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一个重视传统文化的朝代，每一个节日都被宋人发挥到极致。清明节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人们扫墓、颁新火、踏青、荡秋千、蹴鞠、斗鸡、放风筝，各种民俗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

    宋朝的清明节的最大亮点应该是蹴鞠。《水浒传》中写高俅球技高超，因陪侍宋徽宗踢球，被提拔当了殿前都指挥使。诗圣杜甫《清明》诗中说“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诗人陆游《感旧末章盖思有以自广》诗中有“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的诗句。这说明从唐朝到宋朝清明节都有踢球娱乐的习俗。

    蹴鞠在宋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上层踢球已经成为时尚，一幅《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当时皇帝和大臣踢球的情景。宋代社会上还有专门靠踢球技艺维持生活的足球艺人。宋代的足球有用球门的间接比赛和不用球门的“白打”两种方式，但书上讲的大多是白打踢法。所谓‘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就是指踢球花样动作和由几个花样组成的成套动作，指用头、肩、背、胸、膝、腿、脚等一套完整的踢技，使“球终日不坠”。由此看来，宋代的足球，已由射门比准向灵巧和控球技术方面发展。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发扬互助精神，宋代的踢球艺人还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叫做“齐云社”，又称“圆社”。《水浒传》中写到宋徽宗也是“齐云社”的成员。这是专门的蹴鞠组织，专事负责蹴鞠比赛的组织和宣传推广。

    宋代清明节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市民携带炊饼出游踏青。宋代民间，习惯把无馅的食品称为饼，用火烤的叫烧饼，蒸的叫蒸饼，面条叫汤饼，油炸的叫油饼；宋仁宗赵祯做皇帝之后，因为宋仁宗的名字叫赵祯，而蒸饼的“蒸”字和赵祯的“祯”字发音相似，那时说话写字都讲究避皇帝或长辈的名讳，所以，蒸饼就改称为“炊饼”。在当时的汴梁城里，炊饼是一种大众食品，大街小巷都有卖炊饼的。宋朝把有馅的食品叫做馒头。《水浒传》中武大郎每天早起，挑起做好的一担炊饼出门叫卖。武松离家出行前，曾经交待哥哥武大说：你少在外面，早点回家；原先做炊饼十扇笼，以后只要做五扇笼。扇笼就是蒸笼，可以断定，大郎炊饼是蒸出来，而非烤制的烧饼。宋代炊饼是今天的馒头，绝非烧饼，而馒头却是今天的包子或有馅的点心。

    宋朝太学与国子监食堂例行加餐，春秋两季加炊饼，冬天供应太学馒头。宋人笔记言，炊饼深受汴梁城民众喜爱，成为主食。年年清明节，市民携带枣粥、鸭蛋和炊饼，出游踏青。黄庭坚在宽慰病中朋友的书简中说：“病者想渐苏醒能食矣。家园炊饼漫佳，不知堪否?”诗人杨万里题作《食蒸饼作》：“何家笼饼须十字，萧家炊饼须四破，老夫饥来不可那，只要鹘仑吞一个。”

    读《水浒传》我们可探寻出宋朝清明节的习俗，除了传统的祭祀祖先外，更多的是纵情取乐，宋朝的节日已经走下了宗教的圣堂，成为老百姓外出娱乐的载体。通过《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出，宋朝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市井生活恬静和谐。宋朝清明节丰富多彩的民俗展示了宋朝的繁荣富足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摘编自刘传录《从<水浒>中探秘宋朝清明节的习俗》）

    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二是家国一体，即由家及国的宗法社会政治结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必然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因为家族宗法血缘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人伦关系，这种关系的扩展就形成了社会伦理关系。家族本位的特点，一方面使得家族伦理关系的调节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课题，家族伦理成为个体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在家国一体社会政治结构中，整个社会的组织系统是家族—村落—国家，文化精神的生长路向是家族—宗族—民族。家族的中心地位使得伦理在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活是严格按照伦理的秩序进行的，服式举止，洒扫应对，人际交往，都限制在“礼”的范围内，否则便是对“伦理”的僭越。这种伦理秩序的扩充，便上升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基础——家长制。家长制的实质就是用家族伦理的机制来进行政治统治，是一种伦理政治。

