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虎与蔷薇

余光中

    英国当代诗人西格夫里·萨松（SiegfriedSassoon1886——）曾写过一行不朽的警句：“Inmethetigersniffetherose．”勉强把它译成中文，便是：“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

    如果一行诗句可以代表一种诗派，我就愿举这行诗为象征诗派艺术的代表。每次念及，我不禁想起法国现代画家昂利·卢梭（HenriRousseau，1844——1910）的杰作“沉睡的吉普赛人”。假使卢梭当日所画的不是雄狮逼视着梦中的浪子，而是猛虎在细嗅含苞的蔷薇，我相信，这幅画同样会成为杰作。借乎卢梭逝世，而萨松尚未成名。

    我说这行诗是象征诗派的代表，因为它具体而又微妙地表现出许多哲学家所无法说清的话；它表现出人性里两种相对的本质，但同时更表现出那两种相对的本质的调和。假使他把原诗写成了“我心里有猛虎雄踞在花旁”，那就会显得呆笨，死板，徒然加强了人性的内在矛盾。只有原诗才算恰到好处，因为猛虎象征人性的一方面，蔷薇象征人性的另一面，而“细嗅”刚刚象征着两者的关系，两者的调和与统一。

    原来人性含有两面：其一是男性的，其一是女性的；其一如苍鹰，如飞瀑，如怒马；其一如夜莺，如静池，如驯羊。所谓雄伟和秀美，所谓外向和内向，所谓戏剧型的和图画型的，所谓戴奥尼苏斯艺术和阿波罗艺术，所谓“金刚怒目，菩萨低眉”，所谓“静如处女，动如脱兔”，所谓“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所谓“杨柳岸，晓风残月”和“大江东去”，一句话，姚姬传所谓的阳刚和阴柔，都无非是这两种气质的注脚。两者粗看若相反，实则乃相成。实际上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兼有这两种气质，只是比例不同而已。

    东坡有幕士，尝谓柳永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东坡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他显然因此种阳刚和阴柔之分而感到自豪。其实东坡之词何尝都是“大江东去”？“笑渐不闻声渐杳，多情却被无情恼”；“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这些词句，恐怕也只合十七八女郎曼声低唱吧？而柳永的词句：“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以及“渡万壑千岩，越溪深处。怒涛渐息，樵风乍起；更闻商旅相呼，片机高举。”又是何等境界！就是晓风残月的上半阕那一句“暮霭沉沉楚天阔”，谁能说它竟是阴柔？他如王维以清淡胜，却写过“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的诗句；辛弃疾以沉雄胜，却写过“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的词句。再如浪漫诗人济慈和雪莱，无疑地都是阴柔的了。可是清啭的夜莺也曾唱过：“或是像精壮的科德慈，怒着鹰眼，凝视在太平洋上。”就是在那阴柔到了极点的“夜莺曲”里，也还有这样的句子。“同样的歌声时常——迷住了神怪的长窗——那荒僻妖土的长窗——俯临在惊险的海上。”至于那只云雀，他那“西风歌”里所蕴藏的力量，简直是排山倒海，雷霆万钧！还有那一首十四行诗“阿西曼地亚斯”（ozymandias）除了表现艺术不朽的思想不说，只其气象之伟大，魄力之雄浑，已可匹敌太白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但是平时为什么我们提起一个人，就觉得他是阳刚，而提起另一个人，又觉得他是阴柔呢？这是因为备人心里的猛虎和蔷薇所成的形势不同。有人的心原是虎穴，穴口的几朵蔷薇免不了猛虎的践踏；有人的心原是花园，园中的猛虎不免给那一片香潮醉倒。所以前者气质近于阳刚，而后者气质近于阴柔。然而踏碎了的蔷薇犹能盛开，醉倒了的猛虎有时醒来。所以霸王有时悲歌，弱女有时杀贼；梅村，子山晚作悲凉，萨松在第一次大战后出版了低调的“心旅”（TheHeart'sJourney）。

