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状

杜秋平

    到西部贫困的山区后，我的脾气变得越发的坏了。其实早先我已经意识到这里条件的恶劣了，但未曾想到竟是如此之差。要不是来西部支教对我们这些大学生来说有许多优惠政策，我想我是不会来的。

    总算熬过了多半年的时间，再没多久就可以回去了，离开这里的艰难与困苦。寒风吹着四面透风的破旧教室，我的心冰凉冰凉的；但是看到学生们天真的小脸、单薄的衣衫、带着冻疮的手指，我的心突然有些愧疚。我是有些对不起他们的，他们是多么希望我能多呆些时间，甚至希望我能长久地留下来。可我呢，却一直想着回到大城市去。我鼻子酸酸的。我想起夏日里学生们给我带来家里舍不得吃的瓜果，他们真诚地捧到我的面前微笑着说，老师，你吃你吃嘛。我想起冬日里他们还用带着冻疮的小手捧起我的大手给我往手上哈暖气，把温暖一直送到我的心里。

    可我终究没有太高的觉悟，我还是盼着回去。我强打着精神，继续一日日给孩子们上课，心里却在盘算着回去的日程。

    学生们都很听话，特别是那些家庭特别贫困的学生，事实上这里多半是贫困的学生。学生们成绩还不错，他们也很上进，每每考试，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获得奖状。是的，奖状，他们拿回家后会得到父母的夸奖，把奖状小心翼翼地、庄重地贴在墙上，这就是全家的荣誉啊。虽然学校连奖品都买不起，但小小的、单薄的一张奖状就足以让他们感觉无上的光荣。小强子得到过奖状，他高兴地跳过；小霞也得到过，她高兴得连流出的鼻涕也忘了擦。小娜得到的最多，她有一双天真而智慧的眼睛，不怎么爱说话，笑得也很少，但领到奖状的那刻她总是微笑着的，冲着我微笑。

    我组织完考试，决定过几天就离开。学生们提前知道我要离开的消息，都显得闷闷不乐，他们用祈求的眼神看着我，轻轻牵着我的衣角嘟囔着小嘴舍不得离开我。上完最后一节课，我认真注视着每个学生，希望能记住他们每张可爱的面孔。可是我却发现小娜没有来。我一下子心里怪怪的，紧接着是焦虑和担忧，莫不是山路艰难出什么事了？今天连学校的领导都在教室里，村民也拥挤在窗子外面。他们都不希望我离开，但今天他们又是诚心来为我送行的。我的脸开始有些涨红，应该是羞愧。你看，连小娜都不愿意来给我送行了。

    我正疑惑间，校长已经走到我的面前，他手里捧着一张很大的鲜红的奖状：“杜老师，你看，你要走。我们也没什么好送的，这张奖状是我们送给您的。感谢您给我们山区做出的贡献！”老校长面带皱纹的脸上写满真诚。

    我深深向他们鞠了一躬，眼里止不住落下泪来。我手捧奖状，看着上面“支教模范”的字样，又一阵愧疚之情涌上来。我突然想到了什么，我于是问校长，小娜为啥没来啊？校长居然说小娜可能以后不来上学了。是她父母不想让她再念下去了。

    我的心被重重地一击——这么刻苦、学习又很好的学生怎么能不上学呢！

    我必须在我离开前去趟小娜家，劝说她的父母，再穷也得让孩子上学呀。我望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决意要去看看小娜。

    走了个把小时的山路才赶到小娜家。真难以想象，她每天那么早就可以赶到学校。我擦擦脸上的汗，刚要敲门，里面的吵闹声早已传出来，小娜哭喊的声音也传出来。父母一定在打她。

    我急忙推开门，她母亲正一手拿着木棒，一手拉着小娜。我急忙跑过去夺过木棒，把小娜揽在怀里。“别打了，小娜学习很用功，为什么不让她上学，还要打她！”我气愤地瞪着她母亲。

    “是杜老师啊，你不知道，她这娃以前学习还用功，可这回一定是在学校没好好学习。你看，你看，”小娜母亲用手指指墙壁——那上面满是鲜红的奖状，“以前回回都得奖状，可这次呢，居然没得奖状！我们大人辛苦供孩子上学容易吗！”

    我的心一颤，一股更大的痛苦涌上来，我似乎感觉天昏地暗。事实上这次是怪我啊。我只顾早点回家，居然，居然忘记了评三好学生，忘记了给孩子们发奖状。小娜是应该得奖状的！

    我流着眼泪对她们说：“都怪我，是我的错……”

