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心

陈敏

    大学毕业那年，我心血来潮，就和竹心一起报名参加了赴西北贫困山区支教的志愿团。就在我们即将赴任的前一天晚上，竹心却接到了母亲病重的长途电话。我是第一次知道竹心的寡母多年来一直患有半身不遂，常年靠竹心的舅父照顾日常生活。其实平日在校园里我们时常擦肩而过，彼此打招呼的次数却很少。这次只是因为共同的热情我们才要走到一起，所以便开始留意起了竹心。我发现竹心是一个不拘言笑的人，她说话的声音很轻，白皙而冷静的面庞架着一副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有股深邃的光芒透出。竹心支援山区教育事业的序幕还没有拉开就要划上一个休止符，我不禁替她惋惜起来。

我背起行囊独自踏上了征程。

    长途汽车在宽阔的马路上呼啸了几个小时以后便开始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地盘旋起来，它颠簸着，摇晃着，喘着粗气，像一个患哮喘病的老人。一路上完全看不见我想象中的山水田园和参天大树；甚至看不到野草野花和牛羊的影迹。我只看见光秃秃的、馒头一样的黄土包一个挨着一个，身后卷起大团大团的黄色尘雾。天是黄的，地是黄的，甚至每个人的脸也变成了土黄色。我感觉要晕车了，并很快昏天黑地地发作起来。

    接近黄昏时，颠簸的车辆终于停了下来。我将要发光发热的地方——东卧牛乡到了。我下车和前来迎接我的乡长同志握手寒暄。乡长扛着我的行李带我走了很长一段路，还向我介绍了学校里的一些情况。他说：学校三个年级总共有九十来个学生，可教师只有三个，且都是当地人，水平不怎么高，凑合着能把学生管住就行。乡长还说教育组下达所开设的科目都开不了，还说像我这么高水平的人应该尽量多代几门课。乡长指着前面说：“看，那就是学校。”

    学校不大，也很旧，倒是被打扫过了。夜幕降临了，学生都打出了自制的红灯笼来欢迎我，灯笼在黄土包上忽明忽暗，像空旷的天空上寂寞的星星。

    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把我领进一间很小的土屋说：“这是你住的地方，我去了好几家才搜集到了一点白面，给你蒸了这篮子馒头，够你吃一个星期了。”他又指着蹲在墙角的一口大瓮说：“我还让娃娃们给你攒了些水，这里吃水不方便，要走好几里地才有水井呢，你就省着点用。你早点歇，明天还要上课呢。”说完后两个人都走了。

    我回过头来，看了看“床”：两只摇晃的凳子上架着四块歪歪斜斜的木板，一坐上去就发出刺耳的嘎吱声，仿佛要拒我于千里之外。一颗滚烫的心顿时掉进了一盆冰凉的水中，两滴眼泪禁不住地滑到腮边。我正琢磨着怎么来铺这个床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老师，是我。”我开了门，一个小女孩走了进来，手里提着一个小木盆。她说：“我叫刘妞妞，王主任让我给你送个木盆，让您晚上起夜时用。”我问王主任是谁，刘妞妞说就是刚才给您送馒头的那个人，他是乡教育组的领导。刘妞妞还说：“王主任说前几个从省城来的大学生老师都是被饿跑的，他怕您也被饿跑了，所以就找来白面给您蒸了馒头。”刘妞妞看着我问：“老师，有了这篮馒头您不会被饿跑吧？”刘妞妞临走时再三叮咛我：“老师，黑来起夜千万不能出门，外面害怕怕。”我的眼泪又一次掉了下来。我翻看那篮子白馒头，这是怎样的一篮馒头啊，又黄又硬，和这里的黄土包不差两样。如豆的灯光下我做出了果断的决定：赶快离开，这里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我就收拾回城，我用学生为我准备的混黄的瓮水洗了把脸，就匆匆地出发了。我赶到车站，发现乡长和那个王主任早已来到车站了。乡长看了我一眼，干巴巴地说：“我知道你会走的。”我似乎是拿鼻子笑了一下后，就头也没回地登上了开往省城的长途客车。

    我又回到了校园。通过半年的努力，考取了我一直崇拜的尤教授的研究生。三年后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