    与此相适应，伦理道德学说在各种文化形态中便处于中心地位。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宇宙的本体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的实体，哲学的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因此人们才说，西方哲学家具有哲人的风度，中国哲学家则具有贤人的风度。中国的文学艺术也是以善为价值取向的。“文以载道”，美善合一，是中国文化审美性格的特征。即使在科学技术中，伦理道德也是首要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科技的价值观是以“正德”即有利于德性的提升为第一目标，然后才考虑“利用、厚生”的问题。因此，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统一，而以善为核心。

    中国文化的普遍信念是“人为万物之灵”。而人之所以能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有道德，因而中国文化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道”，以及遵循这种“道”而形成的“德”。老子曾从本体论的高度说明“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道理。“尊道贵德”的基本精神，就是强调人兽之分，以德性作为人兽区分的根本，突显人格尊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因而中国人都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早在孔子前，鲁国大夫叔孙豹就提出过“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在此基础上，一种以道德为首要取向的具有坚定节操的文化人格就逐渐形成了。“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不改其乐，这是一种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精神。

（选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有删改）

“幸福悖论”的道德反思

    “幸福悖论”，指幸福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不一致问题，也即通常所说的更多财富没有带来更大幸福。随着能源危机、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日趋严峻，与生活质量相关的幸福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西方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即开展了幸福指数的相关调查研究。

    l974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发表了著名论文——《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提出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这一论点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也称“幸福悖论”“幸福——收入之谜”。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长期的动态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高低同平均快乐水平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在收入达到某一点以前，快乐随收入增加而增长，但超过那一点后，这种关系却并不明显。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人们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快乐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关系，包括文化特征在内的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快乐。作为社会福利衡量指标的国民生产总值没有能将一些看不见的，但又非常重要的东西纳入衡量之列，如内心的平静和幸福，而这恰恰被许多人当作生活的最终目标。

    “幸福悖论”问题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源和切实的经验依据。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增加财富是增加幸福的主要方式。首先，财富的增加使人们有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购买消费的物品；其次，更多的财富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的权力，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消费或不消费某些商品，因此，更多的财富会带来更大的幸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金钱和财富成为幸福的代名词。一般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感应该增强，特别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是很高，人们收入较少，处于贫穷阶段时，收入的增加、财富的增长无疑是人们幸福生活的重要影响因子。但是，物质丰裕并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人不仅要活着，而且要活得有意义和价值。幸福是快乐和意义的结合，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后，精神上的追求就显得愈益迫切。如果人们依然把物质财富的增长与积累作为生活的唯一目标，人类的精神和道德发展自然就被放逐而沦亡。有学者认为“当今社会虽然变富了，可是没有更快乐，就是因为许多人不懂得人生真谛，正在做钱的奴隶而变得痛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把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都锁定在物质财富的增加上，其实就是把钱当作唯一的目标，无疑起了不好的作用”。

    “幸福悖论”并不是真正的逻辑悖论，其之所以作为悖论而引起人们的关注，恰恰体现了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统一性，同时也提示我们，人类对幸福的认知仍处于启蒙阶段。

（选自《求实》，有删改）

唐诗的任侠精神

    汉魏以来，游侠形象开始在诗歌里崭露头角。但是，直到唐代，尤其是到了盛唐时期，对游侠的赞美才如奇峰突起，成为全社会普遍的歌唱。唐诗中的任侠精神，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它随着唐诗高潮的到来而扩展成为诗坛上的一代风尚。