    第二天，我把买好的火车票退了，我决定在这里多呆一年。

重峦叠嶂间的田园

余秋雨

    对于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中国民众不像对魏晋名士那样陌生，也不像对三国群雄那样热络，处在一种似远似近、若即若离的状态之中。

    如果把陶渊明归入魏晋名士一类，可能有点粗糙。陶渊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年。他出生的时候，阮籍、嵇康也已经去世一百多年。他与这两代人，都有明显区别。他对三国群雄为权谋的争斗看得很透，这与魏晋名士基本一致。但如果把他与魏晋名士细加对比，就会发现魏晋名士虽然喜欢老庄却还不够自然，在行为上有点故意，有点表演，有点“我偏要这样”的做作，这就与道家的自然观念有距离了；而且，魏晋名士身上残留着太多贵族子弟的气息，清谈中过于互相依赖，过于在乎他人的视线，而真正彻底的放达应该进一步回归自然个体，回归僻静的田园。

    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非常重要的三段跳跃：从漫长的古代史到三国群雄，中国的文化人格基本上是与军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晋名士用极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来，让它回归个体，悲壮而奇丽地当众燃烧；陶渊明则更进一步，不要悲壮，不要奇丽，更不要当众，也未必燃烧，只在都邑的视线之外过自己的生活。

    安静，是一种哲学。在陶渊明看来，魏晋名士的独立如果达不到安静，也就无法长时间保持，要么凄凄然当众而死，要么惶惶然重返仕途。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大量立誓找回自我，并确实作出了奋斗的人物，但他们没有为找回来的自我安排合适的去处，因此，找回不久又走失了，或者被绑架了。陶渊明说了，这个合适的去处只有一个，那就是安静。

    在陶渊明之前，屈原和司马迁也得到过被迫的安静，但他们的全部心态已与朝廷兴衰割舍不开，因此即使身在安静处也无时无刻不惦念着那些不安静的所在。陶渊明正好相反，虽然在三四十岁之间也外出断断续续做点小官，但所见所闻使他越来越殷切地惦念着田园。回去吧，再不回去，田园荒芜了。他天天自催。

    这样一个陶渊明，应该更使民众感到陌生。尽管他的言词非常通俗，绝无魏晋名士的艰涩，但民众的接受从来不在乎通俗，而在乎轰动，而陶渊明恰恰拒绝轰动。民众还在乎故事，而陶渊明又恰恰没有故事。因此，陶渊明理所当然地处于民众的关注之外。同时，也处于文坛的关注之外，因为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学不了他的安静，他们不敢正眼看他。他们的很多诗文其实已经受了他的影响，却还是很少提他。

    直到宋代，尤其是苏东坡，才真正发现陶渊明的光彩。由此可见，文化上真正的高峰是可能被云雾遮盖数百年之久的，这种云雾主要是朦胧在民众心间。大家只喜欢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乱喊，却完全没有注意那一脉与天相连的隐隐青褐色，很可能是一座惊世高峰。陶渊明这座高峰，以自然为魂魄。他信仰自然，追慕自然，投身自然，耕作自然，再以最自然的文笔描写自然。

    请看：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

    有了高远的心怀，有可能主动地对自己作边缘化处理。而且，即便处在边缘，也还是充满意味。魏晋名士对人生的高层次思考方位却被他保持住了，而且保持得那么平静、优雅。

    他终于写出了自己的归结性思考：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形影神赠答诗》

    “大化”﹣﹣一种无从阻遏、也无从更改的自然巨变，一种既造就了人类、又不理会人类的生灭过程，一种丝毫未曾留意任何辉煌、低劣、咆哮、哀叹的无情天规，一种足以裹卷一切、收罗一切的飓风和烈焰，一种抚摩一切、又放弃一切的从容和冷漠﹣﹣成了陶渊明的思维起点。陶渊明认为我们既然已经跳入其间，那么，就要确认自己的渺小和无奈。而且，一旦确认，我们也就彻底自如了。彻底自如的物态象征，就是田园。

