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作家

贾平凹

    东边的高楼是十三层，西边的高楼上也是十三层，南边是条死胡同，北边又是高楼，还是十三层。他家房在那里，前墙单薄，后墙单薄，方正得像从高楼抛下的一个纸盒，黝黑得又像是从地底冒出的一块仄石。他把楼不叫楼，叫山；三山相峙，巍巍峨峨，天晴之夜往上望去，可谓“山高月小”。

    房子方位不好，光线也不足。十一点零五分，太阳准时照来；三点二十四，太阳准时归去。他会充分利用这天光地热：花盆端出来、浴缸端出来，还有小孩的尿布，用竹竿高高地挑起，那些虽然不金贵，但在他眼里，却是幸福的旗子。

    他从来不奢华，口很粗，什么都能吃，只是嗜烟如命。烟吸多了，便喜食辣子，面条里要有，稀饭里也要有，当然面条最好，但愿年年月月如此。再就是爱看书，眼睛本来好好的，现在戴了眼镜，一圈一圈的，像个酒瓶底。于是，别人送他一副对联：“片片面，面片片，专吃面片；书本本，本本书，专啃书本。”他看了，也不恼，说是两句都用一个“专”字，不对仗，下联改成“尽”字为妙。

    什么都可满足，只是时间总觉不够。白日十二个小时，他要掰成几瓣：要给吃喝，要给儿子，要给工作，要给写作。早晨吃罢饭，妻子工厂远先走了，他洗锅涮碗，送儿子到幼儿园。儿子不肯去，横说竖劝，软硬兼施，末了还得打屁股，一路铃声不停，一路哭声不绝。晚上回来，车后捎了菜，饭他却是不做的，衣服他也是不洗的，进门就坐在桌前写。妻子接了儿子回来，大声不出，脚步轻移，洗衣做饭。他写好了，妻子让念念他的著作，他绘声绘色，念毕了，妻子说“不好”，他便沉默，若说“好”，他又满脸得意，说是知音，一家人闹在一块儿，一个快乐顿时分成了三个快乐。

    天天在写，月月在写，人变得“形如饿鬼”了。但稿子一篇篇源源不断地寄出去了，又一篇篇源源不断地退回来了。妻子说：“你没后门吧？”他说：“这不同干别的事！”一脸清高。妻子再说：“人家都千儿八百有稿费。你连个铅字都印不出。”他倒动气了：“写作是为了钱？”

    他眼泡常常是红肿的，那是熬夜熬的。衣虽然肮脏，但稿件上却不允许有半个黑墨疙瘩，脸虽然枯瘦，但文中人物却都极尽俊美。他羡慕别人发表了作品，更眼红别人作品得奖。他有时很伤感，偷偷抹了泪。但他又相信自己，因为风声、雨声、国事、家事，他装了一肚子故事。他要用笔写出来给自己看，给世人看。世人都盼星期天，他也盼星期天。世人星期天上大街，他星期天关门就写作。写得累了，看看“山上”。“山上”层层有凉台，台台种花草，养鱼鸟；有的洗了被单挂着，他想象那是白云；有的办家庭舞会，他醉心是仙乐从天而降；当层层凉台都坐了人，他就乐得嗤嗤笑，说像是麦积山的佛龛。走出门去，碰到认识的，寒暄几句，有的问：“还在写吗？”答：“还在写。”有人劝他别受苦，他哼一声，进屋把门关了。

    他最大的乐趣是把稿件往外投，信封严严实实地糊，邮票端端正正地贴，夫妻到邮局去，让儿子拿着往邮筒里塞。儿子问：爸爸挣钱了吗？做娘的说：爸爸是生活上的小人，道德上的伟人，经济上的穷光蛋，精神上的大富翁。儿子听不懂，问爸爸是干什么工作？回答是“作家”。“作家！作家！”外边人都知道了，都传说这里有一个下班回来“坐家”的人。有懂行的，说此人不可小瞧，说不定将来要去作协工作呢。楼上几个老太太便如梦初醒，但却瘪了嘴：原来是个“做鞋”的？（有删改）