“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人生原是战场，有猛虎才能在逆流里立定脚跟，在逆风里把握方向，做暴风雨中的海燕，做不改颜色的孤星。有猛虎，才能创造慷慨悲歌的英雄事业；涵蔓耿介拔俗的志士胸怀，才能做到孟郊所谓的一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同时人生又是幽谷，有蔷薇才能烛隐显幽，体贴入微；有蔷薇才能看到苍蝇控脚，蜘蛛吐丝，才能听到暮色潜动，春草萌芽，才能做到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在人性的国度里，一只真正的猛虎应该能充分地欣赏蔷薇，而一朵真正的蔷薇也应该能充分地尊敬猛虎；微蔷薇，猛虎变成了菲力斯旦（Philistine）；微猛虎，蔷薇变成了懦夫。韩黎诗：“受尽了命运那巨棒的痛打，我的头在流血，但不曾垂下！”华兹华斯诗：“最微小的花朵对于我，能激起非泪水所能表现的深思。”完整的人生应该兼有这两种至高的境界。一个人到了这种境界，他能动也能静，能屈也能伸，能微笑也能痛哭，能像廿世纪人一样的复杂，也能像亚当夏娃一样的纯真，一句话，他心里已有猛虎在细嗅蔷薇。

一九五二年十月廿四日夜（有删改）

人在胡同第几槐

刘心武

    五十八年前跟随父母来到北京，从此定居此地再无迁挪。

    北京于我，缘分之中，有槐。童年在东四牌楼隆福寺附近一条胡同的四合院里居住。那大院后身，有巨槐。那株巨槐，仰起头，脖子酸了，还不能望全它那顶冠。巨槐叶茂如伞，网住好大一片阴凉。最喜欢它开花的时候，满树挂满一嘟噜一嘟噜白中带点嫩黄的槐花，于是，就有院里还缠着小脚的老奶奶，指挥她家孙儿，用好长好长的竹竿，去采下一笸箩新鲜的槐花，而我们一群小伙伴，就会无形中集合到他们家厨房附近，先是闻见香气，然后，就会从老奶奶让孙儿捧出的圆形盖帘上，分食到用鸡蛋、蜂蜜、面粉和槐花烘出的槐花香饼……

    后来我搬出那四舍院了，但依然会在梦里来到巨槐之下，梦境是现实的变形。我会觉得自己在用一根长长的竹竿，吃力地举起——不是采槐花，而是采槐花谢后结出的槐豆——如果槐花意味着甜蜜，那么槐豆就意味着苦涩，过去北京胡同杂院里生活困难的人家，每到槐豆成熟，就会去采集，将它晾干后卖给药房做药材……在梦里，我费尽力气也揪不下槐豆来，而巨槐顶冠仿佛乌云，又化为火烫的铁板，朝我砸了下来，我想喊，喊不出声，想哭，哭不出调……噩梦醒来是清晨，但迷瞪中，也还懂得喟叹：生存自有艰难面，世道难免多诡谲……

    除了院子里的槐树，还有更可爱的胡同路边的路槐。槐树有多种，国槐虽气派，若论妩媚，则似乎略输洋槐几分。洋槐开花在春天，一株大洋槐，开出的花能香满整条胡同。

    北京胡同四合院树木种类繁多，而最让我有家园之思的，是槐树。

    东四牌楼附近，现在仍保留着若干条齐整的胡同。胡同里，依然还有寿数很高的槐树，有时还会是连续很多株，甚至一大排。不要只对胡同的院墙门楼木门石墩感兴趣，树也很要紧，槐树尤其值得珍视。青年时代，就一直想画这样一幅画，胡同里的大槐树下，一架骡马大车，静静地停在那里，骡马站着打盹，车把式则铺一张凉席，睡在树阴下，车上露出些卖剩的西瓜……这画始终没画出来，现在倘若要画，大槐树依然，画面上却不该有早已禁止入城的牲口大车，而应该画上艳红的私家小轿车……

    过去从空中俯瞰北京，中轴线上有“半城宫殿半城树”一说，倘若单俯瞰东四牌楼或者西四牌楼一带，则青瓦灰墙仿佛起伏的波浪，而其中团团簇簇的树冠，则仿佛绿色的风帆。这是我定居五十八年的古城，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壮年的歌哭悲欢，都融进了胡同院落，融进了槐枝槐叶槐花槐豆之中。

    不过，别指望我会在这篇文章里，附和某些高人的高论——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一点都不能拆不能动……城市的改变当然包括着拆旧与建新，拆建毕竟是一种活力的体现，而一个民族在经济起飞期的亢奋、激进乃至幼稚、鲁莽，反映到城市规划与改造中，总会留下一些短期内难以抹平的疤痕。我主张在北京旧城中多划分一些保护区，一旦纳入了保护区就要切实细致地实施保护。在此前提下，对非保护区的拆与建都采取个案分析，该容忍的容忍，该反对的反对。发展中的北京确实有混乱与失误的一面，但北京依然是一只不沉的航空母舰，我对她的挚爱，丝毫没有动摇。

