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汉字是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自源文字（指由记录本民族语言而创制的文字系统）。新石器时代的刻画符号是汉字的萌芽阶段，甲骨文将“图符”改造整合而成最早的文字系统，随后商周金文、战国文字、秦代小篆这些古文字，其构形基本上是“图绘式”的，大部分构形能与单字（词）所指的事物形态相联系，而构形所用的“线”，是为“图绘”而设的，故而粗细均匀。由图绘意识而形成的文字审美标准，亦以整齐、均衡、图案化为旨趣。

    到了秦汉之际，隶书的出现使汉字由“线条”走向“笔划”，由象形性转向符号性，“图绘意识”逐渐转变为“书写意识”。书写的感觉逐渐培养出一种新的审美习惯，人们不再在意“图绘”的完美，而留意于“笔划”带来的点、线、面的变化，体验着“书写”带来的轻重疾徐的节奏动感之美。当然，构形之美仍然是被关注的重要成分，只是从具象转向了抽象。

    汉字的抽象化第一次让书写有了写“意”的可能性，可以摆脱文字交际的负担而具有了抒情、审美的功能。笔划、笔顺带来的是与书法息息相关的笔法、笔势，这是书法艺术形成的基础。由篆到隶的古、今文字转变时期，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孕育期。隶书是对篆书的简化、解散和“放纵”；篆书相对于隶书乃有构形的严谨和图案化。

    汉字发展到汉末魏晋，各种字体都已形成，加上大量的书写实践，汉字能够提供给书法艺术的造型元素已经相当丰富了，动、静各体均有。然而，将书法艺术推向更深更高一步的，是出于两个因素：一是纸的大量应用。原来书契之材料，以竹、木、帛为主，帛物希价昂不易普及，竹木虽取之便宜，但因要成“册”（策），故必须成狭长之“简”，在简策上书字，必受形制局限而笔划不得伸展，帛受之影响也常常划以竖格或直接写成扁方之字，马王堆汉墓帛书可为证。此时，隶、章草之“笔划”已形成，在少数面积较大的“牍”上已可见放逸之笔，但终不自由。东汉至魏晋，制纸技术渐趋进步，当时一般官吏和民间已大量使用。没有纸，书写时“纵横驰骋”是不可想象的。及至晋人之行草书札传世，都折射了纸的运用对于“书写”的进一步解放并藉此扩展了书法抒情达意的功能。二是汉末魏晋，连年战争，世道混乱，人常有朝不保夕之感，即使门阀士族亦有生命短促之叹。汉代空前兴盛丰硕的哲学、艺术成就的继承者——魏晋士人，在残酷的社会现实中常常思考生命的终极意义。事实上，当时文人已经领略到生命就是一个时间段中对于“存在”的体验，所以，魏晋时凡文章、辞赋、诗歌，多有深沉幽旷之意，悲凉浩荡之气。“书写”乃文人日常之行为。敏锐的、具有艺术气质的文人，能从“书写”中领略到生命的律动与稍纵即逝，视每个字、每一笔划为生命与情感状态的记录。这种“书写”能够精微地将隐秘的心理活动忠实地记录下来，甚乎绘画与诗歌。无疑，这正是书法作为“艺术”的真正价值。

    书法其实没有“古、今”，书法即为最“现代”的艺术；反之，以因袭为能事，书法只是过去的艺术、死亡的艺术。真正的书法艺术，在于以书法直抒胸臆、致力于艺术表现的观念和实践。

（节选自《书法：写意抒情方称美》，任平）

    中华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经历了长达数干年不间断的发展过程。中华传统文化蕴着生生不息的自我更新能力，能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获得新生。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中华传统文化面临新的挑战。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软实力，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解答的时代课题。

