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舞鱼龙灯的习俗在我国历史悠久。在我国古代文献、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中，均可以找到关于鱼灯的记载。东汉张衡《西京赋》中有关于鱼化龙、龙化鱼的记载，两千多年前，在西汉京都长安，鱼灯、龙灯及鱼龙文艺已盛极一时。南朝粱元帝萧绎《对灯赋》中也有“本知龙灯应无偶，复讶鱼灯有旧名”，对元宵夜抢眼夺目的龙灯、鱼灯称赞有加。宋朝词人辛弃疾在《青玉案•元夕》“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中生动再现了通宵达旦舞鱼龙灯的盛况，体现了鱼龙舞在花灯表演中所担负的重要角色。

    那么，究竟什么是鱼龙舞呢？鱼龙舞是鱼灯和龙灯混合表演的舞蹈。鱼龙舞成为古代节日文化重要的表演习俗，源于古人的崇鲤观念。这一观念可以追溯至六千年前西安半坡仰韶文化出土的彩陶上生动的鱼纹。人们在从事日常的捕鱼生产中，把有关鲤鱼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加以神化，将鲤鱼视为神鱼加以膜拜，并发展到以鱼为图腾的原始巫术舞蹈。这种发轫于巫术的舞蹈对后世鱼龙舞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元宵节表演的鱼龙舞总给人鱼龙相随，鱼龙混杂的印象。宋代《埤雅•释鱼》记载：“俗说鱼跃龙门，过而为龙，唯鲤或然。”《本草纲目》称：“鲤为诸鱼之长，形状可爱，能神变，常飞跃江湖。”清代《辛氏三秦记》记载：“江海大鱼薄集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则为龙，不上者为鱼，故云曝鲤龙门。”唐朝大诗人李白专门为鲤鱼跳龙门写了﹣首诗：“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

    按照民间传说，凡跳过龙门的鲤鱼即可变成龙，即与《西京赋》中“鱼化龙”的说法相吻合；没有跳过龙门的鲤鱼“归来伴凡鱼”。也有记载显示，“归来伴凡鱼”的既不是原来的鲤鱼，又不是飞过龙门的飞龙，而是在“鱼化龙”中变异而成的鳌鱼。鳌鱼保持了龙头、龙角、龙须，其身上却布满鱼鳞，保留鱼尾。这一变异在传说故事中是以鲤鱼“偷吞了海里的龙珠”实现的。无论是“鱼化龙”，还是“龙化鱼”，均反映了“鱼龙合一”以及它们之间极为特殊的关系。

    传承至今的鱼灯舞是研究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它们传承千百年而不衰，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分布在深圳沙头角的鱼灯舞、广东梅州的鲤鱼灯舞以及福建莆田的九鲤鱼灯舞，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三地的鱼灯舞和宋代的鱼龙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沙头角鱼灯舞的表演形式以众鱼围绕“神鱼”黄鳢角展开，整个舞蹈呈现了群鱼献祭的主题。舞蹈的重点角色“黄鳢角”即为鳌鱼的化身；梅州的鲤鱼灯舞也被称作“五鲤跳龙门”。五鲤由一雄四雌组成，唯一的一条雄鱼，即为青色的鳌鱼。舞蹈由5位年轻的女子表演，鲤鱼灯舞深受汉代乐舞百戏的影响。莆田的九鲤鱼灯舞在表演时，由9条不同的鱼在龙珠灯的引导下出场。据考证，九鲤鱼灯舞和深圳沙头角的鱼灯舞，无论在舞蹈动作，还是在鱼龙组合上，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从鱼灯舞蹈的表现内容、源流和传承发展来看，三种鱼灯舞均呈现了较强的独立性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它们与中原古代文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变迁中，不断吸收各地方文化的精华，经过冲突、融合、再冲突、再融合，才发展到如今人们在元宵节花灯中所看到的精彩纷呈的鱼龙灯舞。