把栏杆拍遍

梁衡

中国历史上由行伍出身，以武起事，而最终以文为业，成为大诗词作家的只有一人，这就是辛弃疾。

辛弃疾天生孔武高大，从小苦修剑法。他又生于金宋乱世，不满金人的侵略蹂躏，22岁时就拉起了一支数千人的义军，后又与耿京为首的义军合并。为了光复大业，他说服耿京南归，南下临安亲自联络。不想部将叛变，耿京被杀。辛大怒，跃马横刀，只率数骑突入敌营生擒叛将，又奔突千里，将其押解至临安正法，并率万人南下归宋。此时，他还只是一个英雄少年，血气方刚，欲为朝廷痛杀贼寇，收复失地。

但世上的事并不能心想事成。南归之后，他手里立即失去了钢刀利剑，就只剩下一支羊毫软笔，他只能笔走龙蛇，泪洒宣纸，为历史留下一声声悲壮的呼喊、遗憾的叹息和无奈的自嘲。

辛弃疾的词是用刀和剑刻成的。他是以一个沙场英雄和爱国将军的形象留存在历史上和自己的诗词中。时隔千年，我们仍能从他的词中感受到一种凛然杀气和磅礴之势。比如这首著名的《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做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我敢大胆说一句，这首词除了武圣岳飞的《满江红》可与之媲美外，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人堆里，再难找出第二首这样有金戈之声的力作。他本来准备血洒大漠，马革裹尸的，但南渡后却被迫脱离战场，再无用武之地。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撞不周，他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拍栏杆，只能热泪横流。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

这是他登临建康城赏心亭时所作。此亭遥对古秦淮河，是历代文人墨客赏心雅兴之所，但辛弃疾在这里发出的却是一声悲怆的呼喊。他痛拍栏杆时一定想起过当年的拍刀催马，驰骋沙场，但今天空有一身力，一腔志，又能向何处使呢？

辛词是蘸着血和泪涂抹而成的。我们今天读其词，总是清清楚楚地听到一个爱国臣子，一遍一遍地哭诉，一次一次地表白，总忘不了他那在夕阳中扶栏远眺、望眼欲穿的形象。

辛弃疾南归后在一首《戒酒》的戏作中说：“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成灾”。这首小品正好刻画出他的政治苦闷。他因爱国而生怨，因尽职而招灾。他太爱国家、爱百姓、爱朝廷了。但是朝廷怕他，烦他，忌用他。他作为南宋臣民共生活了10年，倒有近20年的时间被闲置一旁，而在断断续续被使用的20多年间又有37次频繁调动。但是，每当他得到一次效力的机会，就特别认真，特别执着地去工作。40年间无论在何地何时任何职，甚至赋闲期间，他都不停地上书，不停地唠叨，一有机会还要真抓实干，练兵、筹款，整饬政务，时刻摆出一副要冲上前线的样子。你想这能不让主和苟安的朝廷心烦？于是皇帝对他时用时弃，国有危难时招来用几天，朝有谤言，又弃而闲几年，这就是他的基本生活节奏，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悲剧。

辛弃疾名弃疾，但他那从小使枪舞剑、壮如铁塔的五尺身躯，何尝有什么疾病？他只有一块心病：金瓯缺，月未圆，山河碎，心不安。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菩萨蛮》）。

他得的是心郁之病啊！他甚至自嘲自己的姓氏：

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得姓何年，细参辛字，一笑君听取。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世间应有，芳甘浓美，不到吾家门户（《永遇乐》）。

“艰辛”、“悲辛”、“辛酸”、“辛辣”，真是五内俱焚。

南宋朝廷将他闲置了20年。辛弃疾在他的词中自我解嘲道：“君恩重，且教种芙蓉！”这有点像宋仁宗说柳永：“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真的去浅斟低唱了，结果唱出一个纯粹的词人艺术家。辛与柳不同，他是一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痛拍栏杆，大声议政的人。报国无门，他便到赣南修了一座带湖别墅，咀嚼自己的寂寞。

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先生杖屦无事，一日走千回。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白鹤在何处，尝试与偕来。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窥鱼笑汝痴计，不解举吾杯。废沼荒丘畴昔，明月清风此夜，人世几欢哀。东岸绿荫少，杨柳更须栽（《水调歌头》）。

这真应了他的号：“稼轩”，要回乡种地了。一个正当壮年又阅历丰富、胸怀大志的政治家，却每天在山坡和水边踱步，与百姓聊一聊农桑收成之类的闲话，再对着飞鸟游鱼自言自语一番，真是“闲愁最苦”，“脉脉此情谁诉”？

