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斗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主发展、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目标是为全球用户提供定位、导航、授时服务。

    卫星在太空飞行，太阳与地球是它的航标灯：卫星飞行姿态的建立依赖于对太阳、地球的观测，测量精度越高，卫星飞行姿态就越稳定，提供的导航精度也越高。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制的“三只眼”，就是通过观测太阳、地球为导航卫星提供导航。

    专家介绍说，“三只眼”就是两个“太阳眼”（模拟太阳敏感器、数字太阳敏感器）、一个“地球眼”（红外地球敏感器）。“太阳眼”测量太阳的位置，“地球眼”测量地球的位置。

    安装了“三只眼”的北斗卫星的优异表现与“视力”密切相关。卫星入轨初期用模拟太阳敏感器捕获太阳，再通过数字太阳敏感器和红外地球敏感器共同作用，更加精确地确定卫星的三轴姿态。

    科研人员对北斗卫星数字太阳敏感器和红外地球敏感器进行了关键技术攻关。数字太阳敏感器的关键技术突破，实现了关键元件自主可控；红外地球敏感器的关键技术突破后，具有高测量精度、高可靠性、长寿命、不易受太阳等天体对测量的干扰等优点。

    卫星与卫星之间的通信——星间链路，是北斗导航系统由区域向全球过渡的关键技术，是提升系统全球服务能力的核心技术手段，也是北斗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重要标识和技术制高点。

    中国科研人员提出了自己的北斗全球组网星间链路解决方案，率先采用毫米波技术体制和生产工艺，研制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星间链路产品。这将对北斗导航卫星实现全球组网起到关键作用，极大地促进北斗全球系统的跨域发展。

（摘编自余建斌《自主创新确保北斗系统稳定运行》，《人民日报》2018年6月11日）

材料二：

    中新社西宁7月3日电在青海省，千百年来牛羊吃草到哪里牧民们就跟到哪里，记者3日从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获悉，目前该省以北斗卫星技术为基础，对草场和牲畜实施动态监控，进行智慧放牧。

    传统放牧方式下，操场利用率低，且牧民较难全面、便捷地掌握牧草生长、气象灾害和动物疫情等信息。现在牧民通过北斗手持终端“牧民通”，依据北斗卫星制定的放牧方案以及北斗短报文双向通信功能，便可以实时掌握游牧路线、草场动态、疫病防疫等信息。

    据了解，青海省以北斗卫星技术为基础，已建立了天地一体的天然牧草采集和监测系统，应用于高寒草地畜牧业生产，并建立了基于北斗的草地自动监测站和北斗生态畜牧业数据服务平台。

    北斗卫星信息技术应用在畜牧业生产中，可以建立融牧草资源利用、家畜动态监测、疫情预警、气象灾害预报等信息于一体的高寒地区特色生态养殖模式。

（摘编自中新网《北斗卫星“试水”青海高原智慧放牧》）

材料三：

    12月30日报道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2020年中国北斗卫星导航全部产值有望达到4000亿元人民币。

    中国自主研制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于2012年正式开通，时过五年，目前已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又与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实现全面信号兼容。

    与全球其他三大卫星导航系统（美国的GPS系统、俄罗斯的格洛纳斯系统、欧盟的伽利略系统）相比，北斗除了具备三大系统的技术机制之外，还有独具的短报文和位置报告服务能力。

    与GPS芯片价格相比，芯片单价曾一直是制约北斗导航民用的最大瓶颈。如今，由于建立了完整的产业链，加上工艺产能的提升，国产北斗芯片单价已降至6元，在总体性能上也达到甚至优于国际同类产品。

    目前，中国的北斗系统已经在公安、交通、渔业、电力、林业、减灾等行业得到广泛运用。据统计，各类北斗终端及运营平台已经为23个省市、超过35万辆客货运车、远洋渔船等提供服务。

（摘编自《参考消息》）

    材料一：

    一般而言，技术总是被企业家最先应用在经济领域，用以创造财富，这符合技术扩散的规律；但伴随技术应用范围的扩大，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也越来越多地采用“智慧”的技术，导致整个社会的运行变得日趋智慧化，是为智慧社会。可以说，智慧社会是“智慧型经济”充分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目前的认知来看，智慧社会与智慧城市建设密切相关，智慧城市的社会形态必然是智慧社会。目前全球都在积极建设智慧城市，比如，新加坡推出了“智慧国家2025”的10年计划，韩国提出实施U－City计划，美国白宫发布了首个关于智慧城市的国家级战略，计划投入1.6亿美元进行智慧城市建设，澳大利亚发布了国家智慧城市发展计划，英国则积极发展“未来城市”等。

    (摘自《学习时报》《从“智慧型经济”到智慧社会》)

