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扰电话该谁管？

    最近，网上流行这样一句话：“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也不是梦想，而是骚扰电话。”虽有戏谑与夸张成分，但未尝不是人们深受骚扰电话之害的真实写照：理财推销、发票开具、中奖兑换、房屋租售、辅导培训，骚扰电话五花八门，商业推广与电信诈骗混为一体，让人感觉“接不完，不胜烦”。

    骚扰电话到底有多少？今年3月，百度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安全白皮书》显示，2015年，全国骚扰电话总量为948亿条，较2014年上涨57%。这么大的数量，即使设套诈骗的概率有限，最后被骗用户的绝对数也不少。最不可思议的是，很多人手机上显示，一些被安全软件标注了上千次甚至上万次的骚扰电话还能继续拨打，岂非怪事？

    客观地看，骚扰电话的界定确实不容易。以常见的骚扰号码400+电话为例，除非含有色情、暴力、淫秽等明显违法内容，否则很难认定哪些电话是骚扰、哪些内容属诈骗。更有人认为，电话通信是公众权利，在不能判定某个号码涉嫌违法的情况下，运营商没有权力擅自停止服务。这种似是而非的“付费就能使用论”，好像有一定道理，但听起来不免让人心塞。对每年数以几百亿计的骚扰电话，难道只能听之任之？

    据知情人透露，目前骚扰电话分工精细，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一些所谓高科技软件公司开发出的系统，既能批量外呼，还能语音自动群呼，更能随意更改主叫号码，为骚扰电话推波助澜；有的地方电信运营商为了追求利润，滥用透传技术，出售通道帮不法分子建立呼叫中心，提供交换机等设备支持，更助长了骚扰电话的气焰。有媒体报道，在这条黑色利益链背后，每通话1分钟，运营商能获得五六分钱的收益。

    打击骚扰电话，离不开电信运营商的主动作为。对个别地方运营商参与骚扰电话产业链牟利问题，各大运营商总部应严格行业规范，定期开展网络安全普查，清除内部害群之马。对授权出售常见骚扰电话号段的代理商家，切实担负起监督责任，在电信号源、号码发放、资质审核、投诉处理等环节都不能放松。在甄别骚扰电话的技术上，积极与相关互联网公司开展合作，不断改造升级屏蔽软件，让相关软件更有效。

打击骚扰电话，需要创新监管方式，加大处罚力度。在这方面，一些国家的做法值得借鉴。比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开设专门网站，为电信用户申请“别打我电话”服务，把那些申请保护的电话编入“全国别打电话名录”，推销公司如果拨打列入该名录的电话，将被处以1.1万美元的罚款。德国法律规定，乱打骚扰电话者，将根据情节，除被处以数额不等的罚款外，还将面临最长3年的监禁。

    这几年，为打击骚扰电话，我国有关部门先后多次开展“清网行动”，查处了不少伪基站，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根本上管住骚扰电话，还需要相关部门共同协作。电信运营商应当尽到管理责任，工信、工商、金融、公安等相关部门建立应急协调机制，提高骚扰电话的拨打成本，加大对违法分子的处罚力度，为饱受骚扰的电信用户讨回一个清静。

    塑料的功过难以一言蔽之，但随着塑料的不断增长，其危害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塑料废物在环境中会长期存在，如果不能得到妥善处理，对于地球环境和人类来说，都将是一场灾难。

    塑料垃圾为何如此普遍？因为被丢弃的塑料毫无价值，这是垃圾箱里残酷的“黑色秘密”。重新生产塑料或购买新的塑料产品比回收利用塑料更划算。国此，许多人认为，解决办法是要给废旧塑料一个价值。减少塑料垃圾，就要为塑料创造一种“循环经济”，将塑料生产和使用从“石油到垃圾到填埋或焚烧的单行道困境中走出来。在这个“循环经济”系统中，激励生产者生产可重复使用，可循环利用或可降解的产品，而回收业则要学会如何将所有塑料垃圾都收是起来。

    加州大学圣塔芭艺分权的工业生态学家罗兰·盖耶指出，事实上，只有减少从石油中开采的原始塑料，才能真正体现回收利用的好处。生产一吨再生塑料比从石油中生产塑料产生的二氧化碳要少1至3吨，事实上，就在我们越来越擅长于将旧瓶子变成新子的时候，越来越多新的塑料瓶子还在继续被生产出来，人们同时在使用新的和旧的塑料瓶。预计到2021年，全球塑料瓶产量将在2015年基础上增长20%。

