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作者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坚守

李代宽

      元代初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基本上断绝了文人的进仕之路，许多文人走向社会底层，与民间艺人（如红字李二、花李郎等）相结合，组织“书会”从事杂剧创作。但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等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已经深深根植于他们的心中，元杂剧作者们不可避免地要将自己接受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融入自己所塑造的戏曲形象，这是元杂剧思想内容的主流。钟嗣成在《录鬼簿》记述与其“相知”的“名公才人”时，多次赞赏他们的“浩然之气”，如宫天挺“豁然胸次扫尘埃”，郑光祖“名香天下”，曾瑞“乐幽闲不解趋承”，施惠“道心清静绝无尘”，钟嗣成自己也是“杜门养浩然之志”。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伦理道德因素渗透到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的方方面面，伦理道德至上的观念已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尤其是面对元代没有受到教育的绝大多数社会底层民众，杂剧就承载了更多传统伦理道德教化的功能。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中说：“因愚夫愚妇识字知书者少，劝使为善，诫使勿恶，其道无由，故设此种文词，借优人说法，与大众齐听。”平民百姓热爱戏曲，重要的一条原因是他们把戏曲中传达的伦理道德因素当作社会正义舆论的引导和现实生活的规范。

      从夏商周一直到元代，几千年的社会生活都在元杂剧中得到反映，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农夫商贩，各阶层人物无不笼入笔端。《蝴蝶梦》中王老汉三个儿子，《焚儿救母》中的张屠，《冯玉兰》中的冯玉兰，《虎头牌》中的山寿马，《窦娥冤》中的窦娥，《降桑椹》中的蔡顺，都具有善良贤孝的光辉品格。“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基础是“仁”。“孝悌”是“仁”的前提，“入则孝，出则悌”（《论语•学而》）是一个人必须具备的品德，这是一个家庭、家族乃至国家关系的伦理情感纽带。元杂剧的作者希望注重加强个人道德修养，调节好人际关系，实现家庭和睦，社会安宁的理想。《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杀狗劝夫》《老生儿》《疏者下船》实质上传达的是亲亲才能修身，亲亲才能为政，亲亲才是为人根本的观点。《礼记•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治家最重要的一条是教子有方，才能让子孙后代“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孟母三移》中的孟母，《剪发待宾》中的陶母，《陈母教子》中的陈母，《九世同居》中的张公艺，《东堂老》中的东堂老无不遵循这一传统并取得成功。《范张鸡黍》中的范式和张劭志同道合，《替杀妻》中的张千为保护朋友而宁担罪责，更彰显了“朋友有信”这一传统美德。

     《豫让吞炭》《渑池会》《伊尹扶汤》《介子推》《单鞭夺槊》等杂剧塑造了豫让、廉颇、蔺相如、伊尹、介子推、尉迟恭等忠贞报国的忠臣义士形象，即使是《鲁斋郎》等杂剧中的包拯，《双献功》等杂剧中的李逵也是元杂剧作者们推崇的标杆和楷模。《论语•里仁》里，曾子曾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苟利 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只有从国家和整体利益至上的原则出发，在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对群体的关系上，“义以为上”“先义后利”才能引导一种文明不断前行，这也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条主线。

      元杂剧作者们坚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这一主线，是赢得广大观众的法宝。只有当这种深层次的文化因素深深扎根于作品之中时，才能够使戏曲观众与戏剧作品之间产生心灵的共鸣。

     （选自《光明日报》2013年10月14日15 版，有删改）

灾异与人事

葛剑雄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对水旱灾害相当敏感。加上中国东部主要农业区受季风气候影响，大小灾害频繁，成为统治者和民众经常性的威胁。现实的需要使中国古代对天文、气象、物候的记载和研究相当重视，并注意考察人类活动与自然变化的关系，形成了一些独特的观念，其中之一即“天人感应”或“天人合一”。