（摘编自《元宵时节舞鱼灯》，《百科知识》2016.1）

“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丑中之美

    庄子及其后学以“道”的自然无为为美，其根本表现是在个体人格的自由上。因而，在庄子及其后学看来，人的外形的丑丝毫也不妨碍他具有精神的美，得到人们的爱慕。庄子一方面赞赏他理想中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神人”，另一方面又丝毫不歧视形体残缺丑陋，却具有精神人格美的人。在中国美学史上，也是庄子第一个明确地谈到了丑的问题，指出了在丑的外形之中完全可以包含超越于丑的形体的精神美。

    《德充符》中通过许多寓言说明了这个道理。卫国的哀骀是一个奇丑的人，“以恶（丑）骇天下”，然而“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鲁哀公和他相处不过数月就想请他当宰相。庄子以文学的夸张笔法，描写了这个奇丑者得到了包括妇女在内的许多人的爱慕，同时又借孔丘之口说明了他之所以得到爱慕的原因：“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而所谓“使其形者”就是精神。人们之所以爱这个奇丑的人物，就是爱他的“全德”，爱他的精神美。“闉跂支离无脤”“瓮盎大瘿”都是一些腰弯及于脚趾、形体残缺没有嘴唇、身上长着像盆瓮一样大的瘤子的奇丑人物，然而前者说卫灵公，后者说齐桓公，都得到了赏识和喜爱，以至卫灵公、齐桓公看起那些形体齐全的人来，反而觉得“其脰肩肩（瘦小样子）”，矮小可怜了。庄子认为，这是“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的缘故。这些奇丑人物，由于他们有人格精神上的美，所以人们就忘掉了他们形体的丑陋，看上去反而比形体健全的人更加高大了。庄子看到了人的内在精神美能够压倒和克服外在形体的丑，“形骸之外”的美高于“形骸之内”的美。在追求着个体人格自由的庄子眼里，就连汲汲于仁义、不懂得自然无为之道的孔子，虽然形体健全，但较之于被砍掉了一只脚，却懂得自然无为之道的“兀者叔山”，在精神上是遭受了无可解救的“天刑”的。在庄子看来，这种精神上的刑残比肉体上的刑残更加可悲。庄子一点也不忽视形体的美，但更加重视精神的美。这种对于人的精神美的高度重视和追求，后来在魏晋时期的美学中得到了发展。

    从艺术史上看，庄子认为在丑怪的形相中可以包含强烈的精神美的思想，曾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五代人物画家禅月大师贯休的人物画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贯休是禅宗的信奉者，曾被皇家授予师号。而禅宗的思想，是同道家的思想密切联系着的。贯休所画的人物，其形相十分怪异甚至丑陋，却又使人感到有一种内在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其名作十六帧水墨罗汉，骨相奇特古怪，为前代所找不出的。例如有庞眉大目者，孕颐隆鼻者，倚松石者，坐山水者。以之与阎立本的帝王图相对照，虽则坚实劲拔的笔致，略有相似，而人物的形态完全不同。阎氏的人物庄严肃穆，是一种士大夫社会的正型。而贯休的人物怪骇突兀，宛如战斗时神经紧张的一种变型”。完全可以说，在中国美学史上，对丑怪之美的肯定，为庄子美学所特有。这也是一般浪漫主义美学所共有的特色。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则是排斥丑怪之美的。

陆地边疆治理结构的调整

    中国最早的边疆，是在陆地疆域内划定的。在整个王朝国家时代，边疆基本上就是不同于华夏族的其他民族群体生活的区域。有的学者指出：“在中国历史上，‘边疆’是一个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概念。它最初只是泛指相对于中原地区的‘四夷’，其地域并不确定。”边疆治理尽管内容复杂且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但总体上是围绕处理族际关系而展开的，基本上是实行“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内外有别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实现了由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的根本性转变，国家的边疆构架也随之而进行了调整。但陆地边疆治理中的“族际主义”传统并未根本性地改变，“族际主义”的取向仍然在延续甚至得到强化。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观念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陆地边疆，族际关系中的矛盾仍然是突出而典型的边疆问题，本身就十分复杂，同时还与其他的边疆问题纠缠在一起，并影响着其他边疆问题的解决。于是，处理族际关系问题成为了陆地边疆治理的主要内容。

