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味精在都市传说中具有许多危害，版本也不尽相同。许多人“相信”味精有害，很重要一个原因认为它是“化学工业品”。虽然味精亮晶晶的，好像一种化工产品，其实它和酱油、醋一样，都是一种酿造产品，可以增进人们的食欲，提高人体对其他各种食物的吸收能力，对人体有一定的滋补作用。

    味精的诞生和使用只有百年的历史，但对于拥有几千年历史的美食大国而言，没有味精，依靠各种天然食材混搭也能提出鲜味来。据说，古时“鲜”字的写法本是三个鱼字。鱼本鲜中之最，三个鱼就更鲜了。春秋时代齐桓公的御厨易牙首创了“鱼腹藏羊肉”这道菜，从而开创了天然食材混搭提鲜之道。

    古人最常用的是食材混搭煮制高汤提鲜，俗话说，“艺人的腔，厨子的汤”，制作出优质的清汤或奶汤，是使菜肴增鲜的最佳手段。在发明味精前，高汤几乎是全世界每一个专业后厨的必备品，用高汤代替水是让菜品变得更加鲜美的利器。中餐的开水白菜、鱼翅捞饭需要鸡肉火腿清汤和鸡爪猪肉浓汤；日料寿喜烧、茶碗蒸需要柴鱼昆布高汤“出汁”；意大利炖饭需要鸡高汤；西班牙海鲜饭需要鱼或者海鲜高汤；当然还有各国素食里的素高汤等等。

    制汤俗称“吊汤”，可以追溯到1400年前“捶牛羊骨令碎，熟煮，去汁；掠去浮末（沫），停之使清”（《齐民要术》）的制汤法；后来出现了一种“捉（提）清汁法”，其做法是：将鸡汤、鸭汤或肉汤放在锅中烧煮，然后将生虾捣烂，和入甜酱、酱油，再投进汤中，等汤沸腾，泛起浮沫，即撇去。如此三四次，捞去虾渣，即成清汤。

    除了采用高汤提鲜外，古人常将蟹肉、蟹油、蟹黄用猪油“炼”后收贮起来，俗称“蟹油”，供制作肴馔时用。这种方法，江苏、浙江民间至今仍颇盛行。无论烧菜、制馅，还是下面条，都可以放入适当的“蟹油”，其味之鲜，不可言传。

    此外，古人还常将一些比较鲜美的食品原料磨成粉，制作成原始的“味精”撒在菜肴中以增鲜。如清顾仲所撰的《养小录》中就记有用笋粉和蘑菇粉提鲜。清朝时期的鲁菜成为宫廷菜的重要原因，鲁菜师傅能从各种海鲜里提出鲜味来，比如将海肠子烘干研磨成粉，做菜时撒进去，这种原始的“味精”使得普通的菜肴立马变鲜。

（二）

    1908年，一位名叫池田菊苗的日本东京大学化学教授在喝了妻子做的海带黄瓜汤后，发现味道特别鲜美。“海带和黄瓜都是极普通的食物，怎么会产生如此的鲜味呢?”池田充满了疑问。从这天起，池田教授就在实验室里仔细研究起海带的成分来。半年后，他从10公斤海带中提取出0.2克谷氨酸钠，只要在汤里放一点点这玩意儿，立刻就能增加汤的鲜味。

    谷氨酸钠是一种氨基酸——谷氨酸的钠盐，谷氨酸是组成蛋白质的20种氨基酸之一，只要食物中含有蛋白质，就含有谷氨酸。但是结合在蛋白质中的谷氨酸是没有味道的，只有当谷氨酸游离出来时才能刺激舌蕾上的鲜味受体，谷氨酸由酸变成盐时更容易电离，也就更有鲜味。

    其实谷氨酸钠最早是1866年由德国化学家里德豪森研制成功的，他当年是从植物蛋白中提取的这种成分，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当时这种产品在欧洲并没有批量生产。池田菊苗认识到了谷氨酸钠的商业价值，想到了该怎样用工业方法生产谷氨酸钠。当时一位名叫铃木三朗助的日本商人，正和他人共同研究从海带中提取碘的生产方法。当他看到池田教授的研究成果后大为振奋，立刻决定生产谷氨酸钠。池田和铃木的合作很快就结出了硕果。不久后，一种叫“味之素”的商品出现在东京浅草的一家店铺里，广告语是“家有味之素，白水变鸡汁”。一时间，购买“味之素”的人差点挤破了店铺的大门。