    时下流行的看法都将天人合一解释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更多的是反映了时人的愿望，是对传统观念一种积极的但也是实用主义的解释。尽管原始的天人合一观念的确包含了这样的内容，却并不是它的主体。所谓天人合一，是指天意决定人事，而天意是通过天象或灾异来显示的。君主是“天子”，由天意确定，也代表天命。所以君主如有失德，或治理不当，或人事有悖于天意，必定会受到天象的警告或灾异的惩罚。正因为如此，从最古老的史书开始，天象和灾异都是不可或缺的记载。“二十四史”中大多有《五行志》《天文志》《灾异志》，但所记内容无不与朝代兴衰、天下治乱、君主贤愚、大臣忠奸相一致。凡国之将兴，天子圣明，大臣贤能，则风调雨顺，紫气东来，吉星高照；反之则灾异频仍，天象错乱。

    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一旦出现罕见的天象或异常的气候，如日食、太阳黑子、流星、陨石、星宿异位、地震、山崩、水旱灾害等，皇帝就要换上素色服装，不吃荤腥辛辣，不近女色，迁居偏僻清静的场所，反省自己的过失，征求臣民的意见。有的皇帝还会下“罪己诏”，公开承认错误，宣布改弦更张的政策。有的虽没有具体措施，却会请求上天千万不要与天下百姓为难，一切罪责由自己担当。为了通达上天，感动诸神，往往还要在正常的祭祀典礼以外，按需要举办各类额外的祭祀或祈祷仪式。

    这样做一般不会错，因为皇帝总有失德之处，政府的举措不会十全十美，臣民们平时不敢说的话、不便提的意见也可趁机上达天听。即使是昏君暴君，在上天的警告面前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在专制集权体制下，只有这样的机会才能给最高统治者一点警诫。何况举办这些活动一般花不了多少人力物力，一旦渡过难关，就能博得万民称颂，名垂史册。万一无效，也是天威莫测，天意难违，君臣都已尽了人事。这对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无积极作用，因为人能敬畏天命天意，总会格外小心谨慎。

    不过“天人合一”也是一把双刃剑，奸臣小人也能利用天象灾异做手脚。因为对天象的解释在人，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所以大权在握的人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将矛头指向政敌异己，或者趁机按自己的意愿改变政策。正人君子和书呆子往往泥古不化，只知援引古代圣君贤臣的先例，只会侈谈修身进德，不屑采取具体措施，或者不知如何应对灾情。极端的做法就是听天由命，毫无作为，以为只要绝对敬畏，专修人事，灾害不除自灭。如唐玄宗时发生严重蝗灾，一部分大臣的意见竟然是不应消灭，只能听任蝗虫自生自灭，才符合天意，皇帝只要深刻自省，定能得到上天的宽恕。幸而唐玄宗听从宰相姚崇的建议，下令灭蝗，才没有造成更大的灾情。

    现在面对异常气候和严重灾情，自然又会想到天人合一的观念。我希望在运用和阐述这一观念时能实事求是，尊重历史，采取辩证而积极的态度。

娱乐圈的“雷人”现象

    作为当下的流行语，“雷人”一词据称最早源自2008年8月26日的一则新闻“男子发誓欠钱被雷劈，话音刚落被雷电击伤”，这个倒霉蛋也因此成为了打造流行语的先驱，自那以后，所有被“雷到”的人的血液中似乎也延续了他被雷时的情绪因子：无奈，无语。

    不过，不仅仅是中国的选秀舞台上站着外表雷人的歌手，不仅只有中国在播放雷人的影视剧，欧美娱乐圈时时有“雷阵雨”划过天空。

    2009年4月11日，英国独立电视公司著名的选秀节目《英国达人》正在进行。身材臃肿、相貌普通、打扮老土的苏珊博伊尔上了台，著名“毒舌”评委西蒙克威漫不经心地问道：“你的梦想是什么？”48岁的苏珊回答：“当一个专业歌手，成为伊莱恩佩吉那样的歌星。”所有的人哄然大笑。

