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种点东西

袁省梅

    哎，大哥，那些东西，卖不？

    我蹲在地边，正抓着小锄头乱锄时，抬头看见那人骑在三轮车上，黑红的糙脸泛着油光，在栏杆外朝我笑。他的下巴点着北墙角下的一堆饮料桶啤酒瓶，说，卖不？三轮车上的音响咕咚咕咚，山呼海啸，简直要淹没了我。我说，什么？我觉得我的声音是从海底浮上来的，虚弱又无力。

    他嘣地跳下来，手里扯着个编织袋，径直走进院子，走到那堆垃圾前，说清理了吧？这么好的院子，大哥，堆这东西，碍眼。

    挺会说话。会说话，就能让人开心。我媳妇说的。我媳妇喜欢会说话的人，我却偏偏嘴笨得要死。我说，好吧。

    我靠在香椿树上，看着他数完啤酒瓶，在地上记下一个数字。数完饮料桶，在地上又记下一个数。他说，各是各的价，做事不能含糊，我就见不得眉眼不分头脑不清的人，你跟他说什么呢？他看我一眼，说，你那是香椿树吧，我家院子也有一棵，比你这棵要大，春天能掰不少椿茅，切碎了，腌着，啥时候想吃了，炒鸡蛋，凉拌，多放点油和辣椒，能多吃一个馒头。我去的地方多了。哪个地方的饭菜也没咱这香椿炒鸡蛋好吃。

    我扭头看着头顶的香椿树叶，阳光抚在树叶上，风从树叶上滑过。我第一次发现香椿树叶的嫩芽是淡淡的紫红色。

    尤其这嫩茅，紫红色时最好吃，一旦绿了，就有点老了。他说，香椿的香味很特别，一定要细细品，才能觉出香味来。世界上好多事都是一样的，得去品，幸福要品，苦难也要品。你相信不大哥，苦难也得品，品着品着就觉出苦难的滋味也很特别。他小心地绕过地上的数字，从三轮车上取来一杆秤，把捆好的纸箱子钩在秤钩上，叫我看秤。我懒得动，离开香椿树。坐在台阶上，说，你拿走吧，别秤了。他不同意，一手提着秤绳儿，一手把黑的秤砣在秤杆上挪，说，我不是捡垃圾的，我不做那事，我收废品。废品不是垃圾。

    三轮车上的音响还在咕咚咕咚。我说你能不能把车上的音响关小点儿。他嘿嘿笑笑，把音响关了。一时间，全世界好像都安静了下来。①阳光煦暖，明亮。风儿柔和，绸子般轻轻飘。是三月还是四月了？

    都四月了，清明都过了，你这园子咋还荒着？他把废品袋子嗵地扔到车上，说，你不该让园子荒了，眼里有风景，做梦也会笑出声。他捡起我扔在地上的小锄头，说，这么好的园子，荒着，多可惜。

    种什么呢？我不知道种什么。我从来没有种过庄稼。是我媳妇说喜欢带园子的房子，我才在城郊买了这处房子。媳妇说，在院子里种点花种点瓜，夏天坐在瓜棚下，摇着蒲扇，看着蜜蜂蝴蝶飞来飞去，嘤嘤嗡嗡，多好。可我哪里知道我搬来了，她却走了。

    你的园子你说了算，黄瓜南瓜豆角芝麻玉米红薯，你喜欢什么就种什么，种什么也不能叫地荒着。他蹲在地里，用那把生锈的小锄头一下一下地啃着硬的土。他说，要是我，就种豆角南瓜，我喜欢黄色的南瓜花，一开，就忽闪忽闪的，我媳妇喜欢豆角花儿，说豆角花儿碎，紫不丢丢的，一开一串一开一串。她说等攒够盖房子的钱了，就回老家去。

    小的锄头在他手里舞弄得有力。太阳下，一股酸酸的腥味在园子绕开了。一会儿，我的小园子就翻了个遍。他抹把头上的汗，给我要种子。他说，随便什么种子都行，最好是菜种子，以前在老家，我就种菜，西红柿茄子辣椒，长得可好。我那地好，我也舍得出力。光有蛮力也不行，你知道，干啥都得会管理。

    我一下拿出好几包种子，有蔬菜也有花卉。本来是准备跟媳妇一起种的。我种花，你点豆；我浇水，你锄地……媳妇说。多好的田园生活。可她看到这所园子时又说，你把钱都买了房子，生意不做了？我一直不知道她到底要什么样的生活。

