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到过不少有名的风景区，但在我的脑子里的印象最深的还是我家乡门前的小溪。春天，春水涨满，桥的两孔像是一对微笑的眼睛。细雨如烟，桥上不时有人打着雨伞走过。对岸的红棉树开花了，燕子在雨中飞来飞去，一阵一阵的风，吹来了断续的笛声……

面对着巨流滚滚的扬子江，我想起了它的发展的历程。

最先它不过是雪山冰岩下面滴沥的小泉，逐渐才变成苍苔滑石间的细流，然后是深谷里跳跃着喜悦的白色浪花的溪涧。以后它又逐渐发展，一时它是澄澈的清溪萦回在牛群牧草之间，一时它又是沸腾咆哮、素气云浮的瀑布，一时它是波平如镜、静静地映着蓝天白云的湖泊，一时它又是飞流急湍、奔腾在崇山峡谷之间的险滩。不知经历了多少曲折和起伏，最后它才容纳了许多清的和浊的支流而形成了茫若无涯的、浩浩荡荡的大江。

我没有到过龙门壶口，没有看到过雁荡龙湫，却看过黄果树的瀑布和许多偏僻地方的大瀑布。

远离瀑布还好几里。就先听到雷鸣，先看到雾气从林中升起。走前去一看，只见一股洪流直冲而下，在日光映射下，像是悬空的彩练，珠花进发，有如巨龙吐沫；水冲到潭里，激起了沸腾的浪花、晶莹的水泡。大大小小的水珠，随风飘荡，上下浮游，如烟如雾，如雨如尘，湿人衣袖。上有危崖如欲倾坠，下有深潭不可逼视。轰隆的巨响，震耳欲聋，同游旅伴虽想交谈几句，也好像失去了声音。

看了瀑布使人感到有一股雄壮宏伟的气势，奔腾冲激的力量，云蒸霞蔚的氛围，它虽然没有具体说出什么，但它的冲劲的确使人振奋。    

小溪流唱着愉快的歌流走了，它将冲击着涯岸流向大海：静静的群山，则仍留在原来的地方，目送那盈盈的水波远去。

    流水一去是决不回来了，但有时也会化作一两片羽云瞭望故乡。

漫话中国历史上的改革

    在讨论作为历史事件的改革之前，有必要先梳理一下“改革”的含义。此词首见于《后汉书》之《梁统传》和《黄琼传》，皆指对已有成规的改动变易。自此以后，“改革”遂成习见之词，而且其词义越来越宽泛，凡对原有制度、惯例、习俗，甚至文体、文风的改易变革，均可称之为改革。不过，近代以前，改革是一个中性词，既可用于革故鼎新的正面场合，也可用于变好为坏的负面场合。近代以来，改革演化为一个纯褒义词，《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就体现了这种趋向：“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

    不过，今人所言历史上的改革，所用显然并非上述宽泛的词义，而是一个相对狭义的概念，特指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比较重大的除旧布新。对于这种形式的历史事件，今天概以“改革”称之。具体到某次事件，则或称之为“变法”，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等；或称之为“新政”，如王莽新政、庆历新政等；或称之为“改革”，如孝文帝改革、张居正改革等。这些称谓，有的当时就有，更多的则是后人所加。如同改革本是中性词一样，说某人“变法”，也未必就是正面评价。古代典籍中甚至常将“变法”与“坏纪”连用，意为变乱成法、败坏纪纲。

    正因为“改革”含义宽泛，在不同人的心目中，其范围相差悬殊。有人将改革的范围划得很大，几乎是“江山代有改革家”；也有人将改革的范围划得很窄，认为真正称得上改革的事件没有几次。具体到某人某事，看法更加纷纭。比如，引发“国人暴动”的周厉王，在历史上向来形象不佳，但有人称他是中国史上见诸记载的最早的改革家。再如王莽新政，有人说是“托古改革”，有人说是“复古改制”。又如张居正，多数人认可他是改革家，但也有人说他的政策并无新意，算不上改革。即便当事人自己的说法，也不一定可以为据。如管仲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今人称之为“改革”或 “革新”，他自己却说是“修旧法”。事实上，要给改革下一个严谨、周延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更不可能提出一套量化指标。

    改革之事，古今中外皆有。从改革的原初推动力看，既有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有自下而上的改革，但前者占绝大多数。在中国漫长的王朝史上，君主一直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没有君主的发动或支持，就不可能出现改革。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全部都是自上而下，即由统治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发起和推行的。平民大众没有推动改革的途径和机会，当他们忍无可忍时，只能揭竿而起，发动以改朝换代为目标的暴力革命。

    影响改革成败的因素很多，用人是否得当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战国时期各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积极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君大力招贤、大胆任用。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虽然认识到“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但却不善于识人用人，所倚任者多为反复无常的奸佞小人，给改革造成很大的伤害。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能像管仲那样一帆风顺，或像孝文帝那样基本成功者，并不多见。大多数改革都遭遇了挫折或失败，如商鞅变法是政存身败，张居正改革是人亡政息，王安石变法是半途而废，戊戌变法是昙花一现。若观察君主之外的改革者的命运，能够善始善终者可谓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身败名裂，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如吴起乱箭穿身，商鞅惨遭车裂，王安石忧愤而死，张居正死后抄家，戊戌六君子喋血刑场。改革之难，于此可见。篡用明太祖的一句话说：“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

