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体坚持“四分法”，即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与诗歌和小说比较，散文这一文体颇似平淡之水，没有酸、甜、苦、辣、咸五味，却几近于道，而真正的“道”包含在无色之色、无声之声和无味之味中。同理，我们在散文理论的建构中，也应避开各种干扰，去体悟其中的“道”。

    ②散文是中国最大的一笔文学遗产。如果说，小说是民族历史的再现，诗歌是民族精神的写照，散文则是民族智慧和情感的结晶。从先秦散文到“唐宋八大家”、晚明小品、“五四”白话散文，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热”，散文创作成绩辉煌，不容忽视。古人有言：“读诸葛孔明《出师表》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这意味着散文这种文体蕴藏着民族情感的密码。

    ③散文还是文化传承、传播的纽带。当今的港台散文、东南亚和欧美华语散文蓬勃发展，都得益于中国传统散文的滋养。如果回溯文学和文化历史，就可以发现散文是“文体之母”，中国文化的原典许多是由散文呈现的，“散文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源的基本载体”。

    ④诗歌、小说分别是意象和故事的审美，而散文主要是感觉的审美。诗歌的沉思给予人们更为梦想的生活感觉，小说的虚构给予人们更为想象的生活感觉，而散文的亲和给予人们更为实际的生活感觉。这个时代的人们普遍倾向于简单易懂，而散文将生活的简单转化为文学的简洁，更直接流畅地进入生活世界，以更贴近身边的方式表达生活感觉。

    ⑤新时期以来，散文创作热闹异常，却不乏平庸狭隘之作，这是因为散文作者缺乏高雅精致、大气开阔的诗性情趣追求。中国古代散文辉煌，是因为其中常有恢宏之气与壮阔情怀，有为国家、历史、思想、天地而写的情趣，所以有像先秦散文那样汪洋恣肆的气魄，而现在的散文常偏于个人生活一隅，为个人玩味和自我情致而写。

    ⑥但这并不意味着写“高大上”题材就是好散文。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人们对文学审美的实际需求，已不再是单一性的“载道”或“言志”，更趋于精神生活的趣味提升。现在的读者之所以喜欢散文，就是因为它没有什么历史负载，更没有什么“救亡图存”的宏大志向，它将人们带入到一种恬静而安详的审美世界，去感悟历史、咀嚼人生，以及品味生活，更能够体现出文学审美的基本宗旨：娱乐与享受。

    ⑦但散文创作不可止步于简单的“娱乐与享受”。要写好散文，作者需要具备卓异的审美素养、从容有致的语言表达能力，更需要具备有襟怀、有情怀、有高品质和高品位的情思理趣。散文的后面站着一个人，一个成熟、健旺的人，他在思想、在行动，并通过一种朴素的话语来见证这个思想着、行动着的人，这便是散文写作之所以感人的真实原因。而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散文读者，与这个“人”顺畅地交流，则须放弃分析和阐释，更多地去阅读、感受、体悟。只有会读散文了，才能了悟、阐释散文的精微和妙处。

（选自王国平、吴春燕《散文如水  何以悟“道”》，有删改）

论 素 描

宗白华

    ①西洋画素描与中国画的白描及水墨法，摆脱了彩色的纷华灿烂，轻装简从，直接把握物的轮廓、物的动态、物的灵魂。画家的眼、手、心与造物，面对面肉搏。物象在此启示它的真形，画家在此流露他的手法与个性。

    ②抽象线纹，不存于物，不存于心，却能以它的匀整、流动、回环、屈折，表达万物的体积、形态与生命；更能凭借它的节奏、速度刚柔、明暗，有如弦上的音、舞中的态，写出心情的灵境而探入物体的诗魂。

③所以中国画自始至终以线为主。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上说：“无线者非画也。”这句话何其爽直而肯定！西洋画的素描则自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达·芬奇（L．davinci）、拉斐尔（Raphael）、伦伯朗（Rembrande）以来，不但是作为油画的基础工作，画家与物象第一次会晤交接的产儿，且以其亲切地表示画家“艺术心灵的探险史”与造物肉搏时的悲剧与光荣的胜利，使我们直接窥见艺人心物交融的灵感刹那，惊天动地的非常际会。其历史的价值与心理的趣味有时超过完成的油画。近代素描亦已成为独立的艺术。