（三）

    “味之素”传入中国后，这种奇妙的白色粉末让日本企业获得了巨额收益，日本人对谷氨酸钠的提取工艺严格保密，企图长期垄断全球市场。1921年，一位名叫吴蕴初的中国人利用空余时间，和夫人一起，在上海租用的一处住房的阁楼里，开始研制提取谷氨酸钠的技术，经过不懈努力，他发明了生产谷氨酸钠的水解法。

    工艺成功后，吴蕴初寻找投资人合作建立了“天厨味精厂”，并且在吴蕴初的提议下，采用了至今仍在使用的“佛手”商标。天厨味精厂的佛手牌味精一上市，立即打破了日本“味之素”的垄断。从此，味精进入了中国普通民众的厨房，并随着中餐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和中华饮食文化永久联系在了一起。

    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台湾发酵之父”的苏远志利用生产蔗糖的废糖蜜作为细菌发酵生产味精的培养基质，大大降低了味精的生产成本，而且增加了产量。因为苏远志的发明，60年代我国台湾地区每年节省进口小麦外汇400万美元，同时外销味精赚进600万美元。到了1981年，我国台湾味精外销量达12353吨，取代日本跃居世界首位。

——节选自母冰《味精：舌尖之鲜的奥秘》

材料一：

    冈野信雄，日本神户的小工匠，30多年来只做一件事：旧书修复。在别人看来，这件事实在枯燥无味，而冈野信雄乐此不疲，最后做出了奇迹：任何污损严重、破烂不堪的旧书，只要经过他的手即光复如新，就像被施了魔法。

    在日本，类似冈野信雄这样的工匠灿若繁星，竹艺、金属网编、蓝染、铁器等，许多行业都存在一批对自己的工作有着近乎神经质般追求的匠人。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几近苛刻，对自己的工作从无厌倦并永远追求尽善尽美。如果任凭质量不好的产品流通到市面上，这些日本工匠（多称“职人”）会将之看成一种耻辱，与收获多少金钱无关。

    德国制造最值得信赖。他们制定的标准严谨，甚至苛刻，他们对细节的固执早已成为习惯。即使一支铅笔、一把餐勺，也都彰显着细腻的心思、独到的创意和恒久的品质。很多人都梦想成就百年品牌，但百年品牌的打造需要全力以赴：对每一处细节的关注、对目标达成的坚持、对科技创新的执着以及对消费者需求的洞察。众多德国百年品牌，凭借精益品质在各自领域一骑绝尘的同时，更以创新的实践为行业带来深远的影响。这就是工匠精神最完美的诠释，也是基业长青唯一的道路。

    培养工匠精神，是从孩子就开始的。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快乐的心灵对未来的憧憬，他们的想象力没有被世俗的东西破坏和束缚。孩子从小没有被染上功利心，无论长大成人以后从事的工作是什么，他们都会倾注精力，认真做好，而不会以功利之心去衡量这份工作是让他卑微还是能够在人前炫耀。这不正是培养工匠精神的土壤吗？

（选自时寒冰《中国怎样才能培养出工匠精神》）

材料二：

    “对创新者的崇拜”“创造新鲜事物”，是“工匠精神”的核心。中国有个成语叫“匠心独运”，就是“独创性地运用精巧的心思”。“匠人”有了初心，不断提升技艺，就有了“匠心”。能够“匠心独运”了，“匠人”就开始成长为“巨匠”。“匠人”成为“巨匠”的过程，就是几十年如一日，下苦功追求卓越的过程；“匠人”成为“巨匠”的那一刻，也就是吉姆·柯林斯说的，完成从优秀到卓越的转变。

    所以，从现实来说，工匠精神不是让大家只做一个工匠，而是在工作中提升自我，在工艺、技术、创新、生产和品质等方面完善自己，做大做强。同样，在新时期的市场环境下，我们的企业也要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赶超国际水平。

（选自迟宇宙《什么是真正的“工匠精神”》）

材料三：

    一些作品拼的不是内容质量，而是“策划”和“包装”，更有甚者，以突破底线、抄袭胡编、搜奇媚俗为创新，一切只为博眼球赚银两；一些影视剧唯票房至上，同质化现象严重。抗日“神剧”、穿越雷剧，一个比一个“惊心”，急功近利的浮躁之气、“将就”之风，不仅对文化产品造成了浪费和伤害，更是对整个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

    一个拥有工匠精神、推崇工匠精神的国家和民族，必然会少一些浮躁，多一些纯粹；少一些粗制滥造，多一些优品精品。希望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领风气之先，塑“工匠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好中国精神、凝聚起中国力量，创作出更多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精品。