    人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对吧大哥？他点着种子，扭头对我说，可你有了这么个园子，你就得给它种花种菜。别嫌麻烦，生活就是这样，拥有了，就得管好。

    种完了地，我把家里的废纸箱子旧报纸旧书本，呼啦啦翻腾出一大堆。我说，这个都给你。

    他笑了，说你咋给屋子堆这么多废品？人活着得学会清理，像这园子，勤清理杂草害虫，莱才能长好。他手上抓着大秤，黑铁的秤砣在秤杆上晃来晃去，总想要哧溜砸下来的样子。我不由得退后几步。

    三轮车咕咚咕咚要开走时，他突然想起什么，甩甩手，从怀里掏出一张纸片，给你，大哥，上面有我的电话，饮料罐别人收两毛，我收三毛，谁也管不了我。他吸了一口烟，好像号令三军的大人物一样，眯着眼说，很多人跟我有联系，他们家有了废品就给我电话。家里不要堆废品。②眼里全是废品，心就要长草。他又回头对我说，记得浇水，不要让园子荒着。

    我捏着他的名片，看到那上面的名字：吴飞龙。名字下有一行小字：飞龙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董事长。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把废物交给我，我还你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好大的口气。我想笑，眼却湿了。

卖面包的小女孩

    ①我准备去做手术时，一个小女孩提着两大袋面包堵在了病房门口。她把面包放在地上，弯腰，然后目视大家，伸出了三个手指，示意她的面包三元一个。老公忙掏出20元钱递给小女孩，然后让她取六个面包放在我的病床上，又对同病房的人说：“这孩子可能不会讲话，大家帮帮她，买点她的面包吧。”

    ②手术结束后，老公见我已无大碍，便给我雇了个护工，然后回公司忙去了。

    ③下午，病房门被推开，那个卖面包的小女孩又来了，依旧提着两大袋面包，弯腰，然后目视大家，这次她没有打哑语，而是用极低的声音吐出几个字：“帮帮我吧。”

    ④哎呦，原来她会说话！那之前干吗打哑语欺骗大家消费？这孩子心术不正，装可怜让大家买她的面包，哼，骗人只能骗一次，坚决不再上当。“昨天买的面包还没吃呢，今天就不买了。”大家纷纷指着桌子上的面包对她讲。

    ⑤她没有离开，依旧呆站在原地，行弯腰礼，目光扫过病房里的每个人，楚楚可怜的模样里掺杂着一股不卖掉面包绝不离开的“黏人”劲儿，让人甚是生厌。我暗自庆幸：幸亏丈夫不在，否则他定招架不住她这可怜样儿。病房里的人不再理会她，任她站在那里，也不和她目光对接，五分钟后，她提着袋子弯腰退出了病房。

    ⑥第二天，我能下地自己走动了。下午病房门被推开，那个卖面包的小女孩又来了。“帮帮我吧。”说完便立在原地，不待够分五钟她是不会离开的，但这次大家都懒得和她对话，把她当空气一般。我看不下去了，说：“大家不想买面包，你待多久也没用。”她仿佛没有听见，还呆立在那里。“好个倔丫头，越这样，我们越不买。”她退出病房后，大家一致这样决定。

    ⑦以后的每天下午，小女孩准时光顾病房。她一进病房，大家就假装睡觉，连看都不看她，但也有病人脾气不好，会把她赶出病房，“砰”的一声把她关在病房门外。

    ⑧这天，丈夫一早过来，我和他说起卖面包的事情，他竟勃然大怒，对我一顿数落，说我心理阴暗，没有同情心，小女孩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推销面包而已，她没有乞讨，没有欺骗，她卖的面包味道也不错，只是在病房里多待几分钟而已，不买也就罢了，你怎么能够去讽刺她，赶她走……我不想争辩，偷偷把他兜里的钱都没收了，哼，等下午那个小女孩再来卖面包，我看他用什么买。

    ⑨整整一天，小女孩都没出现。第二天，第三天，她都没来，我反而有点牵挂了，是不是我刺激或伤到她了？

    ⑩第四天办出院手续时，我悄悄向护士打听。护士告诉我，小女孩患有哮喘和先天性脊柱弯曲，医院知道她的情况，特许她在病房里卖面包，为了不影响到患者休息，规定她一个病房最多只能停留五分钟。