我常想，要是为辛弃疾造像，最贴切的题目就是“把栏杆拍遍”。他一生大都是在被抛弃的感叹与无奈中度过的。

当权者不使为官，却为他准备了锤炼思想和艺术的反面环境。历史的风云，民族的仇恨，正与邪的搏击，爱与恨的纠缠，知识的积累，感情的浇铸，艺术的升华，文字的锤打，这一切都在他的胸中、他的脑海，翻腾、激荡，如地壳内岩浆的滚动鼓胀，冲击积聚。他并不想当词人，但武途政路不通，历史歪打正着地把他逼向了词人之道。终于他被修炼得连叹一口气，也是一首好词了。从“沙场秋点兵”到“天凉好个秋”；从决心为国弃疾去病，到最后掰开嚼碎，识得辛字含义，再到自号“稼轩”，同盟鸥鹭，辛弃疾走过了一个爱国志士、爱国诗人的成熟过程。“一将成名万骨枯”，一员武将的故事，要多少持刀舞剑者的鲜血才能写成！有思想光芒而又有艺术魅力的诗人呢？他的成名，要有时代的运动，像地球大板块的冲撞那样，他时而被夹其间感受折磨，时而又被甩在一旁被迫冷静思考。所以积300年北宋南宋之动荡，才产生了一个辛弃疾。

（有删改）

材料一

中国文学作品成为世界文学一部分，不仅是中国文学工作者们的夙愿，也是国家的重要决策。从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概念，至今已有两百年历史。目前中国仅有鲁迅、林语堂、茅盾、巴金、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十多位小说家的作品，被选入具有权威性的世界文学选本中。当代小说家中只有莫言的《老枪》有幸入选2012年出版的由马丁·普齐纳主编的《诺顿世界文学选》最新一版。但是只要对莫言作品稍加了解，都会发现《老枪》并不是莫言最优秀的作品，也无法完，全代表莫言的文学风格，更无法代表中国许许多多的优秀文学作品。由此可见，世界文学界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依然处于管中窥豹的状态，中国文学的边缘地位始终没有改变。造成中国文学边缘地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对文学性的忽视是关键原因。陈大亮等在研究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文学的评价时，发现以下倾向：忽视文学作品的文学意义与审美价值，过于强调文学作品中的政治元素，混淆了文学作品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使用“禁书”一类的描述方式吸引读者猎奇心理，多数评论并“没有触及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与文学性，而只停留在浅显的故事情节介绍与简单的评价层面”，甚至中国学者在分析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原因时，也过于强调经济、政治、国际形势、译介出版等文学外在因素，忽视莫言作品中文学性的重要内在因素。对中国文学作品文学价值的忽视，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会阻碍中国文学走向世界，需要引起学界的重视。

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概念，其初衷是希望不同国家的文学可以相互交流与借鉴。达姆罗什继承了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同时强调世界文学的跨文化沟通与阅读，关注民族文学间交流沟通和交互影响的动态关系。达姆罗什认为：“一部作品在国外旅行时呈现出一种新的形式，在新的环境中呈现出新的面貌和特点。”“每个民族文学如果局限于自身，不通过外国文学的滋养而得以更新，它自身的活力将枯竭。”现代小说的演变过程始终是异国的形式与本国题材的结合。世界文学的发展促进各国文学之间的交流与共同发展，借鉴外国文学形式，滋养本国文学作品，是世界文学界的普遍共识。莫言的作品深受世界文学影响，对莫言影响最大的两位作家是福克纳和马尔克斯。莫言曾表示，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20年，是中国作家当学徒的阶段，因为80年代之前的20年，中国文学中断了与西方文学的接触。因此，刚开始的10年，中国作家需要大量阅读西方文学作品，补上所缺的课程，这个过程中最好的方式是模仿和借鉴，这是中国文学创作者们必须经历的阶段。然而，莫言的作品并不是对二位作家的简单复制。莫言表示自己与福克纳息息相通，但却坦言他从未把福克纳的任何一部作品从头到尾地读完过。莫言在2007年才读完了《百年孤独》，而这时莫言的代表作已经完成面世。莫言曾说：“我们就应该进入一个自主的、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的创新的阶段。”

（摘编自邵璐《世界文学视角下莫言作品文学性的传递》）

材料二

文学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核心内容，它向全世界描述着各自国家的精神文化。我们总是遗憾我国文学还没有在世界文学中占据他本该占有的一份位置，更不用说让全球民族了解我国文化了。

