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形而悦影，这往往会叫我们离开真实，追逐幻影，脱离实际，耽爱梦想，但古来不少诗人、画家偏偏“舍形而悦影”。徐文长画的《驴背吟诗图》，用扭曲的线纹画驴的四蹄，不写实，却令人感到驴从容前驰的节奏，仿佛听到驴蹄踢踏的声音，使画面更加生动而有音乐感。

    中国古代诗人、画家习惯于脱离物态形骸而沉入万物的精神世界，把玩真实的生命和气韵，采取避实就虚的方法，通过“离形得似”“不似而似”的表现手法来把握事物生命的本质。离形得似的方法，正在于舍形而悦影。影子虽虚，恰能传神，表达出生命里微妙的、难以模拟的真。这里恰是生命，是精神，是气韵，是动。中国古代画家画竹子不也教人在月夜里摄取竹叶横窗的阴影吗？

    法国雕刻家罗丹创作的特点正是重视阴影在塑形上的价值。他最爱到哥特式教堂里观察复杂交错的阴影变化，把这些东西运用到他雕塑的人物形象里，成为他造型的特殊风格。我深深地被他的艺术形象感动，觉得这些新创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形象和古希腊的雕刻境界有异曲同工之妙。艺术贵乎创造，他的雕刻是从形象里面发展，表现出精神生命，不讲求外表形式的光滑美满。但他的雕刻中确没有一条曲线、一块平面而不有所表示生命跃动，神致活泼，如同自然之真。罗丹真可谓能使物质而精神化的了。

（选自宗白华《美学散步》，有删改）

    乡贤，旧时又称乡绅，是指在本乡本土知书达理、才能出众、办事公道、德高望重之人。在传统中国，乡村的基层建设、社会秩序和民风教化等，主要由每个村落和地方的乡贤担纲。这些乡贤或以学问文章、或以清明善政、或以道德品行等赢得乡邑百姓的高度认同和效仿，从而形成植根乡野、兴盛基层的乡贤文化。

    乡贤文化大体属于地域文化，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特色，共同演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绚丽多彩。乡贤文化经过千百年的传承和积累，在乡村治理、文明教化、谋利桑梓等方面形成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基层稳定、中华文明的赓续传扬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乡贤文化的核心和基础是乡贤，乡贤的流失，必然导致乡贤文化的式微。

    传统乡贤文化的兴盛，在于乡绅在传统基层社会具有广阔的用武之地。在古代社会，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基层社会控制相对较松，不少朝代是县以下不设治，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的广大区域没有国家权力组织，主要依靠乡绅发挥作用来有效填补国家权力的空白。地方乡绅在国家行政体制之外代替或配合官府处理大量社会公共管理事务。这些事务涉及诸多内容，如基础设施建设、救灾、教育、维护社会秩序等。清代实行较为严密的保甲制度，官府在基层推行保甲法时，常常不得不借助乡绅及宗族组织完成，多半“责成本乡绅士，依照条法，实力举行”。由此可见乡绅对基层社会控制力之强和乡绅的作用之大。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乡绅在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之间扮演着协调两者矛盾、促进双方良性互动、维护社会平稳发展的关键角色。

    传统乡贤文化蔚为壮观，还有另一关键原因，这就是古代官场的“告老还乡”制度，保证了乡贤人才的绵绵瓜瓞，代不乏人。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有官吏退休的“退而致仕”“还禄位于君”的记载。唐宋以降，官吏退休还乡渐成规矩，至明清时期，已成雷打不动的制度。官吏退职返乡，积极意义十分明显。其一，进则为官、退则为绅的返乡模式实现了人才资源从乡村流出到返回乡村的良性循环，使社会人才分布结构趋于合理，有利于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其二，官吏回乡后为建设故里出力，治理乡村、造福桑梓，崇文兴学、教化一方，保障了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事业兴旺发达，也使乡贤文化在乡村代代相传。其三，退职官员返乡，将毕生所学和积累的经验用于建设家乡，在维系乡村和谐稳定的同时，也促进了城市与乡村的平衡发展。

    如今，各级领导干部退职后在城市养老的多，通过各种关系设法牟利者也不少，告老还乡建设乡村者少。如今的乡村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实现人才从流出到流入的良性循环。当“告老还乡”被摈弃以后，乡贤的重要来源枯鱼涸辙，乡贤文化的凋敝也就在所难免了。

