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三种境界分别引自晏殊、柳永、辛弃疾的词句。若自原词观之，晏殊的“昨夜西风”三句不过写秋日之怅望；柳永的“衣带渐宽”二句不过写别后之相思；辛弃疾的“蓦然回首”三句不过写乍见之惊喜。这些词句与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其相去之远，真如一处北海一处南海，大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势，而王国维先生竟将其比肩而立，这只是由于联想而已。

    “联想”原为诗歌创作与欣赏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就创作而言，所谓“比”，所谓“兴”，所谓“托喻”，所谓“象征”，其实无一不是源于联想，所以螽斯可以喻子孙之盛，关雎可以兴淑女之思，美人香草，无一不可用为寄托的象喻，大抵联想愈丰富的，境界也愈深广，创作如此，欣赏亦然。

    不过欣赏者之联想与创作者之联想又微有不同。创作者所致力的乃是如何将自己抽象之感觉、感情、思想，由联想而化为具体之意象；欣赏者所致力的乃是如何将作品中所表现的具体的意象，由联想而化为自己抽象之感觉、感情与思想。

    创作者的联想我们可以找到两个简明的例证，其一是李后主“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其二是秦少游“欲见回肠，断尽金炉小篆香”。自“离恨”到更行更远还生的“春草”，自“回肠”到金炉断尽的“篆香”，这当然是联想。而“离恨”和“回肠”是抽象的感情，“春草”和“篆香”则是具体的意象。使读者自此具体之意象中，对抽象之感情、感觉、思想，得到鲜明生动的感受，这是创作者之能事。

    至于欣赏者的联想，则我们自《人间词话》中就可以找到两个例证，其一是评南唐中主《摊破浣溪沙》词的话，王氏云：“‘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其二是评冯延巳《鹊踏枝》词的话，王氏云：“‘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自“菡萏香销翠叶残”到“美人迟暮”；自“百草千花寒食路”到“诗人之忧世”当然也是联想，而“菡萏香销”和“百草千花”是具体的意象，“美人迟暮”之感和“诗人忧世”之心则是抽象的感情，自作品具体之意象中，感受到抽象的感情、感觉和思想，这是欣赏者之能事。

    这种由彼此之联想而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构成的相互触发，形成了一种微妙的感应，而且这种感应既不必完全相同，也不必一成不变，只要作品在读者心中唤起了一种真切而深刻的感受，就已经赋予这作品以生生不已的生命了，这也就是一切艺术作品的最大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当然，我这样说也并不是以为欣赏单只着重联想，而便可以将作者之原意完全抹煞而不顾，我只是以为一个欣赏诗歌的人，若除了明白一首诗的辞句所能说明的有限的意义之外，便不能有什么感受和生发，那么即使他所了解的丝毫没有差误，也不过只是一个刻舟求剑的愚子而已；反之亦然，若一个欣赏诗歌的人，但凭一己之联想，便认定作者确有如此之用心，那么即使他所联想的十分精微美妙，也不过只是盲人摸象的痴说而已。所以我以为对诗歌之欣赏实在当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其一是要由客观之理性对作品有所了解，其二是要由主观之联想对作品有所感受。

    《人间词话》三种境界之说，当然只是王国维由一己主观之联想所得的感受，但王氏的可贵之处则在他并不将一己之联想指为作者之用心，他还能以他自己的感受给其他读者一种触发，将其他读者也带入了一个更深广的境界，虽然每个人之所得不尽相同，但每个人却都可以就其不同的感受而将之加深加广，这种触发的提示岂不是极可贵的么？

（节选自叶嘉莹《谈诗歌的欣赏与〈人间词话〉的三种境界》，有删改）

“龙城”还是“卢城”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①这首传诵千古的《出塞》，抒发了王昌龄追昔抚今的感慨。一般认为，诗中的“飞将”指西汉名将李广，他长期戍守北部边境，以勇敢善战著称，匈奴呼之为飞将军，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畏惧、惊退。那么，诗中的“龙城”又指何处呢？

    ②历来唐诗集多作“但使龙城飞将在”。清朝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也持此说，认为“唐人边塞诗中所用的地名，有但取字面瑰奇雄丽而不甚考地理方位者”。此处的“龙城飞将”，“乃合用卫青、李广事。指扬威敌境之名将，更不得拘泥地理方位。而诗中用‘龙城’字，亦有泛指边关要隘者。”就是说，“龙城”不过是象征性的地名，并非特指某一具体城邑。

