状态所击垮。即使处于一种艰难的生存状态，也应有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

    绝大多数的现代人已经不再为生计烦恼，有时人们强调修身是防止过于优裕的生活容易使人失去有意义的生活目标和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更多时候，现代人面临的最大生存境遇是激烈的职场竞争压力、复杂的职业环境、严格的职责要求、以及职业发展的起伏与挫折等，于是，他们更需要通过修身来使心理、生理和伦理诸方面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同时，现代人开始追求生活品质，主张工作和生活分殊，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他们追求举家出游或结伴而行的方式以达“休身”和“修心”的目的。诚然，这种修身与古人的境界修身是有差距的，古人讲“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他们的修身是“正心”，现代人是“休心”、“松心”；古人的修身绝不是一件私人的事情，而是具有浓厚的心系天下百姓的政治理想与人文情怀。

    现代人认为生命在于运动，修身健身要处于运动之中。一是与“独”相反的“群”修身健身方式。古人的修身多为“独”和“静”，而现代人独处的时间比古代人更多，心灵的孤寂更深。现代人也相信集体行动比个人行动更能够调节气氛。无论是职场人士还是就读的学生，在闲暇时间，三五成群到“KTV”去“飙歌”的情形时常可见。二是与“静”相对的“动”的修身健身模式。“琴棋书画”是传统的中国式修身方式，其主要特征是以静入胜。毋庸讳言的是，古人“静”的健身方式，表达的首先是修身，然后才是健身的精神追求。现代人的观念则相反，“动”则有活力。近年来，“广场舞”的兴起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健身新理念。或许有人会认为“广场舞”只是大妈们一种健身运动，算不上修身。在笔者看来，“广场舞”是健身为主且有益于修身，属于健身修身型。“广场舞”多数选择与舒缓、低沉的“静”相对的明快欢乐，甚至节奏感强的音乐曲调，其实反映了一个个独立又有些寂寞感的个体对同一时间空间集体交流的精神向往，这无疑也是一种修身。

    古人的修身是一门功课，每天必需花一定的时间进行专门的反省。从前有一种“功过格”，每天做完事情之后，睡觉之前，要静坐思过，有做错的事，用笔墨在格中点一个黑点；如果做了好事、善事，则用朱笔在格中点一个红点，这样天天反省。这样最后达到“修身力行”的圣贤境界。

    现代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考验伦理道德的境遇。因此，随时力行也是随时修身，修身力行应合二为一，而不是刻意专门找一个时间修身。比如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银行、剧院、商场、公园、地铁等公共场所，都要注意遵守公共秩序，这都是修身。

    值得指出的是，在所有的职业中，公务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修身最为重要，要求也最高最严，必须“严以修身”。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讲君子“三耻”，即“耻不修”、“耻不信”和“耻不能”，他将“耻不修”放在首要位置。

（选自2015年9月28日《文汇报》）

    中国人祭祖的历史十分悠久。到目前为止，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的祭祀行为是由甲骨文中有关祖先祭祀的文字记载的，如“报”“又”“岁”等。这些祭祀性文字表明祭祀是商王朝为了祓禳避祸、祈福求吉而举行的。他们需要定期举行祭祀活动，虽然仅通过部分甲骨文文字无法了解当时祭祀的具体情况，但至少可以得知殷人已经开始祭祀他们的祖先，并将祖先视为可祈福求助的神灵。这和《说文解字》对“祭”的解释相吻合，“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祭字本意就是用手持肉，献给神灵，沟通神人关系。

    到了周代，祭祖礼仪更增加了稳固国家统治和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含义。从社会结构上看，周代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周王自称天子，是“大宗”，同姓诸侯尊其为大宗子。这种宗法关系直接体现在宗庙设置上。即通过国家礼制严格限定不同身份群体的庙数差异，彰显他们的社会等级差异。虽然周代创制的这种宗庙体制没有被后世延续，但祭祖的文化传统却经久不衰，成为后世维系家族人伦关系、巩固国家统治的重要凭据。礼有仪有义，仪是外在表现形式，义是内在价值意蕴，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将孝道观念和祭祖礼仪完美结合起来的是汉代诸儒。可以说汉儒对中国祭祖礼仪发展的历史贡献是重大的，他们找到了中国人重祭的本源——孝，并进行了深度的理论阐发和身体实践，使祭礼最终获得了自己的灵魂支撑。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孝作为儒家主要的思想观念，成为汉王朝立国的重要思想根基，“导民以孝，则天下顺”。汉朝通过优待孝子、不孝之罪入刑律、举孝廉、颁布养老令、推行三年丧制、诵读《孝经》等方式，将孝文化提升到稳固国家政治统治的高度。同时，汉代统治者将孝道作为一种普世性价值观，着力推广到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社会各个层面，并逐渐形成了汉代以家族伦理为核心，并逐步向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扩展的孝文化系统。

    汉代以后，中国人的祭祖礼仪既有了规范的礼仪表现形式，又继续追寻着以孝为核心的价值取向，自此长期活跃在人们的节日礼仪生活中，但是在传统社会，礼被认为是区分社会等级身份的工具。根据“礼不下庶人”的古礼规定，庶民长期被排斥在国家礼仪制度之外。庶民即寻常百姓，他们是不拥有任何政治、文化特权的底层。所以，先秦至隋唐时期，祭祖礼仪长期是贵族独有的特权，庶民祭祖行为被排斥在国家礼制范畴之外，只能以民间习俗的方式延续着。这种两分的局面在宋代出现了转机，当时受科举制度推行引起的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使士庶阶层的严格界限被打破，祭祖礼仪逐渐变成不同阶层共享的文化权利。