杏花春雨江南

王清铭

    看过徐悲鸿先生的自题联“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印象特别深刻，每个人都有侠骨柔情的一面，骑白马驰骋在秋风萧瑟的辽阔塞上，马蹄得得，强劲的风刮动鬣鬃一般的头发，心头的豪情也随之猎猎作响。突然马一声长嘶，一个阳刚的形象镌刻在后人瞩望的视野里。

    画家吴冠中先生把这一句改为“骏马秋风冀北”，意境相似，后一句则完整保留。画家李可染更是以“杏花春雨江南”为题，画了一幅水墨画。在很多人的心中，江南是故乡，是心灵的家园，也是感情的寄托。台湾作家余光中先生在《听听那冷雨》中就这样写道：“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

    江南是一种时光无法磨灭的诗意，一种藏在心灵角落的柔情，是长期缠绕在思念之中的情结。我很有兴趣地查阅了“杏花春雨江南”的出处，它最早出现在元代诗人虞集《风入松寄柯敬仲》中，画家柯敬仲要回江南，虞集写词相送：“报道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词翰兼美，一时争相传刻，流传遍海内。特别是节拍处“杏花春雨江南”，入画入书或入印，还被人织成锦帕，为时所贵。由此可见，这句词曾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

    如果再往前到宋代，写杏花和江南雨的诗词非常多。陈与义写“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曾经得到宋高宗的欣赏。诗人客居他乡，在诗歌的平仄中消磨时光，在淅沥的雨声中，杏花突然开放了，粉红腮颊，仿佛想念中伊人的脸庞，那押了韵的思念被雨声一遍又一遍地洗濯，诗人的心中布满了水意，那场春雨来自心头，仿佛就在他的眼眶里下着。

    江南是美丽的，“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江南又是忧伤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或许是因美丽而忧伤，或是因忧伤而美丽？如果再往前到唐代，我们会遇上落魄的杜牧，沿着牧童手的指向，我们会在细雨霏霏的杏花村，端起盛满感伤的酒杯，与他隔着一千多年碰响这水底的火焰。

    我很奇怪，杏花开放带来的是热闹的春意，宋祁就写过“红杏枝头春意闹”，但我们想到江南就想到柔情的雨，想到春雨就想到了在雨中开放和飘零的杏花。或许杏花春雨江南是一个缠绵的梦境，或是一种难以愈合的伤痛。或许，人生多苦难，生命的本质就是忧伤的，在我们远离故乡，或者感觉光阴悄然远逝，我们的心头就有杏花开放，就有江南雨犹如唐诗宋词一样，在我们梦的边缘平平仄仄地滴落，淋湿了我们押韵的心情。

    生命不可缺少诗意。我们也不难明白，春节晚会上那个《小城雨巷》的舞蹈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多现代人的情感共鸣。人们并不是真的要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去寻找“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这样的诗意和浪漫在现代生活早已消逝，但并没有隔断现代人的向往。人们是怀旧的，也向往过上一种诗意的生活，这是日渐丰富的物质生活所无法弥补的心灵空缺。人们对杏花春雨江南的向往和怀恋，也是同样的情愫。

    余光中先生说：“无论工业如何发达，一时似乎还废不了雨伞。只要雨不倾盆，风不横吹，撑一把伞在雨中仍不失古典的韵味。”在杏花春雨的江南，也许我们不需要一把油纸伞，嗅着杏花的幽香，走在江南的雨里，被雨淋湿，也不失一种幸福。

我是瞎子

（美）坎特

    帕森斯先生刚刚跨出旅馆大门，就有一个乞丐沿着大马路走过来。这是一个瞎眼乞丐，拄着一根瞎子常用的斑斑驳驳的旧拐棍，小心翼翼地敲打着路面，慢慢向前移动脚步。乞丐的脖子很粗，长着绒毛，衣领和口袋上满是油腻，一只大手握着拐棍的弯把，肩上搭着一条褡裢。看样子，他还卖点什么东西。