    ⑪“那她这几天怎么没来？”我怯生生地问。

    ⑫“这几天天冷，肯定是哮喘病犯了。”

    ⑬“那她应该进病房走一圈，没人买就早点回家呀。”

    ⑭“她有智力缺陷，让她最多停留五分钟，她就停留五分钟，不管人家买不买；或许，她觉得在规定的时间内努力推销她的面包，心里才坦然。”

    ⑮我走出护士站，丈夫正等着我。“我想给那个卖面包的小女孩留封信。”我的提议丈夫马上赞同，我把信交给了护士，请她转交。出了医院，丈夫问我写了啥，我说，什么都没写，就是把没收你的零花钱都塞到了信封里。

（选自《读者》2016年第11期，有删改）

风景

贾平凹

    我说的风景是在我家那一方小小的窗上。我常坐在窗前，无聊地向外张望。数年前，天上的星子很稠，后来渐渐归稀，待到高大的建筑撵过来，建筑上的窗便装扮了我的风景，我的窗也或装扮了人家的风景吧？这么想着，很有些卞之琳先生的诗味，我就将头偏过去，久久地看建筑物下的那块生长着五谷的空地。见有一个老头，好高的个子，细细瘦瘦，从地埂的这边走到地埂的那边，再从地埂的那边走到地埂的这边，来回均一百一十步，一步也不差的，就像一把活动着的人尺。

    “老伯，在练功吗？”一天，我终于走出屋去，想找他说个解闷儿的话。

    “气功。”

    “噢，人老了要健身的。这是哪家气功？”

    “生气的功！”

    他站住了，虎虎地拿眼睛瞪我。这是一双有着血丝的眼睛。瞪我久了，他便松下劲来，一扑沓僵坐在了地上。我认出这是一位农夫，有一双硬壳的手，虽然穿了一件呢子中山短装，但没有紧扣子，里边的衬领很油腻。我知道这里的农村已陆续划归城市，土地被征用，村子里不时噼噼啪啪鸣放鞭炮，农民获得一笔巨款，又焕然一新作了市民，那些年轻人兴高采烈。我就投其所好，说：

    “听说你们都可住高楼了？”

    “人是雀儿吗？”

    “你们好幸运，没文凭也‘农转非’了！”

    “有地气吗？”

    “住小土屋有地气，却会得关节炎。”

    “亲戚来了就不患水土病吗？”

    “都吃自来水了，闹不了肚子的。”

    “开电梯还行？”

    “让你去厂里开电梯？那是好工作啊！”

    “好，上去下来上上去下下来上上上去下下下来。”

    “这操什么心？”

    “小时候，夏天在院子里乘凉，爹睡在席左边，娘睡在席右边，我睡在中间，为的是怕狼叼了去。天一黑，常看见田埂上有狗，叫‘哟哟哟’，它就来了，看见一条大尾巴扫帚一样扫在地上，便猛叫一声：‘狼！’狼就吓跑了，我也吓得回家害了一场病。现在倒想见一见狼哩。”

    “动物园不是有吗？”

    老头是不慈祥的，话难投机，我便觉无聊了。又回坐到我的窗前，想所谓的两代人的鸿沟，想所谓的观念陈旧，想所谓的农民意识，觉得这老头可笑，他该是我作品中的一个什么典型。再不愿看到他人尺似的走动。老家伙，他哪里会明白这个世界越来越小的道理呢？

    一天，窗外突然有狗叫声，很凄惨。我朝外望去，那人尺还在那里丈量着，而空地的那头，一群年轻人在杀一条狗。多半是为着一张完整的皮，狗被绳索勒住，但每勒一次，一放到地上就又活了，一个就说：‚狗是土命，吊起来勒，不要放到地上。‛果然狗彻底死了。我瞧见年轻人大呼小叫，而人尺再没有丈量了，呆立了许久，就走掉了。

    这一走，老头就再没有出现。

    两年过去了，我的窗外再没了那块生长着五谷的空地，我的风景愈发平淡。但在这个城市里新出现了一位说独角戏的绝好的演员，他在台上台下，出言都极幽默，反话正说，正话反说，你永远无法摸清他的真实性。我看过他的演出，有人告诉我说，他就是两年前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的，是那个人尺的儿子。演出后，我向他打听他爹。

    “你爹好吧？”