    在匆匆流逝的时光中，我忙于学习，忙于工作，忙于职称，忙于爱情，忙于房子，忙于孩子。像一条穿梭于城市海洋中的鱼。

    又一个新学期开始了。我接了一个新生班级的课。这天，我郑重地走上讲台。我兴致勃勃地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再让学生做，我要熟悉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学生。轮到最后一排的最后一位女学生了。她笑吟吟地站起来说：“白老师，事实上我们在六年前就已相识了。您还给我当过一夜老师呢！我叫刘妞妞，来自甘肃阴山县的东卧牛乡。我们家乡的变化可大了。现在已经通了电，接了自来水，还办了一个希望中学……

    我的脑子有些混乱，脱口问了句：“你的老师是谁？”

    “竹心，她说她认识您；她现在是我们那个中学的校长。”

    “竹心！”我无意识地重复了一句。我觉得有一团火开始从我的耳根燃烧，一直燃烧到面部，又燃烧到了每一根发梢上。（有删改）

父老乡亲

程文胜

    那位母亲紧紧抱着被洪水冲散又不期而遇的女儿痛哭失声，小女孩则睁大噙着泪珠的眼睛。小女孩的头发稀少而散乱，那些泛着衰草一样淡金色的头发，在微风中颤动着，如同小女孩的眼神一样惊魂未定。

    这是发生在我湖北家乡的真实一幕。这幅题为《劫后重逢》的照片，如同透明的刀片，飞快地划过我的心头，我看见刀刃上闪烁着人性的光芒，也流淌着我的鲜血。

    我感受到了疼痛，可我不知道该是痛苦呻吟，还是流泪歌唱。在洪水肆虐的日子，我曾用心歌颂了在大堤上与洪魔抗争的人们，作为一名军旅作家，我一直为能有机会见证这段历史而欣慰不已。

    可我忽略了在洪水中受难的父老乡亲了。

    我没有写到他们，那时，我一直错误地认为他们是弱者，即使提到，他们也是以灾民的形象出现的。那时，我的父老乡亲们滞留在大堤上，他们守护着从洪水里抢出来的一点点家产，期待着洪水一点点退去。苦难和无奈写在他们的脸上，也流落进我的心里。那时，我对他们只有同情，而没有敬意。

    可那幅照片让我的心流血了。在隐隐的疼痛中，一个念头蹦出来：洪水退去之后，这对母女的生活会怎样？

    一经发问，我便很快发现，这不仅是关于照片上那对母女的问题，而是有关我整个父老乡亲的问题了。

    洪水过去了，洪水带来的创伤却还要长久地伴随着他们。

     “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没能带出来。”可他们庆幸自己还活着，而活着已经很好了。他们开始盘算今后的日子。尽管浪头还在自家屋顶拍打着漩涡，隔三差五，他们仍想着要驾船回去看看自己的家。

    尽管洪魔是借助大江的河床兴风作浪，但他们憎恨的只是洪水，而从不亵渎养育他们的大江。一个本是融为一体的概念，被凝重而质朴的大江之爱划分为二。我知道，我的父老乡亲已经把整个生命融进那条古老的大江里了。面对这种对大江的眷念，面对这种对土地的挚爱，面对这种源自大江的生命伟力，我不能无动于衷。

    孩子似乎比大人更懂得怎样忘记灾难，怎样快活地享受生活。他们光着臂膀在编织袋扎成的窝棚间追逐，或者在堤边伸长手臂打捞江面上随波逐流的稻草、树枝，欢快的笑声在充满复杂气味的空气中飘荡，似乎与以往没有什么不同。看着孩子们那泥垢所不能掩藏的笑脸，我同样不能无动于衷。

    我为我错误地以为他们是弱者而羞愧不已，因为流泪并不意味着软弱，因为伟大的人民是作为群体的概念而存在的，而我的父老乡亲们正是其中一部分啊。

    事实上，即使作为个体，我的父老乡亲们承受灾难的韧性和勇气比我要大得多。当抗洪将士奋战洪魔时，老妈妈在泥泞中为肩扛麻袋的子弟兵掌灯引路，姐妹们为战斗间隙小憩的战士驱赶蚊蝇，小孩子则为向生命极限挑战的亲人端碗粥、送杯茶……当子弟兵凯旋时，我的父老乡亲们箪食壶浆，用一颗颗最真诚的心编织成荣誉的花篮，一路簇拥着一路祝福着；送走了亲人，我的父老乡亲们又默默地收拾起残存的家当，从大堤上回家，然后，默默地用双手缝补被洪水撕裂的伤口，满怀虔诚地希望着来年的收成。