    21世纪以来，以“族际主义”为基本取向的传统的陆地边疆治理，与国家发展形势和要求之间的不适应性更加突出。一方面，随着国家发展形势和目标的改变，边疆的地理空间属性已经远远超越于传统的文化属性，而且还在继续增强。在这样的形势下，对边疆的地理空间属性的忽视会影响到国家发展和国家治理战略的定位。另一方面，陆地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已经从传统的边缘地带凸显成为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其支撑国家的对外战略、地缘政治战略和“一带一路”构想的作用日渐突出。

    因此，必须抛弃陆地边疆治理中的“族际主义”取向，确立“区域主义”取向。具体来说，就是要改变把陆地边疆界定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或“民族地区”的思维和定位，把陆地边疆明确界定为国家陆地疆域的边缘性区域；在陆地边疆治理中，改变传统的以解决族际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为主要内容的做法，把边疆视为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着重于解决这个特殊区域内的区域性问题；在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群体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族际关系中的矛盾和问题不仅会继续存在，而且会在陆地边疆发展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族际关系问题也必须纳入到区域治理的框架中谋划，在促进边疆巩固和发展的进程中来谋求族际关系问题的解决。

    基于这样的目标定位，陆地边疆的治理需要聚焦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稳定问题，尤其是这些问题突出的区域和时间，应该把处理这些问题作为陆地边疆治理的主要任务。陆地边疆治理还必须注重发展问题、文化问题等，尤其是是要注重解决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如反贫困问题、建设问题、交通问题、基础设施问题、与周边国家的交往问题等。与此相适应，寻求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和方式，应该成为陆地边疆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选自2017年《新华文摘》第1期，作者周平，有删改）

先立德而后文艺

詹福瑞

    论才与论德在传统思想中是浑然一体的，古代才与材通用，德的本义即以“材质所得”为主，先秦思想家以德为人普遍的抽象，以才为个体的材质，视全面开掘自我材质为成就德性的手段。

    自政治铨选上，元世祖时，赵天麟上策曾云：“选用之法，莫贵于德，莫急于才”，其中“才德兼全者大丈夫”，而“有才无德者”则被命之曰“小人”。文艺审美的尺度亦然，但凡研讨诗文，在才华要求之外，论诚者为言德，论真者为言德，论诗言志、诗缘情、诗出感兴者皆为言德；追求成教化、厚人伦、美风俗者更是言德，文艺瞩望着德才兼美。谢榛《四溟诗话》中曾将文才比作舟船，德行比作舵：“心犹舸也，德犹舵也。鸣世之具，惟舸载之；立身之要，惟舵主之……大抵德不胜才，犹泛舸中流，舵师失其所主，鲜不覆矣。”意思是才与德不可分，就如同船与舵不可分一样。没有德行保障的创作，就如同舟船失去了舵的掌握，既没有方向目标，更无从把控力度，那么船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又如何能够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值得关注的是，对创作而言，德并非出于思想稳定需要而“临时从场外租借的规范”，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思想中，它与文学创作存在着根本的关联。德才兼美是创作传世的重要条件。创作依托文才，但才高八斗也难免千秋淹没，原因诸多，其中道德是作品能否进入主流传播从而获得赏鉴并流传的先决条件。

    德才兼备，也是艺术审美的内在需要。众所周知，文艺作品并非文艺形式与道德内容的机械叠加，道德不会成为低劣艺术毛坯的点金石，文艺自然更不能简化为道德的传声筒。文艺之所以离不开道德，是因为通过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充扩胸襟，能直接影响主体文才的发挥：德修则刚健不馁又葆华养和，才气自然轩举；德修则民胞物与，家国关情，而非风花雪月的自我沉醉，也非讨好“窄众”俗趣的沉湎，才情自然雅正；德修则审己有度，察物有道，能够超越一己功利、超越一时迷障，才思自然阔达……

