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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海南省海口市海南枫叶国际学校2017-2018学年高一上学期语文期中考试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题目。

    法国作家雨果曾说:“建筑是石头的史书。”然而此话只适用于欧洲,对于中国并不贴切。中国传统建筑以土、木为主要材料,很少使用石材,由于木材在耐久性方面远逊于石材,以至于中西两大文明的建筑给后人留下了全然不同的印象。19世纪以来,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建筑只不过存在于书面文献上,甚至干脆说中国古建筑的实物等于零。这种片面的看法曾得到很多本土学者的呼应,并汇成一股妄自菲薄的浊流。时至今日,中国石结构建筑的低调表现,仍令很多学者感到困惑:为什么直到明清,在技术条件完备,同时也不无需求的情况下,石材在中国始终未能登堂入室?古建筑专家梁思成曾经给出一个推论:“中国结构既以木材为主,宫室之寿命固乃限于木质结构之未能耐久,但更深究其故,实缘于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之观念。”然而为什么中国人“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依然是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并不缺乏石材,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到处都蕴藏着适合建筑的优良石材。其次,古人的石材加工技术并不落后,先进的玉石文化,以及秦始皇陵西北大规模的石材加工场遗址就是明证。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在中国古代,适用的木材并非随处都容易取得。秦朝修建阿房宫,许多木材就是从千里之外的四川运到陕西的。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建筑材料的长途运输是 很不经济的;只有当使用木材的意义超越物质层面,进而成为一种执着的文化选择乃至建筑观念中的要素时,人们才会如此不惜人力物力地寻找木材来盖房子。

    这种选择与华夏民族古老的价值观息息相关。与西方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宗教观念淡薄,从未出现过神权凌驾一切的时代,因此我们的祖先有关建筑的基本思考,是从“人本”出发的。建筑既然服务于人,其理性和适度的使用就十分重要。从材料性质上看,木材显然比石材更便于加工,用木材建造房屋效率更高,耗材更少。《礼记•檀弓上》说:“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 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可见对于务实的中国人来说,费力气建造石头建筑是奢侈的表现,是无法被崇尚节俭的主流价值观所接受的。

    中国传统哲学从未认真看待过“永恒”这一命题,儒、释、道三家学说大体上都认为“万物无常”。人是建筑服务的主要对象,人一直处在不断的繁衍和传播之中,不同时代的人对于建筑物也会有不同的需求,因此建筑应该新陈代谢,没有必要永久保存,经久不变。而陵墓建筑在功能上则有耐久的要求,在意象上更与永恒相关,因此这里便成了石材发挥作用的主要场所。此外在耐久性要求较高的建 筑部件,如铺地石、台基、柱础中也曾大量使用石材。木是土的产物,土木具有易取、可塑、可循环等优点,由此可知中国传统建筑在 材料选择上的理性。  (摘编自方拥《中国传统建筑十五讲》)

(1)、下列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法国作家雨果曾经认为,保留至今的古代建筑物就好像是由石头堆积出来的历史书。不过这一看法只适用于洲,不适用于中 国古建筑。 B、木材的耐久性远逊于石材,因而以土和木为主要材料的中国古建筑留存至今的并不多,以致某些西方学者以为现在根本没有这种建筑的实物。 C、中国古代的石建筑并不像欧洲那样发达,一直到明清时代,在技术条件完备且有需求的情况下,石建筑在中国依然很少出现。 D、中国古代的建筑为什么总以土木为主?古建筑专家梁思成的意见是:这是因为古代中国人并没有留心建筑物的长期保存问题。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古代中国既有石料的来源,也有石材加工的技术,但石材却并不常用在人所居住的房屋上,而常用于死者的陵墓,或耐久性要求较高的建筑部件上。 B、秦王朝修建阿房宫时,不惜耗费巨大,许多木材从千里之外的四川运到陕西,而所用的石材则取自秦始皇陵西北大规模的加工场。 C、据《礼记•檀弓上》记载,桓司马为自己做一个石制的棺材,加工了三年仍未完成。桓司马的这种行为遭到了孔子的批评。 D、中国古代的建筑一般不去考虑过于长远的未来,只是为了能更好地满足当时人的需要。正是这种观念,使得土木材料在当时的 建筑中大行其道。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在古代西方,许多建筑物与神权有关,需要与神一样永恒,由于不耐久的木材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坚固而不易腐蚀的石材就得到了西方人的青睐。 B、建造以石材为主要材料的建筑,古代中国人不是做不到,而是故意有所不为。这与华夏民族崇尚节俭的主流价值观有关。 C、因深受儒、释、道三家“万物无常”认识的影响,中国古建筑以木材为主,因此不要说先秦时期,即使秦汉以降的传统建筑现在也已经所剩无几。 D、中国的古代建筑采用土木为主要材料,效率更高,耗材更少,而且可以减轻人类对于地球的索取,在这一点上它是胜过西方石建筑的。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史上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对南方地区的影响及其意义