    反观当今，国家在县级政府以下设有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三级权力组织，对基层社会的掌控基本做到全覆盖。由于国家从组织机构上编织了较为完善的乡村管理系统，今天的乡贤很难像过去的乡绅一样，在乡村治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无疑是乡贤文化衰落的又一不可忽视的因素。

（选自钱念孙《乡贤文化为什么与我们渐行渐远》，有删改）

    做哲学研究，关键是面向哲学问题，提出理论去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哲学家要继续研究那些传统上仍未解决的重要学理性问题，也要直面当代社会现实生活的需要，从中提炼出相关的哲学问题，或者赋予旧问题以新形式，或者在新背景中探讨老问题，发展新的哲学理论。歌德说得好：“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

    新探索必须从学术传统中寻求强大支撑。即使是一位原创的思想者，也需要从学术传统和学术同行那里获得激励，从而加强自己思想的论证力量。常常有这样的现象，即使是那些自称原创的学者，在阐述他们的思想时，也会把许多伟大的先贤和著名的同辈引为同道。例如，当代美国哲学家布兰顿（Robert Brandom）是“分析实用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创造了“推理主义语义学”，但他按自己的理解，大量征引解说康德、黑格尔、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塞拉斯、罗蒂、达米特以及他的同事麦克道维尔，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先驱和同道。

    新探索需要学术共同体的共同参与。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位独立的研究者要从他的学术同行那里获得反馈，不管这种反馈是赞扬、改进、批评，还是彻底的否定，由此产生相互切磋甚至是论战，从而促进相互理解，共同进步。但中国哲学界目前的状况是：各位学者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对同行所发表的著述基本上不读不看，当然更不评论，实际上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可以仿效国外学术出版机构的做法：在匿名审稿过程中，凡是不征引、不讨论当代学术同行工作的相关论著，都不接受发表或出版。循此办法，逐渐硬性地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

    新探索需要学术共同体的共同参与。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位独立的研究者要从他的学术同行那里获得反馈，不管这种反馈是赞扬、改进、批评，还是彻底的否定，由此产生相互切磋甚至是论战，从而促进相互理解，共同进步。但中国哲学界目前的状况是：各位学者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对同行所发表的著述基本上不读不看，当然更不评论，实际上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可以仿效国外学术出版机构的做法：在匿名审稿过程中，凡是不征引、不讨论当代学术同行工作的相关论著，都不接受发表或出版。循此办法，逐渐硬性地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

（摘编自陈波《哲学研究——诠释与创新并重》，2017年第15期《新华文摘》）

    读完《庄子》，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庄周梦蝶这一故事。“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

    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齐物论》。”这段文字的译文为：过去庄周梦见自己变成蝴蝶，很生动逼真的一只蝴蝶，感到多么愉快和惬意啊！不知道自己原本是庄周。突然间醒过来，惊惶不定之间方知原来是我庄周。不知是庄周梦中变成蝴蝶呢，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庄周呢？

    庄周与蝴蝶那必定是有区别的。这就可叫作物、我的交合与变化。这是齐物论的最后一则寓言，从这则寓言中我看到了庄子精神修养的三层意境。第一个意境：周是周，蝶是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周与蝶为形躯所限隔，生命互不相通。

    而人与外界是否能融和交感？其间是否有必然的关系存着？这是哲学上的老问题。如果以认知的态度来研究，西洋历代有不少哲学家都持相反的见解。然而，这一见解如果掉到不可认知的范畴时，人与外界的隔离便无法克服了。

    第二个意境：周不是周，蝶不是蝶——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庄子不像西方的哲学家一样，他不从认知的立场去追问，他却以美感的态度去观赏。在观赏的同时，发出广大的同情，将自我的情意投射进去，和外物相互会通交感，而入于凝神的境界中，物我的境界消解而融合。浑然成一体。这是以美学的感受来体会，绝不能以科学的分析来理解。庄子透过美感的经验，藉化蝶的寓言来泯除物我的隔离，使人与外在自然世界，存在一大和谐的存在体。

