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研究人员破解北京雾霾形成之谜

    ①中德两国研究人员21日说，他们破解了北京及华北地区雾霾最主要组分硫酸盐的形成之谜，发现在大气细颗粒物吸附的水分中二氧化氮与二氧化硫的化学反应是当前雾霾期间硫酸盐的主要生成路径。这一发现凸显在继续实施减排措施的同时优先加大氮氧化物减排力度对缓解空气污染问题的重要性。

②近年来，北京及华北地区雾霾频发。已有研究表明，硫酸盐是重污染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在绝对贡献上、重污染期间硫酸盐在大气细颗粒物PM2.5中的质量占比可达20%，是占比最高的单体；在相对趋势上，随着PM2.5污染程度上升，硫酸盐是PM2.5中相对比重上升最快的成分。因此，硫酸盐的来源研究是解释雾霾形成的关键科学问题。

③清华大学贺克斌院士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化学研究所的程雅芳教授等人当天在新一期美国《科学进展》杂志上报告说，他们运用外场观测、模型模拟及理论计算等手段发现，在北京及华北地区雾霾期间，硫酸盐主要是由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溶于空气中的“颗粒物结合水”，在中国北方地区特有的偏中性环境下迅速反应生成。颗粒物结合水是指PM2.5在相对湿度较高的环境下潮解所吸附的水分。

    ④该结论与通常认为的硫酸盐形成机制有较大不同。现有基于欧美等地区的经典大气化学理论认为：硫酸盐主要是在云水环境中形成，由于云中的液态水含量远高于颗粒物结合水，通常高出1000到10万倍，所以与云水中的硫酸盐生成反应相比，颗粒物结合水中的反应可以忽略；理论计算还显示，在云水反应路径中，二氧化氮氧化二氧化硫生成硫酸盐这一路径的贡献也可忽略不计。

⑤而在北京及华北地区雾霾期间，一方面，由于颗粒物浓度大幅上升及静稳气象条件下相对湿度较高等原因，颗粒物结合水含量远高于经典情景，颗粒物结合水中的反应总量大大提升；另一方面，重度雾霾期间二氧化氮浓度为经典云水情景下的50倍以上，这直接改变了二氧化氮氧化路径的相对重要性。此外，北京及华北地区大量存在的氨、矿物粉尘等碱性物质使得当地颗粒物结合水的pH值远高于美国等地，呈现出特有的偏中性环境，而二氧化氮氧化机制的反应速率会随pH值上升而大幅提高。

    ⑥研究人员据此在论文中指出，优先降低氮氧化物的排放可能有助大幅降低中国雾霾中的硫酸盐污染水平。

    ⑦“该研究表明我国复合型污染的特殊性，”贺克斌院士对新华社记者说，“高二氧化硫主要来自燃煤电厂，高二氧化氮主要来自电厂和机动车等，而起到中和作用的碱性物质氨、矿物粉尘等则来自农业、工业污染、扬尘等其他来源。这些不同的污染源在我国同时以高强度排放，导致硫酸盐以特有的化学生成路径迅速生成，这也是重度雾霾期间颗粒物浓度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应接不暇。先是视窗与鼠标，其后是触屏，再后是手机也杀入了生活、杀入了头脑，不断膨胀，提供了最最全面的服务与引领。

    当然，信息技术的发达首先带来的是信息民主，是文化民主，是参与传播和有所评议、有所动静的大众普及化，是大众对于权力包括精英们的话语权力的监督，是各种自发舆论的飞速形成。但是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时代的到来，触屏时代的到来，在空前地、令人震惊地加速了信息传播的同时，也完全可能造成黄钟喑哑、瓦釜轰鸣的颠倒局面。如日益严重、难以救药的学风败坏，习以为常的轻飘、浮躁、浅薄、急功近利、人云亦云，或者标新立异却并无干货。

    传播本来是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但是手段的被使用，完全可能变成使用手段的人被手段使用。使用变成了被使用，被使用的工具变成了主体，而主体变成了傻气十足的跟班。例如餐具压倒了饮食，语言干扰控制而不是服务于思维……形式主宰了内容，这些是早已有之的不幸状况。境外的学者以这样的思路研究过语言的霸权，并且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例如有助于我们克服教条主义。同样，我们也可以、也需要用这样的思路研究信息技术带来的异化现象。