    材料二：

    艾媒咨询预测2017年我国可穿戴医疗设备规模将达到47.7亿元。

    材料三：

    在浙江乌镇举办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更是为人们描摹了未来智慧生活的美好轮廓。

    “太神奇了，微笑居然能打折，这是我从未有过的体验。”在互联网大会期间，以色列科学家达尼埃尔·谢赫特曼惊讶地发现，在走进无人超市之前扫一下二维码，购物后便可以直接离开；凝视某件商品，系统会捕捉他的表情，计算他对商品的偏好程度；只要他笑了，结算时便可以打折，不同的笑脸会得到不一样的折扣力度。

    互联网将为人类带来更为超乎想象的“红利”：在医学影像识别方面，人工智能对早期筛查肿瘤的准确率已经超过普通医生的水平；人和机器可以互联互通，机器能够预测人脑中可能会想什么，通过大脑里的信息和指令能直接让机器以比人类在智能手机上快5倍的输入速度打字……现在，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让生活变得更加舒适、便捷而有尊严。

    (摘自2018年2月1日《光明日报》《“微笑居然能打折”》)

    材料四：

    在2017年12月初举行的移动支付智慧厦门合作伙伴峰会上，厦门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携手腾讯签署“移动支付智慧城市战略合作协议”。对此，“腾讯互联网＋”副总裁张巍表示，签约后双方将联手推进“互联网＋”和移动支付在各领域的发展与应用，共建“智慧厦门”。

    此外，峰会现场启动上线的“市民卡APP”是全国首个推出以信用服务模式，按全市统一二维码技术规范建设的手机应用客户端。厦门民众可用“市民卡APP”先乘车后付款信用乘车、医院诊疗费用一键结算、扫二维码消费支付及自助扫码借还书等，享受医疗健康、政务服务、生活服务等方面的便利。

    在与厦门市政府的紧密合作中，腾讯赋能的智慧城市在“智慧交通”“智慧零售”“智慧医疗”等领域落地。在厦门，智慧城市正从概念变为一种切实的生活方式，为市民和外地游客提供更多智能化、人性化服务。如，腾讯乘车码的上线，让厦门市民和外地游客可畅享移动支付带来的便捷乘车服务。

(摘自“中国新闻网”《厦门市和腾讯合作全面发力“智慧城市”》)

东西方“武侠之父”相继离开，需要英雄的世界一直会在

宋金波

    当地时间11月12日，美国漫画界元老级人物斯坦·李（Stan Lee）辞世。因为与金庸老爷子的私人丧礼几乎是在同一天发生，人们很自然地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斯坦·李联合创造了八成以上的漫威知名角色，被称为漫威的灵魂人物，而金庸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武侠小说作者，创造了无数武侠人物形象。“东西方两位武侠世界的创造者”相继离世，巧合得不同寻常。

    巧合也因为漫威漫画中的超级英雄和金庸作品中的侠客，有着共通之处。“侠以武犯禁”，漫威超级英雄们也是凭借超能力大打出手。这两个世界中的英雄或者侠客们都有除暴安良、主持正义的传统，对毁灭世界或破坏江湖道义、秩序的反派都斗争到底。所以也不难理解，一些漫威电影到中国，翻译都是直接取“侠”这个定义，如蝙蝠侠、钢铁侠……而且，与梁羽生主要从中国传统“侠”形象中汲取营养不同，金庸学贯中西，他的小说不少地方借鉴了西方电影剧本的技巧。

    金庸的武侠世界和斯坦·李的漫威宇宙，都有很大的受众群体，而且持续时间达半个世纪以上。英雄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能够反映东西方的文化现象。东西方文化中共同的对英雄的需求，支撑了两个世界的稳定存在。如约瑟夫·坎贝尔在《千面英雄》中所言，“每个人都拥有他自己蕴藏强大能量的梦中的万神殿”。这梦想在某种意义上跨越了文化界限。在东方，侠客传统可以上溯至春秋战国甚至更早，向下而至传奇小说、《三侠五义》。在西方，也起码可以从古希腊神话中追根溯源，后面也有侠盗罗宾汉。

    但金庸武侠世界与斯坦·李的漫威宇宙，无疑又有相当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东西方文化本身对一些价值的理解不同。

    比如说，漫威宇宙的超级英雄，通常都会面对能力与责任的矛盾，不把这样的问题想清楚，就不足以成为一个成熟的英雄形象。而对金庸武侠里的主角来说，除了极少数如郭靖，出于一种模糊的自省，有了自己的“超能力”价值的终极追问，大部分情况下，对于“超能力”——或者高深武功的追求，是不言自明的。

    再比如，漫威宇宙中的超级英雄在主持正义时，通常会考虑到法律这个限制因素。某种意义上，他就是为了维护法律而行动。但在金庸的武侠世界，大部分武林人物不入世，经常不在意破坏既有法律。