    最近我用了半天时间，徜徉在北京安定门内的旧城保护区，走过许多条胡同，亲近了许多株槐树，发小打来手机，问我在哪儿。我说，你该问：岁移小鬼成翁叟，人在胡同第几槐？

玉米的馨香

邢庆杰

    那片玉米还在空旷的秋野上葱葱郁郁，散发着一股特有的馨香。

    黄昏了。夕阳从西面的地平线上透射过来，映得玉米叶子金光闪闪，弥漫出一种辉煌、神圣的色彩。

    三儿站在名为“秋种指挥部”的帐篷前，痴迷地望着那片葱郁的玉米。

    早晨，三儿刚从篷内的小钢丝床上爬起来，乡长的吉普车便停到了门前一乡长没进门，只对三儿说了几句话，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三儿便在乡长那几句话的余音里采了半晌。

    明天一早，县领导要来这里检查秋收进度，你抓紧把那片站着的玉米搞掉，必要时，可以动用乡农机站的拖拉机强制。乡长说。

    三儿知道，那片唯一还站着的玉米至今还末成熟，它属于“沈单七号”，生长期比普通品种长十多天，但玉米个儿大籽粒饱满，产量高。

    三儿还是去找了那片玉米的主人——一个五十多岁，瘦瘦的汉子，佝偻着腰。

    三儿一说明来意，老汉眼里便有浑浊的泪涌落下来。

    俺还指望这片玉米给俺娃子定亲哩，这……汉子为难地垂下了瘦瘦的头。

    三儿的心里便酸酸的，三儿也是一个农民，因为稿子写得好，才被乡政府招当了报道员，和正式干部一样使用，三儿进了乡政府之后，村里的人突然都对他客气起来，连平日里从不用正眼看他的支书也请他撮了一顿。所以三儿很珍惜自己在乡政府的这个职位。

    三儿回到“秋种指挥部”的帐篷时，已是的晌午了。

    三儿一进门就看见乡长正坐在里面，心便剧烈地顿了一顿。

    事情办妥了？乡长问。

    三儿呆呆地望着乡长，是那片玉米，搞掉没有？乡长以为三儿没听明白。

    下午，……下午就刨，我已和那户人家见过面了。三儿都有点儿结巴起来。

    乡长狐疑地盯了他一会儿，忽然就笑了。乡长站起来，拍了拍三儿的肩膀说，你是不会拿自己的饭碗当儿戏的，对不对？

    三儿无声地点了点头。

    乡长急急地走了。

    三儿目送着乡长远去后，就站在帐篷前望着这片葱郁的玉米。

    天黑了，那片玉米已变成了一片墨绿，晚风拂过，送来一缕绥迷人的馨香，三儿陶醉在玉米的罄香中，睡熟了。

    第二天一大早，乡长和县里的检查团来到这片田地时，远远地，乡长就看到了那片葱郁的玉米在朝阳下越发地蓬勃，乡长就害怕地看旁边县长的脸色．县长正出神地望着那片玉米，咂了咂嘴说，好香的玉米呵。乡长刚长出了一口气，县长笑着对他说，这片玉米还没成熟，你们没有搞“一刀切”的形式主义，这很好。乡长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脸上一片灿烂，心想待会儿见了三儿那小子一定表扬他几句。

    乡长将县长等领导都让进了帐篷。乡长正想喊三儿沏茶，才发现篷内已经空空如也。

    三儿用过的铺盖齐齐地折叠在钢丝床上，被子上放着一纸“辞职书”。

    乡长急忙跑出帐篷，四处观望，却没有看到一个人形．一阵晨风吹来，空气里充满了玉米的馨香。乡长吸吸鼻子，眼睛湿润了。

截击

孙犁

    第二天，我们在这高山顶上休息了一天。我们从小屋里走出来，看了看吴召儿姑家的庄园。这个庄园，在高山的背后，只在太阳刚升上来，这里才能见到光亮，很快就又阴暗下来。东北角上一洼小小的泉水，冒着水花，没有声响；一条小小的溪流绕着山根流，也没有声响，水大部分渗透到沙土里去了。这里种着像炕那样大的一块玉蜀黍，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豆，周围是扁豆，十几棵倭瓜蔓，就奔着高山爬上去了！在这样高的黑石山上，找块能种庄稼的泥土是这样难，种地的人就小心整齐地用石块把地包镶起来，恐怕雨水把泥土冲下去，奇怪！在这样少见阳光、阴寒冷的地方，庄稼长得那样青，那样坚实。玉蜀黍很高，扁豆角又厚又大，绿得发黑，像说梅花调用的铁响板。

    吴召儿出去了，不久，她抱回一捆湿木棍；

    “我一个人送一把拐杖，黑夜里，它就是我们的眼睛！”

