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蓄即含而不其、隐晦曲折，它是中国古典诗歌追求的一种美学境界。诗歌的含蓄包括两层内涵：一是内容上的含蓄，一些题旨，诗人不愿明言、不能明言或不敢明言；另一种是手法上的含蓄，诗人采用借代、暗示或象征等手法，造成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使读者从中获得无穷之意蕴。

    含蓄的手法，早在先秦诗歌中就有运用，如《诗经•蒹葭》，那种“宛在水中央”的朦胧，“所谓伊人”的隐约，都带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在先秦至六朝的典籍中，虽未具体提及“含蓄”一词，但已推许类似的手法，《文心雕龙》有《隐秀》篇，认为“情在词外曰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这为合蓄理论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含蓄”成为一种美学形态和诗学概念，大致起于中唐皎然的《诗式》，他在解释“辨析”十九字时，在诗学领域第一次提到 “含蓄“。晚唐的王睿将含蓄正式尊为一种诗歌体式。含蓄风格也成为唐代诗人的一种创作追求，刘禹锡就深为“言不尽意”而苦恼。他说：“常恨语言浅，不如人意深。”认为诗人应该在诗歌中营造“象外之象”，这样才会“言有尽而意无穷”。晚唐司空图的含蓄理论可以说是“言外之意”说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具体的“象”、“景”、“味”、“韵” 是有限的，要获得无限的意蕴，就要从中超脱出去，在“象外”、“景外”、“味外”、“韵外”的更大的空间作无待的逍遥之游，以有“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到了两宋，含蓄作为一个主要的批评标准被广泛运用。梅尧臣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现于言外，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旅愁思，岂不现于言外乎？”梅尧臣的话可说是对司空图的一种补充。之后，含蓄美已成为诗、文、绘画创作的一条基本准则，并推至艺术创作的最高追求之一。至南宋的严羽，他在《沧浪诗话》中把“言有尽而意无穷”这种含蓄之美推至极致，还提出了“得鱼而忘荃”“得意而忘言”“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说法。

    降至明清，以含蓄评诗文更成为惯则。清代“神韵”领袖人物王士禎直承了严羽“得意忘言”的含蓄说。他盛贊盛唐诗“蕴藉含蓄，意在言外”，认为“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意忘言之妙”。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认为诗要“神寄形中”，所以须“脱形写形”，说谢灵运诗就是“多取界外，不失环中”。明人胡翰认为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就是以有限的语言表达无限的“言外之意”，惟有“象外““言外”才会“四表无穷”。

    以上论述，说明不同的时代都在强调含蓄所具有的笔墨寥寥、意溢千里的美学价值。崇尚深情绵邀、含蓄蕴藉，富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神韵天然之佳作，便形成丁一股文学潮流，至今天不衰。

（摘编自《中国古典诗词的显隐》）

戏剧与戏曲

    “戏”字在几千年前的商周鼎文中就出现了，意思是指一种祭祀性仪式。秦汉时期，娱乐性表演又称“百戏”，包括乐舞、杂技、魔术、马戏等。后来，娱乐性的玩耍时叫“游戏”。所以“戏”原本有仪式、百戏、游戏的含义。

    戏剧是人物扮演故事的表演艺术。表演是手段，故事才是核心。有了“故事”。戏剧便区别于广泛意义上的“戏”与“百戏”。故事内涵在戏剧中的存在和被强调，意味着文学性成分的增强，于是，便有了剧本。尽管戏剧是一种剧场中的表演艺术，没有剧本也可以有戏剧，但是，文学的参与使思想内涵深化了。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民族性的戏剧艺术。它把中国传统的诗、歌、舞、乐、技的手段在舞台上综合运用起来，表演故事，有别于西方的话剧、歌剧、舞剧。

    前些年，流行“世界三大戏剧体系”的说法；一是苏俄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是德国的布莱希特体系，一是中国的梅兰芬体系（或称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简单地说，所谓斯坦尼体系，指的是幕景化的、模拟现实场景的、创造生活幻觉的话剧表演体系；所谓布莱希特体系，指的是将舞台视为流动空间的、无场景无场次的、使演员与观众产生意识交流（即所谓演员与角色的“间离效果”），并带有某种哲理意味儿的戏剧体系。斯坦尼和布莱希特30年代在苏联都观看过梅兰芳的演出，不约而同地大为赞叹，都认为梅兰芳的表演可以印证他们各自的理论。后来，就有人称中国戏曲为“梅兰芳表演体系”。