    之后，苏珊在音乐声中开始演唱音乐剧《悲惨世界》中的曲目《我曾有梦》。歌声响起的一刹那，评委和观众都震惊了，而这一幕也成为2009年4月中旬全球网络点量最高的视频。数据显示，苏珊大妈比赛视频的收看人次在短时间内就突破了1亿，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职典礼视频的5倍，她还获得了好莱坞明星黛米摩等名人的支持，博彩公司也围绕她的比赛名次随时调整赔率。

    尽管在《英国达人》决赛中，苏珊惜败于歌舞组合Diversity的10个孩子，但是全世界都记住了这位自强不息的大妈。

    苏珊自曝最初参赛的目的仅仅是想通过电视节目找到一个伴儿，但她雷人的外形与天簌般嗓音形成的巨大反差，却成就了今年娱乐圈的最大神话。英国媒体评论，“许多人被感动，是因为苏珊颠覆了以貌取人的大众娱乐文化”。美国《娱乐周刊》著名记者施瓦茨鲍姆在博客上写道：如今的大众流行文化充斥着外形包装，而苏珊·博伊尔毫无矫饰的艺术力量“重新定义了美丽的衡量标准”。

    苏珊本人表示，自己早就预料到人们看到她的外表会有些鄙视，但自己决定让他们刮目相看。“你必须不断努力，一步一个脚印，终究会成功。永远不要放弃梦想。”她热情的说。

    娱乐明星也并非时刻以“雷人”为己任，更多时候他们只是在制造“drama(戏剧性事件)”，但是每次这类事件发生都会吸引众人目光，而此时讨论这些事件的道德意义着实没有太多必要。“我这一路走来，就像在耍空手道。”几度做出疯癫事的小甜甜布兰妮在谈及自己如何驾驭“名气”这一双刃剑时如是说。但一路走来像在耍空手道的明星们，何止布兰妮一人？

    在国内娱乐圈，类似的话题人物也是层出不穷，但这些“雷人”标杆与西方前辈相比，显然还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当西方娱乐圈的高手们已经把“雷人”玩成一种风格，一种行为艺术，我们的“雷人雷事雷片”却大多还停留在作坊式的山寨阶段。

    在求新求变的娱乐圈，“雷人”有时候并不是坏事，麦当娜出道时那些骇世惊俗的装束早已成为最经典的流行符号，谁能断定LadyGaga的白发皮衣不会在20年后被视为时代象征?就在我们身边，当年《庐山恋》里张瑜和郭凯敏的惊世之吻、费翔连蹦带跳的“一把火”，当时看来不也很有“雷人”之嫌，可很快就化为流行。要想化“雷人”为时尚，靠拾人牙慧式的山寨大法肯定是不行的，还要挖掘创意，真正抓住在流行风潮前到来的那缕闪电，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摆脱低级状态的“雷人”境界，成为引领潮流的那一声巨雷。

节选自《环球》2009年第九期《欧美娱乐圈的“雷人”现象》

    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经过无数诗人的提炼、加工和创造，拥有众多的诗意盎然的词语。这些词语除了本身原来的意义之外，还带着使之诗化的各种感情和韵味。这种种感情和韵味，我称之为情韵义。情韵义是对宣示义的修饰。

    词语的情韵是由于这些词语在诗中多次运用而附着上去的。凡是熟悉古典诗歌的读者，一见到这类词语，就会联想起一连串有关的诗句。这些诗句连同他们各自的感情和韵味一起现出来，使词语的意义变得丰富起来。而这种种丰富的情韵义，往往难以用训诂的方法予以解释，也是一般词典中难以包含的。