    ③宋朝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将“龙城”改为“卢城”。为何做此改动呢？阎若璩《潜邱札记》作了解释：“李广为右北平太守，匈奴号曰飞将军，避不敢入塞。右北平，唐为北平郡，又名平州，治卢龙县。唐时有卢龙府、卢龙军。”所以龙城就是右北平，应为卢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唐诗选》即取此说，将“但使龙城飞将在”改作“但使卢城飞将在”，认为卢城即现今河北卢龙。但是，无论汉朝还是唐朝，右北平从来就没有称过卢城，只有《汉书•西域传》中有一个无雷国，其国王“治卢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显然，此卢城不是右北平。况且，《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的那次威震敌胆的龙城大捷是卫青指挥的，并未提及与李广有关。

    ④清朝孙洙《唐诗三百首》引《晋书•张轨传》的记载：匈奴曾筑姑臧城，“地有龙行，故曰龙城”。据此说，“龙城”是指姑臧城，即今天的甘肃武威。

    ⑤张际在《“龙城”考》中则认为，据《史记》《汉书》等多处记载，龙城是匈奴祭祀龙神、祖先之地，地方并不固定，但在匈奴境内统称为“龙城”。汉代史籍往往采用音译，分别写成“龙城”“笼城”“龙庭”，“龙城”可能是音近而误讹为“卢城”，两词实为同义。西汉初年，匈奴连年犯境，汉朝无力抵御，直到汉武帝时，国力强盛起来，才命卫青、霍去病等实施反击。元光六年的龙城一战，首战告捷，一扫汉朝70多年的屈辱，大大振奋了军心民心。龙城之战成为汉朝军民心目中扬威敌境、雪耻大胜的象征。李广是屡建战功、威震敌胆的英雄，是汉家大将的杰出代表。因此，王昌龄将大捷的象征——龙城，冠于西汉名将的象征李广头上，将卫青和李广的业绩糅合在诗中，表达杀敌制胜、扬威敌境的意思。

    ⑥王昌龄取“龙城”一词，还出于音律的需要，而且字面又瑰奇雄丽，选用了它，使诗句达到了音、义、色俱佳的境地。

“锦鲤”是一条什么样的鱼？

    ①鱼很早就出现在先民的生活里，中国的渔猎文化在农耕文化之前，半坡遗址发现的“人面鱼纹图形”彩陶距今已有六千年历史了。那时候的人类生活在神话与真实之间，他们对万物饱含敬畏，云中鸟、林中兽和水中鱼都人格化了，成为神秘的存在。人们相信，在大海深处，一定是鱼化龙而去。鱼、龙被联系在一起，鱼成为龙图腾的伴生物，或者，在龙图腾之前，有过鱼图腾，这也许也是周代“鸟鱼之瑞”说的深层原因吧。

    ②鱼文化的演变中，化龙的鱼由泛指转为特指鲤鱼。鲤鱼因此开始符号化。鲤鱼因多卵而被喻指“多子多孙”，《诗经·陈风·衡门》云：“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后世与婚姻、生育相关的礼俗，加入鲤鱼的文化符号，便不足为奇了。

    ③鲤鱼的祝福意味越来越深入世俗生活。孔子得子，鲁昭公赐以鲤鱼。孔子感拜，取名孔鲤，字伯鱼。庆贺生子赠以鲤鱼逐渐成为礼俗，并在送鱼之时，附上绢布书写的祝福语，久而逐渐演变为书信的代指，友谊、爱情的代称。寄信的外盒，被精致的中国人制作成鲤鱼的形状，后世才有了“鱼传尺素”“遗我双鲤鱼”的浪漫表达。

    ④鲤鱼游进剪纸、年画、刺绣、花灯等民间艺术，进入“年年有余”的祝福语，成为酒席的标配，关于鲤鱼的吉祥意指越积越厚，具备了深广的群众基础，被各种文化争相引入并诠释。道家故事中，道士升天大多是骑鲤的。魏晋时期，鲤鱼被定为道家圣物。佛家视鱼为八吉祥之一，鲤鱼放生更是疑似借鉴了儒家文化，而龙形木鱼更有“鱼化成龙”的儒家文化意味。对鲤鱼文化赋予和添加新内涵，并得到大众广泛认可和深远流传的，是儒家的诠释。