    实际上，斯坦尼体系和布莱希特体系与梅兰芳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戏曲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产物，三者并列，在理论上，逻辑上都不严密。如果要讲体系的话，那么中国戏曲是“神形兼备”（即写意）的戏剧表演体系。在世界戏剧史上，东西方古典戏剧（或传统戏剧）可以进行比较，但不宜将西方现代戏剧与中国传统戏剧加以类比。

    中国戏曲有古老的传统，通常以公元12世纪左右的杂剧和南戏为戏曲成熟的标志，从那时起，戏曲的艺术传统一脉相承，从未间断，到现在已有800余年历史。目前中国戏曲有300多个剧种，剧目数以万计，戏曲工作者数十万人。如此深厚的文化积淀、如此庞大的艺术队伍、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相比。

（周华斌《什么是戏曲》）

    “一带一路”建设借用丝绸之路这一历史资源，与沿线各国发展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它涉及几十个国家、数十亿人口，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明形态。海行靠舟，陆运需车。语言，即思想之舟舆。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如何铺路、怎样搭桥?

    既达意又表情。习近平同志在哈萨克斯坦首谈丝绸之路经济带时，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五通”。实现“五通”，当然需要语言互通。首先，政策要用语言表述。协商制定区域合作规划与措施，并使相关政策、法律、规划、措施为民所知所用，环环都需语言交流。其次，设施联通更需语言连通。语言之路不通畅，其他方面也难以通畅。再次，“五通”之中，民心相通看似最“软”，但要把“一带一路”建设为命运共同体，实现利益互惠、责任共担，民心相通更为根本。“一带一路”建设可以用英语等作为通用语，但这种通用语只能达意、难以表情，只能通事、难以通心。欲表情、通心，需用本区域各国各族人民最乐意使用的语言。粗略统计，“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国家的国语或国家通用语有近50种，再算上这一区域民族或部族语言，重要者不下200种。这50种或者200种语言，乃是表情、通心之语，应当列入“一带一路”语言规划的项目单中。

    既看得明白又看着顺眼。“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理念是互利共赢，表现在语言理念上就是提倡平等互惠。在各种概念的中外翻译中，应尊重各种文化的语言使用习惯，特别要注意能让更多的人看得明白、看着顺眼，注意词语使用得体。比如“汉语推广”“过剩产能输出”等，都未必是合适的用语，因为这些词语要么含有不平等的话外之音，要么是用中国眼光看世界，容易引起误读。此外，有人把“一带一路”分为“新起点”“真正起点”“黄金段”“核心区”“中心线”“支点国家”等，特别是国内一些地区正在“抢占制高点”。如此“截路分等”是否合适，值得仔细斟酌。

    信息化时代，大数据与“互联网+”使语言的作用急遽放大。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应重视语言规划。第一，研究“一带一路”语言状况。摸清底数、列出清单、组织调研，建立语言数据库。第二，注重培养语言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学习不断升温，公民外语水平大有提高。但学习的语种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英语等大语种上。第三，了解相关国家的语言政策及语言使用习惯。语言政策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使用习惯是重要文化习惯。第四，充分利用语言技术。当下人类的语言交际多数伴随着语言产品，得助于语言技术，比如智能手机、短信微信、电子邮件、PPT、翻译软件等。第五，做好社会语言服务工作。语言服务，需要政府与民间双手推动、更多依靠民间力量，需要公益服务与有偿服务双腿行进。

（摘自《人民日报》2015年9月22日期）

    细读《论语》，我们不难发现，孔子“道”之真义不过“仁礼合一”“即凡而圣”（极高明而道中庸）二语而已。就主要内涵来说，孔子之“道”在于“仁礼合一”；由哲理精神而论，孔子之“道”在于“即凡而圣”。“仁礼合一”与“即凡而圣”正是孔子儒学精神之所在。孔子这种圆融贯通“道德自觉与道德规范”“超越理想与生活日用”的生命的学问，正是当代学者创构“生活儒学”所亟待开发的宝贵精神资源。

    孔子的思想起点是“礼”。孔子之为孔子者，就在于他敏求善思自身，体悟出了“礼”背后那个更为重要的根本——“仁”，为古老的礼乐文化重新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当然，“述”礼“作”仁虽是孔子创立儒学的基本线索，但这并不意味着仁、礼简单拼凑相加就自然化生儒学，言礼不及仁，非儒也；言仁不及礼，亦非儒也；仁礼和合，真儒之谓。因此，孔子虽把“仁”界定为礼之本，但并未因仁而废礼，一方面以仁释礼，另一方面又强调以礼来外化仁，落实仁。仁、礼不偏废，内外合为一：“仁”是内化的“礼”，“礼”是外化的“仁”。如果仁不外化为礼而落实于日用常行间就不能实现其价值；同样，如果外在的礼失去了内在之仁作支撑，那么礼就流于形式、虚文。可见，仁与礼构成孔子之“道”的一体两面，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仁”之要在于使“礼”合乎主体内在的心性情感，而不至于流于空有其表、形式僵化的所谓“吃人的礼教”；“礼”之要则在于将主体内在的情感化作外在的力量，落实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仁”的内在情感与“礼”的外在行为合而为一，方是道德实践整个过程的完成。

