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和实的问题，这是一个哲学宇宙观的问题。这可以分成两派来讲。一派是孔孟，一派是老庄。老庄认为虚比实更真实，是一切真实的原因，没有虚空存在，万物就不能生长，就没有生命的活跃。儒家思想则从实出发，如孔子讲“文质彬彬”，一方面内部结构好，一方面外部表现好。孟子也说：“充实之谓美。”但是孔、孟也并不停留于实，而是要从实到虚，发展到神妙的意境：“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圣而不可知之，就是虚：只能体会，只能欣赏，不能解说，不能摹仿，谓之神。所以孟子与老庄并不矛盾。他们都认为宇宙是虚和实的结合，也就是《易经》上的阴阳结合。

    世界是变的，而变的世界对我们最显著的表现，就是有生有灭，有虚有实，万物在虚空中流动、运化，所以老子说：“有无相生”，“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这种宇宙观表现在艺术上，就要求艺术也必须虚实结合，才能真实地反映有生命的世界。中国画是线条，线条之间就是空白。石涛的巨幅画《搜尽奇峰打草稿》（故宫藏），越满越觉得虚灵动荡，富有生命，这是中国画的高妙处。

    以上是虚实问题的一个方面，即思想家认为客观现实是个虚实结合的世界，所以反映为艺术，也应该虚实结合，才有生命。虚实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思想家还认为艺术要主观和客观相结合，才能创造美的形象。这就是化景物为情思的思想。 宋人范文《对床夜语》说：“不以虚为虚，而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从首至尾，自然如行云流水，此其难也。” 化景物为情思，这是对艺术中虚实结合的正确定义。以虚为虚，就是完全的虚无；以实为实，景物就是死的，不能动人；惟有以实为虚，化实为虚，就有无穷的意味，幽远的境界。清人笪重光《画筌》说：“实景清而空景现”“真境逼而神境生”“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清人邹一桂《小山画谱》说：“实者逼肖，则虚者自出。”这些话也是对虚实结合的很好说明。艺术通过逼真的形象表现出内在的精神，即用可以描写的东西表达出不可以描写的东西。

    化景物为情思、虚实结合，在实质上就是一个艺术创造的问题。艺术是一种创造，所以要化实为虚，把客观真实化为主观的表现。清代画家方士庶说：“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画家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虚而为实，在笔墨有无间。”（《天慵庵随笔》）这就是说，艺术家创造的境界尽管也取之于造化自然，但他在笔墨之间表现了山苍木秀、水活石润，是在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是一个有生命的、活的，世界上所没有的新美、新境界。凡真正的艺术家都要做到这一点，虽然规模大小不同，但都必须有新的东西、新的体会、新的看法、新的表现，他的作品才能丰富世界，才有价值，才能流传。

摘编自宗白华《美学与意境》

    医学上的失语症是指一个人与语言功能有关的脑组织出现严重病变，他的语言认知能力、语言判断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遭到严重损害，他对语音、语法、语义等的理解和表达存在阻断性障碍。道德失语症不是指一个人对语音、语法、语义等的理解和表达存在阻断性障碍，而是指一个人在面对善恶选择问题时习惯性地不愿意或不敢借助道德语言能力表达其善恶判断、善恶评价和善恶选择。医学上的失语症患者确实没有语言能力，而道德失语症患者是拥有道德语言能力但习惯性地不愿意或不敢发挥这种能力的人。医学上的失语症是非选择性的，而道德失语症是选择性的。

    道德失语症患者的“道德失语”具有习惯性特征。如果一个人仅仅是因为某个原因(如善恶判断失误)偶然性地道德失语，他还算不上道德失语症患者。道德失语症患者是那种对善恶不辨习以为常的人，他们习惯性地不以善为善，习惯性地不以恶为恶。因此，每当有具体的道德语境需要他们扬善抑恶的时候，他们总是习惯于不发声。在应该弘扬善的时候，他们哑口无言；在应该抑制恶的时候，他们也缄默不语。何以如此？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道德语言能力，而是因为他们缺乏必要的道德勇气。

    道德勇气是人类过道德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道德勇气要求人类具有维护和践行道德的坚强意志力。如果一个人缺乏必要的道德勇气，纵然他知道辨别善恶的重要性，并且具有向善求善的道德情感，他也不可能勇敢地趋善避恶。缺乏道德勇气的人会在他们面对善恶选择问题的时候保持沉默。一旦这种行为变成一种习惯行为，他们就是患上了道德失语症。

