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和自然

木心

    中国的“人”和中国的“自然”，从《诗经》起，历楚汉辞赋唐宋诗词，有着相互参透的关系，中国的自然滋养了中国的人，中国的人亲近着中国的自然。

    ②《诗经》几乎都要先称植物动物之名，才能开诚咏言。楚辞通体苍翠郁，却过于避世独居；汉赋则好大喜功，把金木水火土边旁的字罗列殆尽，再加上虫鱼鸟兽的谱第，仿佛是在对自然说：“知尔甚深。”到唐代，花溅泪鸟惊心，人和自然相看两不厌，举杯邀明月，非到蜡炬成灰不可；而宋词对待自然的心态转入哀婉，梳剔精致，吹气若兰。

    ③中国的人和自然紧密相联，无处不在。中国的“人”中有“自然”，这个观点已经被理论化了，好事者从“烹饪术”上作出不少印证，有识之士则着眼于医道药理、文艺武功、易卜星相……也许还有另一面：中国的“自然”内有“人”——谁种的花服谁，谁卜居的丘壑有谁的风神，谁的衣裳具备谁的性情……街头巷尾，无不可见一闪一烁的人文剧情、名城宿迹，堆叠如山，令人无法喘息。幸亏自然清明而殷勤，亘古如斯地眷顾着人。家家户户便栽花种草，休沐盘桓于绿水青山之间。

    ④另外，人有时不免苦闷，苦闷逼使人有所寄托，因而将目光投向自然，但也有与自然过于亲昵的，至少可先举两则趣例：金鱼、菊花。不知花了多少代人的宝贵光阴，才培育出婀娜多姿的金鱼，化畸形病态为固定遗传，其品种令人叹为观止而源源不止。野菊本是单调的，也被嫁接盆栽，作纷繁的形色变幻。金鱼和菊花，是人的意志取代了自然的意志，是人对自然行使了催眠术。自然在金鱼、菊花这类小节上任人摆布；在阡陌交错的大节上，如果用“白发三千丈”的作诗方式来对待庄稼，就洽谈室以颗粒无收告终。

    ⑤中国的山水花草之所以令人心醉神驰，那是真在于自然的钟灵毓秀。池水井水、盆花圃花、犬马鱼鸟都会恋人，与人共休戚，或盈或涸，或茂或凋。如果说这些是体小者，那么体大者如崇岳莽原、广川密林、大江巨泊，在历史中与人曲折离奇地同褒贬，共荣辱。

    无丑不成戏，无丑亦不成班。然而世人以为丑角不入行，连配角都算不上，不过是插科打诨而已。其实不然，丑角的唱念做打皆有独到的功夫，且无不有绝妙的特定程式。至于丑角的意义，司马迁在《史记》中专写《滑稽列传》，并在《太史公自序》中认为俳优“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故而“谈言微中”“谈笑讽谏”，进而“合于大道”，体现了古之“优谏”精神。

    丑角的历史恐怕要比“正角”久远得多。戏曲的雏形源自西周乐舞和秦汉百戏，其中包括民间杂耍。所谓秦之“侏儒”，汉之“俳优”，唐之“巷鹘”，元明之“丑”，显现了丑角演变的轨迹。其中，丑角戏在盛唐才渐至巅峰。这是因为唐明皇李隆基多才多艺，洒脱好玩，还亲自操刀写曲本，如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即为玄宗对“胡部新声”加以润色而成；他还时常充作鼓手琴师，更喜欢粉墨登场，嗜演丑角。

    唐代的“梨园”原为长安光化门北禁苑中与枣园、桃园、樱桃园并存的果园，李隆基常在此请李龟年、雷海青、黄旛绰、公孙大娘、李仙鹤等名伶演戏，剧种有全能戏、歌舞戏、参军戏和傀儡戏，兴之所至少不了也“客串”一把，后来干脆创办“梨园”戏班，开教坊，封伶官，设“坐部伎”“立部伎”，自称梨园“崖公”，“梨园”遂成戏曲的代称并风行起来。