    回收利用不能阻止更多塑料垃圾的产生，意大利“新山”生物塑料公司的托尼·布列塔尼非常认同这一题点，为应对塑料垃圾之灾，一些国家采取了新的积极措施。如法国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出售一次盘子和餐具：意大利规定所有出售的塑料袋要么是加厚、可重复使用的，要么是可降解的：德国推出了可重复使用咖啡杯的押金制度；英国出台了塑料袋税，并禁止使用塑料吸管和棉签棒。

    塑料垃圾危机的最终解决方案将需要政府、零售商、制造商和回收公司的共同努力和协调，以采取更好的包装设计，开发先进的回收技术和新型塑料，并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其废物处理系统和技术。

    其中取得较大进展的，是一种很有发展前景，能够分解塑料垃圾的细菌酶工艺，尽管前其工作效率还很低，但一旦成功分解废弃塑料就可以转变为其他化学物质。

    爱尔兰都袖林大学学院的凯文.奥康纳说，塑料垃圾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不只有一种。我们应该继续敦促工业界和政府，实施明智的、多种方案结合的解决方案，但重要的是要改变人们的行为。“我认为技术最终将会走向成熟，但最大的挑战是我们自己。”奥康纳说。

（摘自2018年7月22日《文汇报》）

大众文化的冶炼

虞昕

    在中国电影产业迅猛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票房新高的同时，“轻电影”盛行，国产电影的文化厚度与博大、深沉的民族文化积淀不相匹配等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不过，单纯地批评中国电影人“没文化”是隔靴搔痒。电影并不是孤立的文化产品，而是植根于全社会大众文化土壤的创造物，是一个时期内大众文化样貌在银幕上的集中体现。譬如，近年来风靡全球的《复仇者联盟》《蝙蝠侠》等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都是由漫画原作改编而来；走入国际观众视野的中国“武侠电影”则脱胎于晚清民国以来品类丰富的武侠小说。这些作品是大众文化孕育多年后在电影领域的结晶，绝不是电影人单打独斗所能完成的。最近两年，综艺节目火爆，中国大银幕上也相继出现了《爸爸去哪儿》《跑吧！兄弟》等高票房的国产“综艺电影”，这在世界电影产业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现象。由于制作上的粗糙以及观众新鲜感的减退，这类电影正在式微。但这个现象说明有怎样的大众文化，就有怎样的电影。

    电影和大众文化本就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在今天的中国，电影——特别是观影人次多、舆论影响力大的“大众电影”——本身就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引领力量，它极大地形塑着当下的大众文化。譬如随着一部电影的流行，其中的经典台词常常成为社会流行语；而像《亲爱的》这样反映某一社会问题的热映电影，甚至经由大众文化、社会舆论影响到了相关立法，更是明证。

    所以，电影人不能把电影的问题完全归罪于大众文化发育程度的不足。作为创作主体，电影人当然需要对泥沙俱下的大众文化进行引导和升华，而不是躺在大众文化的怀里坐享其成，这也是电影创作者应当保有的文化自觉，电影人不能一味地迎合、谄媚观众，将其作为不负责任和自以为是的票房策略。实际上，一些没有对大众文化承担责任的电影，往往因为缺少了文化的“灵魂”，而很难获得观众们发自内心的认同。

    近几年来，中国愈发广阔的电影市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资金和资源，电影产业的从业队伍越发庞大，但能否孕育出强大的电影产业，还要看创作者能否在中国大众文化的土壤中吸收到精髓，淬炼出极致的影像作品。大众文化本身就是丰富而多层次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产品，绝大多数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严肃文化的因子，具有严整的内在的文化逻辑。电影创作者如果能充分重视大众文化，善于从中汲取营养，进行反思、提炼和再创作，定能创作出雅俗共赏的优秀作品，进而让电影与大众文化良性互动。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以仪式守护节日文化