    ⑤鲤鱼背高体阔，身形俊秀，柔中带刚，性格雄健沉稳，具有临危不乱、泰然自若的风度，它们的形象和性格符合儒家对于“君子”的要求，鲤鱼便被儒家赋予了诸多入世、励志的意蕴。汉代《三秦记》载：“每暮春之际，有黄鲤鱼逆流而上，得者便化为龙。”“鲤鱼跳龙门”的传说，迎合了大众企图通过努力改变自身的理想，被儒家成功转喻为科举考试，成为儒家劝人入世进取的励志故事。这个故事，激励了一代代贫寒的读书人，让他们梦想拥有不一样的人生。

    ⑥龙是极少的，________一个必然结果是，不是所有的鲤鱼都可以化龙，就像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科举成功。必须通过特殊化，通过数量的限制来彰显龙的尊贵，所以化龙的是特殊的“黄鲤鱼”。到了唐代，首次出现在陆龟蒙诗歌里的“锦鲤”，拥有了化龙的专利。在千万种鱼中，成为鲤鱼已然幸运万分；在千万条鲤鱼中，成为锦鲤更是万分幸运。只有它们，才拥有成龙的资格和机会。锦鲤，实在是集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幸运儿。

    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艺术是一条璀璨星河，它的精神和血脉对世界文化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涵养作用，对世界众多艺术家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尤其是当西方传统写实绘画的发展处于困境之时，中国传统艺术更是以其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和表现形式启迪了一大批现代艺术家，他们从中汲取营养，摸索前行。在很多西方艺术史论家眼里，中国传统艺术是世界艺术的高峰。

    中国传统艺术对西方的影响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欧洲，当时中国的瓷器、丝绸和国画等商品一直流行于欧洲的上层社会中。在法国，中国的龙凤图案常被运用于各类织物中。15世纪意大利和法国的瓷器制作，盛行模仿中国青花瓷器造型。18世纪法国“罗可可”绘画大师让˙安东尼˙华托青年时期曾研究中国的《百戏图》，他的作品《发舟西苔岛》具有明显的中国意味和东方艺术特色。著名的评论家雷文曾说：“凡于中国宋代之风景画研究有素者，一见华托此作，必讶其风景之相似，其画中远山犹保持作者之生命，青峰缥缈，用单色作烟云。华托所惯为者，亦中国山水画最显著之特色也。”日本学者小林太市郎认为应该将17—18世纪流行于欧洲的“罗可可”艺术称为“中国—法国式”。19世纪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则因为具有浓郁东方意味的艺术语言，被当时的人们称为“误生在19世纪雅典废墟上的中国画家”。

    19世纪中叶，摄影术的发明，给西方传统写实绘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西方绘画艺术的发展陷入了困境，艺术家开始寻求新的出路，此时，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艺术思想和独具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给了西方艺术家以启迪，使得西方艺术在现代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行。一些杰出的画家诸如凡˙高、高更、毕加索、马蒂斯、克里姆特、大卫˙霍克尼等，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吸取中国艺术的养分，探索出全新的艺术风格，创作出一大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艺术杰作，对世界艺术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诚然，一些西方艺术家和学者认为日本浮世绘对西方现代艺术有过重要的影响，不过，凡是知晓世界艺术史的人都知道，日本艺术并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吸收中国传统绘画的基础上形成的。尽管后印象派的画家是从日本浮世绘中获取了灵感，但是日本浮世绘的画法，则是来自中国唐代绘画及明代画家陈洪绶和萧云从的作品。正如毕加索所说：“在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中国人的艺术；其次是日本，日本的艺术又是源自中国。”

    在漫长的艺术发展过程中，中国历代艺术家在实践中探索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高超技巧的艺术样式，形成了完整的艺术体系，在世界艺术史上居于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为世界艺术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审视中国传统艺术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更能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

（摘编自桂小虎《东方的启迪——中国传统艺术对世界绘画的影响》）

风格乃文学之大体

郭宏安

    《列子》中讲到，秦穆公要找一匹千里马，伯乐推荐的九方皋，说马已找到，是一匹黄色的母马，而秦穆公看到的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秦穆公不悦，伯乐则大喜，说，九方皋相马，“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事实证明，这匹马果然是匹千里马。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文学翻译和翻译批评，当我们对文学译本进行欣赏和评判时，难道不应该力争做一个九方皋那样的人吗？“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所求者，此之谓也。