    我不由想起了那个逐日的夸父。为了追赶上太阳，夸父跑啊跑啊拼命地跑，太阳离他越来越近了，他的热血乃至整个生命也开始沸腾、燃烧起来，他喝干了渭河的水仍然焦渴难耐，终于訇然一声倒在地上。看着金黄的尘埃被激扬得漫天飞扬，夸父知道自己生命的尘埃将从此落定，他奋力朝着太阳的方向扔出了手杖。那手杖是他不停追逐太阳的意志的继续，它在历史的天空里留下飞行的黄金轨迹后，没入大地，化成了开满桃花的邓林。

    我的父老乡亲们也在追赶着太阳，也在桃花盛开的地方创造美好的人生。

    夸父不是远古神话里个体的神，夸父是一个群体。我要说，夸父其实就是我的父老乡亲。

    “即使把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人民，那也不过是沧海之一粟。”这首歌唱得好。因为人民养育了我们这支军队，因为人民是我们伟大的母亲啊！

    我的父老乡亲们，你们过得还好吗？

犁的情结

高维生

    ①农具中，我最喜欢的是犁。辽阔的土地，一头牛，一只犁杖，一个人，耕过的田地，像海中翻腾的浪花，有了鲜活的气息。犁像笔一样，写下对土地的情感，对丰收的渴望。农人的吆喝声，单调、朴实、透明，风儿似的掠过，牛儿循着熟悉的声音，牵动犁杖。

    ②农具当中犁是让人尊重，敬畏的，如果把农具排行的话，犁应为老大。这并不是因体积而论，是它的耐苦、执著和坚毅。犁像动物界中的老虎，平时安静，隐卧一旁，动起来有摧枯拉朽之势。一年中，大多的时候，它闲置被人遗忘，只有播种的季节，回到土地上，积攒的力量才爆发出来。

    ③今年春天，我回到故乡，在延吉喧闹的街头，寻找童年的足迹。童年的大杂院，变作前尘往事，一条宽大的马路，掩盖了我在异乡的不尽思念。站在马路边，注视穿梭般的车流，耳边的聒噪，有了不尽的感伤。

    ④第二天，在友人的陪伴下，来到了五凤屯，这是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

    ⑤乡村人少车少，没外人打扰这儿的平静生活，一个人走在洪分河的堤坝上，两旁是桦树林，它摆脱了冬天的冷酷折磨。新生的叶子滑爽，富有弹性，清晰的纹络，流动着土地的汁液。蔓延的野草中有打碗花和飞舞的蝴蝶，草的清香像水一般地涌动，一潮潮地扑鼻。鸟儿像歌手，唤醒了深深的记忆，消除了心中郁积的烦躁。欢快的河水，像大地的女儿抛下的缎带，丰富的情感，润养岸边的村庄、田野。慢悠悠走动的牛车，铃铎的叮咚声，让我想起童年的欢乐。

    ⑥不远处的土地上，一头牛拉动犁杖。农人的吆喝声，听后特别舒坦，不像汽车的噪音，撕裂耳膜。农人神情专注，无一丝杂念，那一刻，他在倾听土地和犁的情语，翻耕的泥土，像一朵朵开放的花儿，舒展的叶子，浸润清晨的露珠，漫着花的清新。

    ⑦我扶过犁，上学时，学工学农的热潮铺天盖地，风起云涌。上农业课的老师是个男老师，课堂上除了讲课本的知识，他还说了很多的趣事。在他下乡的邻屯，有一个上海知青集体户，刚到东北的时候，闹了好多的笑话。上海弄堂长大的年轻人，细皮嫩肉，穿着统一发的黄大棉衣，戴着黄棉帽子，操一口南方口音，惹得乡下人好喜欢。看村头往地里拉粪的牛车，觉得很有意思，就像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在战场上，对着前方大声地喊道：“前进！”牛车一动不动，急得不停地拍打牛身子，牛慢慢地倒刍，听不懂知青小伙子在说什么，更听不懂江水滋润的南方话。

    ⑧我们喜欢男老师的实习课，在田间地头的劳动，搀杂玩耍的因素。有一次，我们到学校的学农基地上课，一张犁摆在地头，他牵来牛，教同学们如何上套，讲耕地对一年的重要性。他做一系列的示范，告诉我们在扶犁中注意哪些环节，牛在他的吆喝声中，拉着犁听话地向前走。犁翻开土地，男老师扶犁的神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一个同学都要上去，亲手扶犁，试一试，犁在我们的手中变得不听使唤，牛也不听话了，走走停停，像在田地散步休闲。轮到我上场，更惹得同学们大笑，我扶犁时东摇西晃，像喝醉了酒，牛儿不时地“哞哞”叫两声，提出抗议。