    所谓信息的异化，就是说信息从素材变成了成果，传播由中介变成了价值的体现，传播的速度与数量变成了真理、科学、艺术、成功与否的主要衡量标准，变成了精神产品的首要追逐，而传播的能力包括忽悠炒作的能力与招人喜欢的外表，都成了成功的基石。信息传播，如荼如火，如龙卷风，如海啸，搞得我们的理论、文化、艺术、科学、决策在信息的浪涛滚滚中，或者风头劲爆、或者摇摆不定、或者垂头丧气。信息传播的洪流，正在推出一些牛人，昨天宣布读图与信息爆炸，今天宣布触屏时代到来，后天宣布名人、名牌、名书、名药都是他们打造成功的，他们牛气十足地宣布平面媒体的过时，宣布文学即将死亡，小说即将湮灭，他们鼓吹着各种票房、印数、点击量、收视率、福布斯榜，他们制造着巨星、超女、好声音、畅销书及其作者、意见领袖、有影响力者、世界纪录。他们承认即使是一条狗如果能够在现代传媒中不断出镜，也能成为“中华第一名狗”。

    在大数据的潮流里，文学、纸质书籍首当其冲。原因是语言文字在各种艺术介质当中最缺少直观性，最符号化。它们不像图画、音乐、歌曲、舞台表演、声像节目，更不像3D，4D（是不是正在出现7D，8D？）影院那样富有肉感器官刺激，它们不能给人们以视觉、听觉，直到嗅觉、味觉、触觉，还有臀部、腰部震动。语言文字是符号，是思想，不通过大脑的感受、解读、联想、思考，它们不过是一群乱码，对于蠢人，语言尤其是文字，完全不能传递足够的信息。这样，不喜欢动脑筋的精神懒汉，当然不希望通过语言文字而是通过身体与其器官，直接接受刺激与抚摸来获取信息。但恰恰是语言与文字而不是3，4，5，6D们能发育与推动思维。当人们只会用耳朵、眼球、舌头、鼻孔、皮肉来接收信息的时候，很可能意味着头脑的萎缩与灵魂的干瘪，意味着白痴时代、低智商时代缓缓逼近。

    而由网络宣布《红楼梦》等名著的死活读不下去，正是牛气冲天与蠢态毕露的新表演。它们干脆挑战经典，挑战中华的与人类的文化史，挑战智力的底线。当然，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的大众普及化不是什么自以为是的精英的愤怒或者悲泣所能左右的。问题在于平衡，质与量的平衡，大众与精英的平衡，高端精神产品与大众精神消费的平衡。我们这里需要政府、市场与专家能够在文化事业、文化生活中起到恰如其分的均衡、适当的良性互动互补作用，而绝对不是一味市场化。

    我们仍然可以知其不可而为之，仍然可以在高等院校，在科研机构，在有头脑、有见识、有良心的知识界中坚持怀着对真理的追求与献身精神的，以勤为径、以苦作舟的学理研究与艺术创作。我们仍然可以不懈地追求独到、高端的思想智慧。尤其是，我们可以勇敢地告诉大家，除了传播上的成功还有学识与创造上的成功，除了传播上的明星还有真知灼见的学人与艺术家，除了搞笑的段子还有或应该有经典的著作，除了印数与点击量还有专业的评估与历史的考验。我们要告诉国人，文化不应该断裂，也不会猝死，文化首先不是力量而是品质，文化的代表首先是诸葛亮、孔孟老庄、李白杜甫……而不是“三个臭皮匠”。“三个臭皮匠”上网固然有可能凑成诸葛亮，也不无可能排除或者宣布诸葛亮的智慧他们死活不能接受。找几千个“网虫”宣示对于经典的拒绝，不是经典的出丑而是我们自己的丢人。

    我甚至想提议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公布“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的六月二十四日定为“网羞日”。至少要有人说话。越是触屏时代，越是要有清醒的眼光，要有对于真正高端、深邃、天才与创造性的文化果实苦苦的期待。

（选自王蒙《触屏时代的心智灾难》，有删节 ）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王羲之父子的字，顾恺之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广陵散（琴曲），陶潜、谢灵运的诗，云岗壮伟的造像，洛阳的寺院，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