    所谓任侠精神的具体内容，大致包括下面数端，即：排难解纷，效功当世的襟怀;轻财好施，重交谊重恩义的操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风度；尚武轻儒的意识，以及豪荡使气，不以礼法为意的个性。所有这些，曾被司马迁概称为“侠客之义”，它们在盛唐诗歌中不仅得到了全面的歌颂，而且由于它们和时代的进步，理想相结合相渗透，因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健康，生动，有力。

    盛唐诗歌对“尚武”精神的赞美，闪耀着立功效世的人生理想的光芒，这和"轻儒"的意识从一正一反两个方面张扬了任侠理想，从而呈现出一种“非文人化”的面貌。而对豪荡侠气，磊落不羁的性格的推许，也是和反礼法，反权贵，反教条的思想内容结合在一起的。诗人对游侠形象的集中歌唱，以及对生活中的侠义精神的开掘和赞美，表现了这个时代特有的精神面貌。它显然并非儒，道，释这些意识形态所尽能规范和牢笼，但它构成了唐诗思想内容和美学风格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却是无可置疑的。

    任侠精神之所以能够成为唐代突出的文学现象，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生活为它提供了深厚的土壤。社会上盛行的游侠风气，一旦和特定时期的历史需要，社会思潮相结合，就形成强大的精神力量，从而影响了人们的生活理想和文学理想。商业资财的积累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为游侠的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北方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内地迁徙，不仅给中土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且也使其雄杰剽悍的风尚深入内地。但是，盛唐的诗人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从任侠风气中吸取诗情，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它提供了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精神力量；

    唐诗中任侠精神的美学意义就在于：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富有开拓精神的性格，一种强者的性格，它以其富于展望的清醒信念，直面现实的斗争意识，敢说敢为的豪爽意气，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最富有朝气的青春时期。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力的美，运动的美，因而成为中华民族淋漓元气的历史证明。这正是构成唐诗永久魅力的奥秘之一。

    文字是文明发展的载体，记录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与经验教训。古人说，欲灭其国者，必先灭其史。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字消亡了，其文明发展的根基也就动摇了。汉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代代相传并不断繁荣发展的根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应将汉字教育作为凝神聚力、铸魂固本的战略工程。

    清末民初以来，在日本“脱亚入欧”的影响下，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对中华文化的根基——汉字产生了怀疑。“汉字落后”论者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声称汉字的出路在于“拉丁化”；“汉字难学”论者主张汉字“拼音化”与“简化”；“儿童识字有害”论者主张放弃汉字教育。这些论调在近几十年仍有一定市场，比如20世纪80年代，有人就认为“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

    当前，汉字教育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面临外语教育的挑战。现在，英语是学生的必修课，学习英语在一些人看来可以改变命运。受这种价值观影响，在汉语与英语之间，一些人更重视学习英语，这直接冲击与削弱了汉字教育。二是面临信息化的挑战。随着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人们通过敲击键盘输入汉字的场合越来越多、越来越便捷；在古人眼中曼妙婀娜、形神兼备的汉字，现在变成了电脑键盘、手机屏幕上字母组合的产物。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书写汉字的机会在变少，提笔忘字的时候在增多。从这些角度来说，汉字面临危机绝不是危言耸听。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具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不单单表达概念、内涵、外延等，还给人带来图形、联想、感觉等。与拼音文字相比较，汉字具有鲜明特色和独特魅力。学习与理解汉字，应遵循汉字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拼音文字是由字母组成的文字，其教学是用拼音的方法。我国汉字教学引进了这种方法，并将其作为汉字教学的主要方法。这种用拼音文字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汉字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值得我们深思。