    ④然而中、西线画之观照物象与表现物象的方式、技法，有着历史上传统的差别：西画线条是抚摩着肉体，显露着凹凸，体贴轮廓以把握坚固的实体感觉；中国画则以飘洒流畅的线纹，笔酣墨饱，自由组织，（仿佛音乐的制曲）暗示物象的骨格、气势与动向。顾恺之是中国线画的祖师（虽然他更渊源于古代铜器线纹及汉画）．唐代吴道子是中国线画的创造天才与集大成者，他的画法有所谓“吴带当风”，可以想见其线纹的动荡、自由、超象而取势。其笔法不暇作形体实象的描摹，而以表现动力气韵为主。然而北齐时（公元550﹣557年）曹国（属土耳其斯坦）画家曹仲达以西域作风画人物，号称“曹衣出水”，可以想见其衣纹垂直贴附肉体显露凸凹，有如希腊出浴女像。此为中国线画之受外域影响者。后来宋、元花鸟画以纯净优美的曲线，写花鸟的体态轮廓，高贵圆满，表示最深意味的立体感。以线示体，于此已见高峰。

    ⑤但唐代王维以后，水墨渲淡一派兴起，以墨气表达骨气，以墨彩暗示色彩。虽同样以抽象笔墨追造化，在西洋亦属于素描之一种，然重墨轻笔之没骨画法，亦系间接接受印度传来晕染法之影响。故中国线描、水墨两大画系虽渊源不同，而其精神在以抽象的笔墨超象立形，依形造境，因境传神，达于心物交融、形神互映的境界，则为一致。西画里所谓素描，于中国画正是本色。

    ⑥素描的价值在直接取相，眼、手、心相应以与造物肉搏，而其精神则又在以富于暗示力线纹或墨彩表出具体的形神。故一切造形艺术的复兴，当以素描为起点；素描是返于“自然”，返于“自心”，返于“直接”，返于“真”，更是返于纯净无欺。法国大画家安格尔（Ingres）说：“素描者艺之贞也。”

    ⑦中国的素描﹣﹣线描与水墨﹣﹣本为唐宋绘画的伟大创造，光彩灿烂，照耀百世，然宋元以后逐渐流为僵化的定型。绘艺衰落，自不待言。

（选自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有删节）

美丽的坏蛋更坏蛋

    美丽的坏蛋比丑陋的坏蛋更坏蛋，这在人类和动物中都有生动而可怕的故事。北方的海尽管没有南方热带海洋的五彩斑斓，然而在清冷而清澈的海底却撒满了五颜六色的海星，你可能不会想到，这些海星却是用心险恶的家伙，号称美丽的杀手。

    海星全身布满了“现代化武器”，在显微镜下，你才能看到它身体表面簇拥着成千上万的聚光性小晶体，而每一个晶体都能发挥眼睛的功能，四面八方的环境可以同时“视察和掌控”。另外，海星还有成千上万条比牙签还细的管状腿，具有强力的吸附功能，在海星大脑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这成千上万条腿有节奏地迈动，可以爬过所有的坎坷，即使在光滑直立的礁石壁上，也照样稳步前行。更可怕的是海星能分泌高能量的消化酶，不亚于人类化工厂生产出来的硝酸，坚硬的贝壳在这种高能量的消化酶作用下，很快就被腐蚀溶解。正因为有这些“现代化的化学武器”，海星稳打稳扎，所向无敌。在波涛轰鸣的大海下面，它们成群结队地排列，悄无声息地匍匐，全然一支偷袭的军团，有目标有计划地向牡蛎、蛤蜊及所有贝类的藏身处前进和包抄，然后来个密集型进攻。

    海洋中现存的海星大约近两千种，我们中国已知的就有一百多种，从海边浅水区的潮间带直到水深6000米的地方均匀分布。看到这么美丽的东西竟是残酷的杀手，人们用渔刀渔叉奋力地砍杀，将海星碎块抛进大海里。可是，人们没有想到，海星还具有一种更特殊的能力，每一个碎片都可以再生一个海星。世界上竟会有越消灭越兴旺的动物。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海星只有在卵化状态，会被一些鱼类捕食，可一旦长成海星，几乎就没有天敌。