    这可能是因为现实中，人们在观念上正义与法律是相分离的。金庸先生曾说，东西方对侠的理解不同，同样是大孩子打小孩子，德国人看到不会管，而中国人会管。他写武侠小说是写给中国人看的，中国需要侠义精神。但这句话可能不应该做字面理解，或者说，他可能认为由于在传统社会缺少足够的法律正义，必须有犯禁的侠客出面解决。

    漫威电影虽然在英雄超能力上比武侠世界更脑洞大开，超人可以撼动星球，而最大胆的侠客想象也无非可以用动车速度赶路，但除此之外，漫威宇宙是趋近现实的。相反，武侠世界对现实更像是逃避。

    也就不难理解，斯坦·李可以不断在漫威电影中客串，给出一个个彩蛋，而金庸老爷子绝不可能去扮演平一指或西山一窟鬼中的角色。论艺术成就，两个世界也许很难有高下比较，但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漫威宇宙无疑更开放、更面向未来。对当代中国人而言，比金庸武侠人物更具有现实感的英雄形象，还在未来的某个空间静静等待。

（光明网·时评频道）

材料一：

    作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官方配套活动之一，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共同主办的“一带一路”生态农业与食品安全论坛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

    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背景下，“一带一路”生态农业与食品安全论坛体现了中国政府推动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着力改善营商环境、提高监管效能，为农产品和食品贸易便利化创造条件的强大决心。论坛欢迎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在内的各国农业和食品企业抓住新的历史机遇，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高品质的农产品和食品。市场监管总局愿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各界同仁共同努力、携手共治，为保障人类食品健康与安全作出更大贡献，本次论坛正向世界传递这一强烈信号。

    中国政府顺应当前经济发展趋势，充分满足百姓消费发展需求，高度重视生态农业发展和食品安全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将通过改革创新，借鉴国际经验，健全最严谨的标准；创新监管方式，实施最严格的监管；完善基础制度，实行最严厉的处罚；落实监管责任，坚持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让中外民众在经贸交流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成果和收获，是当前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重要任务，也是民间友好工作赢得广泛支持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论坛愿与国内外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和企业加强合作，推介更多质量好、价格优的国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进一步改善百姓生活品质、提升生活水平，让国内外民众共同分享贸易合作带来的发展机遇和成果。

（摘编自《张茅：通过改革创新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材料二：

说明：16.8对应口味，按顺时针依次对应。

（摘编自《中国健康报》）

材料三：

    食品安全治理属于世界性难题。若要有效破解这一世界性难题，需要进行系统的创新。我国属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研究我国食品监管体制改革，一定不能忘记这一基本国情。纵观全球，独立监管、统一监管和专业监管，已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基本定式。我国已经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时代背景下，人民群众对食品消费的需求不会仅仅满足于食品的安全保障，对食品的质量、营养、美味等将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亚里士多德曾说：“事业是理念和实践的生动统一。”在新时代背景下，各级政府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食品安全领域，广大企业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通过系统改革创新，加快推进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全面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全面提升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水平，还需要企业创新食品安全治理文化，因为文化是社会治理的灵魂。从全球的范围来看，食品安全治理文化创新属于食品安全治理创新体系中最为艰难、最具创造、最富智慧的创新。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包括知识、艺术、法律、宗教、习俗以及其他社会现象，是由社会环境所决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文化是分层次的，包括物质的、制度的、心理的等形式。文化具有传承性、渗透性、持久性等特征。食品安全的治理使命、治理愿景、治理价值、治理战略等，是食品安全治理文化中最核心、最本质、最精髓的内容。

（摘编自《新世纪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改革探索》）

    这一切特点都有一定的风格和手法，为匠师们所遵守，为人民所承认，我们可以叫它做中国建筑的“文法”。建筑和语言文字一样，一个民族总是创造出他们世世代代所喜爱，因而沿用的惯例，成了法式。在西方，希腊、罗马体系创造了它们的“五种典范”，成为它们建筑的方式。中国建筑怎样砍割并组织木材成为梁架，成为斗拱，成为一“间”，成为个别建筑物的框架，怎样用举架的公式求得屋顶的曲面和曲线轮廓；怎样结束瓦顶；这都是我们建筑上两三千年沿用并发展下来的惯例法式。无论每种具体的实物怎样地千变万化，它们都遵循着那些法式。构件与构件之间，构件和它们的加工处理装饰，个别建筑物和个别建筑物之间，都有一定的处理方法和相互关系，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建筑上的“文法”。至如梁、柱、枋、檩、门、窗、正房、厢房等等。那就是我们建筑上的“词汇”，是构成一座或一组建筑的不可少的构件和因素。