    从事文学翻译以及翻译批评的人，能够从九方皋身上获得的启发是：判断译本的优劣，就要看它是否表现了原作的精气神，而不只是看译本的语句词汇是否与原作一一对应，是否严格正确、准确或精确。所谓原作的精气神乃是其“原有的风味”（钱钟书语），即风格。风格者何？岂非“绝尘弭迹”者乎！译作传达原作的风格做到铢两悉称，是不可能的，但是尽力传达，努力做到惟妙惟肖，则是可能的，这就要求译者准确地感觉、体会到原作的风格，并且能够用汉语加以正确表达，这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也是全面落实“信、达、雅”的结果。风格是贯穿原作的一股气势，或刚或柔，或动或静，或显或隐，精气神是也，例如夏多布里昂的华美，斯丹达尔的简枯，波德莱尔的阴冷，加缪的冷静……这股气势同样应该在译文中显现。至于细节上的瑕疵，在这种风格气势的统领下，是不难纠正的。

    许多名著往往有几处瑕疵，不害其为名著，这是因为有风格的存在。唐韦庄说：“班、张、屈、宋，亦有芜辞，沈、谢、应、刘，犹多累句。”这是中国古人衡文评诗时的基本态度，即采取了瑕不掩瑜的立场。还是清沈宗骞说得明白：“每见古人所作，细按其尺寸交搭处不无小误，而一毫无损于大体，可知意思笔墨已得，余便易易矣。亦有院体稿本，竟能无纤毫小病，而鉴赏家反不甚重，更知论画者首须大体。”

    沈宗骞所说的鉴赏家正是我所说的文学翻译批评家，前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对现实世界的加工和改造，而后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和想象力的产品。如果让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评论傅雷译的《高老头》，他是着眼于风格，还是细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版的《高老头》中，傅雷把“鸡”译成了“鸭”，只能说不留神犯了一个小错，无关宏旨。像这类小错可以纠正和避免，但并不影响《高老头》被看作是准确传达了原作风格的一部优秀译作，正如批评家李健吾所说：“巴尔扎克的庞大段落，在他是气魄，是气势，是酣畅……”傅雷译的《高老头》的风格，庶几近之。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译品的风格上，要独具只眼，看出作品整体的美。

    细节不可滥用。因为整体的美并不必然建立在细节的精确之上，有时候过于追逐细节的完美，以至于失去创造的活力，那就得不偿失了。法国19世纪的大批评家波德莱尔对整体与细节的关系有过十分精彩的论述，例如他毫不犹豫地赞同德拉克洛瓦“为整体而牺牲细节”，因为后者“唯恐因作业更清晰更好看而产生的疲劳减弱他的思想活力”。当然，细节的错误仍然是错误，当它危及整体的美的时候，就必须毫不留情地指出来。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30日24版）

    ①文化自信不仅在于自己的决心有多大，声音有多高，历史有多久，还在于人家是否信服，有没有“他信”。在当今时代，面对大发展大变革的世界格局，面对各种思想文化更加频繁的交流、交融、交锋，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②近些年来，西方学术界逐渐认识到，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全球性危机的罪魁祸首。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的利益为认识、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认为自然的价值在于其对人类的有用性，而没有给予自然足够的人文关怀。生态思想家帕斯莫尔认为，基督教鼓励人们把自己当作自然的绝对主人，对人来说所有的存在物都是为他安排的。这正是当今西方文化的死穴。人类文明今天已走到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克服人类中心主义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当务之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一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什么是“独特思维方法”？就是以“中”为度、以“和”为贵。《中庸》有云：“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和”二字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

    ③在如何摆正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中华文化积累了丰富的中道智慧，是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一剂良方。中华文化一方面注重人在天地之间的地位与作用，强调“惟人，万物之灵”；另一方面注重天地本身的价值，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人必须遵从自然规律。中华文明之所以能成为数千年未曾中断的文明，根源正在于“顶天立地”、中正通达，正在于我们将“与天地参”而不是将征服自然、改造天地、满足欲望作为人类的使命，正在于我们摆正了人在天地之间的位置。

    ④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我们都把“和”视作天下之大道，希望万国安宁、和谐共处。当今中国倡导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以“和”为贵的最好例子。俄罗斯《导报》这样评价：“对中国来说，‘一带一路’与其说是路，更像是中国最重要的哲学范畴——‘道’。”何为“道”？英国思想家罗素曾说：“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数千年，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他所说的“生活方式”，其实质正是中国人所说的“道”，生生不已、和而不同的“道”。“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大合唱，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

（摘编自叶小文《“文化自信”与“文化他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