    ⑨犁在我的眼中是浪漫的，像一首长诗，歌颂人、土地、未来。它是那么地热爱土地，从不背叛。它不像镰刀，如同一只不安稳的松鼠，做些琐碎的事情，然后被人随便地丢弃。

    ⑩一个人在春天，在童年的乡村的大地，又一次听犁的歌唱。

（有删改）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搬家

    李城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去一趟他的家乡。那时我正在青海参加一个笔会，向主办方请了假便奔向火车站。电话里李城的声音还挺风和日丽的，不像一个肺癌晚期又严重肾衰的患者。挂了电话他又往我手机里发来地址以及坐车线路——其实是多余的，即使没有这些，我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小官庄。李城无数次向我进行描述，好像小官庄也是我曾生活过的地方，那里的每一棵树，每一缕炊烟，以及头顶或缺或圆的月亮，都是我熟悉的。

    认识李城时，我刚开始写小说，妻子去世不久，而我也刚刚退休，为了排遣悲伤和寂寞，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我总是给他们一个最朴素确切的名字，比如，小说中的女性，大多叫做王彩虹，她们内向而腼腆，追求像彩虹一样的绚烂美好；至于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大多沉默木讷，隐忍顽强，无一例外都叫做李城。

    所以，当见到一个瘦精精的他时 ， 我忍不住吃了一惊，而后又笑起来。我说，你叫李城？你确定你叫李城？

    李城也愣了一下，然后也像我那样笑起来，他说，确定，我确定就叫李城。他正在我的小屋里，和一个工人要将一摞书抬出去，清晨通透而明亮的阳光照在他的半边脸上。这个画面很多年后我都历历在目，好像是刚刚发生的一样。

    他们是搬家公司的，爱心搬家公司。

    这之后，又让他帮我做过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比如移动一下柜子，比如换一个灯泡，甚至是一颗螺丝松了，我都会给他打电话。李城很乐意，有时晚上来，有时第二天清早。自行车的铃铛在楼下先摁出两声，便噌噌跑上来。每次我会塞给他一些酬劳，他拒绝，只有我说“不收下次就不找你了”，他才会无奈收下，并总以老家的粮食蔬菜作为感谢。有一个傍晚，我去厨房倒水，转身时突然发现角落里有个金黄色的点，打开灯，原来是一朵菜花。那是李城一个礼拜前送来的，我没有吃完，蔫了，一棵已经没有根的青菜居然开出了一串花。我蹲在墙角很长一段时间，这些生命的顽强绽放使我泪水潸然。

    李城很喜欢在干完活后倚在门框上问我小说的事。

    你写过多少个李城？

    李城多大年纪了？

    怎么给他取李城这个名字？

    可以不把他写死吗？

    这篇还有多少字结尾？

    这些问题是不必回答的，很多时候他只是自言自语，之后总是告诉我小说里的李城跟他还是有那么一点相似之处的，或者说，这也许就是他的未来呢。

    后来，搬家公司倒闭，他去了一个建筑工地。对于这个工作，他很满意，住工棚，可以省下住铁皮屋的租金。

    李城比以前更黑了，也更瘦。如果不知道年龄，压根猜不出李城只有二十来岁。

    李城说他这些天都在最高的地方干活，风吹得人摇摇晃晃。

    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李城干活的场景，还有他的工友们，像蜘蛛侠似的攀援在高楼的四壁，他们吊着安全带，戴着安全帽，用混凝土一点点地将楼房喂大。楼长高了，结实了，漂亮了，他们也离开了，城里的人蜂拥而至，他们不会想起这座楼是怎么长大的，他们只会站在窗前向远方眺望。

    当我用“摇摇晃晃”这个词语描述李城时，我也曾想过，李城某一天会不会像一片树叶那样摇摇晃晃飘落下来。不过，我的想法并非完全准确，但相似的是，李城的确从一幢楼上摔下来了。我没有在现场，所以不能准确描述那一时刻。李城形容自己就像小鸟那样飞了起来，他并没有感到害怕，只是十分想念老家年迈的父母，还有他的傻姐姐。