    她用一把锋利明亮的小刀，给我们修着棍子。这是一种山桃木，包皮是紫红色，好像上了油漆；这木头硬得像铁一样，打在石头上，发出铜的声音。

    这半天，我们过得很有趣，差不多忘记了反“扫荡”。

    当我们正要做下午饭，一个披着破旧黑山羊长毛皮袄，手里提着一根粗铁棍的老汉进来了；吴召儿赶着他叫声姑父，老汉说：

    “昨天，我就看见你们上山来了。”

    “你在哪儿看见我们上来呀？”吴召儿笑着问。

    “在羊圈里，我喊你来着，你没听见！”老汉望着内侄女笑，“我来给你们报信，山下有了鬼子，听说要搜山哩！”

    吴召儿说：“这么高的山，鬼子敢上来吗？我们还有手榴弹哩！”

    老汉说：“这几年，这个地方目标大了，鬼子真要上来了，我们就不好走动。”

    这样，每天黎明，吴召儿就把我唤醒，一同到那大黑山的顶上去放哨。山顶不好爬，又危险，她先爬到上面，再把我拉上去。

    山顶上有一丈见方的一块平石，长年承受天上的雨水，被冲洗得光亮又滑润。我们坐在那平石上，月亮和星星都落到下面去，我们觉得飘忽不定，像活在天空里。从山顶可以看见山西的大川，河北的平原，十几里、几十里的大小村镇全可以看清楚。这一夜下起大雨来，雨下得那样暴，在这样高的山上，我们觉得不是在下雨，倒像是沉落在波浪滔天的海洋里，风狂吹着，那块大平石也像要被风吹走。

    吴召儿紧拉着我爬到大石的下面，不知道是人还是野兽在那里铺好了一层软软的白草。我们紧挤着躺在下面，听到四下里山洪暴发的声音，雨水像瀑布一样，从平石上流下，我们像钻进了水帘洞。

    吴召儿说：“这是暴雨，一会儿就晴的，你害怕吗？”

    “要是我一个人我就怕了，”我说，“你害怕吧？”

    “我一点儿也不害怕，我常在山上遇见这样的暴雨，今天更不会害怕。”吴召儿说。

    “为什么？”

    “领来你们这一群人，身上负着很大的责任呀，我也顾不得怕了。”

    她的话，像她那天在识字班里念书一样认真，她的话同雷雨闪电一同响着，响在天空，落在地下，永远记在我的心里。

    一清早我们就看见从邓家店起，一路的村庄，都在着火冒烟。我们看见敌人像一条虫，在山脊梁上往这里爬行。一路不断响枪，那是各村伏在山沟里的游击组。吴召儿说：

    “今年，敌人不敢走山沟了，怕游击队。可是走山梁，你就算保险了？兔崽子们！”

    敌人的目标，显然是在这个山上。他们从吴召儿姑父的羊圈那里翻下，转到大黑山来。我看见老汉仓惶地用大鞭把一群山羊打得四散奔跑，一个人登着乱石往山坡上逃。吴召儿把身上的手榴弹全拉开弦，跳起来说：

    “你去集合人，叫姑父带你们转移，我去截兔崽子们一下。”她在那乱石堆中，跳上跳下奔着敌人的进路跑去。

    我喊：“红棉袄不行啊！”

    “我要伪装起来！”吴召几笑着，一转眼的工夫，她已经把棉袄翻过来。棉袄是白里子，这样一来，地就活像一只逃散的黑头的小白山羊了。一只聪明的、热情的、勇敢的小白山羊啊！

    她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

    当我们集合起来，从后山上跑下，来不及脱鞋袜，就跳入山下那条激荡的大河的时候，听到了吴召儿在山前连续投击的手榴弹爆炸的声音。

（节选自《吴召儿》）

戏王

曹洪蔚

    汴梁人爱听戏，听的是梆子戏。那腔调高亢、激越、悲壮，还透着柔媚，带着悠扬，百听不厌。

    刚解放那会儿，汴梁城梆子戏唱得最好的数黑妮儿。黑妮儿不是妮儿，是个大小伙子，演关公，师从全才须生“关大王”王海晏。黑妮儿演戏，唱念做打，有板有眼，章法讲究，口中有词，脚下有步，手眼有戏。一开腔，声震屋瓦，响遏流云，余音绕梁。尤善“噙腔”绝技，让人大呼过瘾。