    空气里满含着春意，金色的阳光洒在柏油路面上，暖暖的。帕森斯先生一动不动地站在旅馆门前，听着瞎眼乞丐“嗒嗒嗒”走过来的声音，心里突然升腾起一股对所有盲人的怜悯之情。帕森斯先生想，自己活着真是幸运。几年前，他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技工，现在，他获得了成功，备受尊敬，被人羡慕，这都是他在无人援助的情况下，独自冲破层层障碍，艰苦奋斗的结果。

    瞎眼乞丐刚从他面前“嗒嗒嗒”走过去，他就迈动了步子。衣衫褴褛的乞丐立即转过身来。

    “等一等，先生，耽搁你一点时间。”

    帕森斯先生说：“已经迟了，我有约会。你想让我给你点东西吗？”

    “我不是乞丐，先生，我的确不是，我这儿有些小玩意儿。”

    他摸索着，把一个小物件塞进帕森斯先生的手掌——“挺精巧的打火机，只要一元。”

    帕森斯先生站在那儿，略略感到有些烦恼和尴尬。他是一个俊雅的男人，身着整洁的灰色衣服，头戴灰色宽边礼帽，手握一根棕榈木手杖。当然，兜售打火机的人永远不会看到这些……“我不抽烟。”他说。

    “等一等。我断定你认识许多抽烟的人，买一个作送人的小礼物吧！”乞丐谄媚地说，“先生，你不会拒绝帮助一个可怜人吧？”瞎眼乞丐紧紧抓住帕森斯先生的袖子。

    帕森斯先生叹了口气，伸手在内衣口袋里摸出两张五角票来，放进乞丐手中：“当然，我会帮你的。你说得对，我可以把这东西送人。或许电梯司机会——”他犹豫了一下，不想显得粗鄙好奇，即使是同一个瞎眼小贩在一起。“你是不是完全失明了？”

    乞丐把钱装进口袋，“十四年了，先生。”接着，又加了一句，带着一种神经质的自豪，“韦斯特伯里，先生，我过去也是其中一员。”

    “韦斯特伯里，”帕森斯先生念叨了一遍这个名字，“噢，是的，那次化学爆炸……报纸多年都不提它了。当时它被认为是最大的一次灾难。”

    “你想知道我是怎样瞎的吗？”乞丐喊道，“喂，听听吧！”他的话语里含着痛苦，但又带着一种讲故事的人时常有的夸张味道。“当时，化学药品店里，我最后一个跑出去。楼房在不断爆炸，跑出去就有了活的希望。许多人都安全冲出门，跑远了。当我冲到门口，正在那些大铁桶之间爬动时，后面有人拉住我的腿，说，‘让我过去，你——’他也许是个疯子，谁知道！我试图从心里宽恕他，先生。但他比我强壮得多，他把我拉了回去，从我身上爬了过去！他把我踏进尘埃里，出去了。我躺在那儿，毒气把我包围了，还有火在燃烧，药品在……”他咽下一口唾液——颇为熟练地抽动了一下鼻子——满含着期望，默默无语地站着。他或许还会讲出下面的话来：“太不幸了，伙计，不幸极了，那么，我想——”

    “这就是那个故事，先生。”

    春风从他们身上拂过，温润，刺骨。

    “不完全是。”帕森斯先生说。

    瞎眼的小贩发疯似地颤抖起来，“不完全是？你这是什么意思，你——”

    “故事是真的，”帕森斯先生说，“除去信口雌黄的部分。”

    “信口雌黄的部分？”他粗野地哇哇叫着，“哎呀，先生——”