    近年来，随着国人文化自信的提升，适应汉字在海外传播的需要，不少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汉字教学的方法，合理借鉴我国传统汉字教学的经验。有的教学实验根据“形、音、义”三要素和儿童擅长“形象记忆”的特点，探索“从字形讲字义，从生活讲汉字”和“因形分类、因类施教”等汉字教学的新理念与新途径。通过这些方法，一些汉字教育工作者尝试把每个汉字的文化基因形象生动地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对汉字有兴趣、生爱恋、晓逻辑、会思考，甚至实现以字养德。这类教学实验，对完善汉字教育有积极意义。

    加强汉字教育，除了不断创新汉字教学的方式方法，更重要的是提升全社会对汉字教育的重视程度。我们要把汉字教育提升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神的高度来认识。只有这样，才能让古老的汉字在信息时代焕发新的生机，才能把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植根于一代代中国人心中。

（摘编自王殿卿《汉字教育攸关文化传承发展》）

    院落是中国古代建筑群体布局的精神内核，它是由屋宇、围墙、走廊围合而成的内向性封闭空间。从夏代的宫殿遗址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就已经呈现出一种封闭庭院的面貌。在夏代至商代早期这种形式就开始走向定型，一直到明清时期大到皇家宫殿、寺庙、小至百姓住宅，大多采用这种几乎唯一的形式。

    中国传统建筑院落的形式结构，蛰伏着封建儒家思想的灵魂。而占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的根基在于“礼”。“礼者，天地之序也。”儒家不但强调礼，而且重视“乐”，主张“礼乐”并举。体现在建筑上，“礼乐”秩序要求建筑空间寄寓伦理，利用差序格局来分尊卑关系，方位上讲究主从关系。建筑围合的“院”是“乐”的艺术升华。这里，建筑是“礼”，庭院是“乐”，二者相得益彰。

    合院作为集合体，对内是封闭的、凝聚的，对外是排斥的、抗拒的。人们对外界的流动性降到最低，而这种以院落为中心组合起来的建筑满足了一个家族共居生活的各种功能需求，并且分区明确，就仿佛是一个微型的宇宙，万事俱备、伦理有序。传统院落式建筑符合当时的人们的生活习惯。因此，以“家庭”为单位对外封闭的中国合院格局，是这种传统的居住习惯与建筑形式相结合的产物。

    行为心理学表明，人类对自身所处环境范围内进行限定是一种心理需求。中国传统合院建筑是以高墙围合起的建筑空间，与外界隔绝，阻断了外界的喧嚣，营造出宁静、安全、洁净、私密、休憩、愉快、生态、景观的生活环境。同时也是一种能够提供明确、稳定的空间环境，给人心理以充分安全感和领域感的空间形态。所以说，它不仅是人们组织生活起居的核心空间，也成为人们在居住空间内与天与自然对话的场所。

    虽然在中国传统建筑中，由房屋或围墙围合而造成了封闭性，但这只是一种在形式上的现象，实际上这种围合反而增加了院落建筑内部的许多情趣。“院＂作为一种过渡，在人的思想内核中，是一处独立的冥想、思考的空间。当人们回到家，所有的心情和感受，在“院＂中获得沉淀和洗礼。

    由于现代社会人们居住环境和方式的变化，邻里之间、亲人之间变得越来越陌生，同住一幢楼不相识，门对门之间不说话，父子在家中也是各做各的事，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仿佛越来越远。所以现代人们都希望通过建筑环境的改变来唤回昔日和睦的邻里关系和家庭关系，拥有一栋有院落的房子，的确是一件让人着迷的事情。

    然而，仅仅对中国传统建筑院落形式的模仿远远不能满足现代人真正的需求，“院”的营造蕴涵着中国传统的美学智慧，它通过空间的外化形式，传递着一代代中国人难以割舍的情感。正是这种对人类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精神需求，现代越来越多人才表现出对中国传统院落空间的渴望。那么如何立足传统，创造出既能体现社会民族发展的文脉，又符合现代功能与审美要求的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国形式新建筑，仍将是未来建筑或室内设计师共同努力的方向。

（选自《浅析中国传统建筑院落的意蕴》，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