    道德勇气是人类修炼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衡量人类是否具有“意德”的一个重要指标。“意德”是人类基于他们的坚强道德意志力而形成的一种德性。拥有意德的人善恶分明，疾恶如仇，勇于捍卫善的尊严，敢于贬抑恶的存在价值，他们身上有一股浩然正气。纵然是在善恶进行激烈博弈或尖锐斗争的语境下，他们依然能够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地挺善抑恶。如果全社会的人普遍缺乏道德勇气，挺善抑恶就难以蔚然成风，善恶不分则必然成为一种常态，社会道德风尚也不可能令人满意。道德勇气不足是一些人在面对善恶选择问题上不愿意或不敢发表意见的根源，也是他们患道德失语症的根源。

    要治疗道德失语症，人类个体需要不断加强道德修养，特别是应该致力于锻炼道德勇气，以使自身在面对善恶选择问题时能够明辨善恶和扬善抑恶。要治疗道德失语症，人类集体需要不断加强集体道德建设，特别是应该在集体内大力弘扬以明辨善恶为荣的良好风尚，以使社会形成风清气正的道德氛围。一个社会应该致力于推动所有个体和集体自觉地、勇敢地趋善避恶。善恶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这是人类道德生活的真实图景。在这种道德生活图景中，人类必须善恶分明。否则，人类的道德生活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善性难举、恶性膨胀的世界。治疗道德失语症患者是任何一个致力于推进道德建设的社会都不能不重视的一项重要任务。个人和集体勇于趋善避恶、扬善抑恶是一个社会道德昌明的重要标志。

今天，我们到底该如何修缮古建？

北京青年报

    近日轰炸朋友圈的热点事件一定是 “巴黎圣母院火灾”，早先曾有消息称，此番失火与正在进行的巴黎圣母院修缮相关。无论这场火灾由什么引起的，“修缮”必定是今天的巴黎圣母院要面对的功课。为此北京青年报采访了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老师。

    北青报：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后，曾有消息称引发火灾的原因或许因为正在进行的巴黎圣母院修缮。后来说法也比较多，您认为修缮是否会带来危险？

    （吕舟）修缮是一个干预的过程，本质上是对对象的改变和干预。改变大了，干预多了，就会造成对文物价值的损害。修缮的过程当中确实会有很多风险：比如说原来没有人的地方，现在有人在活动；原来没有电源的地方，现在因为要修缮，要把电缆加进去，像这种情况，如果管理不严，就有可能存在火灾的危险。

    （北青报）提到修缮，我们知道“古建筑修缮”是一门大有讲究的学科，那么正如其名，它也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吗？

    （吕舟）“古建筑修缮”是一门比较近的学科。在中国，上世纪30年代，梁思成先生和他的同道开始进行基于保护古代建筑为目的的修缮设计，但修缮工程则还是传统的修房子的方法，并没有体现出文物修缮的特点。

    （北青报）古建筑修缮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基本原则是什么？

    （吕舟）文物修缮的难点在于对文物价值系统和全面的认知和研究。文物修缮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要基于对文物整体价值的认识，尽可能地保护好这些真实的历史信息和价值，并使建筑能够保持相对健康的状态。文物修缮，不是修得越多越好，而是要尽可能避免变化，变化越小越好，尽可能多地去保留能够体现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或是文化价值的部分，要尽量把这些东西都留下来。

    （北青报）修缮与变化中间，其实是一道哲学问题。一些资料上说，建筑师和历史学家其实对“古建筑修缮”是有不同意见的？

    （吕舟） 19世纪在英国，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等人曾批评建筑师做的历史建筑的修缮是对这些历史建筑的破坏，因为建筑师往往更在意表达自己的创意，要在建筑上留下痕迹。从文物保护的角度，应当充分尊重原有的建筑遗存。文物建筑的保护，尽可能保存历史建筑上所有的有价值的内容，不能把它变成建筑师们表现自己的场所。今天，在文物的保护、修缮这个行业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修缮应该保护好文物建筑上有价值的部分。

    （北青报）有这么一个概念提到“忒修斯之船”的悖论，即如果一艘木船上的木头被一根一根换掉，直到所有的木头都不是原来的木头，那这艘船还是原先的那艘船吗？有人认为，巴黎圣母院同样有此类困扰。

    （吕舟）“忒修斯之船”的悖论是一个古罗马时期的逻辑学讨论，它涉及今天人们所说的“真实性”，如何保护才能真正有效地保护文物价值，保护这些价值所依附的物质存在？比如巴黎圣母院，我们当然希望经过修复之后，能够尽可能多地保留巴黎圣母院原来使用过的材料。这些材料（遗存）才是我们与历史之间的媒介，无论这些材料是12世纪初建时的材料，还是19世纪修复时加上去的材料，它们都是巴黎圣母院这座建筑历史的一部分，都是历史的遗存，今天换上去的新的材料，无论它是多么生动、准确地模仿了12世纪或是19世纪的做法，它也只是一仿品，它无法体现原有材料所具有的价值。