    那些他曾经搬运过的脚手架，救了他一命。从外表看，他几乎完好无损，但体内像经历了一场地震。医生嘱咐他不能再干体力活了，只能休息。李城躺在工棚的钢丝床上，似乎很平静，把我带给他的小说读了又读，甚至还给我打过几次电话，问我正在写的小说里的李城是什么样儿的呢。

    两个月后，李城有了新工作，在一家化工厂做门卫，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恐怕连这样的“门卫”都干不了了。没到年底，他回到了小官庄。

    按照李城说的路线——下车后沿着一条石子路向西，过一个小桥，再沿着大堤向前走一段路，便是小官庄了。那片他描述过很多次的梨园，应该就在大堤下，还有桃园，柿子园，还有落满松针的松树。然而，这些，我都没看到，大堤上没有树，草皮之下的沙土已经裸露出来，一辆拖拉机正在挖土。正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但地里的庄稼毫无生机。不少树木被砍伐掉了，树桩还是新的，村庄裸露出来，显得胆怯而瘦弱。

    我顿时明白李城向我描述的小官庄，应该是它曾经的样子，是李城记忆里的模样。

    李城特别消瘦，如果用数字形容的话，就是又被削去了二分之一。我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十分难过，一路上幻想了很多结果，全部破灭。

    我无法将眼前这个人和那个骑自行车意气风发的小伙子联系在一起，仿佛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人。我还记得那个人总是春风拂面，一脸笑容，他的声音清脆而干净，他喜欢帮我搬书，总是从高高的人字梯上噌地跳下来；他还和我争论小说里的人物，不能接受我将他们写成懦夫；还有，他的乐观让我从丧妻的悲痛中慢慢走出来……

    那天的阳光很好，一直照到李城床边。屋外特别安静，阳光一点点地移动，爬向我们的身体，仿佛从没感受过的轻柔与温暖。它一点点地攀登上来，向李城的身上移过去，阳光普照着，从不会对谁吝啬。

    我记不请自己后来是怎么离开这间屋子，离开小官庄的，我内心无比难受，却又无比轻松，李城说，他找我……是有一件重要的事，希望能帮帮他。我点头，身体向他倾斜，以便能听清他断断续续的声音。李城说，他想……搬家……，希望我能将他搬进小说里，和之前任何一个“李城”的命运都不一样，他希望，在小说里，他有一个……美好未来，当然，还要有他的父母和傻姐姐。

（取材于汤成难同名小说）

恰同学少年（节选）

黄晖

蔡和森站在后面干着急，想挤挤不进去，踮起脚来也看不全公示栏上的内容，正没办法，看到前面站了个特别高的大个子，便拍了拍那人说：“这位老兄，老兄！”

身穿半旧长衫的大个子回过头来问：“什么事？”

“你能不能帮我看看考题是什么？”

大个子看了看蔡和森，说：“‘论小学教育’，以此为内容，题目自拟，篇幅不限。哎，你也是来报名的？”

蔡和森点点头，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脑袋，叹息道：“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啊。”

大个子朗声笑了：“就是。才招80个，来报名的倒有好几百！”

蔡和森正想接着问，却见大个子伸手拍拍他前面的一个清瘦小伙子，说：“哎，萧菩萨，想不想对个对子？上联是——叫花子开粥厂。”那位“萧菩萨”才回过头，还没来得及答话，大个子却自行接了下去：“眼前就是绝妙的下联——穷师范^①招学生。”

“萧菩萨”似乎和大个子很熟，习惯了他这样说话，很默契地问：“横批？”大个子一字一顿地说：“挤、破、脑、壳。”

周围的人都大笑起来，蔡和森也被逗乐了，他不禁仔细地多看了这个大个子几眼。只有紧挨在前面的刘俊卿皱起了眉头：竞争者之多已经令他不安，偏偏还有人拿这个开玩笑……他移开了几步，躲开了这笑声。

这时候，在不远处的操场大门前，一字排开的几张方案上，立着“报名处”的牌子，旁边还摆好了笔墨、报名表格等。黎锦熙站上台阶大声说：“请各位考生注意了，凡愿意报名者，到报名处来领取报名表，操场上摆了桌子供大家填写。填写后，交到这边来，换取考号。”