    “我也曾在化学药品店里待过。”帕森斯先生说，“可事实不是这样的，是你把我拉回去并从我身上爬过去的，是你比我强壮得多，马克沃德特。”瞎子好长时间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只是一个劲儿地狠狠咽着唾液。最后，他忍着气，说：“帕森斯，上苍有眼，上苍有眼！我还认为你——”接着，他再一次大声地叫道，“是的，可能，可能，但我却瞎了！我是瞎子，你一直站在这儿让我滔滔不绝地讲啊讲，你一直在嘲笑我！我真是瞎了眼啊！”街上的行人都扭过头来瞪着他。“你走开，我瞎了！你听见没有？我是——”

    “算了吧，”帕森斯先生说，“别这样吵吵啦，马克沃德特……我也是个瞎子。”

风雪极地追梦人

——中国第3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的160天

颜维琦

    4月15日凌晨两点，归来的“雪龙”号在拖轮的推动下缓缓进港，停靠在位于长江口南岸的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这一天，距离去年11月7日“雪龙”号从上海出发前往南极，整整160天。

    “既然选择了，就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赵炎平说。这也是记者采访第30次南极考察队时，队员们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平淡的话语，是与风雪同行之后的从容，也正是这个信念，让这支队伍书写了中国极地事业史上的一段精彩传奇。

    搏冰踏浪，关键时刻展英雄本色

    这或许是“雪龙”号最波折的一次航程——原本就承担着繁重的科考和后勤保障任务，又两度参加突发救援。最终，历时160天、总航程3.2万海里，成功建设中国南极泰山站，成功救援俄罗斯遇险船，完成首次环南极考察航行，抵达中国船舶迄今所到最南纬度，参与搜寻马航飞机，圆满完成所有科考任务……

    这样的传奇，是不惧艰险的257名考察队员共同创造的。南极，这片地球上最纯净的陆地，也是世界的寒极、旱极、风极。常年冰雪覆盖的白色“沙漠”，危险随时随地都会发生。

    在“雪龙”号救援俄罗斯船只被困人员过程中，有一支由12名队员组成的、冒着生命危险执行任务的海冰先遣队。负责指挥现场救援的考察队副领队徐挺告诉记者，当时，遇险船舶周围冰情严重，“雪龙”号无法靠近，只能选择直升机救援。勘察地形后，考察队决定在船边的一块浮冰上起降。

    “冰上是厚厚的雪，一脚踩下去，雪没过大腿。”徐挺说，“在这种情况下，飞机的平衡稍把握不好，雪就会被吹起来，很影响视线，要是螺旋桨打到冰面，整个飞机都会被毁掉。”危险是已知的，但没有一人临阵退缩。今年1月2日，遇险船舶海区迎来一个难得的好天气。队员们迅速搬运木板，几分钟内搭好了冰面停机坪。紧接着，9个架次近5个小时的飞行，成功将俄罗斯船52名被困人员援救到澳大利亚船上。整个救援过程堪称完美。

    风雪同行，“团结就是力量

    “所有成绩的取得都依靠团队力量，我最感谢的是各位考察队员。经过风雪南极跌宕起伏的考验，充分证明了我们是一支团结奉献的和谐团队。”在中国第30次南极科学考察总结大会上，领队刘顺林向全体考察队员深深地鞠躬。

    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见到刘顺林时，这位面庞晒得黝黑的苏北汉子说得最多的还是“团队”。

此次考察中，卡—32直升机共飞行245架次，海豚直升机共飞行136架次，没有发生一起不安全事件；在维多利亚地考察时，原计划8天的工作任务10名队员风餐露宿、夜以继日，仅用86个小时就圆满完成；在长城站卸货时，仅用50多个小时就顺利卸运1100多吨物资和油料，打破了纪录……靠的是什么？“团结就是力量。”刘顺林说。

    在茫茫南极内陆冰盖，28名队员仅用了45天时间，就成功建设了中国第四个南极科学考察站——泰山站。这座雄伟的“中国红灯笼”，建设过程一波三折，经历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令刘顺林欣慰的是，160个日夜，尽管任务繁重、压力巨大，但每个关键节点，考察队的临时党委都发挥了重要的决策作用。对每一阶段的工作任务做到充分讨论、集体决策、统一指挥、协同作战，确保了组织指挥体系的有序高效运转。有危险，领导先上，党员先上，务实拼搏的作风在传递，铸就了考察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2014年04月25日《光明日报》，有删节）