    由此，“仁礼合一”或许才是孔子生命智慧和成德之教的真义所在，这也便是儒门所传的“道”，此“道”所内蕴的正是“即凡而圣”（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深邃哲理：它既是终极关怀，又平实切近、不离人伦日用；既是形上超越之“道”，又是百姓日用之“道”。

    “极高明而道中庸”最能体现孔子“道”之本旨，是儒学之真精神所在。儒家传统一方面能“与时偕行”“日新又新”（变），另一方面又“万变不离其宗”，终不改其“极高明而道中庸”之底色（常），这或许正是其穷变通达、可大可久的依据。孔子“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高超智慧，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遂避免了游走两极的偏执，成就了原始儒学这一阳刚劲健、生生和谐、可大可久的思想系统。

    可见，儒门之“道”应是“仁礼合一”之“道”，应是“即凡而圣”的“道”。在“后新儒学”的时代我们正需要接续、光大此“道”，确立合乎时代精神的“新道统”，并以此为纲领展开当代儒学的重构。

（傅永聚  郑治文“光明网”）

    材料一：

    随着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不断增强，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不断提高。

在履行经济责任方面，我国民营企业近年来实施创新驱动，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是“一带一路”建设和军民融合的生力军。2017年，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进出口总额为6199.8亿美元，占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总额的43%；第三届军民融合展上，民营企业参展的技术成果占总成果的69%。

在履行环境保护责任方面，民营企业环境保护意识普遍增强，48.3%的民营企业淘汰了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51.3%的民营企业通过技术改造，提高了现有产品环保性能。

多年来，民营企业一直是公益慈善捐赠的主力，捐赠占比超过50%，最高时达64.6%。我国民营企业基金会已有677家，在全部企业基金会占比为78%。在历届中华慈善奖获奖名单中，民营企业一直占最大的比例，超过国企、合资企业、外企等。

助力脱贫攻坚，是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突出亮点。自2015年“万企帮万村”行动启动以来，民营企业为脱贫攻坚做出积极贡献。截至2018年6月底，全国共有5.54万家民营企业参与“万企帮万村”行动，精准扶贫756万人。

    我国民营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中，注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对国家提出的“走出去”、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建设、军民融合、脱贫攻坚等，民营企业都积极响应，并主动做出积极贡献。同时，企业家精神和家国情怀也促使民营企业创造出了丰富多样、机制灵活的公益模式。

    （节选自《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蓝皮书》）

    材料二：

    央广网北京1月11日消息，新旧年交替之际，不少企业陆续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接受社会和公众监督。例如，阿里巴巴披露最新数据，2018年，全国600多个贫困村通过电商脱贫成为“淘宝村”，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扶贫之路。

    同样通过电商渠道思路进行扶贫的还有苏宁。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苏宁易购电商扶贫实训店”落地百个国家级贫困县，全年培训超过40万人次。

    为何聚焦扶贫？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邓国胜在接受经济之声采访时说：“因为企业也是社会的一分子，它需要去回应国家的一些政策关怀。这几年很多企业会把扶贫放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中一个优先的位置。”

    邓国胜认为，企业在扶贫过程中需要承担与政府不一样的角色。他说：“政府是扶贫政策的制定者，是责任主体；企业需要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资源优势，特别是在产业扶贫方面的优势，和政府是形成一种协同合作的关系。这些都需要政府来引导企业、社会组织进行协同配合。”

    （摘编自央广网《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密集发布，扶贫成绩单成关注点》）

    材料三：

    驭道天下是一家致力于汽车租赁的民营企业。“公司在发展的同时不忘践行社会责任，广泛参与教育、志愿服务、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此外，公司还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驭道天下（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西西表示。

    公司通过捐款、捐物、做义工等多种形式，将公益活动融入企业文化中，让每位员工都树立社会责任意识。通过设置“免租金日”的方式，鼓励旗下司机到敬老院、福利院担任义工，将欢乐送到老人与孩子身边。

    在帮扶失业、解决就业方面，公司积极与地方政府机构合作，为国企下岗职工举办特招会，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我们还为下岗职工量身打造了专业技能教育培训班，满足不同企业、不同岗位的求职需求。”吴西西介绍。