    很多人认为唐玄宗喜演丑角，不过是为逗杨贵妃开心罢了。这未免太小看大唐雄主的气魄。在笔者来看，唐明皇敢演且擅演与皇上身份完全相反的丑角，源自他不同凡响的喜剧精神和器量，其胸襟、气度，无不与博大包容的盛唐精神相匹配，足可傲视古今。众所周知，现实世界拥有严酷的、森严的等级秩序，朝廷拥有铁定的无上权力，芸芸草民只能被动地服从权威、教条和禁忌。然而人类并不满足于铁定的现实世界，仍需要戏仿的、自由的虚拟世界，帝王也不例外：一则想象彼岸世界以寓存死后的灵肉——皇陵不过是它的投影而已；二则纵情艺术世界以欢娱精神——音乐、绘画、舞蹈和戏曲，无不成了他们戏仿的艺术形式。

    丑角“乔作愚谬之态，以供嘲讽”（王国维语），要么自嘲，要么讽世，必有不惧出“丑”的戏谑胆量和讽喻智慧。一国之君哪怕是在禁苑梨园演丑角，其个性、气度和胸襟也是极罕见的。

    后世丑角的特权和戏班的规矩，譬如丑角脸谱也源于盛唐：一国之君扮演丑角被认为有失皇威，于是演出时在其面部挂上玉片以遮掩，此后丑角脸谱即勾画“豆腐块”以代之。又譬如戏班唯丑角为大；大衣箱、道具箱不得随便坐，只有丑角可坐；丑角没勾画脸谱，其他演员不得化妆；赶庙会唱戏，戏班子要向“戏祖神”（唐玄宗被奉为“戏祖神”）磕头跪拜，丑角可免，等等，皆与唐明皇演丑角有关。

（节选自《财经》2016年第34期苍耳《丑角杂谈》）

    法国作家雨果曾说：“建筑是石头的史书。”然而此话只适用于欧洲，对于中国并不贴切。中国传统建筑以土、木为主要材料，很少使用石材，由于木材在耐久性方面远逊于石材，以至于中西两大文明的建筑给后人留下了全然不同的印象。19世纪以来，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建筑只不过存在于书面文献上，甚至干脆说中国古建筑的实物等于零。这种片面的看法曾得到很多本土学者的呼应，并汇成一股妄自菲薄的浊流。时至今日，中国石结构建筑的低调表现，仍令很多学者感到困惑：为什么直到明清，在技术条件完备，同时也不无需求的情况下，石材在中国始终未能登堂入室？古建筑专家梁思成曾经给出一个推论：“中国结构既以木材为主，宫室之寿命固乃限于木质结构之未能耐久，但更深究其故，实缘于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之观念。”然而为什么中国人“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依然是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并不缺乏石材，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到处都蕴藏着适合建筑的优良石材。其次，古人的石材加工技术并不落后，先进的玉石文化，以及秦始皇陵西北大规模的石材加工场遗址就是明证。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在中国古代，适用的木材并非随处都容易取得。秦朝修建阿房宫，许多木材就是从千里之外的四川运到陕西的。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建筑材料的长途运输是 很不经济的；只有当使用木材的意义超越物质层面，进而成为一种执着的文化选择乃至建筑观念中的要素时，人们才会如此不惜人力物力地寻找木材来盖房子。

    这种选择与华夏民族古老的价值观息息相关。与西方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宗教观念淡薄，从未出现过神权凌驾一切的时代，因此我们的祖先有关建筑的基本思考，是从“人本”出发的。建筑既然服务于人，其理性和适度的使用就十分重要。从材料性质上看，木材显然比石材更便于加工，用木材建造房屋效率更高，耗材更少。《礼记•檀弓上》说：“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 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可见对于务实的中国人来说，费力气建造石头建筑是奢侈的表现，是无法被崇尚节俭的主流价值观所接受的。