    众所周知，文化是民族自身的烙印，在形成一个民族的诸多因素中，地缘、血缘因素都不如文化来得重要，这个观点虽然是现代西方的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提出来的，但事实上，中华民族的先贤早就有所认识。例如，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孔子并不是从地缘、血缘的角度来认同周王朝的，而是着眼于文化，那么，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特性是什么呢？应该说是以人为本。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人类自身创造力的民族。火是人类最早掌握的自然力。古希腊人认为火种是普罗米修斯从天庭盗来馈赠给人类的，而中华民族的先民则认为取火方法是他们中的一员一一燧人氏发明的，这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的精神差异：西方人把崇拜的目光投向天庭，中国人则对自身的力量充满了自信。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不是匍匐在诸神脚下的可怜虫，更不是生来就负有原罪的天国弃儿，相反，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人的道德准则并非来自神的诫命，而是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智慧也并非来自神的启示，而是源于人的内心，先秦的诸子百家虽然议论蜂起，有的甚至势若水火，但他们都以人为思考的主要对象，其智慧大都是关于人生的智慧。这种思维方式为中华传统文化打下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那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当其他民族对各路神灵的至高权威顶礼膜拜时，中华民族的先民则把人间的圣贤当作崇敬和效仿的对象；当其他民族把人生的最高目标设定为入天国以求永生时，中华民族的先民则以“立德、立功、立言”等生前的建树来实现生命的不朽；当其他民族从宗教感情中寻求灵魂的净化或愉悦时，中华民族的先民则从日常人伦中追求仁爱心和幸福感。

    既然中华民族的先民以人为万物之本，他们的理想国就在人间，孔子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栖栖逸逸，席不暇暖：庄子热爱个体生命，对自然界的生命现象也抱着爱惜态度。如果说儒家更注重整个民族和社会的群体利益，那么，庄子更重视的就是个体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儒、道两家相辅相成，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人生思想，他们对人生价值的把握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心理。显然，这种文化心理既有丰富内涵，又有积极意义，可以滋润当代中国人的心灵。

    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宝贵遗产需要我们继承：一是重视自然环境的生命观，以“民胞物与”的态度看待地球上的一切生命；二是既重物质又重精神的价值观，不会在追求物质文明时丧失对精神境界的追求；三是既重视群体又重视个体的道德观，儒家的大公无私与道家的个性自由形成互补；四是见贤思齐的学习态度，随时准备学习其他文化的长处；五是见隐知微的忧患意识，重视国家和民族可能面临的祸患而绝不讳疾忌医。今天，西方文化依然风靡全球并对其他文化强势入侵，许多民族都对如何维护本民族的文化忧心忡忡，我们当然也不例外，既然如此，我们在努力学习其他民族文化优长的同时，更要从本民族的文化透产中汲取宝贵的精神资源，只有当我们在这两方面都取得成就时，才能打造出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软实力，进而为实现全人类的美好未来作出更大贡献。

（摘编自莫砺锋《以优秀传统文化溢润心灵》，2017年6月20日《人民日报》）

    得益于中国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的卓著进步，人工智能在国内发展迅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在自动驾驶、智慧医疗、智慧金融、机器人等领域获得蓬勃发展。

    从娱乐、出行到支付手段，人工智能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带来社会建设的新机遇，同时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也带来了新挑战。在这些新挑战中，最令普通人关注的，或许就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美系”：高阶人工智能有没有失控风险？未来的机器会不会挑战人类社会的秩序，甚至获得自主塑造和控制未来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发展，很多人有了这样的担心。

    人工智能会带来福祉还是挑战，是许多文学、影视、哲学作品不断探讨的主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无形中也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以音源库和全息投影技术为支撑的“二次元”虚拟偶像上台劲歌热舞，人工智能用人脸识别技术与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阿尔法狗”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了人类智力游戏的高地……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通过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一种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属于在“图灵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无论是将要盛行的根据神经网络算法的翻译程序，抑或是基于量子计算理论的各种模型，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作家韩少功提出了“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的有趣假设，从文学的角度解释了自己对于人机对立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本质进行更加深刻的探索，并坚定人类本身存在的价值。

    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国务院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提出，“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共识。微软、谷歌等巨头也因人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而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专家呼吁，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上安装“道德黑匣子”以记录机器的决定与行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猛，在未来构建人机关系格局上，也应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面对人工智能，既要遇过法律和政策予以规范，也要用文文明和伦理赋予其更多开放的弹性。在这方面，相信中国文明传统会比偏重逻辑与实证的西方文明传统更有用武之地，更有助于开拓兼顾科技与人文的“中国智造”。

（摘自《人民日报》2017年08月23日05版，有删改）

从“抵制韩流”看“消费型民族主义”

梁文道

    韩剧风猛烈吹袭大陆后，就有很多人看不过去要出来说话，这种事我们大可以引为茶余饭后的闲谈话题，一笑置之。但是我们也应认真思索，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轻易地把爱韩剧就等于汉奸、看国产片就等于爱国的逻辑理直气壮地宣之于口，而且竟还有市场？很多人之所以能够不假思索地说出这种话，是因为近年有一股更大的潮流，这股潮流就是“消费型民族主义”。