    “瞧我腿肿吗？辛苦呀，昨晚端端靠着床板立了一夜。”

    “好久未见他老人家了。”

    “太累了，累昏迷了，一夜都没苏醒。”

    “他去开电梯了吗？”

    “今早起来，端个刷牙缸子，哇哇直吐啊！走到厕所，看见啥不想吃啥啊！”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日

（选自《人民日报》）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谅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拭泪。

有人说，王熙凤的这句话滴水不漏，一箭三雕。请你说说这“一箭”中的是哪“三雕”。

    ……

    第二天早晨，苏艾睡了一个小时醒来的时候，看见琼珊睁着无神的眼睛，凝视着放下来的绿窗帘。

    “把窗帘拉上去，我要看。”她用微弱的声音命令着。

    苏艾困倦地照办了。

    可是，看哪！经过了漫漫长夜的风吹雨打，仍旧有一片常春藤的叶子贴在墙上。它是藤上最后的一片叶子。靠近叶柄的颜色还是深绿的，但那锯齿形的边缘已染上了枯败的黄色，它傲然挂在离地面二十来英尺的一根藤枝上面。

    “那是最后的一片叶子，”琼珊说，“我以为昨夜它一定会掉落的。我听到刮风的声音。它今天会脱落的，同时我也要死了。”

    “哎呀，哎呀！”苏艾把她困倦的脸凑到枕边说，“如果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替我想想呀。我可怎么办呢？”

    但是琼珊没有回答。一个准备走上神秘遥远的死亡道路的心灵，是全世界最寂寞、最悲哀的了。当她与尘世和友情之间的联系一片片地脱离时，那个玄想似乎更有力地掌握了她。

    那一天总算熬了过去。黄昏时，她们看到墙上那片孤零零的藤叶仍旧依附在茎上。随着夜晚同来的是北风的怒号，雨点不住地打在窗上，从荷兰式的低屋檐上倾泻下来。

    天色刚明的时候，狠心的琼珊又吩咐把窗帘拉上去。

    那片常春藤叶仍在墙上。

    琼珊躺着对它看了很久。然后她喊苏艾，苏艾正在煤气炉上搅动给琼珊喝的鸡汤。

    “我真是一个坏姑娘，苏艾，”琼珊说，“冥冥中似乎有什么使那片叶子不掉下来，启示了我过去是多么邪恶。不想活下去是个罪恶。现在请你拿些汤来，再弄一点掺葡萄酒的牛奶，再——等一下；先拿一面小镜子给我，用枕头替我垫垫高，我想坐起来看你煮东西。”

    一小时后，她说：“苏艾，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去那不勒斯海湾写生。”

    下午，医生来，他离去时，苏艾找了一个借口，跑到过道上。

    “好的希望有了五成，”医生抓住苏艾瘦小的颤抖的手说，“只要好好护理，你会胜利的。现在我得去楼下看看另一个病人。他姓贝尔曼——据我所知，也是搞艺术的。也是肺炎。他上了年纪，身体虚弱，病势来得凶猛。他可没有希望了，不过今天还是要把他送到医院，好让他舒服一些。”

    第二天，医生对苏艾说：“她现在脱离危险了。你赢啦。现在只需要营养和调理就行啦。”

    那天下午，苏艾跑到床边，琼珊靠在那儿，心满意足地在织一条毫无用处的深蓝色披肩，苏艾把她连枕头一把抱住。

    “我有些话要告诉你，小东西。”她说，“贝尔曼先生今天在医院去世了。他害肺炎，只病了两天。头天早上，看门人在楼下的房间里发现他痛苦得要命。他的鞋子和衣服都湿透了，冰凉冰凉的。他们想不出，在那种凄风苦雨的夜里，他究竟是到什么地方去的。后来，他们找到了一盏还燃着的灯笼，一把从原来的地方挪动过的梯子，还有几支散落的画笔，一块调色板，上面剩有绿色和黄色的颜料，末了——看看窗外，亲爱的，看看墙上最后的一片叶子。你不是觉得纳闷，它为什么在风中不飘不动吗？啊，亲爱的，那是贝尔曼的杰作——那晚最后的一片叶子掉落时，他画在墙上的。”