（选自刘泉《文艺也应弘扬“工匠精神”》）

将中国小说的传统重新擦亮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小说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传统。

    中国小说在演进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叙事传统，比如说潜在的“四季结构”。西方文学中的长篇虚构叙事，从史诗发展而来，因此非常重视叙述一个完整的事件，即叙述一个开头、发展、结尾过程俱全的故事。“结构的完整性”往往成为评价一部西方长篇小说的标准。中国小说也注重讲故事，但往往不是紧紧围绕着小说主人公，包含了故事的发展和高潮的严密的叙事结构，而是在故事的结构之外，常常还有另一重潜在的结构，比如明清长篇小说中的“四季”，或者说“季节的转换”。

    以《红楼梦》为例。“四季”具有对应人物、家族命运的叙事功能，同时小说虽然以宝黛的情感发展线索重点写了几大事件，但还有一个潜在的结构，便是“季节的转换”。在此基础上，写庆寿、看戏、结社、消夏、过冬，以及一应的衣饰、食物。一部《红楼梦》，不过写几年的春去秋来，便写出了中国人“恒常”的人生与面对自然的心灵世界。而在这“恒常”的底色之上，作者写出世事、命运的“无常”，增加了悲剧感。

    “四季”这一潜在的结构方式很少受到当代写作者的重视。“四季”代表的是“日常”“恒常”，代表一种自然、复沓之美，代表编织其中的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而当下的一些小说，具体的故事情节背后，往往是时代的背景和宏大的思想框架，与“四季”的旨趣相去甚远。而先锋浪潮中，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的文学技巧轮番上演，小说的主体不再是故事、人物，有时甚至只是叙事行为，更是与之南辕北辙。

    另外，中国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中常常使用对话来表现人物，通过语言使人物的个性鲜活生动、跃然纸上，对话甚至用来表现故事。美国汉学家浦安迪观察到，中国的主流文学，“言”往往重于“事”，“事”常常被“非事”打断。也就是说，西方文学更重“事”，小说注重描写事件的发展过程。而中国小说，往往对人物的语言投入更大的关注。我们对中国小说中的某个人物印象深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语言使他成为一个活灵活现、神情毕肖的个人，所谓“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注重人物的语言，重视说话人的“声口”，以语言来表现人，是中国小说的又一个优秀传统。

    金圣叹评《水浒传》的好处，认为“《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

    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大致呈现出两个趋向，一是模仿西方的小说技巧，一是网络化的快速写作。对于认真探索小说艺术的写作者们来说，西方的小说技巧固然值得借鉴，但写好人物语言、仔细揣摩人物“声口”，或许也是我们不该放弃的并未远去的小说传统。

（选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11月13日16版作者：王晶晶）

    自然作为环境与自然作为其自身是完全不一样的。自然作为其自身以自身为本位，与人无关。而自然作为环境，它就失去了自己的本体性，成为人的价值物。一方面，它是人的对象，相对于实在的人，它外在于人。但另一方面，当它参与人的价值创造时，就不是人的对象，而是人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人的另一体，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与人不可分。自然当其作为人的价值物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作为资源，二是作为环境。资源主要分为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人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要向自然获取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源，但是必须有个限度，超出限度就可能造成整个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或某些资源的枯竭。一般来说，环境比资源外延要大，但更重要的是，资源是人掠夺的对象，而环境是人的家园。从自然界掠夺资源，不管手段如何，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而将自然界看成环境，不管这里的自然条件如何，人总是力求实现与自然的和谐。

    对于当今人类来说，重要的是要将自然看成我们的家。家，不只是物质性的概念，还是精神性的概念。环境美的根本性质是家园感，家园感主要表现为环境对人的亲和性、生活性和人对环境的依恋感、归属感。家的首要功能是居住，居住可以分为三个层级：宜居、利居、乐居。当前各地都在创建人类的宜居环境，提出建设花园城市，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等诸多主张，但“宜居”在城市功能的各层次中，只是基础，重在环境保护。而“利居”仍然没有摆脱将环境当作资源的观念。环境一旦成为利用的对象，它与人的关系就存在某种对立。只有“乐居”，人与环境的关系才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的，而且这种和谐具有亲缘性、情感性、文化性。亲缘性，说明环境与人共生的关系。情感性，说明环境与人的内在心理的关系。文化性，说明乐居具有丰富而又深刻的文化意味，浓缩提炼了人类文明的精华，真正体现了家园感。