    这是中国人生活史里悲剧最多的一个时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

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在政治上先已表现于曹操那种超道德观念的用人标准。一般知识分子多半以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桓温问殷浩曰：“卿何如我？”般答曰：“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这种自我价值的发现和肯定，在西洋是文艺复兴时的事。

    魏晋人欣赏山水，由实入虚，即实即虚，超入玄境。当时画家宗炳云：“山水质有而趣灵（自然山水，既其形质又有灵趣。）。”诗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魏晋人欣赏自然，有超然玄远的意趣。这使中国山水画自始即是一种“意境中的山水”。宗炳画所游山水悬于室中，对之云：“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郭景纯题曰：“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评之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之，辄觉神超形越。”这玄远幽深的哲学意味深透在当时人的美感和自然欣赏中。

    晋人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乃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司图空《诗品》里形容艺术心灵为“空潭写春，古镜照神”，此境晋人有之。王義之曰：“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心情的朗澄，使山川影映在光明净体中。

    这样高洁爱赏自然的胸襟，才才能够在中国山水画的演进中产生元人倪云林那样“洗尽尘滓，独存孤迥”，创立出一个玉洁冰清，宇宙般幽深的山水灵境。

（节选自宗白华《学术文化随笔》）

回归“繁体字时代”并不现实

魏英杰

    繁简之争，向来是个热议话题，不时引起公众关注与讨论。这次纷争再起，是因为中国香港明星黄秋生在微博上吐槽：“在中国写中文正体字居然过半人看不懂，唉，华夏文明在大陆已死。”

    黄秋生这番话，前半句或者属实，后半句则不通。在中国大陆，简体字既占据官方主流地位，繁体字日渐衰落也就毫不奇怪了。我们上一代人还能多少认识和书写繁体字，到我们这代人大多只能认识繁体字但写不出，至于新生代，或者连繁体字都认不得了。当然，这并非绝对说法，只是一种概括。

    可要说这就意味着“华夏文明在大陆已死”，却是以偏概全了。一者，繁体字只是“华夏文明”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再者，繁体字并不是“死”了，而只是在中国大陆地区不再被官方提倡使用；三者，大陆通行的简体字也非凭空臆造，其中不少来源于传统汉字，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此外，哪怕不承认语言文字本身在不断发展变化这个事实，简体字在大陆通行数十年也已构成既定事实，而且不得不说，这也是华夏文明演化发展的组成部分。还应纠正一个流行谬误，即许多人认为汉字简化乃1949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汉字简化不仅早已有之（如历代碑帖中的俗体字），其作为一场文字变革也要从民国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开始说起。当时不少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都主张进行文字改革，甚至提出废除汉字，实行汉字拼音化。在文字改革方面，民国政府曾公布过第一批简体字表，因遭反对随后暂缓执行。从这可看出，大陆的汉字简化改革乃这股社会思潮的延续与发展，并非凭空而来。

    至于汉字简化的利弊，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不过，在简体字已通行数十年这个事实面前，有一个结论显而易见，那就是汉字书写已难以回到“繁体字时代”，否则将引发另一场文化紊乱。且不说让只会写简体字的几代人重新学习使用繁体字，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也不说这对社会运作的严重影响，不妨想想，等好不容易大家重新习惯繁体字后，必然又会出现一个“断代”现象，那时候人们可能将因为不认识简体字而失去对这个时代的解读能力。不认识理解繁体字，并不影响社会交流，其弊端在于难以阅读古籍、体会传统之美，对文化传承造成一定阻碍（这已经是一个事实），但重新回到“繁体字时代”，人们则将面对的是社会运作的现实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如今多数只认得简体字的人们恐怕不会答应回归“繁体字时代”。

    所以，更为现实的做法是“识繁就简”，也就是把简体字作为规范化汉字，同时提倡认识繁体字，掌握和书写繁体字。

    文化中介组织作为文化市场体系的重要主体，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当前，应着力培育文化中介组织，发挥其在开拓文化市场、配置文化资源、畅通文化要素流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促进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文化中介组织是指从事文化的策划、居间、代理、咨询、出租等活动，在市场中为供需双方提供交换信息、促成交易等服务的文化市场经营主体。在文化市场中，文化企业不必也不可能承担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流通、消费等全部环节的活动，而是需要专业化水平较高的各类文化咨询服务机构提供选题、策划、组织、联络等各种中介服务。要实现文化创作与文化产品生产的有效沟通和对接，也需要专业化水平较高的中介组织及经纪人、代理人提供设计、包装、推广等服务。