车淑娅

    说起端午节，人们首先会想到吃粽子，一些地方能看到热闹的赛龙舟，此外还有佩香囊、系彩绳、插艾叶、挂葛蒲、饮雄黄酒等习俗。这些习俗、仪式是我们解读、认识传统文化的编码系统，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从孔子“不学礼，无以立”，至清初思想家颜元“国尚礼则国昌，家尚礼则家大，身有礼则身修，心有礼则心泰”，中国自古以来高度重视仪式的教化作用，讲求通过仪礼建构社会秩序，在仪礼中传承中华文化。中华传统节日仪式是中华仪礼文化的重要内容，既包括生活化的节日仪式，也包括正规的节日庆典礼仪。通过举行节日仪式，可教化人文，规范道德，促进社会秩序和谐友善。如今，伴随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增强，传统节日重要性已有社会共识。如何让这些传统节日不仅仅是“大长假”“小长假”，而是紧紧围绕节日文化展开？加强节日仪式可作为探索方向之一：有了具体的节日仪式，节日内涵才有所依附，才能逐渐加强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节日的认知和认同。

    如何强化节日仪式？一方面，我们可以结合当代生活特点，对传统仪式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传统以当代气息。在传统节日中，有许多仪式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比如端午节的包粽子、赛龙舟等就富有生活趣味，能够调动民众的参与兴趣。我们可以深入发现和挖掘生活化节日仪式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倡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保留传统仪式，丰富节日民俗活动，逐渐实现“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文化传承理念。另一方面，或可发展当代节日仪式，使节日文化深入人心。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新的国家节日仪式正在形成和完善。比如，党和国家领导人每连元旦发表新年贺词，举办建党、建国、建军等重大纪念日纪念活动或阅兵仪式等。这些重大节日纪念仪式充分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应继续发扬。2018年元旦，三军仪仗队和军乐团首次执行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任务，增加了礼号手天安门城楼演奏、礼兵金水桥南侧迎国旗等新内容，使升国旗这一仪式受为庄重威武，让人记忆犹新。我们还可借助现代媒介手段为增强节日仪式助威。持续多年的春节晚会、元宵晚会、中秋晚会等电视晚会已成为传统节日新仪式，其中年三十晚上看春晚更是已成为“年俗”的一部分。在新媒体环境下，以更符合今天年轻人心理特点的方式创建有价值内函、有可操作性、易于传播、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的节日仪式，可作为的空间还很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华传统节日文化是其重要内容。我们当以生动多样的节日仪式连接古今，丰富传统节目的文化实践，守护传统节目的价值意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新都道。

（选自2018年6月15日《人民日报》）

    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读小说就是为了读故事？故事与叙事是不同的，叙事才更接近小说的本质。正如托马斯·曼所说，小说家既要通晓现实，也要通晓魔力。故事所描述的是一种现实，而叙事则是一种语言的魔力。应该说，从先锋小说发起叙事革命开始，小说写作就不仅是再现经验、讲述故事，它还是一种形式的建构、语言的创造。写作再也不是简单的“讲故事”了，只有建构起自己的叙事方式的作家，才称得上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作家。可是，这个经过多年探索所形成的写作难度上的共识，开始被文学界悄悄地遗忘。更多的人，只是躺在现成的叙事成果里享受别人的探索所留下的碎片，或者回到传统的叙事道路上来；故事在重获小说核心地位的同时，叙事革命也面临着停顿。

    这种停顿，表明艺术惰性在生长，写作和阅读耐心在日渐丧失。讲述一个有趣而好看的故事，成了多数作家潜在的写作愿望。然而，文学一旦丧失了语言冒险的乐趣，只单纯地去满足读者对趣味的追逐，它还是真正的文学吗？说到底，文学的独特价值，许多时候正是体现在语言的冒险、叙事的探索上；这样往往能开辟出一条回归文学自性的道路。可是，在这样一个喧嚣、躁动的时代，有谁愿意去做那些寂寞的叙事探索？

    短篇小说艺术在近年的荒芜，或许可以作为讨论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旁证。以前的作家，常常将一个长篇的材料写成短篇，现在却恰恰相反。如今，长篇小说盛行，短篇小说则已退到文学的边缘，核心原因还是故事与叙事之间的较量。长篇小说的主题词是故事和冲突，读者对长篇的毛病是容易原谅的，篇幅长了，漏洞难免会有，但只要故事精彩，就能让人记住。对短篇，要求就要严格得多。叶灵凤说，现代的短篇小说“已经不需要一个完美的故事”，写短篇就是要“抓住人生的一个断片，爽快的一刀切下去，将所要显示的清晰地显示出来，不含糊，也不容读者有呼吸的余裕”。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没有生活的丰盈积累，没有在叙事上的用心经营，再好的断片，一些作家也是切割不好的。因此，在这个长篇小说备受推崇的时代，中短篇其实更能见出一个作家的叙事功底和写作耐心。