    在倡导绿色环保方面，“目前，驭道天下在全国有运营车辆近万台，其中70%左右都是新能源车，在节能减排及推进新能源车取代燃油车进程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吴西西说。

（摘编自新华网《驭道天下获得2018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峰会社会责任绿色环保奖》）

材料一：

一夜之间，官员直播“带货”风靡全国。许多政府官员化身网红，为农副产品代言，成为老百姓眼中的“带货员”。

领导干部“直播带货”的背后，是一个包括物流、存储、包装、配送、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的产业系统。领导干部的直播间，对接起农户与市场。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这更是一场政府服务的变革。在新媒体日新月异的背景下，领导干部做工作不能只是文山会海、发号施令、签字审批、纸上来纸上去，还要走出办公室，走到田间地头，深入移动互联网世界，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干实事儿。

不可否认，领导干部“直播带货”，兴起于疫情特殊环境，有其偶然性。但其必然性，是新技术的滚滚浪潮对基层治理理念、方式和效能产生的根本性影响。

在一些地方的实践中，也确实出现官员“直播带货”走样变形的情况。部分领导干部将直播间当成秀场，有的地方专门发文搞摊派，有的地方“亏本赚吆喝”，搞成了形式主义。

然而，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任何一种新兴形式在初期都有利有弊，这并不妨碍基层治理理念更新与改革的大方向。尤其是这种嵌入移动互联网、利用新技术手段优化行政生态、提高行政效能的有益尝试，拓宽了政府与民众互动的空间和渠道，增强了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感，值得大力探索并给以一定的容错空间。

——摘编自翟永冠、唐弢《要带货，更要带新思维》

材料二：

前不久，南昌市民万女士向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称，自己在某电商平台直播间购买了深圳一家贸易公司销售的虾，收到后发现部分虾已经变质，“虾头都是黑的”，她在直播间向商家询问原因时，竟被污蔑为“专业差评”。

无独有偶，今年，某明星主播一场直播下来销售额超1亿元，但其中多个产品此前涉嫌虚假宣传曾被处罚过。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也显示，消费者对于虚假宣传和商品来源渠道不正等乱象颇为担心。“假货太多”、“鱼龙混杂”、“货不对板”，是消费者反馈较多的内容。

而直播带货频频“翻车”的背后，是部分主播运营公司和主播缺乏足够的产品鉴别能力，有的甚至不问质量、给钱就播。

今年5月，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将“互联网营销师”列为10个拟新增的职业之一，并专门下设了“直播销售员”工种。业内人士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制定行业标准，引导直播带货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促进行业长远健康发展。

——摘编自《半月谈》2020年第12期

材料三：

在传统商业体系中，基于用户心理和消费行为，商业模式包括：20世纪早期出现的“饵与钩”模式，即“搭售”模式；50年代麦当劳率先推出的“特许经营”模式；60年代沃尔玛的“超级市场”模式……这些传统零售业的基本商业模式和关键成功因素主要基于LDF：Location（位置）、Detail（细节）、Franchise（连锁化）。而在新的商业形态里，零售业的关键成功因素变成了SSS：Social（社群化）——企业与顾客不能只是交易关系，必须是社群化的生活伙伴关系，才能生存；Service（服务化）——传统零售的服务仅限于卖场内的便利，未来零售的服务必须提供直达家庭的服务；Supply-chain（供应链）——在渠道决定购买的阶段，供应链体现为采购的强权与压价，未来供应链则体现为对优质供应资源的争夺与供应链关系的维护。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快速发展之后，全球商业模式革新的速度始终在加快。搜索引擎、社交媒体、O20、移动支付、数字货币、区块链等新兴思想和商业模式的诞生，对传统商业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商业模式从最早的线下实体商店，到后来的线上电商，再到移动互联网电商，此番疫情进一步催热直播电商模式。

直播电商是对传统电商的一场颠覆。这不仅体现在渠道、终端、传播、支付等方面，更体现在流量格局的重新分配。流量就是网民的自然访问量，是所有互联网经济的基础。传统电商需要靠其他网站引流，但是直播电商把直播过程做成内容，本身自带流量。究其原因，是商业生态背后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变。社会化媒体、即时通讯媒体的出现，使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信息的无障碍、自由、高保真、即时化的传递及互动。这让每个人都可以不受地域、生活圈的限制，与互联网上的任何个人实现交流。自此，商品售卖不用跨越万水千山，也无须在强势媒体上大搞宣传，只要掌握新媒体的社交化属性，便可相对容易地与目标顾客建立关系。

——摘编自吕本富王静云《直播带货风靡，商业模式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