    文化中介组织有助于提升文化市场效率。合理配置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文化中介组织的经营与服务为文化资源的高效合理配置提供了有效途径。例如，一些文化中介组织在文化产品的交换活动中，通过经纪人的创造性智力劳动与服务，为文化交易双方提供沟通、合作、成交的机会，拓宽文化信息传播渠道，大大降低了文化市场交易成本。

    在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也为文化中介组织成长提供了有利条件。文化中介组织既要承接政府转出的一些文化服务职能，又要适应文化企业和文化市场的需要来提供相应服务，正在成为政府、文化企事业单位、消费者和市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在国内一些大城市，各种类型的文化中介组织不但从事文化产品经纪活动，而且开始致力于开辟新的文化市场领域。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中介组织发展水平是衡量文化市场繁荣程度和文化产业发达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尺。当前，培育和发展文化中介组织，需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一是创造公平竞争的文化市场环境。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使文化中介组织成为独立的市场活动主体和联结文化创作、生产、流通、消费的纽带，在公平竞争中提高服务质量，促进文化产业和市场繁荣。二是转变发展观念。文化中介组织发育不足，既有体制政策的因素，也有思想观念的因素。应加强对文化中介组织地位、功能和特点的研究与宣传，充分发挥其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节选自刘金祥《着力培育文化中介组织》）

材料一：

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内在要求。

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要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坚持求同存异，既展现中华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共同价值，又彰显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更加立体地阐释好中国价值的丰富内涵。和平、发展、公平等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不同文明相互对话的重要基础。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要讲好中华文化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助力消除文化隔阂，为世界读懂中国创造有利条件。同时要看到，文化发展的地理环境、国情条件等千差万别，不同文化又形成了自身的独特价值。不同文化的独特价值使文明交流互鉴更有必要、更有意义、更有动力。中华文明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要善于讲好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挖掘和传播中华文化对于解决人类问题的有益启迪、独特贡献。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也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文化资源。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既要大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世界充分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要向世界大力传播我们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创造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新时代，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了许多反映时代精神、引领时代潮流的文化创新成果。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要推动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精品力作走出去。

文化的精髓在于其蕴含的价值观念、精神内核。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需要注重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这些精神内核。同时要认识到，文化的传播需要一定的文化载体、文化形式。汉字书法等形式多样的文化符号，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内核。我们要遵循文化传播规律，不断丰富形式，以更富柔性、更有温度的文化载体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特别要看到，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产品、中国品牌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和接受。我们要善于利用中国产品、中国品牌，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比如，在产品创意、外观设计、形象塑造等方面积极展现中华文化，使中国产品、中国品牌成为展示中华文化深厚底蕴和生机活力的载体，进一步提高中华文化的触达能力。

（摘编自潘晨婧《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材料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基础。我们要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厚历史底蕴，充分挖掘和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关于治国理政的丰富思想理念和科学思维方法，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时代价值，为新时代续写中国之治新篇章提供思想智慧和精神动力。

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和实践：既有郡县制等制度形式，也有言谏监察等治理探索，还有大同理想等思想理念。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等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国的历史土壤和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这正是其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彰显巨大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中华民族在创造灿烂文化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对今天我们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以“政在养民”等民本思想滋养人民至上的理念，运用“革故鼎新”等智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将“天人合一”等观念运用于生态文明建设，以“天下为公”等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注重将中华民族积累的宝贵思想智慧融入治国理政具体实践，使传统治理思想绽放时代风采，进一步筑牢了中国道路的历史和文化根基。要进一步总结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智慧，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继续丰富新时代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供丰富养分。

我国古代先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察万物之源，得出许多富有哲理、具有超越时空价值的思维方法。比如，“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前瞻思维，启示我们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增强工作的主动性、预见性；“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的辩证观点，启示我们要以辩证思维把握事物发展变化规律，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克服极端化、片面化；“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启示我们要树立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挑战。我们要继承这些科学思维方法，将其运用到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各方面、各领域，拓宽思维视野，丰富思维方式，使各方面工作能更加符合客观规律、体现时代要求，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新进展、新突破。

（摘编自张铮《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