    中国传统哲学从未认真看待过“永恒”这一命题，儒、释、道三家学说大体上都认为“万物无常”。人是建筑服务的主要对象，人一直处在不断的繁衍和传播之中，不同时代的人对于建筑物也会有不同的需求，因此建筑应该新陈代谢，没有必要永久保存，经久不变。而陵墓建筑在功能上则有耐久的要求，在意象上更与永恒相关，因此这里便成了石材发挥作用的主要场所。此外在耐久性要求较高的建 筑部件，如铺地石、台基、柱础中也曾大量使用石材。木是土的产物，土木具有易取、可塑、可循环等优点，由此可知中国传统建筑在 材料选择上的理性。  （摘编自方拥《中国传统建筑十五讲》）

向死而生

江弱水

    ①中国古典诗歌最富于人间情怀，死亡向来不是一个突出的主题。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死亡不可究诘，不理会才好。庄子说“死生亦大矣”，他要我们从更高的观点超脱一些来看待生死物我。“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庄子的态度是“吾将曳尾于涂中”，好死不如赖活着。《楚辞》里的《招魂》与《大招》，将死者阴魂所在的幽冥界刻画得凶险愁惨极了，而人好吃好喝，好玩好乐，死者都要魂兮归来，活人更没有理由不及时行乐了。《古诗十九首》里有着最多关于快活的谏言：“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②中国人的生死观，大抵都在这些“惊心动魄”的直白诗句中了。陶渊明是大诗人中直接讨论过生死问题的，他的态度很是旷达：“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但他感叹于“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与《古诗十九首》仍然没什么两样，其对治死亡的良策也是酒：“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③欢乐极兮哀情多。汉灵帝时，京师婚礼上常奏丧家之乐，酒酣之后续以挽歌，哀乐过人的魏晋之士也是一高兴就大唱其挽歌。宋人百戏中有真人化装成骷髅在街头表演的，这边是小孩子好奇地迎上去，那边是妇人安详地给娃儿喂奶。这不是恶趣和搞怪，而是参透了生命本味的豪举，因为他们敢于让惨怛的死与鲜活的生相摩相激。更不用说那种英雄主义的直面死亡，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和《左传》中“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都是想通过人类记忆的力量来克服个体生命的有限性，让历史成为我们超越死亡的津梁。凡此种种，说明中国人对生与死的看法其实很通脱，大有一种向死而生的气概。

    ④能够感受悲哀的心灵是健康的，能够从悲哀中宣泄与净化的心灵是强壮的。南朝《子夜四时歌》有一首春歌：“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为什么春鸟的鸣啭给人的感觉竟然是“哀”呢？其实在音乐的审美上，“哀”的事实判断就等于“好”的价值判断。大凡美丽的东西都有点让人伤感，日本人很懂这一点，所以《源氏物语》里常有“哀美”“哀而艳”的字样。

    ⑤由此看来，中国古典诗人的伤春、悲秋、怀古、惜别，无一不渗透着死的阴影，寄寓了生的慨叹：“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说：

    当人的情感在时间中消失的时候，这就是对死亡的体验。在空间中发生着与人、家庭、城市、花园、动物的分离，这种分离总是伴随着这样一种感觉，也许你再也不能见到它们了，那么，这就是对死亡的体验。

    ⑥所以说，在中国诗人那里，也许是在用相对弱的、分散的形式处理那个太强的主题，书写那无所不在的死亡焦虑。他们并不直接将死亡作为观照的对象。比如欧阳修，文学史上留下了“六一风神”的美誉，印象中的他是“太守之乐其乐也”的醉翁，但那些只是他所戴的面具，他经历过多少死亡呀！四岁丧父，两度丧妻，八个儿女早卒。况复多病，病目，病足，病臂，病牙，淋渴，风眩，哮喘，他不讳言自己其实活得了无生趣。欧阳修私底下的书信填满了深悲巨痛，但其公共书写的诗词里，集中呈现的还是那个风流放逸的形象：“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选自江弱水《诗的八堂课》）