    在感官经验里，人因形躯物累的限定，生命精神得不到自由，故周只是周，蝶只能是蝶，是突破不的，也不能相知的。在梦中，形躯物累消解了，纯然是精神生命的活动。在这里生命精神飞扬奔放，是生命精神自我展现的世界。所以，周可以是周，蝶可以是蝶，不管是周梦蝶还是蝶梦周，彼此都消除了经验感观的形躯物累，顿然升越到精神互摄生命交感的意境中，这就是生命的玄理，有无限性。是故周可以是蝶，蝶可以是周。这是彼此都忘了自己，我忘了我是周，他忘了他是蝶，周与蝶才能一体俱化。此为精神修养的飞越历程。

    第三个意境：周更是周，蝶更是蝶——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经历了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的“物化”修养，在这一层面偏重了“精神”的修养，这时候的山水是精神上的山水，而不是感官经验所对了物理山水。有了庄周不是庄周的精神提升，此时庄周就可以更是庄周了。因为此时的庄周，不但拥有庄周自身的生命精神，同时也涵盖了蝴蝶的生命精神。当我们通过自身的修养容受他人时，我们的生命气象就不断的超越扩大；我们不再是自己一个人活着，而是和我们感通的人一起活着，我们关怀朋友，我们生命中就有朋友；我们关爱家庭社会，我们生命中就扩及家庭社会。经历了庄周忘了自己是庄周而以为是蝴蝶，蝴蝶忘了自己是蝴蝶而以为是庄周的精神涵养，就顿然发现庄周仍是庄周，蝴蝶依然是蝴蝶，然而此时的周与蝶是交感互摄的。是故，在成长的过程中，当我们放开自己形躯的局限，忘掉自己的存在，而与万物感通相知，可以使自己更是自己。

（摘自中国论文联盟网《<庄子>读书心得》）

    “书”本是指文字符号，现在提到的“书”不是从文字符号讲，也不是从文字学“六书”来讲，而是从书法艺术讲。书法对中华民族有很深远的影响，“书”与“金”、“石”与“画”并称，在中国文化中占很重要的位置。书法是一种艺术，而且是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中国的汉字刚一出现，写字的人就有“写得好看”的要求和欲望。如甲骨文就是如此，虽然字形繁难复杂，但是不论单个的字还是全篇的字，结构章法都要好看。可见，自从有写字的行动以来，就伴随着艺术的要求，美观的要求。

    不论是秦隶还是汉隶，都是刚从篆书演变过来的，写起来单调而且费事。所以到了晋朝后，真书（又叫楷书、正书）开始出现并逐渐定型。真书虽然各家写法不同、风格不同，但字形的结构是一致的。在历史上篆书、隶书等使用的时间都不如真书时间长久，真书至今仍在运用，就是因为它字形比较固定，笔画转折自然，并且可以连写，多写一笔少写一笔也容易被人发现。真书写得萦连便是行书，再写得快一点就是草书。草书另一个来源是从汉朝的章草，就是用真书的笔法写草书，与用汉隶的笔法写章草不同，到东晋以后与真书变来的草书合流。

    真书的书写很方便，所以千姿百态的作品不断涌现，艺术风格多样，出现了各种字体，比如颜体、柳体、欧体、褚体等。在这以前没有人专门写字并靠书法出名的，就连王羲之也不是专门写字的人，古代也没有“书法家”这个称呼。当时许多碑都是刻碑的工匠写的，到了唐朝开始文人写碑成风。唐太宗爱写字，写了《晋词铭》《温泉铭》两个碑，还把这两个碑的拓本送外国使臣。当时的文人和名臣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以及后来的颜真卿、柳公权等都写碑，这样书法的流派也逐渐增多，他们的碑帖一直流传至今。其实，今天看见的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文书、写经等，其水平真有超过传世碑版的。唐朝一般人的文书里，也有书法比《晋词铭》|《温泉铭》好的，但是那些皇帝、大官写出来的就被人重视，许多无名书法家的作品就不为人所知了。

    古代称好的书法作品为“法书”，是说这件作品足以为法，“书法”、“书道”、“书艺”是指书写的方法；现在合二为一了，一律叫做“书法”。书法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从书法作品、艺术装饰到书信往来都要用到书法，同时书法活动既可以培养艺术情操，又可以调心养气，收到健身的效果。北朝人曾经说过：“尺牍素书，千里面目”。看到一封来信，感到很亲切，如见其人。书法被人作为人的品格和形象的代表，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摘编自启功《金石书画漫谈》）

当代文艺审美中的“粉丝”与“知音”