刘铮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民为避战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南迁的历程,北方人民的南迁为南方农业生产增加了大批劳动力,特别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他们同南方的汉族人民及山越等少数人民共同兴修水利,开垦出大片良田,水稻栽培技术有所提高,小麦开始推广,牛耕得到普及。隋唐五代这一时期,南方经济继续发展,“安史之乱”后伴随着第二次人口南迁,南方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史称“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在“靖康之乱”后,随着第三次的人口南迁的高峰出现,南方的粮食产量、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与规模、商业贸易、城镇数量都超过了北方,江浙一带已经成为全国粮仓地带和最大的纺织中心和商业中心,同时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也终于完成。

    北方人口南迁者绝大多数为劳动人民,他们来自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黄河流域,拥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劳动经验。从《吕氏春秋》、《四民月令》等文献资料中可以清楚看到,自战国秦汉至两宋时期,黄河流域的生产技术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及以南地区则要落后得多,北方人口南迁将黄河流域的先进生产技术与工具带到长江流域,必然推动这一地区的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有些南方地区开始实行区种法,并开始采取轮作复种制。这些进步虽不能完全归功于北方移民,但是北方移民所起的突出作用,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给南方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在南迁过程中,能够顺利到达南方地区并且能生存下来的,多为一些青壮年,他们能够承受一路南迁的颠簸与艰辛,同时他们也是廉价的劳动力。当时南方的士族地主阶级具有从事土地开发的强烈冲动,他们迫切要求开发江南,建立强大的经济基础,以增强南方的军事力量。北方南迁人民来到南方地区后,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而政府无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所以士族有需要劳动力来开发山川泽林的积极性,南迁人民有需要解决生计问题的积极性,在这两个积极性的推动下,终于使南方地区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和其所带来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过程,是南方地区逐步开发、发展的历程,它改变了黄河流域“一枝独秀”的历史现象,使南方摆脱了“荆榛遍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经济得到飞跃发展,进而后来居上,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对中国经济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向南传播,进而向边疆地区渗透,使各地经济的发展趋于平衡,并且南方经济的发展也拉动了北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全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而且,人口的南迁促进了我国古代的民族融合,使各族人民交错杂居,接触频繁,甚至互通婚姻,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

(摘编自中“国国学网”作者同题文章,略有删改)

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①“供给侧改革”最近成为财经界的热词。这个词在经济学界却不陌生,它背后是一个影响巨大的经济学派——供给学派。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该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注明的拉弗曲线(见右图)就是来自这个学派。供给学派是1980年代市场化潮流的理论基础,里根经济政策依据的就是拉弗曲线。

    ②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是供给学派的鼻祖。大名鼎鼎的萨伊定律这么说:供给创造需求。比照今天流行的各色谬论,萨伊定律具备了真理的简洁特点。萨伊定律是19世纪古典经济学的主流思想,真是那时几代人的幸运。