（节选自《最后的长春藤叶》）

谁能让我忘记

侯德云

    说起来，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怎么忘得了呢？

    高考结束了，我闲在家里，苦苦地等待。我在等待大学的录取通知，哪个大学无所谓，只要肯录取我，它就是中国最好的大学。

    我很焦急。比焦急更让人闹心的，是无聊。那可真叫无聊，连小说也读不下去。心里有事嘛。

    现在我才知道，无聊，其实是人生的一种痛。

    那个命根子一样的录取通知终于来了。

    我让自己的心情很尽兴地激动了一会儿，才慢馒打开那封金光闪闪的来信。

    信上没多少字，很严肃，公事公办的态度。

    我把信上的字，一个一个地数了一遍，又一个一个地数了一遍。周围没人，陪伴我的，是偶尔的几声鸟叫，几声蝉鸣，还有一株小白滴草，两株苍耳。

    我心里悬着的石头落地了。我踏实了，舒服了，不知道自己姓啥了。我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了。我将光芒万丈悬挂在刘家庄的上空了。

我没有急着回家。没有。我知道，我的父母也都在烟熏火燎地盼着这个好消息。我的想法是，反正他们已经盼了很久，再多盼一会儿也没关系。

    我走到村外，去看望那棵老槐树，我在老槐树下站了很久，默默地流泪。看见老槐树，我的泪水就止不住了。

    我听见了自己在老槐树下读书的声音，往日的声音。它们没有走远。它们有着露珠一样的鲜活和清亮。

    我不是看望老槐树。我是看望我自己，往日的自己。

    好消息传到家里，家里的气氛立刻就变了。

    爹放下饭碗，怔怔地看着他的儿子。那不是一般的看，是发了狠的，是用目光在拧。

    爹的目光把我的脸拧红了。爹自己的脸也红了，红烧肉一样闪着油光，他忘记了午睡的习惯，背着手，身子一挺一挺地出了家门。

    妈也放下了饭碗。她坐在坑沿上，一会儿撩起衣襟擦擦眼，一会儿又撩起衣襟擦擦眼。她说我的沙眼病又犯了。

    爹把他的唾沫星子喷遍了刘家庄的每一个角落，然后又兴高采烈地接受着每一个角落里喷向他的唾沫星子。爹的得意忘形，让我觉得有点不自在。

    也不能全怪爹，刘家庄到地球上定居了上百年，什么时候长出过大学生？

    好在，两天以后，爹就清醒过来了。

    爹频频地到集市上卖西瓜。爹看西瓜的眼神很慈样，很博爱，也很无耻。那是他儿子的路费、学费和生活费，不好好看看，行么？

    我跟着爹，到集市上去卖过一次西瓜，仅仅一次，我再也不想去了。

    那天很热，我的手指甲都冒汗了，集市上的人，却很少有来买西瓜的，好像吃了西瓜就会着凉似的，太可恨了。

    我脸上的沮丧像汗水一样欢快地流淌着。爹看见了，他皱了皱眉头，弯下腰，从筐里挑出一只最小的西瓜，一拳砸开，递给我。

    我说：”爹，你也吃。”

    爹说：“我不吃。我吃这东西拉肚子。你吃你吃。叫你吃你就吃，哈。”

    西瓜有点生，不甜，有一股尿躁味，我吃得很潦草，匆匆忙忙就打发了。扔掉的瓜皮上带着厚薄不均的一层或粉色的瓜瓤。

    爹根狠地扎了我一眼，走过去，将瓜皮一块一块捡起来。他用手指头弹弹瓜皮上的沙土，又轮流把他们压到嘴巴上，像刨子一样刨那些残留的瓜瓤。

    我的眼圈红了。

    那些日子，妈换了一个人似的。她很少说话。她喜欢盯着鸡屁股看。不光看，还经常去抠。抠得一挂不苟。好像我要去的地方，不是大学.而是鸡屁股。

    爹说：“别理她，你妈跟鸡屁股有仇。”

    妈的确跟鸡屁股有仇。那一天，她又去抠芦花鸡的屁股。按她的说法，这个挨千刀的货，屁股里夹了一只蛋，两天了，还没生下来。是锈住了么？妈很生气，她把自己的手指头变成了挖掘机，在芦花鸡的屁股上开工了。她成功地挖出了一泡黄水和几小片鸡蛋皮。

    我走出家门的那一天，可怜的芦花鸡死掉了。

    公共汽车开出很远了，我回过头。我没有看见爹妈，也没有看见刘家庄。我看见的，只是几块西瓜皮和一只死去的芦花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