    首先，我们要注意它与抵制日货的理路不尽相同。不管你同意与否，提倡抵制日货的人至少还试图搬出一套罢买日货可以打击日本商界然后日本企业会抱怨日本政府外交政策的推理。“消费型民族主义”却是诉诸感情直觉，要大家以抵制某产品的方式直接表达爱国情怀。当然，实际操作起来，“消费型民族主义”又会和抵制日货运动相混杂，成为后者的指导精神。

    其次，“消费型民族主义”不是一种经济政策上的保护主义。奉行保护主义的国家如韩国，会硬性规定电影院每年要有一定日数放映韩片，以保证电影生产数量的稳定，以阻挡外来电影带来的竞争压力，目的是扶持自己国家的特定产业。保护政策好还是不好，各有各的观点，但它起码也是套言之成理的说法。“消费型民族主义”着眼的却不是这么深层次的产业发展问题，它只不过是一种浮浅的情绪表达和标签。

    “消费型民族主义”的出现，靠的是两种逻辑。一个是民族主义本身的空洞，另一个是市场营销的文化转向。什么叫民族主义的空洞呢？难道民族主义不是很强大很澎湃的一种意识形态吗？的确，它是的。但它之所以强大，之所以能够把一切事物都纳在民族旗号下，照研究民族主义的人类学家安德森的说法，正是因为它的内涵是空的。举个例子，由于没有人能够肯定到底某物的民族性是什么，所以我们才能把一件衣服说成是很有民族性的，一部汽车是很民族的，甚至连一种动物也是很能代表某民族的(尽管它在血统上和这一民族无关，也不是这一民族培育出来的品种)，没有什么不可以被命名为很民族的。

    也要注意如今的市场营销越来越强调感性和文化，怎样将一件产品从市场上芸芸竞争者中区分出来，靠的不一定是价廉，也未必是物美，而是它带给你的体验与文化印象。所以广告和设计等创意产业才会变得日益吃香，所以一双外国名牌运动鞋要比同厂生产的本地杂牌贵得多。诉诸正统的国家印象正是产品营销的手段之一，某个服装品牌标榜自己来自法国，让人穿了就变得很高档很浪漫，与某位明星标榜自己是土产中国人，让人看了就证明自己很爱国，其实是同一回事。

    “消费型民族主义”建立在这两种逻辑之上，几乎可以运用于所有商品而无往不利。它总是呼唤大家的身份认同，要求大家“团结”，叫大家“是中国人的就得看中国片”“是中国人的就得抽中国烟”“是中国人的就要穿中国内裤”，仿佛电影、香烟与内裤和人一样都是有国籍的。但说到底，“消费型民族主义”只不过是商人们促销的借口，经不起严格分析，纯粹是种循环论证：我是中国人，因为我看中国人投资的电视剧，我看中国人投资的电视剧，因为我是中国人。

    历史上溯到1200多年前，中国唐朝诗人杜甫的一首很著名的诗句“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深刻反映了中国人的战略文化，中国军事的防御思想正是这种战略文化的具体表现。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战略文化呢？

    首先，源于中国农耕民族强烈的中土意识。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文化天然具有“保守性”。眷恋故土、安土重迁成为古代中国人的普遍心态。此外，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中国人在物质生活上无须外求。这些反映在军事上就形成了固土自守，以德怀远的战略防御思想，对外侵略战争在古代中国不具备其原始驱动力。矗立千年、横亘于中国北疆的万里长城，既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军事屏障，也是中国传统战略防御思想的物化和缩影。与此相对，游牧民族和海洋民族以放牧和贸易为生，大范围的迁徙和流动成为其生存所必需的主要方式，战争成为其获取生活必需品和争夺海上贸易份额的主要手段，侵略和征服在其文化传承中被视为荣耀之举。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的战略文化。概括来说，中国的军事理论是内向型、防御性的。更注重军事谋略的运用：从战略层面上讲，谋略主要是强调防患于未然，避难于无形。西方的军事理论是外向型进攻性的，更强调军事技术的发展。