    中国祭祖礼仪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是《家礼》的出现，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祭祖礼仪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形态面貌。《家礼》是一代通儒朱熹编写的冠、婚、丧、祭四礼指南。他认为，祭礼问题不限于礼仪本身，也关系着家族形态、社会文化发展和国家基层管理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他建议人们不用过于拘泥《仪礼》《书仪》等繁琐的礼仪要求。为了保证祭礼的可操作性，他对传统祭礼仪节进行了大胆的细化、分割、提炼，最后按照祭祀时间、地点、人物、器物、仪节五个主要方面，制定了祭礼基本模式。这个模式也成为宋明以来中国人举行祭祖礼仪的标准范式。

（选自邵风丽《祭祖礼仪的文化传统》，有删改）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那么，它的特色究竟“特”在哪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其思想文化本源？

    客观地说，世界上主要文明地区的政治文化中都有命运与共、共同体、世界主义的政治思想，例如西方基督教世界秩序及西方永久和平论、印度思想中的“不害”、伊斯兰世界“天下一家”、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等观念。总的来说，早期这些共同体观念解决的只是内部秩序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共生共处的问题。其中，历史上不少共同体思想还受到二元对立世界观的局限，它们所强调构建的共同体是以一个假想或现实的敌人为目标的，这种思想很容易导致世界陷入对抗之中。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在影响着个别大国的外交政策，值得我们去辨别和防范。

    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思想文化本源来自传统和现代两部分。所谓传统，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中外秩序资源，在当时地理所及的范围内，形成了一套处理中外关系的思想和实践做法，这套思想和做法在今天需要创造性转化。所谓现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本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共同体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中，包含着国际主义以及很多“人类命运与共”的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世界不平等、剥削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根源、改造的论述等，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本源。同时，这些思想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学理上区别于既往及现在流行的一些共同体理论，如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联盟、大西洋共同体、“民主”价值观联盟等的重要依据。

    以往绝大多数国际秩序思想和实践，要么服务于强者，要么用来结成一个国家联盟以反对另一个国家联盟，要么是一种宗教秩序的外在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中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它们的区别在于，其并不是从排他性国家联盟的角度来狭隘地理解共同体，而是从世界范围不平等经济秩序的变革、大多数人实现自身解放从而结成联盟的高度来理解共同体。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否定其他文明中关于人类合作的合理的思想资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不同的思想文化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理解的位置。这个概念将随着全球人、财、物、智互联互通的发展，拥有越来越大的世界基础，具有较广泛的心理认同和感召力量。

    我们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就是一片祥和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一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当前，国际关系中的矛盾、阻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因素仍然广泛存在。维护和平的综合力量与进行战争的力量之间的对比，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与国际经济秩序不平等现实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对抗的矛盾因素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难题。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一个开放进取的中国，将自身命运和前途同世界命运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自我定位。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在呼吁世界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有删节）

    文化是有生命的，它一定要生长、发展。这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其中必然涉及文化的开新与守成。

    近年来，人们特别关注传统文化。但在讲传统文化时，常常忽略一个重要问题——传统文化不是不再变化的凝固体，它始终在变化发展。作为正统思想，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始终是变化的，比如，董仲舒时代的正统思想就与朱熹时代的正统思想不同。传统文化在新陈代谢中往往呈现出自己的复杂性，中华传统文化就蕴含着两种不同的精神：一种是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精神，它锤炼出多种文化经典；另一种是秦汉以后形成并逐渐得到强化的，奉儒家思想为正统的精神。后者成为许多人自觉不自觉继续尊奉的传统，其实它并非传统文化的全部。

    文化的发展既然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反映在人的主观意志上，就有开新与守成之间的争持和互动。平常时期，这种争持与互动并不明显，但在文化转型期就会表现得特别突出和激烈，新文化运动时期便是如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核心问题是如何改造传统文化，使其成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文化。近代历史上，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背景下推进的，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与人们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文化新陈代谢过程中，开新者和守成者内部又会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例如，开新者中有的非常激进，有的比较持中；守成者中有的颇为温和，有的相当保守。

    开新与守成都是文化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开新是为了发展，守成也是为了发展。传统文化会不断通过新陈代谢丰富并发展自己。所以，守成者并非只守着老祖宗的家底，也包括守住后来通过新陈代谢所获得的新东西。就像生物学上的遗传与变异一样，某些后天的变异稳定下来，通过遗传传给了下一代，于是新的物种逐渐形成。只有变异而没有遗传或只有遗传而没有变异都不能形成新物种。

    在文化开新与守成过程中，特别要防止那种自觉不自觉地将传统文化与新文化、外来文化对立起来的倾向。一种文化越是善于吸收包括外来文化的新文化，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营养，就越会获得更加旺盛的生命力。相反，拒斥新文化，必定渐趋委顿。鸦片战争前，中华传统文化整体上未遇到重大挑战，于是许多人误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完全独立发展起来的，无需借鉴吸收其他文化。这心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众所周知。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包括对自己文化的生命力有自信。勇于吸收包括外来文化的新文化，把它们变成自己的营养，才能助推中华文化不断发展进步。不能把文化自信变成自我满足，甚至排斥新文化。

（摘编自耿云志《文化的开新与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