    （北青报）外国的古建筑修缮和中国古建筑修缮，方法会不会有不一样？

    （吕舟）基本的原则是一样的，尽管我们可能会碰到很多具体的复杂的问题，比如有中国建筑的彩画问题，欧洲的石材保护问题就是他们比较突出的问题，但是基本原则仍然是尽量保护好这些建筑所具有的价值。

    （北青报）谈到古建筑修缮，很多文章谈到《威尼斯宪章》。

    （吕舟）《威尼斯宪章》是1964年从事历史建筑保护的专家们通过的一个共识。当时一批从事历史建筑保护的国际专家在会议上通过的这个文件，它反映了当时国际社会对文物、历史建筑保护基本原则的认识。《威尼斯宪章》提出的对文物保护的原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其中一些原则直到今天也没有过时，比如刚才谈到的对于历史信息的保护、对于“原物”的保护等。《威尼斯宪章》也提出最好是把零散的构件给规整，把它原来解体的构件回到原来的位置上放好就可以了。

    （北青报）在《威尼斯宪章》国际框架之下，对中国的古建筑保护有什么积极影响？

    （吕舟）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威尼斯宪章》被翻译到中国，引起了中国文物修缮领域的很多讨论。此前，中国的修缮出发点和欧洲的出发点有差别，我们之前比较强调的是复原，面对一个元明清都有添加的宋代的建筑，这时候大家都觉得宋代的很有价值，于是想把它恢复到宋代最标准的时候，但事实上没有确切的资料能够证明这座建筑在宋代的样子。这时候的复原带有太多的猜测的成分。《威尼斯宪章》引进以后，人们重新检讨整个历史建筑复原的过程，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很多东西就做“过”了，随着加入世界遗产公约，按照公约相关的保护原则，《威尼斯宪章》的很多思想就融入到了中国的文物保护当中，比如“少干预”、保护历史信息、复原需要非常谨慎等内容。

远古之时，先民生存环境恶劣，认知能力低下，需要大自然的恩赐、群体首领与英雄的护佑才能得以生存。于是，先民把日月山川动植物等自然现象与万物和群体首领、英雄进行神化，由此产生了神话。最为人们熟知的中国古代神话，有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俊生日月等创世神话，伏羲画卦、神农尝草、轩辕造物、尧舜禅让、鲧禹治水等始祖神话，共工斗诸神、蚩尤战黄帝、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英雄神话，百物发明、绝地天通、女丑曝曰等文化神话，龙凤牛羊狗枫树等图腾神话，日月山川草木鸟兽等自然神话，以及三身国、无肠国、不死民等域外神话。与系统严密、源流清晰的西方神话不同，中国古代神话朴素、片段地表达了先民征服自然、战胜灾害、护佑人类的主题，引导规范着先民的生产生活，这与早期中国地理位置、大陆文化、农耕文明特征相一致。

    由于古代神话世代口口相传的特征，加上民族迁徙、社会变迁、文化发展，中国古代神话也随时代而流变。神话流变是以民族意志和王权政治需要为前提的，如，很多氏族神话上升为民族神话国家神话；很多无关联的神话黏连融合，致使伏羲女娲兄妹成为夫妻、盘古盘瓠混融等；很多大神神性职能由单一到复合，故创世神女娲又为文化神高谋神，始祖神炎帝又为太阳神灶神等；有的大神被逐出神坛，故帝俊被后世遗忘；有的大神被创造出来，故帝喾跻身于五帝之列；有的大神被妖魔化，故共工、蚩尤、刑天成了传统文化中的恶神，等等。