    例如“白日”，除了指太阳以外还带着一种特殊的情韵。曹植说“惊风飘白日”（《箜篌引》）；左思说“皓天舒白日”（《咏史》其五）；鲍照说“白日正中时，天下共明光”（《学刘公幹体》其五）；李商隐说“白日当天三月半”（《无题》）。“白日”这个词有一种光芒万丈的气象，用白形容太阳的光亮，给人以灿烂辉煌的联想。盛唐诗人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一开头的“白日”二字和诗里那种乐观向上的精神正相吻合。这首诗所写的景色是日落黄昏时的景色，但丝毫也没有黄昏时分的萧瑟、暗淡和朦胧，而是给人以辉煌灿烂的感觉。诗里激荡着对于光明的留恋和追求，是那一轮当空四照无比辉煌的“白日”，渐渐地隐没于山后了，所以要“更上一层楼”，追上那将要隐去的白日，追回那光辉壮丽的时光。此中的意味是何等深长！

    但是在使用这类富有情韵义的词语时，也需要加以创新，使它们不至于成为陈词滥调；要以充沛的思想感情来驾驭它们。正如章学诚所说：“譬彼禽鸟，志识其身，文辞其羽翼也。有大鹏千里之身，而后可以运垂天之翼；鴳雀假雕鹗之翼，势未举而先踬也，况鹏翼乎！故修辞不忌夫暂假，而贵有载辞之志识，与己力之能胜而已矣。”（《文史通义》内篇四《说林》，嘉业堂本《章氏遗书》卷四）例如，“丁香结”喻指心中郁结的忧愁，李商隐《代赠》：“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李珣《河传》：“愁肠岂异丁香结？因离别，故国音书绝。”牛峤《感恩多》：“自从南浦别，愁见丁香结。”李璟《摊破浣溪沙》：“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丁香结”的。但也有从另外的角度下笔的，陆龟蒙《丁香》：“江上悠悠人不问，十年云外醉中身。殷勤解却丁香结，纵放繁枝散诞春。”“解却丁香结”就是使丁香的花苞开放，丁香花一开，春意才更热闹而浓郁。这首诗运用富有情韵的词语，而用法有所创新，使人觉得十分新鲜。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

    戏剧是在舞台上表演的综合艺术，主要借助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手段塑造人物形象，揭示社会矛盾，反映社会生活。戏剧文学是供舞台演出的脚本又称剧本，是与小说、诗歌、散文并列的文学样式。通常所说的戏剧欣赏，主要指的就是对剧本的欣赏。

    欣赏戏剧，首先要了解戏剧所展示的戏剧冲突，冲突是怎样形成的，冲突的性质是什么，进而弄清冲突发展的过程，完整的把握剧本的情节。戏剧冲突，主要指剧本中所展示的人物之间、人物自身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看冲突，其中主要表现为剧中人物的性格冲突。《雷雨》第二幕表现出多种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些冲突表面看来是家庭内部的矛盾，实际上是阶级之间的矛盾。鲁侍萍与周朴园之间的冲突属于下层劳动人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周朴园与鲁大海之间的冲突属于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戏剧冲突主要是社会矛盾的反映，同时也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

    欣赏戏剧，其次要把握戏剧语言。语言是构成剧本的基础。戏剧语言包括人物语言和舞台说明。人物语言也叫台词，包括对白、独白、旁白等。剧作家通过人物语言来展开戏剧冲突，塑造人物形象，揭示戏剧主题，表达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舞台说明是一种叙述语言，用来说明人物的动作、心理、布景、环境等，直接展示人物的性格和戏剧的情节。第一，要品味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所谓个性化，是指受人物的年龄、身份、经历、教养、环境等影响而形成的个性特点。第二，要品味富有动作性的人物语言。动作性包括外部动作和内部动作（内心活动），像周萍打鲁大海，他们之间表现为外部动作；鲁侍萍看见周萍打鲁大海后那种痛苦的心情，是内部动作。第三，要品味人物语言中蕴涵的丰富的潜台词。好的潜台词总是以最少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内容，给人以品味、想象的空间；比如《雷雨》中，鲁侍萍听周朴园“沉吟”“无锡是个好地方”的时候，虽然顺着周的话语说“哦，好地方”，但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