    家园感的实现离不开对环境进行建设。环境建设有两种指导理念：一是功利的原则，二是审美的原则。两个原则必须是统一的，且应以审美原则为主导，也就是说可以将工程建设转为景观建设，让工程既有利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又有利于人类的审美。此外，家园感的实现也离不开环境保护。环境保护一是需要科学技术，二是需要理念。在诸多关于环境保护的理念中，“审美的环境保护”理念有积极意义。这里“美”的构成是丰富的，既有来自生态方面自然方面的美，也有文明方面的人工的美。这样，“审美的环境保护”不仅包含了以生态平衡为最高原则的科学的“真”的保护，而且高于“真”的保护。比如，城市中的湖水被污染了，按“真”的保护，主要在治理污染，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它的生态平衡；而按审美的保护原则，不仅要治理污染，还要进一步做一些美化，如湖岸栽花、湖中养鱼建亭等。

    环境作为人的家园，既是空间的，也是历史的。我们应该适度开发自然资源，高度重视保护自然资源，并努力建造乐居的环境。

（摘编自陈望衡《环境美学的当代使命》）

    眼下，各高校录取通知书已陆续发出，很多经历完高考的学子纷纷开启了“秀通知书模式”。

比如，有的大学通知书，是一座手工拼插的微型3D校门，经过了激光雕刻裁剪、拼插、组装等多个步骤纯手工制作而成有的大学通知书启用了活版印刷这门古老工艺；有的大学通知书更像是一个大礼包，套装包括了录取通知书、入学指南、种子袋（信封）、种子本（便笺）等四个部分还有的大学在每一份录取通知书中入了基于AR技术的虚拟校园平台。收到通知书的新生，只需下载特定App，扫描通知书正反面，就能畅快查看校情校史介绍、学科特色展示等主题内容……

    这些通知书，从设计到工艺制作，从外形到内在意蕴，可谓用心十足，拼颜值、拼创意、拼情怀，各有各的亮点。这也使得每年此时，各家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比拼，成了一个关注度颇高的热点话题。

    无论是之于大学还是新生，录取通知书都是一个具有仪式感的东西。大学在这方面倾注心力，或借此展现大学文化、办学理念，或凸显大学价值与精神追求，抑或传递对新生的希冀，都是在仪式感上做加法。既能够体现对新生的欢迎和期许，也是大学形象的一种自我营销和构建。

    当人们在感叹如今大学的“千篇一律”时，林林总总、风格各异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也成为大学个性展示的一道缩影。比如工科类大学，往往主打技术、创意牌，而文科类大学则意在凸显文化积淀与情怀作为给新生准备的第一份见面礼，它最能反映出一所大学的自我定位与认同，亦为外界窥视大学精神提供了一个不错的窗口更为重要的是，在讲究创新和个性的时代，大学能够突破成规，在细节上下功夫，本身也是一种开放文化的表达与实践。

    当然，大学精神和气质的展示，也不能全依赖于一份录取通知书。当人们为精美的录取通知书献上掌声的同时，也未尝不是在希望，由录取通知书设计这个细节上所表达的大学文化底蕴、创新活力、自由风格等，也能够在日常性的大学管理、文化氛围层面有更多的体现。换言之，大学录取通知书所营造出的“好感”应该只是一种开始，或者说它应是大学内部人文生态的真实反映。

    比如，较之于大学录取通知书所传递的视觉冲击，们评价一所大学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追求，或更看重一些更具体而务实的东西就最近的热点问题来看，大学的学生会是否能够摆脱行政化的案白，不是高校行政框架的延伸，而是真正的学生组织?大学鼓励创新和个性，能否对多元文化有更多的包容?解决好这些问题，大学录取通知书才能在“好看”的基础上增添更多的厚重感。

    除此之外，大学录取通知书设计追求个性化无可非议，但也得警惕过度和不必要创新”。一方面，不管如何创新、如何注重设计，录取通知书的原始功能依然没有改变。而纵观一些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过多的“技”，过度的展示，往往有过犹不及和喧宾夺主之嫌。另一方面，越是在看“颜值”、注重“秀”的时代，肩负社会精神高地担当的大学，越能够坚持本色守得住孤独和沉静，也未尝不是一种更显稀缺和珍贵的个性。

摘编自朱昌俊《展现大学精神气质，通知书只是个开始》

材料一：

若我们分析一个农村社会组织，在一般人民，文字的用处是很有限的。在天天见面的团体中，知识的传递，言语自然比文字为简便而切实。人口流动率低，因地域上的膈膜而利用文字来传递消息的需要当然亦少，所以信札在农村是不常见的。社会不在激变之中，在时间上所发生需要记忆的事非但少而且需要记着的时间亦短，需借文字帮忙之处因之不多。若是“文盲”比“不文盲”的人在生活上并不吃亏时，当然不愿费本钱来“治盲”了。