    海星给人类造成了可怕的灾难。近些年来，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海域，因海星灾害导致鲍鱼、扇贝和蛤蜊的养殖损失达数万亿元；山东胶州湾一家养殖公司16万亩滩涂的蛤蜊，遭到海星的大举进攻，百分之八十的蛤蜊被吞噬；辽宁庄河市黄海沿岸成千上万吨的鲍鱼、海参、蛤蜊被海星吃掉。据调查，一个海星一天能吃掉十几只扇贝，食量惊人，再加上养殖的贝类无法自由逃走，所以沿海的一些养殖区里的贝类全部被海星吃光，几乎是养殖业的灭顶之灾。

    可恨的是海星这个贪婪的肉食动物却光吃不长肉，也就是说对人类几乎没有食用价值。那么造物主为什么要造出海星这么个物种呢？其实大自然有着严格而奇妙的秩序，海星是海洋食物链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它的捕食起着保持海洋生物群平衡的作用。倘若人类真能彻底消灭海星，那么会有更可怕的灾难出现。没有海星的“调解”作用，海洋里的贝类会长得铺天盖地，我们将看到一个被贝类排泄物污染得更加污浊不堪的海洋。

（2011年11月《广州日报》，有删改）

    关于“物种起源”，如果一个自然学者，对于生物的相互亲缘关系，它们的胚胎的关系、它们的地理分、地质上的连续以及其他的此类事实加以思考，就可能得到如下的结论：物种不是被独立创造出来的，而是像变种一样，是从其他物种传下来的，然而这样的结论，使很有根据，也还是不充分的，除非等到能够说明世界上无数的物种曾经是怎样变化以获得如此完，正当地引起了我们赞叹的构造和相互适应，自然学者们常常把变异的唯一可能原因归之于如气候，食物等等外界条件，从某一狭的意义上来说，这是正确的，我们以后会论述到。但是要把像啄木鸟那样的构造，它的脚、尾、嘴及舌，如此巧妙地适应于取皮下的昆主，仅仅归因于外界条件是不合理的。又如寄生的情形，它从某几种树木吸取养料，它的种子必须由某几种马为它传播，它的花雌雄分开，绝对需借某几种虫的两助，把花粉从一朵花帝到另一朵花上，如果说这种寄生物的构造，以及它与其他数种不同生物的关系，是外界条件或植物的习性导致的结果，也同样是不合理的。

    ①所谓文化自信就是一种文化主体对自身所处文化形态力量的准确评价和坚定自信，确信该种文化能够成功地应对文化主体面临的时代问题。所以，文化自信就是要解决我们自近代以来，对传统文化不自信的文化心理问题，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面临的困境。

    ②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立身之根，是我们的庇护之所和精神家园。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大一部分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是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的。自近代以来，这部分思想文化已经与时代逐渐拉开了距离，在新的时代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传统文化中的相当一部分，在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文化变局和疑难问题方而，表现得无能为力；在与日益东渐的西方文化侵袭的抗衡中，表现得左支右细。在文化主体中，甚至出现了“全盘西化”的激进主义和“固守传统”的保守主义之间的文化撕裂，这种文化撕裂一直延伸到今天。这表明，传统文化在不同时代之间存在一种“文化堕距”（指社会变迁过程中，文化集丛中的一部分落后于其他部分而呈现呆滞的现象），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已经陷入一种文化危机之中。

    ③无疑，文化危机既可以导致一种文化形态的衰落，也可以导向一种文化传统的创新。就像哲学家麦金太尔所说的那样，每一种传统都有一些“边缘性”的“从属性”理论，也有一些“核心性”理论。在遇到危机时，其对传统的冲击是从“边缘问题”到“核心问题”的。在每一次冲击中，文化传统的主体都会“思考是否不同的对立的传统有可能提供的资源，以充分地描述和解释自己传统的失误或缺陷”。文化传统由于运用了对立面文化传统的资源补充自己，比对方更有利于解决危机，文化传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发展。

    ④可见，文化危机原本具有两面性：它是陈旧文化的衰落，是文化新内涵生长的契机。没有文化新内涵的生长，文化危机就会成为文化衰落的起点；而没有陈旧文化的衰落，文化新内涵的生长就会窒息。正是在文化传统新旧内容的连续性和中断性的统一中，文化实现了它的生长性。可见，文化危机是文化传统发展的重要契机。这正是文化自信的理论和现实根据。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才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⑤文化不自信甚至文化自卑心理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只看到文化危机中消极的一面，而没有看到积极的一面，没有看到文化危机会成为文化发展创新的契机。