    ③供给创造需求是指,一项商品生产出来,与人交换,这使生产者具有购买其他商品的需求。人们总是拥有无穷的欲望,欲望却不都是需求。只有提高生产水平,创造和他人交换的价值,才算是具有消费能力。这个道理很简单,穷人消费面包不是宝马,这是由他的支付能力决定;太空旅行无法成为大众消费品,这受限于人类整体的经济水平。

    ④人类经济活动不是为追求劳动本身的意义,而是为了消费。为提高消费水平,唯一出路是提高生产力。从个人看如此,国家社会的繁荣也循此道。唯有节制当下欲望,努力发展生产,经济才能发展,发展能力才能增强。农民不将粮食挥霍一空,他储存种子,将多余粮食用于交换,换取金钱,购买生产资料;猎人不将猎物一吃而空,最好驯养储存,用它作交易,换取工具改进的资本。持家有道者绝不鼓励挥霍,而是将目光放得长远,蛋孵鸡,鸡换羊,牛羊成群无穷尽也。在此过程消费水平自然提高,这是生产发展的自然结果,却不说明消费拉动生产发展。这里面的逻辑关系需要理清楚。

    ⑤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的需求理论横空出世。凯恩斯奉行需求决定论,他批评萨伊定律,他说商品生产出来之后,人们并不总是对它有需求,怎么能叫“生产创造需求”?请注意,凯恩斯歪曲了萨伊定律的含义。他说需求往往不足,很多东西生产出来后,人们并不会购买。但是垃圾产品无人购买,这不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吗?这需要企业家做出调整,否则长期将会破产。

    ⑥凯恩斯认为,人们不愿意消费,生产势必陷入停滞;生产一旦停滞,就业不保。消费力又是来源于就业,怎么能让企业破产呢?消费不足是最大祸根,保护就业成了促进消费的重要手段。前者需要时时刺激,以免生产陷入停滞;后者需要刻意保护,以免消费力减弱。政府组织工人挖沟再没意义,凯恩斯也认为也有其价值:工人挖沟可保证就业,刺激消费,让经济运转起来。做无用之功却能拉动经济增长,凯恩斯经济学真是好神奇啊。

    ⑦凯恩斯经济学流变数十年,最初样子早已面目全非,但他对消费的重视却被继承下来。 这里面很大程度是短视和直觉的后果。支持者认为,消费一开动,大家全部有生意做。如果不消费,生产出来的东西卖给谁?其实他们错了。人们欲望无穷,消费只是生产的自然结果,根本无须考虑,更不需要刺激。当消费不足,问题出在生产出现错误。要提高生活水平而大肆消费,就像为家族兴旺而挥霍无度,短期光鲜,长期看完全是南辕北辙。

    ⑧供给学派重视发展生产,消费学派主张刺激消费,由于知识立场的分歧,他们提出的政策主张完全对立。供给学派主张给企业减税,恢复企业活力;消费学派主张众多掏腰包,必要时政府帮忙消费。供给学派反对通货膨胀,认为那样是稀释纸币,不利于储蓄;消费学派则一再鼓励央行放水,恨不能将利息降至负数。中国人素以高储蓄闻名,在前者眼中是经济发展的后劲保证,在后者眼中却是阻力。很多供给学派的学者主张回归金本位,用黄金锚定政府发钞数量。对此,消费学派深恶痛绝,用通货紧缩理论以作攻击。

    ⑨经济发展应重视生产还是消费,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很简单。可惜,经济学是一门被罹误太深的学科。各种谬种流传,数理计算和模型构建纷沓选出,宏观经济变成一门水晶球算命似的学问。希望未来的经济学主流回归正常,人们能用朴素正确的道理想问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300年的科举制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由于科举制影响巨大,人们的评价向来都有很大的差异。

    现在多数学者都赞同唐宋时期的科举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分歧主要在对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评价。过去对科举的认识往往以偏概全,例如,很多人到现在还以为明清科举只考八股文。其实,科举考试内容繁多,即使是明清时期的科举,八股文也仅为多种考试内容的一部分或者一科,只是其重要性有点像当代高考或研究生考试中的英语,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罢了。但明清两代科举也要考三场,除头场考八股文以外,第二场考论、判、诏、表等当时政府的应用文,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只通八股文而不懂其他知识,也是无法考上的。