但是不得不说，现如今的中国青年，特别是八零九零后，往往更了解的却是世界文学名著，大大超越了其他民族对我国经典文学的了解。通过调查发现：很少有国外的学生对我国的经典文学感兴趣。虽然随着翻译人员的增加为中国文学融入世界贡献了不少力量，但是仍需要我们深思，只有中国文学很好地走出国门，世界人民才能了解中国，才能分享我国的文化宝藏。

出现这样的后果，原因在于汉语与其他语言在语言美学生成机制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确切地说汉语表达注重整体感悟，讲究意合意会，追求的是一种语言的意境；而不求眉须毕现的分析，不讲滴水不漏的逻辑，是意境性语言。其他语言则呈现别样风景：它讲逻辑，重分析，追求条分缕析，漠视所谓的整体感悟。由于英汉语模糊性在审美地位、表现形式和审美价值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因而造成汉语因模糊而生成的美感在翻译过程中多有磨蚀。让国外读者没有办法体会我国文学的用词优美。汉语翻译成英语这一过程中，汉语发生较大的改变，词语所表达的优美氛围无法在英语文学中得到很好的表现。另外，汉语中常常使用的各种修辞、特别的引用等等都是英语文学无法比拟的。这不仅给翻译工作者加大了难度，同时也是两国文化无法跨越的鸿沟。这一过程好比，我们从一个浪漫的诗情画意的情景中回到一个叙述式的故事中，总是感觉缺少了原本作者要表达的意境和精神情感。这样即失去了“雅”，但是我们对于文学作品的追求又不仅仅限制在“真”的程度上。因此，只能是文学修养极高的人才可以译出文学的“真面目”。

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融入世界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翻译工作者的职责。那么首先我们必须给出翻译的正确定义，才有可能做好翻译工作。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问题才可顺利解决。简单说就是用其他民族或国家的语言来表述出我国文学所表达出来的信息、内容，即首先保证翻译我国文学的一个要求：保真，准确无误地表述出作者的语句。

因此，不得不认真看待翻译工作，不是说你把汉语翻译成英语或其他语言，你就完成了翻译工作。目前，国际社会也有多种不同翻译理论，根据语言功能进行翻译和语言目的进行翻译的多元系统论。慢慢便比较注重翻译过程中的功能问题，目的、性质问题等等。跟我们两千年来局限在文本以内的语言文字转换层面的传统翻译理论相比，这些理论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认识到翻译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的行为。

（摘编自严宁《对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一些思考》）

材料一：

“文”“质”作为对举的观念范畴，源自《论语 · 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本是就其理想人格“君子”发论，后世论者一般认为早在先秦时期，孔子便已注意到了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

孔子所说的“文”，指的是外观形式的文采。孔子所说的“质”，有人认为指内在实质，即内容； 有人认为仍然是指形式表现的质朴无文；也有人认为这两者其实是相通的，表现形式的质朴无文，是由内容的质朴所决定的。“彬彬”，或谓“文质相半之貌”，或谓“文质备也”，或谓“美盛”之义，文质彬彬，即文质并茂。尽管后人释有歧义，但孔子提倡“文质彬彬”，就是强调文质统一，则无疑 义。文与质的关系，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就统一性而论，必有其质，方有其文，所 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矛盾性而言，文可以反作用于质，而对质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就构 成了传统文论中的文质统一论。先秦诸子百家中也有把“文”与“质”的对立加以绝对化的说法，如道家、墨家和法家的理论实质有所不同，但都表现为重质轻文，甚至持“文灭质”之论。“文”被 看作人为外加的甚至是扭曲本然的虚假饰物，他们要求去文就质。这一极端化的“文质”说，影响 远不及儒家传统文论的“文质”统一说。汉代的扬雄继承和发扬了孔子文质兼备的思想，他在《法 言》中说，“实无华则野，华无实则贾，华实副则礼”，认为只有“华”“实”相副，才能体现君子风 范，文质彬彬合乎礼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重文轻质的倾向，特别是六朝的文学创作，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六朝人把“文质”概念引入文学领域，文与质基本上是指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且强调它们之间 的对立统一关系。刘勰还把“文质”的辩证统一关系看作是推动文学创作发展的内在基本因素，因 而从理论上努力概括“质文化变”的历史潮流和审美规律，以期文艺创作及其理论批评的健康发展。魏晋南北朝的文质观念突出了“文”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使中国古代文学自觉的时代终于到来。唐人魏征在《隋书 ·文学论传》中指出文质二者的特点以及在文学中的不同表现：“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若能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他所称“文质”，总括了南北二地文学风格和风尚爱好的不同，强调取长补短，以达 “文质彬彬”的完美境界。这是传统文论中“文质”内涵的扩展。宋明道学家多重质轻文，主张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道胜而文不难自至。