    如今，翻开杂志等出版物，举目所见，艺术、叙事、人性和精神的难度逐渐消失，读者也慢慢习惯了在阅读中享受一种庸常的快乐——这种快乐，就是单一阅读故事而来的快乐。或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英国文学批评家迈克尔·伍德才有了这样的论断：“小说正在面临危机，而故事开始得到解放。”很多人都会感到奇怪，小说的主要任务不就是讲故事么，为何要将小说与故事对立起来？按照德国文化批评家、哲学家本雅明的说法，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而故事的来源则是生活在社群中、有着可以传达经验的人——故事的旨归是经验和社群，所远离的恰恰是“孤独的个人”。故事并不一定就是小说。但在这个崇尚经验、热衷传递经验的当代社会，故事正日渐取代小说的地位。

（摘编自谢有顺《当代小说的叙事前景》）

    钱穆先生曾从地理生态学角度对人类文明进行了考察。通过对比他得出一个结论，农耕文明所孕育的和平、包容、中庸、多样性等文化特征将是处于文明冲突中的人类未来的选择方向。农耕文明即以中华文明为标志。所以，重新阐述中华文明的生态思想便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是从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大地而画八卦肇始，天水的伏羲庙里立着他的塑像，这是中国人最早的文化形象：一个人矗立于高山之巅，头顶是浩瀚无穷、神秘莫测的星空，眼前是广阔无垠、连绵不绝的大地、山川，人是其中一个既渺小又伟大的存在。它说明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是道法自然，是人在广阔的生态环境中确立自身的存在，而不是像亚伯拉罕那样在旷野里仰望星空只倾听神的安排。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最早的生态文化。八卦是天地变化的八种景象，理解了这一点，人类便可以顺应自然稼穑、收获、生养。后来周文王将其演变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就是一年中各种气象的循环，是自然规律。这便是《周易》的思想。根据这样一种思想，商朝时中国人确立了四季，周朝时发展为八节，秦汉时演变为二十四节。

    现在来看，《易经》不单是中国最早的生态哲学著作，也是人类最完备的生态文化的元典。孔子在编纂《易经》的各种文献后加入“道”“仁”“君子”“礼”等关键词，犹如在大河里扔下一块块巨石，使一部自然主义道术拥有了人道主义思想，也使天道与人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老子的《道德经》通篇讲了一个道理，即道法自然的治世理念，应当是《易经》之后的第二部生态文化的元典。儒家试图树立人的伦理形象，将人从自然界中区别开来，道家则从天地万物的变化中将人重新放置于自然界中观察，一正一反正好说明了人的存在的多维性。

    这种看上去有分歧的思想在董仲舒时得到了统一，他集百家之长，将旧儒家发展为新儒家，形成了“天人感应”之观念，并依循阴阳五行学说确立了三纲五常的伦理思想，这是道法自然的社会应用。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逐渐形成。后世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相区别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其整体观，即在天地之中确立人的关系，一方面根据自然生态的伦理构建人类社会的伦理，将人伦确立；另一方面，又常常将人重新放置于浩茫的宇宙之中，使人在理解天地、效法天地的过程中与天地浑然一体，忘却自己的主体性。

    中国人关于生态哲学的观念，不仅仅停留在人类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谐关系以及应用在社会治理和日常生活方面，而且还深刻地体现在个体生命的本体世界。《黄帝内经》是黄帝与岐伯关于养生的对话著作。表面上看，它是一部医学著作，究其实质，仍然讲的是人如何道法自然、延年益寿，因此，也是中国人关于个体生命的生态哲学。阴阳调和、道法自然是其基本原理。

    雅斯贝尔斯在考察人类轴心时期的大哲学家时发现，其他的哲学家基本都是与神交往进行思想，只有中国的老子和孔子是在道法自然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思想。而这正是今天人类生态文明时期苦苦寻找的生态思想。

（摘编自徐兆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智慧》，2018年6月16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