周兴杰

    ①市场经济与大众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但改变了文艺的存在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欣赏习惯。“文学终结论”尚且余音未绝，又有学者提出了“粉丝能不能替代知音”的疑问，引发热议。

    ②“知音”一词源于钟子期与俞伯牙的故事。子期因为能听出琴音寓意，被伯牙引为“知音”。子期辞世，伯牙毁琴不操，以示痛悼。由此可知，“知音”的内涵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接受者能准确把握、解读出作品的主旨，从而经由作品，接受者与创作者在精神层面产生深度契合；二是以作品理解为基础，创作者与接受者形成相互依赖、相互需要乃至相互尊重的关系。在高雅艺术的欣赏中，接受者以能成“知音”为荣，创作者以能有“知音”为幸。18世纪美学学科形成之初，为解决“趣味无争辩”的难题，休谟也推崇批评家来提供“趣味和美的真正标准”。可见，“知音”的趣味早已渗透到经典艺术标准当中。因此，“知音”有意无意地被默认为高雅文艺的欣赏者。

    ③而“粉丝”这一名称则有些不伦不类，它是大众对“fans”一词自发的、戏仿式的音译。在最直接的意义上，“粉”或“粉丝”就是对某些事物的“爱好者”。如果仅在“爱好者”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话，那么说“我是莎士比亚的粉”也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社会成见和媒体引导，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粉丝”一度被贴上了狂热、非理性、病态等标签，当作对某些大众文化产品不加辨别的、缺乏抵抗力的消费者而受到非议。尽管现在人们能以一种理解的眼光来看待“粉丝”，但其被限定特指大众文化的欣赏者却是事实。需要指出的是，大众文化在使用中的确具备活跃的意义再生产功能，而且流行文艺也的确包含有别于高雅艺术的美学旨趣。因此，可以明确，“粉丝”的欣赏和“知音”的欣赏对比，它首先是一个趣味差异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品位高下的问题。

    ④知音精于深度耕犁文本，其文本辨识力自不待言。那粉丝有没有文本辨识力呢？通过深入粉丝的文化实践，研究者发现，粉丝对于特定文本是存在敏锐的辨识力的。20世纪80年代，有人用“全庸”之名仿作金庸小说，以图鱼目混珠。结果读者去芜存菁，终使各式“全庸”尽数淘汰。有趣的是，金庸晚年按“经典”标准大力修改当年作品，不想费力不讨好，竟遭众多“金迷”抵制。由此可知，粉丝像知音一样，都具有敏锐的文本辨识力，并忠于自己的文本感受。但粉丝文本辨识的有趣一面在于，他们会因为极度关注某些文本的细节，而选择性地忽略其他细节。这种“专攻一点、不计其余”的辨别方式，主观随意性不言自明，与知音式文艺批评的理性、客观旨趣相去甚远。

    ⑤粉丝欣赏要求突破高雅文艺欣赏所规定的“距离”，使欣赏化为广场式的狂欢。粉丝欣赏的参与性更突出的表现是，他们不会仅仅停留在对小说、影视作品、歌曲等原作本身的欣赏上，还会进一步消费许多衍生产品，如印有明星头像的T恤、玩偶等等。如此，粉丝将文化工业提供的资源带入其日常生活实践，并在使用中完成文本意义的重新组装。与此不同，“知音”则更尊重作家的创作意图或作品主题，他们更像采矿者，努力掘开文本的岩层，提炼出深藏其下的金子般的创作主旨。

    ⑥伴随积极的参与，粉丝的生产力也释放出来了：他们不会停留在文本的消费上，而是以文化工业产品为资源，创造出数量庞大的、五花八门的新文本，如网络同人小说、模仿秀及流行音乐粉丝们的翻唱和MTV翻拍等，这种新文本有时会达到与原作不相上下的地步。而“知音”呢，他们的生产力主要表现在分析精辟的批评文本上，此外很难看到其他类型的新文本。

    ⑦由此可见，“知音”和“粉丝”不能相互替代。但是，将“粉丝”与“知音”并置，能建构一种相互映照的批判视野，使我们可以借此反观二者。二者并非没有相通之处，那就是不管接受什么类型的作品，都得有以文本辨识为基础的热爱。如果有了这份热爱，知音与粉丝未必是不能沟通和相互接受的。基于此，笔者以为可以提倡“知音型粉丝”和“粉丝型知音”，来构建这种相互映照的批判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