    ⑥正是由于没有辩证地看待文化危机，文化主体对这些困境和危机产生了过激的心理反应，特别是在那些原来或多或少有些文化自大感的文化主体身上，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于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不自信甚至自卑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与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是不相匹配的。所以，文化自信首先要克服这种文化心理，把传统文化的困境当作文化发展的契机，通过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传统文化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同时，增强文化软实力，发扬和光大中国传统文化。

（摘编自丁立群《我们为何要文化自信》）

国家有界 贸易无界

霍伟岸

    ①一波三折的贸易争端以及日益迫近的贸易战威胁，只是人类在商业社会时代频频上演的、换演员不换剧本的一出经典政经大戏，如今这一幕之所以看起来格外引人注目，只不过是因为它发生在当代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而且我们自己也碰巧成为主角之一。其实大约从十七世纪起，这种因贸易利益纠纷而引发的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制裁、政治冲突，其背后都有一个相似的政治经济复杂纠缠的逻辑，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叫作“贸易的猜忌”。

    ②“贸易的猜忌”本来是休谟一七五八年首次发表的一篇政治经济评论的篇名，被伊斯特万·洪特借用来，作为他那部研究十八世纪欧洲商业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思想史名著的主标题。

    ③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十八世纪并迅速流行起来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从十七世纪开始的一个大趋势到十八世纪已经变得很显明，那就是国际贸易成为至关重要的国家事务，“全球市场竞争作为基本国家活动的时代”正徐徐拉开大幕。

    ④“贸易的猜忌”是个经济与政治的复合词。贸易指涉的是其经济含义，而猜忌则指涉的是其政治含义，这两重含义分别遵循了不同的逻辑。

    ⑤一方面，贸易遵循的逻辑是互惠基础上的盈利，这个逻辑决定了贸易的范围可以不断扩大，本质上是没有边界的，势必要扩展到全球市场，因此，贸易的竞争最终要表现为国际竞争。另一方面，猜忌遵循的逻辑是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国家理性，也可以说是霍布斯式自然状态中不同个体间的深刻疑惧，这个逻辑是以国家的边界作为权衡利弊的基本尺度，国界以内的利益在整体上完全优先于国界以外的利益，“X国第一”的口号其实从来不新鲜。于是，猜忌的行为最终体现为民族国家的政治甚至军事行动

    ⑥当休谟把这看起来充满张力的两重含义凝结在同一个语词结构之中时，他首先传达了一种批评的意味，贸易的猜忌代表了                   。休谟实际上认为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别国的贸易和工业发展是一种“狭隘的、有害的观点”，他坚信各国君主和大臣们如果把消极的贸易猜忌转化为积极的经济竞争，那么将会创造一个共赢的繁荣局面。但是，这并不是说，像休谟和斯密这样的对战争和商业问题有着敏锐洞察力的思想家，不能理解“猜忌”宰制“贸易”的客观必然性与现实合理性。

    ⑦洪特指出，事实上，对于贸易之猜忌的两重逻辑间的紧张关系，十九和二十世纪的论者往往倾向于选边站队 ， 坚持经济逻辑优先的人坚信商业和平论的自由主义，他们在今天的继承人就是那些致力于破除一切自由贸易障碍的世界主义全球化论者；而坚持政治逻辑优先的人则坚信国家军事和政治生存至上的现实主义，他们在今天的继承人就是各种热衷于贸易战的民族主义者。

    ⑧然而，这两种依据单一逻辑构建的理想型理论以及经由相应理论剪裁而成的“隧道历史”，却忽略了政治和经济的交叠地带，亦即“贸易的猜忌的天然家园”，而且，他们那种把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分离的做法，也使我们无法对经济的政治化问题做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探究。洪特认为，与其后两个世纪的论者相比，休谟、斯密及其同时代人反而能够更好地把严谨的概念与严格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避免“隧道历史”的单向度见解，从而揭示出“战争的逻辑和贸易的逻辑是如何在十七世纪合而为一的，以及为什么此后想把它们拆分开来是如此困难”。

    ⑨因此，对于理解我们今天的政治经济困局来说，回到十八世纪才是更好的选择。

    ⑩洪特当然不认为十八世纪的思想家能够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这从来都不是历史研究的任务，但一项好的历史研究可以给我们揭示出在贸易猜忌的问题上有哪些反复出现的争论模式，这样我们就不必盲目地、经常是低水平地重复提出在历史上早已得到深入讨论的类似问题，从而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当代政治经济困境的理论意义。

（选自2018年9月号《读书》杂志，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