（节选自《博览群书》）

    在大自然中，悦耳动听的鸟鸣声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愉悦。每一类鸟的鸣声都不尽相同。乌鸦呱呱叫，山雀的鸣声如嘹亮的哨响，隐夜鸫的叫声则似长笛声般悠扬。那么在复杂的背景噪声下，如何识别鸟鸣声？是否存在可以识别每一类鸟鸣的应用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英国牛津大学的蒂莫·帕帕多普洛斯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一种能够识别各类鸟叫声的鸟鸣识别算法。

    一般情况下，自然资源保护论者需要通过定期的徒步旅行或者直升机旅行的方式，对生存在特定区域内的鸟类数目进行统计和总结。然而，如果通过音频录制鸟鸣，再将音频转化为物种计数，采用此方法代替旅行统计方式，将使得鸟类追踪的研究变得轻而易举，为研究鸟类种群数目是否下降或者鸟类的迁徙模式是否改变等，带来很大便利。

    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的丹·斯托博士称：“鸟鸣极其复杂，这些最简单的声音通常难以分辨，因为它们听起来如此相似。”毕竟我们无法听清远处的，特别是在嘈杂环境中的鸟叫声。

    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在亚洲和欧洲共收录了15种不同鸟类的鸣叫声，包括新疆歌鸲、大山雀、画眉等。他们收录的鸟鸣声中混杂了不同的音频环境，如市区公园中较为平缓的背景噪声或者露天市场中密集人群的喧嚣声。

    如此多样化的混合声音，用于机器学习算法的训练过程，通过训练后的机器来选择包含鸟鸣声的音频段。尽管鸟鸣声与部分噪声频率相近，影响算法的准确性，但这些学习算法仍能成功地从噪声中区分出鸟鸣声。

    目前国内福州大学的研究团队，对于低信噪比鸟鸣识别的算法是将声音信号转化为图像，对图像进行处理得到一串被称作特征值的数字，并用这串数字代替声音进行识别。

    国外其他研究团队也在致力于研究自己的鸟鸣识别算法，尤其是那些能够识别不同鸟类物种的算法。斯托和他的同事正在测试名为Warblr的应用程序，在最佳状态下，Warblr进行鸟类识别的准确度可以高达95%，该数据已经得到巴西一家鸟类鉴定组织的认证。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团队研发了一个相似的应用程序，命名为WeBIRD，是针对本地鸟类而设计的。美国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实验室研发的Merlin应用程序，通过对鸟类的大小、颜色、位置等简单情况的了解，以利于人们对鸟类进行区分。

    斯托博士认为，对鸟鸣识别应用技术进行探索的最终目标不仅仅用于识别鸟类，更是想要破译鸟类之间真正的“人际关系”，如果音频能够转换为物种计数，那么我们可以更方便地监测鸟类种群的变化。德国动物声音档案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马里奥说，类似牛津大学团队提出的鸟鸣识别算法，对研究自然环境是很有价值的。（摘编自李应编译《鸟鸣识别》）

    文学衰败缘于文学自身的蜕变。建立在平面印刷和二维阅读上的传统文学注定要走向衰败。它是新媒体时代所要摧毁的主要对象。尽管当前文坛充满垃圾，但文学本身不是垃圾，它是飘荡于人类精神空间的伟大幽灵，寻找着安身立命的寄主。历史上，文学至少两度选择了人的身体作为寄主。第一次，文学利用了人的舌头及其语音，由此诞生了“口头文学”（听觉的文学）；第二次，文学握住了人手，由此展开平面书写、印刷及其阅读，催生了“书面文学”（文字的文学）。这两种文学都向我们提供了大量杰出的文本。

    现在，文学已离开这种二维书写的寄主，进入多媒体空间。这是文学幽灵的第三次迁居，它要从那里重获年轻的生命。这场寄主的变迁，无非就是文学对媒体的重新选择。它起源于电影，即起源于视觉和图像的叙事。《魔戒》无疑是新媒体文学的杰作，它超越文学原著的水准，成为影像史诗。越过银幕和音响系统，不难看到濒临死亡的传统文学幽灵，在多维媒体的躯壳里获得了重生。

    进入新媒体寄主的文学，直接触摸身体，以构筑精细的感官王国。此外还有当下流行的网络游戏，小说在那里演进成一种互动的数码艺术，成了历史上最具吸引力的符号活动。新媒体文学还化身为手机短信，以简洁幽默的字词，批评现实，显示了话语反讽的意识力量。

文学已经“蝶化”，进化为瑰丽的“物种”。不要为它的“旧茧”而感伤，要重新评估文学的自我转型，修正美学偏见，对文学做出全新的定义。否则，我们就只能跟旧文学一起死掉。