    其次，缘于中国历史文化特有的“和合”思想。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没有侵略性，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和平的文化。中华民族历来热爱和平，强调“和为贵”。中国的儒家主张“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提出“不敢为天下先”即后发制人的防御思想。“百世兵家之祖”孙子告诫明君良将“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慍而致战”，“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他将“不战而屈人之兵”置于战略理论金字塔的最顶端。可以说，中国自古提倡“慎战”思想，一以贯之的防御性国防政策发端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基因，具有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时至今日，已成为中国处理与世界各国关系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第三，缘于对其他大国称霸必衰历史教训的借鉴。纵观世界古代史，一个文明的毁灭往往源于兵连祸结、外战频繁。历史上，许多大国在崛起时期，都曾试图围对外战争来改变原有格局，建立符合本国利益的新的国际秩序。历史表明，“大国力量增殖于地区性守成，消释于世界性扩张"，超越力量的扩张会造成国家的衰落。坚持侵略扩张型国防政策的国家，不但没有实现和延续其霸主地位，反而会无气大伤，遭受严重控败。正是应了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那句名言：“文明的死亡原因永远是自杀而不是谋杀。”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帝国失败的关键，在于它们只求一味扩张，不知战略守成，中国绝不会重蹈覆辙。

    正是基于这些历史教训，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在多次保家卫国、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国都曾凭借战场优势深人对方腹地，但战争结束时，我们都主动回撒到中国境内或边境控制线以内。中国从未打算通过战争解决与他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更没有侵略他国的意图，中国绝不会走所谓“国强必霸”之路。

（摘编自《新华文摘》2018年第10期王卫星《中国为何采取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删改）

中国网络文学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进入繁荣期。网络文学研究也不断取得突破，然而，对于网络文学的属性、特质，研究界依然存在争议。

网络文学具有商品属性、文学属性与网络属性。传统文学亦具有商品与文学的属性，而网络文学的网络属性，除了网生性特质之外，也影响了文学的商品属性与文学属性。比如，网络文学比之传统纸媒出版，具有更低廉的成本，更有效的话语符号增值性(如IP经济集成策略)等特点。在文学属性上，中国网络文学，一方面表现为对“广义文化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对审美愉悦，特别是通俗类型文学叙事艺术的故事性、幻想性、虚构性与代入性的重视。

就此而言，中国网络文学，不是对“传统文学”的终结，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发展。这里既有媒介转换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也有着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联系。中国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也需要辨析和理性认识。

从古典文学传统来看，纵观中国网络文学优秀作品，儒家仁爱思想、道家浪漫想象，都表现于历史穿越文、玄幻奇幻文等很多门类的创作中。唐诗宋词与历代散文为代表的诗文传统，影响了网络文学言情、历史等文体的表现风格。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典章制度、社会风貌，也较好地展现在网络文学之中，其中一些优秀作品历史现场感强，散发着醇厚、深沉的传统文化味道。

从文学类型与文类笔法上看，中国网络文学也较好地继承了中国通俗文学传统。主要表现在对既有类型的丰富与开拓，有的网络小说重写西游故事，赋予“西游神话”现代魅力与异彩纷呈的故事；有的作品将中华美食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有的作品以丰富的收藏鉴宝知识、曲折紧张的故事吸引大批读者，也传递出对“金钱至上”的讽刺；网络武侠文学也从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为代表的华语现代武侠小说，发展为“国术技击流”“网络新武侠”“科技武侠”等亚类型。

我们还看到，网文的“文学传统继承性”，不仅表现在故事内容、情节设计、人物塑造、文体风格上，还表现为这些“中国传统元素”对中国文学时空观念的回归与拓展。任何文学形态，都有深刻的民族文化传统“语境性生成”的内在条件。从横向关系上讲，日韩动漫、游戏、电视剧，美国好莱坞电影，欧美奇幻、科幻与悬疑文学等，都影响到中国网络文学的发育。然而，从纵向继承关系上讲，中国网络文学也有中国文化传统的积淀。网络文学的繁荣，也伴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中国想象”与“中国故事”的发展。就表现时空领域来说，中国的科幻与玄幻小说，探究目光深入宇宙深处与人类起源，也创造了无数神奇瑰丽的想象世界，比如，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流浪地球》，表现了中国人的时空探索精神和灿烂的想象力。这种宏阔的“中国—世界—宇宙”时空观的再现，拓展了民族历史文化的想象疆域，既是对中国古代时空观的继承，也是文化自信的产物。

网生环境的平等性、交互性，有利于形成真正阔大深邃、精彩纷呈的文学繁荣，从而扭转“现代文学”造成的文学日益逼仄与小众化的局面。这个任务，对于有着数千年悠久传统，又在网络时代实现民族文化复兴的现代中国而言，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当仁不让的文化使命。

(摘编自房伟《网络文学是文学传统的延续与新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