蔡和森随着人流，大家呼啦一下都围了过去，蔡和森抢到一张表格，他左右张望着，想找个位子坐下来填写表格，却看到那位“萧菩萨”在和一个同学打招呼：“哎，易礼容？”易礼容看时，惊叫道：“子升兄？你这湘乡第一才子也来考？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一跑来，我们还有什么指望啊？干脆直接回家得了。”

众人都回过头去，想看看这位名叫萧子升的湘乡第一才子长得是什么模样。蔡和森这时却瞅到了一个空位子，忙坐下提起毛笔填写。等他再去蘸墨的时候，发现身边坐的人也正好伸过笔来，顺着一双大手看上去，呵，这不正是刚才帮自己的那位大个子吗？大个子显然也认出了他，率先对他说：“你好！”

蔡和森回应着，把面前的砚台给他推近了些。大个子说着“谢谢”，无意间，却正好看见蔡和森表格上填好的姓名，一下子惊叫起来：“蔡和森！你就是蔡和森？铁路学堂那个蔡和森？”

蔡和森有些奇怪：“你怎么知道呀？”大个子依然大着嗓门说：“嗨，长沙的学生，哪个不晓得有个蔡和森，去年考铁路学堂，作文考了105分。满分不够，还另加5分，天下奇闻啊！原来就是你呀。哎，你不是在读铁路学堂吗？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

蔡和森很坦率地回答：“那边！学费太贵，实在读不起，我已经退学了。”“哦！彼此彼此。穷师范招学生，还是咱们穷兄弟多。”大个子说道。

二人边填表边聊天。蔡和森问道：“对了，还没请教老兄贵姓啊？”“贵什么贵？”大个子把报名表递了过来，“我姓毛，毛泽东。”蔡和森的目光停留在表格的履历一栏上，那上面除了“工”一项外，农兵学商都打上了勾，他颇为惊奇：“嘿，毛兄干过那么多行当？农兵学商都全了！”

毛泽东得意地说：“我呀，是家在农村种过地，老爹贩米帮过忙，出了私塾进学堂，辛亥革命又扛枪。五花八门，反正都试了一下。”

“毛兄不过比我大一两岁，阅历却如此丰富，令人佩服。”蔡和森说道。“我们就不要你佩服我，我佩服你了。”毛泽东向蔡和森伸出手，爽快地说，“来，交个朋友。”

两个人的手握在了一起。毛泽东说：“以后，你我可就是同学了。”蔡和森笑道：“还不知道考不考得上呢。”毛泽东手一挥：“怎么会考不上？肯定考得上！”

“……李维汉，255号；周世钊，256号；邹彝鼎，257号；罗学瓒，258号……”黎锦熙忙得一头微汗，依次收着考生交来的报名表，他一面读出考生姓名，一面往表上编定考号，这时又一张表格递了过来，收表格的同学抬起头一看，当即愣住了——面前是一个矮矮壮壮、留着粗粗的八字胡、戴着眼镜的中年人，那张脸上都已经有了皱纹，忙道：“这位老伯，对不起，学校规定要由考生本人报名，不能由家长代报。”

中年人笑着说：“我就是考生啊。”这话把旁边的人都吓了一跳。中年人很温和地问：“年纪大是吗？可招生不是没限年龄吗？”

“年龄是不限，可是……您真的来报名？”这个同学有些疑惑地念着表格，“何叔衡？哟，您还是位秀才啊？”

黎锦熙听到何叔衡的名字，忙过来接过表格，看了看，猜疑地问道：“您不是宁乡的何琥璜先生吧？”“正是鄙人。”何叔衡笑着说。

“何先生，您好，我是一师的历史教师黎锦熙。您这是开什么玩笑？您可是长沙教育界的老前辈了，怎么能到我们这儿来报名呢？”

何叔衡赶紧解释说：“我真的不是开玩笑。何某虽说已经37岁了，在宁乡办过几年学，教过几年书，可过去学的，都是些老掉牙的八股文章，穷乡僻壤，风气不开，如果不多学些新知识、新文化，再教下去，只怕就要误人子弟了。所以，我是真心实意来贵校报名，想从头学起，做个民国合格的老师。怎么，不会嫌我这个学生太老了吧？”

“哪里的话？琥璜先生这么看得起一师，是我们一师的光荣。”黎锦熙对那个高年级的同学说：“陈章甫，来来来，大家都来，为何先生鼓鼓掌，欢迎何先生！”围观的报名考生都鼓起了掌，掌声顿时响成了一片。

（有删改）

【注】①穷师范，指湖南第一师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