（节选自朱大可《文学：寄主的变迁》，有删改）

    中国传统社会给人两个相互矛盾的印象：一方面，它十分注重平等；另一方面，它又十分注重纲常伦理，表现出严格的等级秩序。不过，无论如何解释这种印象，它至少说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同时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差异两个问题。在西方由正义原则加以处理的人与人之间平等与差异的关系问题在中国社会同样存在，而且同样也需要某种协调机制。概而言之，从功能的角度看，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在儒家思想中，对这一关系的处理，是通过“仁”“礼”“义”三项基本原则彼此支撑、相互为用实现的。

    “仁”是对他人之爱，在儒家的价值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所以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的基础则是对亲人之爱，所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进一步指出：“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亲亲，仁也。”并且孟子认为，这种爱的基础，是“不忍人之心”，即同情心。同情即同样的感情，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一心理事实的体现。因此，“仁”的生发机制，是一个推己及人，由近及远的过程，即把对亲人之爱扩展为对邻人之爱，再扩展到对天下人之爱，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与“仁”所体现的“合和”精神不同，“礼”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尊卑贵贱（纵向）、亲疏厚薄（横向）的差秩格局和纲常秩序，反映“别”与“分”的一面。“礼”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是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礼，国之干也。”“礼”提供了一套基本的政治架构，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有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后者因此也被称为“礼治社会”。儒家强调“礼”治，但目的不是造成一个等级森严、上下隔阂的社会，而是通过“礼”的规范与约束，实现社会的和谐和睦。

    用以平衡“仁”与“礼”的就是“义”的原则。在中国传统文献中，“义”是一个含义比较丰富的概念。很多时候，它指一种最高的伦理原则。但是，“义”还有另一方面的含义，那就是在不同的，甚至彼此冲突的行为准则之间进行的权量与选择，即“义者，宜也”。权即是宜，也就是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表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只要是出于某项更高的的道德原则的要求，言而无信，行而不果也未必不能接受。显而易见，“义”就是审时度势，对某个具体情境之下的行为原则进行选择和判断。

（摘编自唐士其《正义原则的功能及其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实现》，有删改）

材料一：

元宇宙始于1992年国外科幻作品《雪崩》里提到的“Metaverse（元宇宙）”和“Avatar（化身）”这两个概念。人们在“Metaverse”里可以拥有自己的虚拟替身，这个虚拟的世界就叫作“元宇宙”。

清华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沈阳介绍，元宇宙主要有以下几项核心技术：一是扩展现实技术，包括VR和AR。扩展现实技术可以提供沉浸式的体验。二是数字孪生，它能够把现实世界镜像到虚拟世界里面去。这也意味着在元宇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自己的虚拟分身。三是用区块链来搭建经济体系。我们在元宇宙当中可能不仅仅是在花钱，而且有可能赚钱，这样在虚拟世界里同样形成了一套经济体系。

（摘编自新华社官网《什么是元宇宙？为何要关注它？》）

材料二：

虚拟现实技术在医疗、文旅、教育、电影、电竞、直播等行业的应用越来越常见，正在成为赋能千行百业的重要推手。今年2月，5G+医疗机器人+VR探视系统正式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重症病房应用，利用5G网络、医疗机器人、360度8K全景摄像头、8KVR眼镜等技术手段，实现了远程“零距离”探视。广西北海市“5G+VR智慧教室”交付使用，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通过云平台将各类教学内容同步到VR眼镜，实现沉浸式虚拟教学。

（摘编自中国电子报《虚拟现实：元宇宙点燃新一轮发展热情》）

材料三：

伦理道德方面，“元宇宙”深度释放了人类创造力与能动性，集中体现了人类对于突破物理限制、拓展生命体验的内在向往。“元宇宙”中构建的数字虚拟世界，既是现实物理世界的数字化复制物和创造物，也是科技改变生活与科技向善的结合。但并非与世隔绝的“桃花源”，更不是逃离现实的“乌托邦”。进一步讲，“元宇宙”营造的沉浸式体验不是“沉沦式”生活，不能成为使人无形中丧失求真意识、热衷于成瘾式游戏生活的借口。“元宇宙”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度虚拟化，必须依托社交网络演化发展，难以切断与现实物理世界的必然联系。因此，“元宇宙”中构建的虚拟身份、虚拟产品、虚拟市场、虚拟交易、虚拟生活、虚拟经济、虚拟人生等，不能脱离伦理道德的约束。

（摘编自解放军报《“元宇宙”来了，勿忘风险与挑战》）

材料四：

资本乃至权力把对所谓人性的满足、迎合作为技术创新的标尺，一切工具合理性似乎都指向和服务于人性。在元宇宙中，大数据、算法比我们自己更能监测和理解自己的感觉。我们为之惊叹的“人性化”不过是算法的结果。在感受力被数据化和技术加强的情况下，人自身最贴己的现实感受力、存在领悟力、思想表达力反而在下降。赫拉利所谓“退化的人类滥用进化的计算机”“可能只会增强人类的‘自然愚蠢’”等判断，与马克思的警示如出一辙：“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元宇宙的出现将把这种状况推向极致，其中最值得我们沉思的悖论就是：人的愚钝化恰恰是所谓人性化追求的结果！

（摘编自沈湘平《元宇宙：人类存在状况的最新征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