    戏剧批评的历史几乎跟戏剧本身一样久远，它在一定的理论分析能力和广阔的背景知识的基础上，将杂乱无序的欣赏体验条理化、理论化，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戏剧批评的对象，首先是上演剧目。每有新戏上演，或旧戏重排，往往跟着一大堆评论发表。 很多戏在每轮演出过后，往往都要根据观众反应和批评家意见，做些调整与改进。许多经典剧目都 是在批评家和观众的千锤百炼下，经过一改再改才形成的。如曹禺的《雷雨》，最初发表时本来有序幕和尾声，但极少被导演采用，批评家也普遍认为它消弱了原作的悲剧效果和批评力量，因而在后来作者自编的各种版本中就都被删除了。但剧作家、导演、演员对观众反应和批评家意见，应该择善而从，切不可盲从。《茶馆》首演于 1958 年，最后以沈处长的三个“好”字结束，而到了1963 年在批评家的指导下《茶馆》多了砸教堂、贴标语、抓学生等情节，全剧以“红大专”收束，改变了原作的情调和主题，直到“文革”后夏淳重排时才改正过来。

    戏剧批评也是观众交流欣赏体会的高级形式，所谓“高级”，是说戏剧批评是理性的分析，而欣赏则是感性的。感性经验既鲜活生动，见仁见智，带有很大的个人局限性，理性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够避免主观偏见。观众不仅要看戏，还应该读评论，听听别人的意见，也许会发现许多意想 不到的东西。如“反右派”运动之后，田汉作《关汉卿》，塑造了一个为民伸冤、反抗强权的平民知识分子形象，次年郭沫若出版《蔡文姬》，写的是一个女诗人“归汉”的故事，歌颂了曹操文治 武功。表面看起来，两个戏各具特色，是由于导演的关系，后者的舞台艺术还超过了前者。但是，如果联系到两位作者的品性和他们在反右中的经历，恐怕就分出个思想高下来了。所以，我们需要读读有关评论，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科学的批评能够澄清思想、解除疑惑，提高观众的审美能力。

    戏剧批评更像是一座桥梁，一边连着创作和演出，一边连着读者与观众，两头都得熟悉，但却不属于任何一方。它是一项独立的认识活动，其使命是在艺术跟生活的结合处发现人，发现美。别林斯基说：“批评渊源于一个希腊字‘判断’，意思是‘做出判断’；因而批评就是‘判断’。”判断什么？当然是各种艺术现象的是非优劣，来龙去脉。判断的依据是什么？是批评家对现实的认识。 别林斯基认为：“批评总是跟它所判断的现象相适应的，因此，它是对于现实的认识。”

    鉴于此，今天的我们需要的仍然是独立自主、不溢美、不阿世、实事求是的戏剧批评。

（节选自《戏剧艺术十五讲》，有删改）

材料一：

文学批评是引导人们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和更有情趣的人生，也就是引导人们努力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这就需要文学批评家有更高的美学素质、人文修养和优秀的审美能力，并且敢于做一种价值判断，对那些艺术质量差、价值观有问题的文学作品，要敢于批评，敢于亮剑。

美国文学评论家韦勒克说：“价值问题置之不顾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和分析任何艺术作品。”文学批评的一个很重要功能，就在于具有否定意义，也就是去伪存真，为比较优秀的作品留存余地，这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文学史上那些优秀的批评家之所以优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敢于裁断，敢于批评，他们走在公众前面，对公众的阅读发挥指导作用。