    在1300年的中国科举史上,无论哪个朝代,策问与对策都是重要的考试题型。策问的内容也非常丰富,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教育、天文、地理、民族等各种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大事或经史典籍中的问题,都可以作为策问题目,统治者也往往通过举子的对策来了解民情、征询解决问题的对策。同时,策试这种形式可以考查应试者的德、识、才、学以及对“时务”即现实问题的见解。特别是时务策,主要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问题。

    在传统社会,教育和考试以人文知识为主要内容,西方的中世纪大学和东亚的书院、科举皆然。只有到文艺复兴、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教育的内容才逐渐转到自然科学方面来,注重自然科学,即所谓的实科,是工业文明时代教育的重要特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坚船利炮强劲东来的西学代表先进的工业文明,而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农业文明的时代,科举考试内容基本上还停留在古代的古典人文知识,自然逃脱不了被停废的命运。

    科举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然而,在现代中国人对传统事物的看法中,科举大概也是被误解最深的制度。我们不应忽略科举制的历史性。评价历史制度,需将其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这样才不至于使讨论脱离了历史实际。试想在传统社会,能构想出其他更好的选才制度来吗?古代的中国统治者和许多文化巨人并不是没有看到科举制的局限和弊端,也不都是因循守旧之辈。但经过反复比较,最后还是选择了科举制,这实际上是一种择善而从。古代一些学者批评科举取士并不等于反对科举制度。从古代到近代的学者对科举制的批判主要是对应试现象、对考试内容和形式的批判,特别是对八股取士的批判,很少有人否定科举制本身。如朱熹批评只重举业而忽略真实学问的现象,顾炎武严厉批判八股文,但都没有否定科举制本身。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两位文人久困科场,屡试屡败之后转而撰写的抨击和讽刺科举的文学作品。其中的《范进中举》等篇章长久以来作为中学教材,主导着对科举制的看法。但是,你找得到从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辛弃疾到文天祥、林则徐、纪晓岚等成千上万进士出身的人才对科举制的否定评价吗?科举是有很多弊端,也对古代教育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但古人始终没有找到更加公平合理而可操作的办法来替代它。因此,一千多年中伴随着连绵不断的批评,科举还是在选拔官员中起主要作用。

(选自《新华文摘》08年20期)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当今,人类已经处在数字化时代。在传统文化领域,数字化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也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趋势,如美国谷歌公司已完成了过去数百年人类文化演化趋势的模拟计算。而我国为提高文化软实力和文化自信,正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精华,全面引入数字化技术,运用数字化技术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已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显然,充分运用数字化技术,真实记录和存储人类传统文化的发展轨迹,既是国际趋势,也契合我国当下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

    在信息化、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多重冲击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环境面临空前的危机。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存、开发、利用与传承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策略。本质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延续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文化基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应该避免可能存在的弊端,从法理角度厘清相关的版权问题。这有利于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恢复自身活力,从而在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潮流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其文化资源的作用。一些发达国家如法国、意大利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方面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这些国家在政府的引导下,由专业研究机构与民间组织共同参与,在数字化采集、存储、保存等方面构建了成熟的技术体系。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带状与组团状分布的空间特征,特别是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区分布着大量生态独特、传承价值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尽管我国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的理论与技术开发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我国目前在运用数字化技术,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保护、有效传承与开发利用等方面还没有构建统一的数据采集技术标准,对于大数据技术视野下数据资源与知识整合数据库的构建、多民族的数字文化资源整合等问题也急需开展深入研究。破解我国当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领域所面临的这些难题,其社会意义和价值毋庸讳言。