材料一：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优秀的革命者、建设者们常常以笔为犁，以梦为马，用革命的诗词记录着伟大的理想信念、革命实践与战斗情怀，表现出昂扬的浪漫主义激情和英雄主义气概。毛泽东诗词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毛泽东诗词以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充分抒发了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主义情怀。1925年前后，大革命高潮风起云涌，青年毛泽东勇立潮头。他在橘子洲上以一篇《沁园春·长沙》，讴歌壮丽的秋景，发出了时代之问“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而回答又是无比坚定的，是“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因为他们是革命理想的象征，是新世界的开创者，只有他们，才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只有他们，才能担负起“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崇高使命。

1936年2月指挥红军东征的毛泽东，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沟里又写下《沁园春·雪》。北国的茫茫寒雪，在他如椽的巨笔下，气势恢宏，气象万千；北国的晴日，在他浪漫的想象中，“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当时的红军依然困难重重，但毛泽东对革命斗争充满激情，对革命前途、革命胜利充满信心。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俱往矣，那么，到底谁才是主宰历史浮沉的主人？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风流人物？毛泽东再一次回应了十年前自己的时代之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千百万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大众，才是历史和时代的真正主人。

毛泽东诗以革命现实主义的风格，深情书写了中国革命与建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与内在精神。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好似一幅幅长篇画卷，浓墨重彩地记录了中国革命斗争与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特别是记录了若干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堪称一代诗史、史诗。随着岁月的迁转，有些警言佳句早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时时吟诵的名句名篇。这些充满强大战斗精神的火红诗句，这些高度凝练中国革命与建设各个不同阶段奋斗精神的史诗篇章，已经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最为鲜明的精神标识之一。

毛泽东诗词以革命英雄主义的气魄，生动刻画了共产党人高昂的战斗意志与斗争风骨。五次反围剿，敌强我弱，战斗是残酷的，但在毛泽东笔下，“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菩萨蛮·大柏地》）。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与人类历史的英雄传奇。红军战士突破重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终于取得伟大胜利。在毛泽东笔下，长征的千山万水，深沟险壑，不过是“泥丸”“细浪”，充分体现出藐视一切困难的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魄。展示了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革命斗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与斗争精神，它体现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藐视一切困难的战略定力，体现为敢于“扫除一切害人虫”的强大自信，体现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定决心。

中国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这一进程中表现出伟大的理想主义情怀，英雄主义斗志。毛泽东以他的壮丽诗篇对这一历史进程、伟大实践进行了高度概括与总结。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三十八年前，他在这里缔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三十八年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又面临着种种重大挑战与考验。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更好地创造未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就是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伟大的历史总结，也是我们面向未来的前进动力。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也一定能够达到。

（摘编自康震《风展红旗如画》）

材料二：

《沁园春·雪》是毛泽东诗词的巅峰之作。“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以“惜”字起笔，对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成吉思汗等封建统治者的代表人物进行评说。1958 年年底，他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批注道：“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就个体而言，他多次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他甚至说过：“解决中国的问题，须马克思加秦始皇。”他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写道：“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毛泽东评价汉武帝刘彻：“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毛泽东对唐太宗的战争指挥艺术非常推崇：“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东征西讨，毛泽东称其是“一代天骄”。

（摘编自汪建新《毛泽东诗词中的帝王将相》）

材料一：

先秦诸子百家中，儒、道、墨、法、阴阳、名六家属第一流的大学派。汉以后，法、阴阳、名三家，其基本思想为儒、道所吸收，不再成为独立学派；墨家中断；唯有儒、道两家长期共存，互相竞争，互相吸收，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条纵贯始终的基本发展线索。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成分中，儒家和道家是主要的两极，形成鲜明的对立和有效的互补。两者由于处处相反，因而能够相辅相成，给予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