    古代神话流变表现出民俗化、仙话化、佛教化、历史化等四大特征。神话民俗化记录并再现了女丑曝日、后稷农耕、刑天断首等神话，以及衍化出的天穿节、接姑姑等习俗。神话仙话化是神话受到神仙方术的浸染表现出了追求长生不老的仙话色彩，或称神话道教化，如不死国、不死药等。神话佛教化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借助神话宣传教义，以灵魂不灭、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为内容的死而复生、鬼魂、地狱神话应运而生。神话历史化是应政治、宗族等的需要对神话进行的修改、分解与加工，它促进了民族的凝聚融合，是神话流变最明显的特征。神话历史化开始于夏朝，活跃于商周，结束于西汉武帝时期。作为中原华夏民族建立起来的夏商周王权，为了王权的统治需要从神话中寻找先祖，于是禹、契、后稷分别成了夏、商、周的始祖。“神祖合一”在与天帝取得联系的同时，也淡化了大神们的神性，使众多的大神变成了人类始祖、人间帝王、文明创造者等，并步入历史文化殿堂。汉初司马迁在《史记》开篇讲述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历史功绩与血缘承继，使五帝系统被广泛接受认同。五帝系统的定型完成了神话的历史化，构建起以黄帝为核心的中国古代神话的主流框架，形成了民族的血缘之本与共同历史，奠定了华夏民族发展的根基。

（摘编自闫德亮《古代神话定型与华夏民族形成》）

    戏剧和小说一样，在当代人的探索和实验中，出现过淡化情节、不要故事的倾向，但在外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似乎很难找到没有故事和情节的伟大小说或经典戏剧。英国小说家佛斯特曾强调“小说是说故事”。王国维曾断言：“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高尔基说：“对戏剧的基本要求是：戏剧应该是现实的、有情节的、充满着行动的。”小说、戏剧同为叙述艺术，都是讲故事的艺术。戏剧是由演员扮演人物在舞台上面对观众表演故事。小说和戏剧的不同在于，小说是讲故事，戏剧是演故事。而戏剧对于剧作家而言，还是讲故事，只是和小说家讲述的方式不同而已。因此，当代剧作家沈虹光坚持：“戏剧需要讲故事。”中外戏剧史上的经典戏剧所讲述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俄狄浦斯王》《哈姆莱特》《罗密欧与朱丽叶》《窦娥冤》《赵氏孤儿》《梁山伯与祝英台》《暗恋桃花源》……无不情节精彩，故事感人。

    《雷雨》的经典首先就体现在它戏剧故事的经典性上，虽然仅有精彩的故事情节并不足以使一出戏剧成为一部经典，但精彩的故事情节却是一部伟大的戏剧不可缺少的要素，是其成功的基础和具有顽强舞台生命力的前提。

    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第一次对悲剧进行理论阐释和总结时，曾把情节列为悲剧艺术的“六个成分”的首位，指出“情节乃悲剧的基础，又似悲剧的灵魂。”亚里士多德是在考察了古希腊戏剧创作实践的基础上作出这样的判断的。他举例说：“情节的安排，务求人们只听故事的发展，不必看表演，也能因那些事情的结果而惊心动魄，发生怜悯之情；任何人听见《俄狄浦斯王》的情节，都会这样受感动。”亚里士多德谈的是悲剧，但适合于不同体裁的戏剧，如喜剧和正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以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重点讨论的“情节”指的是经过布局安排的故事情节，实际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戏剧故事和戏剧结构。

    故事情节之于戏剧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是故事情节乃是剧作家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深入思考、有所发现、有所感悟，进而呈现于戏剧中的现实的或历史的人物状态。戏剧是生活的反映，戏剧中的故事情节就是生活的缩影、人生的写照。精妙的戏剧故事往往具有原创性，改编自历史或民间传说的戏剧经典往往能脱胎换骨、推陈出新，其故事情节能体现出创作者新的思考和发现，显示出创作者的智慧。原因之二，故事情节是作为叙事艺术的戏剧得以立于舞台之上的基本骨架，没有精彩故事情节的戏剧犹如身体羸弱的病人，既不能以健康的形象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也不能有饱满旺盛的生命活力。原因之三，故事情节既是剧作家反映生活、思考人生、拷问人性、探寻心灵的载体，更是戏剧吸引观众走进剧场、进而拨动观众的心弦，使之感动、沉思、悲伤、喜悦、激动、奋进的媒介。一出没有精彩故事情节的戏剧既难以集中再现人生的多变与精彩、人性的微妙与复杂，也难以将观众吸引进剧场并让观众在剧场屏息静气观赏至剧终。

（选自《兰州大学学报》2016 年 03 期）

材料一：

“物勒工名”是指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器物上面，以方便管理者检验产品质量。它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手工业管理制度，《礼记·月令》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物勒工名”不仅是产品质量的重要保障，也是传统工匠精神传承的重要保证。