当代文学批评为什么缺乏公信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批评没有价值判断，或缺少价值判断。而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又有两个，一是批评家本身就没有价值判断的能力。由于学养有限，趣味不高，视野狭隘，很少阅读国内外文学经典，所以，一看当下作品满眼都是经典，处处都是大师。更有甚者，价值错位，思想混乱，没有基本的审美趣味，无法承担起引领健康阅读的职责。二是批评家陷于人情伦理，甚至金钱伦理的漩涡而无法自拔。他们明明知道作品很差，但由于人情的因素，或者有了金钱介入，就违心地唱赞歌。这类批评家，确实是需要反省的。一个批评家，应该坚持自己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判断，能够对作品进行严谨细致的分析并正确的评价。

对此，美国批评家威尔逊说，从历史的和生平的角度出发，在演绎文学作品时，不论探求多么全面彻底，我们都必须准备尝试评估，而且还必须能够识别优劣，分辨一流与二流。否则就根本不是撰写文学批评，而仅仅是文学文本里反映的社会史或政治史，或者着眼于过去时代的心理个案记录。“评估”“识别优劣”，是一个文学批评家的最根本素质和起码的专业精神。如果没有价值判断，就不是合格的批评家。

（摘编自杨光祖《没有价值判断，就不是合格的文学批评》）

材料二：

文学批评如何重拾公信力？这是当下文学批评界应该思考的问题。而从批评的素养、观念、语言入手，可能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批评家的素养是很多作家都关注的问题，这表现在批评家的真诚上。有的批评家过于“自信”，经常用一些“大词”对作品进行判断，动不动就“里程碑”“史诗性”“开创性等。有的“专业批评家”喜欢出席名目繁多的作品研讨会，不太读作品就理直气壮地发言。有的只要不符合自己的审美趣味就不满意，或以某种不变的观念去衡量所有的作品。这就是因为缺乏一种批评的真诚。真正的文学批评，是通过分享人类内在的精神生活，来表明自己的存在，是通过对作家想象力的呈现，来阐明文学作为生命世界所蕴含的秘密，并表达批评家作为审美个体的独立。作家和批评家就像铁路路基上面两条并行的铁轨，它们都有自己的延伸，都有各自的负载，它们虽然永远也不会重叠，但共同承载着文学这个列车。

与批评主体素养密切相关的是批评观念。素养是观念的表现形态，对话是一种重要的观念。以对话形式展开文学批评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其表层特征是言说者与受话者的语言交流，深层内涵则是言说者与受话者的审美旨趣、表达方式、价值观念的互动。优秀的批评家是批评活动中对话情境的成功构建者，他必须具有平等意识，才能有效地进入作品人物与作家的内心世界，才能引领读者进入一个新的审美天地，才能使自己的批评穿过文字抵达历史、现实或人性的高度。这并不意味着批评家可以放弃自身的学术品格、价值判断和社会使命，而是要发挥批评主体的人格力量，遵循文学批评发展的规律，保持独立的审美判断和理性思辨精神，不断超越个体的局限，使文学批评呈现岀不可替代的魅力。否批评者就无法进入作家与作品深处，也无法拨开笼單在读者心头的疑惑，对话乜就成为空话。

而对话能否很好开展，批评语言是关键。批评语言是批评观念传递的媒介。批评语言的优劣，直接关系着批评观念的表达。要把读者“看得懂、信得过”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准则，通过鲜活、生动、有情的语言把深刻的道理讲淸楚，让读者从中引发一种情感共鸣从而在自觉不自觉中接受其中的“道理”。那些优秀的文学批评总是通俗、清晰、灵动，让人产生情感共鸣的。比如钱钟书这样评说南宋诗人的忧国情怀：“……对祖国的忆念是留在情感和灵魂里的，不比记生字、记数目、记事实等偏于理智的记忆。后面的一种是死记忆，好比在石头上雕的字，随你凿得多么深，年代久了，总要模糊销灭；前面的一种是活记忆，好比在树上刻的字，那棵树愈长愈大，它身上的字迹也就愈长愈牢。”还有许多这样能让人“感动”的批评家，比如鲁迅、李健吾、宗白华、朱自清、朱光潜、傅雷、汪曾祺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语言也是一种批评观念。

（摘编自明飞龙王园园《从“人的文学”到“人的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