清代的“文质”观念，多在前人的基础上沿袭和发展。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五云：“文以质立，质资文宣。”“质”是本，是体；“文”是象，是用。“质近内而文近外，质可生文而文不能生质”。但 是“文”也不是“质”的简单形式，更不是可有可无的，“质资文宣”，就是“质”待“文”现的意 思。这是对前人文质观念的沿袭。由于“文”与“质”作为文艺创作的两大要素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文质”有时又可指风格和风尚，其中包括时代风尚、地方风尚、文体特征和个人风格等，这则是 对前人文质观念的丰富和发展。清代古文复兴，古文家大都突出质的重要。如桐城派主将方苞在《杨 千木文稿序》中指出：“文者，生于心而称其质之大小厚薄以出者也。”章学诚在《文史通义 ·言公》中甚至认为：“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关文之工与不工也。”

总之，中国古代“文质”理论的深化及其所体现的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发展的艺术辩证法，在今 天仍然具有重大的文学理论意义。

（摘编自陶东风《文质论》）

材料二：

孔子说“文胜质”之为“史”，实由史典礼“陈其数”而“失其义”而来。春秋时史以礼官身份 主持礼，大都按原有礼的仪式进行，要在仪式上陈礼数，但因礼仪已不再表现原有的“义”，有其仪 而无其义，于是有了社会对史官言而不诚、行而无实的印象，如《礼记 ·郊特牲》说：“失其义，陈 其数，祝史之事也。”尽管这责任不都在史官，但他们的身份为“史”，人们也就将他们这种“陈其 数”而“失其义”的行为谓之为“史”了。

春秋时将作为社会规范的伦理道德与礼仪赋予了人格本质与外现的关系属性：礼之“义”即伦 理道德被视为“质”；礼之仪、即礼义的行为表现在文饰意义层面被视作“文”。《左传》襄公三十一 年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 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动作有文”，即以外在的符合礼之义的施舍、 进退、周旋、容止、作事、德行、声气、言语为内涵。《韩非子 ·解老》亦谓：“事有礼而礼有文； 礼者，义之文也。”礼既为外在的“文”，故人既有仁义道德，又在施舍、进退、周旋、容止、作事、 德行、声气、言语诸方面合于礼仪，便是“文质彬彬”；如果心有仁义道德，行为不合礼仪规范，便 是“质胜文”；如果心无仁义道德，仅行为符合礼仪规范，便被认为“文胜质”。“文胜质”和史家为 礼“陈其数”而“失其义”一样，都是行而无实，故也被视之如“史”。

（摘编自赵辉《文胜质则史》）

林海雪原（节选）

曲波

腊月严冬，云层密布，狂风卷着雪头，呼啸着，翻滚着，遮天盖地而来。飞舞的雪粉，来往冲撞，不知它是揭地而起，还是倾天而降，整个世界混混沌沌皑皑茫茫，大地和太空被雪混成了一体。

一铺关东山式的四合大炕上，坐着小分队的全体队员。栾超家站在四合大炕围着的地中央，右手拿着一把乌拉草，左手拿一只新靰鞡，口讲手比划，教给战士们，怎样絮草，怎样捶草，怎样穿法，防止什么毛病。

战士们边听边仿，兴致勃勃地学着穿上自己这双关东山式的雪原上的新鞋履，说说笑笑地欣赏着自己的新“武器”。

屯西头的一所小茅屋，高波、李鸿义也在试穿靰鞡。

东间里，少剑波独自一个人，在一块不很大的地上来回踱着。他的思索愈来愈激烈，好像今天的大风雪，非逼着他马上做出什么决定不可。从他的神情中可以看出，他忽而迟疑，忽而急躁，忽而又是兴奋。