    黑妮儿生在祥符乡下，家贫。五岁时，爹爹与人签下“任由打骂，死病无关”的契约后，把他留在了学戏的义成班，自此成为梨园弟子，开始艰难地练功学戏。

    黑妮儿似有天赋，唱念做打，样样精湛。唱功尤为奇绝。黑妮儿自创的“脑后音”堪称一绝，高亢豁亮，挺拔圆转，有曲尽而余音不绝之妙。《单刀赴会》《关公挑袍》，都是他的拿手好戏。

    汴梁城有个叫白孩儿的，特喜欢黑妮儿的戏，场场不落。白孩儿住砖桥街.是汴梁城的老门老户，家里开有“白家汤馆”，专卖羊肉鲜汤。白家的羊汤在汴梁城也是一绝。铁锅大灶，木柴烧锅，先大火煮沸，再小火慢炖，自三更熬至日头露脸儿，汤浓肉烂，汁白如奶。喝汤时，滚头儿舀汤，溜边儿添油，再撒上一层香菜末子，加入炸好的辣椒油，那鲜，那香，那辣，扑鼻而来，让人如入仙境。

    黑妮儿的腔，白孩儿的汤。这是汴梁城市井百姓公认的“两大好”。按说，这腔，这汤，互不沾边儿，后来却有了故事。

    黑妮儿在相国寺永安戏院唱红以后，成了戏班子的头牌，就有些飘。深秋的时候，黑妮儿嗓干发疼，茶饭不思，有人撺掇他去喝白家羊汤。黑妮儿去了一喝，如饮天泉，再也割舍不下。白孩儿对黑妮儿心生崇拜，每回喝汤都给予特殊关照。喝了一个礼拜后，黑妮儿自觉神清气爽。喉头生津，不见痛感，连连击掌，“好汤，上等好汤。”

    冬天就到了。这天，一大早就飘起了雪花，赶着喝汤驱寒的人多了起来。白孩儿正忙着盛汤端汤，见一半大小子抱一铜锅过来了，说唱戏的黑妮儿师父嫌天冷，支派他把羊汤打回去喝。白孩儿听了，知是黑妮儿在耍大牌呢，就对来人说：“回去告诉你师父，白家鲜汤需现盛现喝，从不离店卖汤，这是祖上传下的规矩。”

    隔了几日，黑妮儿又来喝汤，脸就有些红，关公一样。临走，对白孩儿说：“戏有戏路，行有行规，祖上的规矩就是不能破。白师傅，黑妮儿佩服您。”说罢，躬身一拜，走了。

    白孩儿依旧爱听黑妮儿的戏，还是一场不落。

    有一阵儿，黑妮儿没来喝汤，也没了演出。白孩儿一打听，说是被发配回老家祥符农村了。上面让他唱样板戏，黑妮儿不从，谎说自己除了演关公，其他演不了。

    白孩儿听了，对黑妮儿心生佩服：好，有骨气，关公气派。他决定去乡下看看黑妮儿。

    见到黑妮儿后，白孩儿的眼泪就下来了：才几天工夫，黑妮儿就成了另一个人，黑瘦，眼窝塌陷，一说话，嗓子像漏气风箱。活关公，不能这样毁掉啊！

    拉着黑妮儿的手，白孩儿说：“你不能这样糟践自己呀，你要相信，老百姓爱听关公戏，早晚有你登台亮嗓的那一天。”

    白孩儿趁天黑，把黑妮儿接回了汴梁城，每天给他盛一碗头道鲜汤，端过去。不到半个月，黑妮儿面色红润，嗓音通透，又找回了一个活关公。白孩儿每天五更起床，陪黑妮儿到城北的黄河滩去吊嗓，听黑妮儿咿咿、呀呀、啊啊，一脸的惬意。

    一晃过去了十多年，古装戏又重返戏剧舞台。活关公黑妮儿也迎来了他的人生第二春。羊汤的滋润，不间断的吊嗓练功，使他的唱功日臻成熟。他扮演的关公，端庄肃穆而不失凛然神威，一登台，便赢得满堂彩。黑妮儿又尝试演新的角色，公演后，再次轰动汴梁。黑妮儿获得了当年的戏剧“梅花奖”，人称“豫东红脸王”。

    领奖回来，黑妮儿直接去了白家汤馆，把奖杯证书往白孩儿的怀里一塞，说：“从明儿个开始，我每天早上在你汤馆门前唱一个小时戏，权当练嗓儿。不过，赏我一碗羊汤喝。”

    如今，在汴梁城，黑妮儿的腔，白孩儿的汤，依然是百姓喜欢的“两大好”。虽说唱戏的不再是黑妮儿，盛汤的也不再是白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