    这种“文法”有一定的拘束性，但同时也有极大的运用的灵活性，能有多样性的表现。也如同做文章一样，在文法的拘束性之下，仍可以有许多体裁，有多样性的创作，如文章之有诗、词、歌、赋、论著、散文、小说，等等。建筑的“文章”也可因不同的命题，有“大文章”或“小品”。大文章如宫殿、庙宇等等；小品如山亭、水榭、一轩、一楼。文字上有一面横额，一副对子，纯粹作点缀装饰用的。建筑也有类似的东西，如在路的尽头的一座影壁，或横跨街中心的几座牌楼等等。它们之所以都是中国建筑，具有共同的中国建筑的特性和特色，就是因为它们都用中国建筑的“词汇”，遵循着中国建筑的“文法”所组织起来的。运用这“文法”的规则，为了不同的需要，可以用极不相同的“词汇”构成极不相同的体形，表达极不相同的情感，解决极不相同的问题，创造极不相同的类型。

    这种“词汇”和“文法”到底是什么呢？归根说来，它们是从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在长期建筑活动的实践中所累积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经过千百年的考验，而普遍地受到承认而遵守的规则和惯例。它是智慧的结晶，是劳动和创造成果的总结。它不是一人一时的创作，它是整个民族和地方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的产物。

（选自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有删改）

材料一：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出自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的《定盒文集•续集•尊史》。历史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的真实记录，得失的总结，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所以，“出乎史，入乎道”，要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必须返回历史中去把握。

在历史中把握大道，①____。文化凝聚了一个民族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一个民族历史的载体。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文明没有中断过的国家，我国的历史文化资源之丰富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诸子百家的思想、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多种文化形式，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和谐共生，天地涵养万物，同生共存；追求和而不同，与邻国的关系处理上讲究“协和万邦”，强调君子慎独、自强不息等。现今世界中，在重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达到自然环境与人类的和谐统一、解决国际冲突等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显示出了超强的整合价值，其和谐、合作的优势，更能发挥包容、平衡的作用。

在历史中把握大道，②____。中国共产党一路带领中国人民艰苦斗争，从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到富有创造性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开启改革开放伟大进程到创造新时代伟大成就，真正让全体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共享幸福和荣光。在这个过程中孕育出的以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人优秀品质的象征。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正是源于党的百年奋斗的成功实践以及这一过程中焕发出的精神气概。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深层次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第一次实现了大国和平发展，这背后是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酝酿成长——这种文明不再以争夺、战争、消灭、殖民作为国家间的竞争模式，而是以相互合作、共同发展为根基，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而且为人类文明提供了具有超越性的方案，必将在当下及未来彰显出更大的内驱力和凝聚力。对这种未来性怀有自信和自觉，正是我们学习、把握历史的意义。

（摘编自师英杰《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材料二：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一语出自宋代学者曾巩所撰的《南齐书目录序》。以古视今，不难发现古代深厚博大的史学积累为当代中国文明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传统资源，需要进一步挖掘、汲取、品味与借鉴。

举其大且要者，中国史学致用传统有三个特质。其一，求“大”。南宋朱熹曾言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意味着研读历史首先要立意高远，关怀宏大。无论治史还是治国，皆须从变动不居的历史进程中探寻时代之大趋势、大方向，提炼大命题，把握大脉动。如司马迁修《史记》，时间纵贯三千年，空间横跨数万里，人物遍布全阶层，体倒覆盖各类型，大构思方成就大手笔，无怪乎清代学者赵翼道：“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对比当前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涉及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毫无疑问是至为关键的课题。

其二，贵“通”。先立其大，再贯乎通。具体而言，所谓“通”，首先要“博通”，即大量搜辑考察各类尤其一手材料或原始遗迹，为深入研究奠定坚实基础；其次要“贯通”，即综合研究有关材料或遗迹，通过归纳概括引出结论；再次为“通识”，即注重在综合贯通中求得更全面深刻的认识；最终实现“会通”，既把天、地、人作为整体，又将天道、地道、人道联系起来，反映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思维与整体意识。这种思维意识对中华文明探源过程启示很大。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绝非一人、一学科、一团队、一时代之事，迫切需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久久为功，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

其三，崇“德”。可大可通，于是历史自然显露出德之光辉，我们的文明亦因之可亲可久。对待人类的文明历史，要能不抱偏见，不做武断，不凭主观，不谋私利，不求速达，这样我们那些最为珍贵的精神内核和思想精髓才能如玉石般温润可亲，似高山般坚韧可久。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这提示我们在进行中国文明历史研究中注重揭示与阐释自身优秀的思想元素和文化基因，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求其大者，贵其通识，崇尚德性，在蓬勃发展的中国文明历史研究中展现既有史学传统之重光，并赋予其新意，这正是“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的深厚意蕴所在。

（摘编自王学斌《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