这些表情在交替翻腾，反映着他内心的思绪。

他谨慎地从衣兜里再次掏出那封信，看了又看，然后坐在炕沿上，拐肘支着小炕桌，瞅着信上的每一句每一字，在细细地琢磨。

身旁的火盆，吐着蓝色的火焰，少剑波点着头，瞅着信，默默地念着：

……胜利是可喜的，但它是初步的。因胜勿骄，切忌轻敌，只有你一个人来决定整个的行动。你是青年，我们所担心的主要是你的急躁和轻率。因此应特别告诫你，侦察要准，判断要稳，打击要狠。当你还没有确实把握之前，切忌盲动。千万不要忘了，你的小分队任何一点气味也不要被敌人嗅到。雪地在这方面给了你困难，同样反过来也给了极大的便利，问题是你如何善于利用它。

少剑波觉得眼睛一阵明亮，全身兴奋地跳下炕来，自语地说：“首长英明，远隔千里，一句话解决了我的难题。”

少剑波再看了一下门外的大风雪，头一点，用特别兴奋的声调命令道：

“好时机，命令各小队，马上准备出发。”

“是，”高波复诵道，“命令各小队，马上准备出发。”说着行了军礼，跑出去。

各小队接到命令，急速整装。

战士们都显出一种疑问的神情 ， “为什么这样大的风雪要出发呀？”

少剑波再次细细地校对了一下地图上所标的红线，再次测了测指北针的方向度，当他自信不会有任何误差时，然后他坚决果断地自语道：“决定了！”一面紧张地整装。

在这林海雪原里，是没有道路的，确切一点说，有的地方是向来没有一个人走过的，也没有一个人的眼睛看到过。尤其在大风雪中行走，一迷失方向，十天八天走不出来，更见不到人。大雪深处达数丈甚至数十丈，一掉进去，休想爬出来。大凡这样的地方都是些狭谷深壑，风刮大雪，填得沟满壑平。到这样的地方去，冻死，饿死，被雪压死，那是毫不稀奇的。

当他把一切装备佩带好，便向屯东走去。

四合大炕的屋子里，战士们在精神紧张地等待着。

“立正！”当少剑波走进来，杨子荣一声口令，战士们向首长行注目礼。

少剑波还了礼轻道一声“稍息”，便立在四合大炕的地中央。战士们在炕上，窗台上，炕沿上，地上，站着，坐着，或单腿跪着，蹲着，静等着少剑波讲什么。

少剑波首先根据何政委和田副司令员的指示信，向战士们分析全国的情况。他说：

“东北我们是要誓死争夺的，而且一定要取得胜利。因为东北对中国革命的价值十分重大，它地阔土肥，物产宝藏极富，工业发达，运输近代化，它将成为我们反攻的总基地。因此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彻底消灭土匪，一个不剩地消灭国民党的先遣挺进军，保护土改，保护群众的胜利果实，以支援即将来临的全国规模的解放战争。”

少剑波的讲话，激起了战士们对匪徒的愤怒，战士们举起拳头，一起喊起来：

“我们坚决完成党的任务。”

“同志们，”少剑波的神情突然特别焕发，“时机到了！现在我们立即出发，到敌人看不到我们而我们却能找着敌人的地方去，再给他来个比奶头山更干净的歼灭战。”

战士们一阵兴奋的微笑。“越快越好！”

少剑波微笑着看了看窗外的大风雪，战士们的视线也被拉到窗外。

“大雪！”少剑波道，“本来是我们行军中的敌人，但今天它却变成了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力量。依靠它可以发现敌人的踪迹，依靠它又可以隐蔽咱们自己的踪影，这就更有利于我们掌握军事上的主动权，便利于我们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

战士们怀疑的神情消散了 ， 顿时精神焕发。

少剑波又幽默逗趣地道：

“当然啦！有一利，必有一弊，交这样一个生疏的朋友，就必得有点花费。咱们也别小气，花费就花费点吧！咱这位朋友不要别的，就是要咱们的力气和意志。”

战士们的笑声中，少剑波坚毅地抖动了一下肩膀。

“咱这朋友，”少剑波继续道，“又滑又刁，生性好陷人，好绊脚，又有点欺软敬硬。只要你有硬骨头，给它力气，它就会佩服你是好汉，它就会尊敬你。谁要是装孬种，它就越抽谁的后腿。”

大家被剑波这番有趣的比喻，逗得大笑起来。

“我们今天的行军中，要摸摸我们这位新朋友的脾气，从而想办法驾驭它，利用它多给我们些帮助。这就要求大家开动脑筋，寻找窍门，创造雪地行军战斗的经验。现在我命令，出发！”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