自古以来，我国先民就注重追求工匠精神，如《礼记》云“差若毫厘，缪以千里”，《考工记》指出，“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传统的工匠精神主要包括精益求精、敬业专一、诚实守信等内容。“物勒工名”制度对传统工匠精神的形成和传承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古代工匠极为重视生产技术上的精益求精，《诗经》中即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说法。“物勒工名”制度之下，统治者制定了严格的质量监管体系，工匠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对产品的质量要求也很高，如在制作车辆时，车轮达到的技术要求明确而细致，车轮圆不圆，辐与牙相交处是不是直角，上下车辐是否成一条直线，两个轮子沉入水中的深度是否相等，都认真对待，一丝不苟。在追求产品质量的过程中，工匠们逐渐形成了精益求精的意识。

“物勒工名”作为一种制度长期约束着工匠这一群体，对其产生的精神影响是很大的，在这种要求和压力之下，工匠必须对自己的产品质量负责，认真劳作，兢兢业业，久而久之就内化为“敬业专一”的意识和实践。《礼记·月令》有云，“物勒工名，以考其诚”，这里的“诚”就是敬业专一的体现，其要求是“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指出优质的产品应当是“精良的”，而不是“奇异的”，而精良的产品必须通过敬业专一的“功致”生产出来。

诚信精神在“物勒工名”制度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物勒工名”制度下，每一件产品都有明确的责任人，政府对不合格产品的追查和处理也十分严格。《秦律·杂抄》规定：“禀卒兵，不完善（缮），丞、库啬夫、吏赀二甲，法废。”也就是说，士兵在使用武器的过程中，如果发现质量问题，武器的制造者将被罚款，甚至被追责。“物勒工名”制度让“以次充好”的行为没有生存空间，彰显了对消费者的诚信。

（摘编自庄华峰《“物勒工名”与传统工匠精神传承》）

材料二：

2016年11月19日，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在内的测产验收专家组来到广东兴宁，对“华南双季稻年亩产1500公斤绿色高效模式攻关”项目进行测产验收：经过现场收割、称重和测算，袁隆平主持的“华南双季超级稻年亩产3000斤全程机械化绿色高效模式攻关”项目晚稻实割亩产705.68公斤（干谷），加上早稻的亩产832.1公斤，最终年亩产量达到1537.78公斤（折合3075.56斤），再次刷新了水稻亩产的世界纪录。该项目华南双季稻两季产量相当于以前的三季。

彼时，袁老已经86岁，业已功成名就，但他依然耕耘奋战在科研一线，在求新求变的创新路上忙碌着，创造着。有关部门通报，当时，他正探索种植“海水稻”，计划在3年时间内，实现海水稻种植亩产突破200公斤的目标。若能研制成功，全国有十几亿亩的盐碱地及几千万亩的滩涂有望成为新的“良田”。袁老还期待实现“90岁前拿下17吨（每公顷）”的目标，“到100岁还想在田里”。

他的这种为了人类粮食安全甘于寂寞、敢于奉献的求索精神，不畏艰辛、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在“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的网络巨变时代，对于我们所追求的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无疑是一堂生动的“励志课”。

（摘编自张东阳《创新当如袁隆平》）

材料三：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这一部署凝聚了全社会崇尚劳模精神、追求工匠精神的广泛共识。

工匠精神的本质特征在于对本职工作的执着、专注与精益求精的态度和付出。弘扬工匠精神，是新时代的使命呼唤，当前我们正以新的发展理念和新的发展方式推动形成先进生产力，以“质”的提升带动“量”的提高，其中的关键在于创新。创新，终究是由人来完成的，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和大国工匠，不仅是我国在各个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石，更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主力军。

培树工匠精神首先要转变社会价值观念。针对当前社会浮躁化、逐利化的思想，需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用好网络新媒体平台，树立工匠典型，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崇尚劳动的良好氛围，让工匠精神深入人心、深入基层、深入企业文化，使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这也是弘扬工匠精神的必要条件。

同时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技术工人短缺是目前我国各行业面临的首要问题，劳动力供给不足，工匠型人才更是缺乏。这也充分说明了我们的职业教育欠发达，重学历轻能力、重知识轻技能的现象比较普遍。要加快发展与技术创新和社会需求相适应、与工匠精神深度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鼓励高校和职业技术学校与行业企业互动合作，建立产学研一体化的良性培养机制，为社会输送更多的高素质职业人才。

还要健全完善体制机制。建立技能培训制度，发挥行业企业、人力资源保障部门的作用，定期组织选派优秀骨干参加培训、对外交流，培养一大批适应技术进步，生产方式变革的技术型、创新型、复合型技能人才。健全激励保障制度，对各行业涌现的技术创新人才加大表彰奖励力度，提高薪酬待遇，引导广大劳动者精益求精钻研技术，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多社会财富和美好人生。

（摘编自杨安娣《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