    这并非是今人应景的花腔，而是古人在长期文艺实践中早已勘透的真知，诸如论书：“心正则笔正”“人正则书正”“作字先做人”；论画：“学画者先贵立品”；文学自然概莫能外，刘熙载一言以蔽之：“诗品出于人品 ”。对于具有文才的作家而言，德立则文明不是空洞的说辞，而是“实实在在的艺术臻达顶峰的必由路径”。

    当下生活中，不乏禀赋非凡的作家、演员，但其中少数人对一些强化自我修养的忠告不以为然，究其根源，在于他们偏执地认为论修养就是对才华的钳制，没有真正理解才德之间从社会意义到美学意义的深刻关系。无论何时何地，凡为文人，“先器识而后文艺”可以视为才德关系的公论。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3月30日）

科学究竟能否被真正普及

钮卫星

    ①科学的历史无疑就是人类智性进步的历史。那么科学普及的历史又呈现出什么样的景象呢？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伯纳姆在他的著作《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中向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出人意料的科学普及史图景：起先科学是一种积极、进步的文化力量，但在逐渐兴起的美国消费文化中，科学慢慢地为新伪装下的迷信和神秘主义的复活让出了一条通道，最终科学在大众层面上被迷信击败。

    ②这样一部有点令人沮丧的美国科学普及史，对于中国现阶段的科学普及工作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当前中国的科学生长环境不容乐观。虽然“崇尚科学，破除迷信”这样的标语几乎张贴在了每一个居民小区的宣传栏里，但是由于中国公众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科学素养相对缺乏，所以迷信有额外的生存维度。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迷信从没有被真正破除干净过。至今走在居住区内和附近的马路上，还经常遇到泼洒在路面上的一团团药渣，这种乞求药“倒”病除的现象不能简单地被归类为一种无害的民俗——至少在污染环境这个层面上是有害的，它反映了老式迷信在现代社会中的顽强生存力。

    ③有一些古代迷信则以改头换面的方式继续留存着。譬如原本比较复杂的古代术数系统，现在退化为只通过某种方言对数字的发音来附会吉凶宜忌，如“4”谐音“死”是不吉利的，“8”谐音“发”是吉利的，等等。于是电话号码、车牌号码等数字就有了吉凶之分，人们选择号码时纷纷避凶趋吉。某省甚至把认为是不吉利的车牌号人为地删除，以便避免用得起小车的富人们花钱买不吉利。而把某些重要活动的举办时间定在“8月8日8时”之类，显然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这些行为，无疑直接、有力地推动了迷信思想的流行，与科教兴国的国策和培养一种科学、理性的民族精神的努力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④在当今的报纸和电视节目中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的这种对孤立科学事实的强调和对科学产品的推销。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航天技术的报道。媒体放弃了向公众普及有关飞船的飞行动力学和外太空高能物理环境的科学知识。航天活动基本上被看作是一种政治活动而不是一种科学探索活动。媒体对飞船搭载物品的神秘性和尊贵性大肆渲染，似乎发射飞船的物质代价都被附加到了这些物品上。如果说是搭载植物种子，希望在高能环境中诱发基因突变，以改良品种，这还有一点点科学的味道——实际上由于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所以搭载种子以改良物种的效率和科学性往往被夸大；而一些搭载的纪念品、会徽、会旗等被赋予的价值和神圣性，则纯粹是巫术色彩的，是毫无理性基础和科学意义的。

    ⑤在美国科学普及史上出现过一些既从事科学前沿领域研究、又热心科学普及的科学家，他们一般从文化和社会的层面用较宽的视野看待科学，他们出版科普书籍，为杂志撰写科普文章，把理性带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到了二十世纪这样的科学家从科普阵地上撤退了。反观中国的情形，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群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现在有人呼吁，前沿科学工作者应该参与科学的普及，但应者寥寥，学术界远离科普的现状没有改观。

    ⑥“科学太重要了，不能只交给科学家们去做。”这句话便是在强调公众应该更多更深入地参与到科学中去，同时科学也需要在更广泛的公众层面上被理解。因此，政府、科研机构组织者等应通过科学普及来让公众理解科学，做这件事尽管有很多困难，但还是值得和应该首先做的。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