我并不是说在乡村中文字没有用处，只是普通人民用着文字的地方很少。一乡的领袖则需要较深的文字知识，因为他是一乡的顾问，有重要的信札须由他代笔。以前的私塾制度是在这种社会需要之下发生的。那些贵族性质的“西席”式私塾是专门造就成一乡的领袖，所以在学的时期较长，那平民性质的“开门聚徒”式私塾，年限随学生自己决定，平时若工作忙碌尽可随意不去上学，识几个字就算了。

到民国二年私塾被学校代替了，在这个时期，教育制度并没有标准化，小学教员可以独出心裁来决定教材。江村的小学就由一位做过“西席”又受过“师范”训练的乡绅主持。他和我追述他当时的教材说：“我觉得一个小学毕业生一定得会应付社会上普通文字的需要，至少要会打算盘，会写红白份子，会记账，会写条子。所以我到小学三四年级就专门教他们这些实用的事。”

到民国十七年，江村的小学教员换了位新式师范的毕业生。一个在新式师范毕业的人，连自己都不会算账，不会写份子，这是无可讳饰的，因为这些东西是“本地”社会组织中的东西。我初到这里这些都不通，也是一项一项做小学生般学着。一个新式师范毕业生，大概不见得肯再做小学生来向乡人学习了，他用着标准化的课本来教授。有一次我在航船上和一个小学毕业的乡人坐在一起，他曾说：“那书上说的什么自由平等……”，在他看来只是多几个不切实用，也不了解的新名词罢了。

不但教材上发生了脱节，在教法上也发生了“格格不入”的地方。在私塾制度中是一个一个学生去上学，去背书的，是个别的教育法，所以一个学生若是有几天不上学，回来不会发生“脱课”，只是慢一些罢了。新式的学校是集合教育法，先生把“课堂”当作实体，而且当作连续的实体，他不管课堂里的学生在那里变迁，今天上了第一课，明天是第二课，学期始末的校历也是听着上边的训令，一切标准化。可惜的是社会组织本身没有标准化，一方面标准化，结果是“配不上去”。

江村一带乡村的日历是这样：阳历2月到3月是新年，忙着做客人。3月到5月是空闲的，5月到6月是蚕忙，6月到7月是田忙。7月到9月除了一期秋蚕都是空的。9月到10月是收稻，11月到年底是春花（麦、豆、菜之类）。儿童满了10岁就要跟到田里学习，蚕忙时也须帮着采叶看蚕。在这种情形下若是要趁他们比较空闲的时候来读书，应当在1月到5月，7月到9月。但事实上一面蚕忙、田忙，一面却也“学忙”，等田忙忙过了，学校也放暑假了。秋蚕来了，稻要割了，学校里先生却在一课一课地上书，等春花收好，学校又关门了。

这种“配不上”的结果，在学校方面是缺席太多。在学生方面只要晚了一星期课，又没法去补，谁都追不上去，上课当然没有乐趣。在过渡时代，那位老先生和我说：“我知道这种情形，所以总是忙着和他们补课。”其实是在维持个别教育法。但是在标准化、集体化的现代之教育，或是“明日之教育”之下，乡村的儿童，永远是不能获得他们需要的文字知识。

（摘编自费孝通《江村通讯》）

材料二：

树立乡村教育自信是保持改革定力、稳步迈向中国特色现代乡村教育的必由之路。如果乡村教育不能正确认识和挖掘自己的特殊优势，不能深入锻造自身的特色，进而建立起本该有的自信，平等地参与城乡或区域间的对话，盲目地“被城市化”，势必会强化乡村教育根深蒂固的自卑感。

其实，乡村教育有独特的优势。一是资源优势。山川河流、原野大地等自然环境是乡村少年接受自然教育的优势资源；风土人情、历史遗迹等社会文化元素是乡村少年接受社会教育和文化教育的优势资源。乡村教育可以开发特色课程，培育本土特色的校园文化，探索建立“自然——人文”的教育模式等，引导乡村青少年确立乡村自信和乡村教育自信。二是样态优势。当前，乡村普遍出现了小规模学校和小规模班级，“小班小校”对于乡村教育而言，具有相对于城市（镇）“大班大校”的明显优势：在教学方面，便于因材精准施教，满足学生个性化教育需求；在管理方面，便于精耕细作，运转灵活。“小班小校”是现代教育发展的一个趋势。

（摘编自周晔《乡村教育自信的内生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