    欣赏戏剧，还要学会欣赏戏剧人物形象。首先，要抓住人物的主要特征；其次，要注意人物的语言；另外，还要随着剧情的发展，弄清人物性格的发展交化。因为，人物形象是在戏剧冲突的发展中通过戏剧语言来刻画的；戏剧冲突主要是剧中人物的性格冲突；它为人物性格所决定，同时又是为展示人物性格服务的。因此，要完整地了解一个人物形象，还要弄清在冲突的发展过程中，这个人物形象有无变化，以及有哪些变化。

读过《水浒传》的人，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它的语言的地域色彩与其他名著不同。它不像《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那样，是以一种地方话作为基础方言，形成全书的语言色彩，而是既有大量的山东话，又有大量的江浙话。两种方言构成了全书语言的地域色彩。

    《水浒传》语言的地域色彩，与《水浒传》成书之前说话艺术发展的历史、与宋代“靖康之变”后 南北文化交流、其中包括说话艺术中心南移这两个因素直接相关。我国的说话艺术源远流长。大约在中唐时期，说话就成为一个面向社会大众的独立的艺术品种，到北宋时期，说话进一步发展，分为小说、说铁骑儿、说参请、讲史四家，还有了专题说话艺人、献艺的固定场地。当时的汴京成为全国的文化也包括说话艺术的中心。靖康之变后，杭州成为新的政治文化中心。北方官话作为一种强势方言，集中、成片地进入汪洋大海般的吴语区。同时，杭州原居民使用的吴语方言，因为有周围广大吴语区为依托，也不会被北方官话代替。两种方言在并存并行的局面中，经过长时期的交流、碰撞、磨合，就形成了以两种方言为基础的混合型的方言。《水浒传》的语言就是在这种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背景下形成的。

近代以来，学术界公认《水浒传》是在宋元说话艺术的基础上成书的。南末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的《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这四种话本的名目，应当是最平出现的小本水浒故事。最早讲说这些水浒故事的，是南宋初年南移入杭州的鲁西南籍山东人。他们以山东人用浓厚的山东乡音讲说发生在山东的英雄好汉的故事，受到新移居杭州的广大北方市民和北方士兵的热烈欢迎。但是，他们毕竟生活在杭州，他们的受众必然也有或多或少的杭州原居民，因此他们在讲说时也就不能不注意适当吸取一些吴语词汇，以吸引原居民。同时，他们的行业晚辈承传人，这些自幼生长在杭州的年青一代，在严格遵循父老、师尊的说话家数、规矩和口耳相传的水浒故事内容的同时，在讲说时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掺入了更多吴语方言词汇和句式。而且年代越久，承传的辈分越多，故事中的吴语方言色彩越重，以至达到了并存并行的程度。经过几代说话艺人淘沙取 金、删芜存精般的千锤百炼，水浒故事发展到南宋后期的《宣和遗事》具有整体框架的三十六人的大故事，最后到思想、艺术俱臻成熟的元代后期的“施耐庵的本”，水浒故事的基本内容、篇章结构、语言风格终于定型化，再也容不得后辈艺人随意作出改动了。直到元末明初经罗贯中最后“编次”成为定本的百回《水浒传》，罗贯中虽然作了一些加工和增益，但对我们前面指出的那些基本部分， 并未触动。

总之，《水浒传》语言以江渐吴语方言和山东方言为基础方言构成的双重地域色彩，是在南北宋交替之后，在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背景下出现的现象；是当时文化中心南移，大批北方包括山东籍说话艺人移入杭州，说话艺术在一个南北两方的人们群居共处、两种方言并存并行的特殊环境中生存和发展而形成的产物。这种双重语言成分，由于经过几代艺人千锤百炼的功夫，它们和谐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放射出强烈的艺术魅力，显示出有别于其他长篇名著的独特风格。

(摘编自李永祜《<水浒传>语言的地域色彩与南北文化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