    在文化遗产事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学界开始关注并建立文化遗产学,这有利于文化遗产承载的历史信息与文化价值得到更深入地挖掘与传递。在数字化技术的驱动下,相关的理论与实践迅速开展。随着数字化技术自身的演进,大数据分析技术与云计算平台技术已经开始渗透并深入影响到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因此,构建系统的文化遗产数字化理论体系,以更好地为急剧增加的文化遗产数字化项目建设与产业化应用提供坚实的理论、方法、数据模型、软件工具、技术操作流程、管理服务等支持,已经成为当前文化遗产数字化领域积极应对的重要问题。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深入发展与应用,数字化技术逐渐由技术集成阶段转向系统应用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正是这一转型阶段的重要应用领域。

(摘编自刘沛林、邓运员《数字化保护: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的新途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在人们心目中,孔子似乎是循规蹈矩、严肃的老学究,其实这是一种刻板印象。读读主要记录孔子言论的《论语》以及其他一些关于孔子言行的文本,就会发现孔子并不呆板拘泥,相反他在思想与行为方式上很是权变灵活、机智辩证,特别善于审时度势,因地制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正确合理的选择,体现出鲜明的灵活与变通的特点。

推崇孝,却不提倡愚孝。孔子非常重视孝道,将孝视为为人之本,认为对父母孝的人也会忠君爱国,如果人人为孝,则天下大治。但是孔子并没有将孝绝对化、极端化,为人子女不见得要无条件服从父母,如果父母无理要求也可以不服从。《荀子•子道》记载鲁哀公与孔子的一段对话,鲁哀公问:儿子服从父亲的命令,就是孝顺吗?臣子服从君主的命令,就是忠贞吗?一连问了三次,孔子都不回答。因为他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后来跟子贡说,国家如果有敢于谏诤的臣子,那么就不会出现大问题;父亲有直言规过的儿子,就不会做出不合礼制的事情。孔子认为,不能一味盲从父辈,置大是大非、大义大理于不顾,单纯为了成就孝名,有可能陷父于不仁不义之中。正确的做法是据理谏争,以合乎道义为准则。

重友情,却不主张过分亲密。孔子很重朋友与友情,《论语》开篇即提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对朋友的要求首先是正直,其次则诚实,再次是见闻广博,交到这样的朋友就会得益。他还提到“乐多贤友,益矣”,以拥有很多德才兼备的朋友为乐事。还有,孔子认为朋友之间也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能不分你我,取消界限,甚至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朋友。“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就是说要尽心尽力为朋友提供必要的忠告,引导他向善,如果他不听从,也就罢了,不要自讨没趣。朋友是五伦之一,朋友之间讲求一个“信”字,劝善规过,是朋友的道义责任,但如果朋友听不进忠告,也就适可而止,否则有可能伤感情,甚至会自取其辱。

好勇却不主张无谓的莽勇。孔子毫无疑问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同时孔子也是一个十分有血性的人,他有许多令人激情澎湃的话语激励鼓舞了后世多少志士仁人为正义事业而英勇无畏,奋斗牺牲。但孔子对勇的态度非常冷静理性,他时常提醒弟子们不要意气用事,而要仔细谨慎,做到有勇有谋。孔子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他这番话是针对子路说的,子路是孔子最喜欢的弟子之一,他曾给予子路很高的评价,说他颇具治国之才,但子路有一个性格特点就是好勇逞强,伉直鲁莽。对此,孔子不以为然,经常批评子路“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可见,孔子不赞成莽夫之勇,凭一时头脑发热,不讲智慧不计后果,极有可能造成无谓的牺牲,这样的人与行为不可取。

不鄙视财富,也不刻意追求。孔子向来不重物质利益,名利心淡泊。他将对待义与利的态度视为区别君子、小人的标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对感官享受看得很淡,认为作为一名君子应该“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主张“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但他绝不反对物质利益与财富,认为求富求贵、嫌贫恶贱是人的本能,无可厚非。他特别注重获取富与贵的手段,一定是正当的、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与汗水付出得来的,否则坚决不会去占有享受,所谓“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他还义正词严地宣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总之,正如《论语》所言,“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用今天的话说即是孔子不凭空臆测,不绝对武断,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其实,灵活变通、不拘泥、不古板之特点体现在孔子思想与行为的方方面面。

(节选自《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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