儒家的人生观，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业为价值取向，内以修身，充实仁德，外以济民，治国平天下，这便是内圣外王之道。其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对社会现实强烈关切并有着历史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对同类和他人有不可自已的同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与浊俗同流合污，在生命与理想发生不可兼得的矛盾时，宁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成就自己的道德人生。道家的人生观，以超越世俗人际关系网的羁绊，获得个人内心平静自在为价值取向，既反对心为形役，逐外物而不反，又不关心社会事业的奋斗成功，只要各自顺任自然之性而不相扰，必然自为而相因，成就和谐宁静的社会。其人生态度消极自保，以免祸全生为最低目标，以各安其性命为最高目标。或隐于山林，或陷于闹市，有明显的出世倾向。儒家的出类拔萃者为志士仁人，道家的典型人物为清修隐者。

儒道两家的气象不同，大儒的气象似乎可以用“刚健中正”四字表示，就是道德高尚、仁慈亲和、彬彬有礼、忠贞弘毅、情理俱得、从容中道、和而不同、以权行经等等，凡事皆能观研深究，以求合理、合时、合情，足以代表儒家的态度。古者有儒风、儒士、儒雅、儒吏、儒将等称谓，皆寓道德学问有根底、风度温文尔雅之意。道家高士的气象似可用“涵虚脱俗”四字表示，就是内敛不露、少私寡欲、清静自守、质朴无华、超然自得、高举远慕、留恋山水等，富于诗意，富于山林隐逸和潇洒超脱的风味。我们也发现注重归真返璞，羡慕赤子般的天真或天机，保持人的真性情，厌恶人世的繁文缛节、权诈智巧，是老庄的特色。古者有道人、道真、道眼、道貌、道学等称谓，皆寓不同凡俗、领悟至道、风度超脱之意。儒家是忠良的气质与风度，道家是院士的气质与风度。

（摘编自《儒家与道家人生气象》）

材料二：

儒、道两家主张虽多有不同，各有偏重，但在力主“和”与“和谐”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儒家讲“和合”“保合”“中和”“太和”，孔子讲“和而不同”，道家也讲“致中和，守静笃”“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则生万物等等。

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都是开放性的，不是封闭的思想体系，它们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汉代，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起初，确曾因我国囿于“夷夏之辨”一度显得孑立。但经过一番与儒、道的碰撞、辩驳、演变、磨合，外来的佛教渐渐中国化，到了隋唐，就逐渐实现了儒、道与佛的融合，三教合一，共同形成了中国恢宏独特的传统文化。这也是世界各国思想历史上未有先例的一大“典型”。之所以能达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这两个中华原创文化，具有博大的包容性，是坚强的“胃”，能把域外文化，如佛教，消化吸收为中国化的佛教。所以，史学大师陈寅恪早就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是“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因此，我们认为“国学”的根基是儒道互补，缺一不可，而那种把“国学”只看作孔孟创立的儒家学说一家独踞的认识，是有重大偏颇的。缺了老子创立的道家思想的补充，儒家难撑国学这台戏。儒、道两家，还要加上佛教三足鼎立才能使“国学”真正发扬光大。

（摘编自韩秉方《儒道互补——国学之根基》）

材料三：

在殷周之际，中华传统文化由“神本”转向“人本”，人道主义思潮从而出现。这为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来源，也规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走向。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最具代表性。儒家致力于以“仁”为核心，构建“仁”“礼”相辅互动的理论，道家更强调“道法自然”，秉持“身国同构、经国理身”的理念，认为文明的发展要注意克服虚伪性和工具化的倾向。儒、道两家虽然对社会和人生的理想形成了不同的致思路向，但其思想的核心都是向往真正符合人性的和谐社会与美好人生。儒、道两家在“人本”的共同价值追求的基础上相融互补，达到辩证统一，也为容纳和吸收外来的佛教准备了思想文化条件。

（摘编自洪修平《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