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

秦锦丽

    高原落日的步子迈得迟缓，留给我足够的时间目送，就如我们是一对久爱的恋人。目光，追随着它渐行渐远的身影。眼看就要翻过那座山头了，一跃的刹那，它跌进山坳里。正惊慌着，它又精灵一般从山背后闪现。这一闪，把黄河第一弯照得金光拂面，灿若袈裟。逆流望去，一河碎金，微波不澜，一副富可敌国的淡定自若。这是九曲黄河之首曲——甘南玛曲黄河岸边，是黄河长长征途的起步，似乎它料及沿途多舛，胸有成竹却又心事重重。当从青海出发，面向东南，慢行慢思，及至甘南玛曲时仍搁置不下，左拐右旋，漫出片片丰美草滩。终是悔情难断，便执意回返青海，诀别后，最终毅然决然一路东去，任凭关隘狭窄，峰回路转，不歇不休，归奔大海。如此，才造就首曲恢宏、淡定的气势。似流非流，似水若金，偶有风来，吹皱一河绫罗锦缎。逆光中，连绵起伏的山峦像黛青色的版画，充满沉浑之美。山下河岸，葱茏宁静的玛曲大草原芳草连天，白帐点点，一派和谐安详。清清草香，携裹着绿氧离子，醉了这河，这山，这落日，这时空，还有我。

    这是今夏我去玛曲之机，傍晚独自在离县城20公里远的黄河第一弯撞见的大美。一个人静静地看，贪婪地闻，安闲地呼吸，屏蔽思绪，愁烦不涉，爱恨不及。渐渐地，这副肉体像拆了篱笆的院落，无遮无掩，无拘无禁，无边无形。一任风穿过，流星划过，吹落浊腐，照彻了黑暗。小小的我恍惚成了风中的一粒尘埃，光亮中的一个分子。

    物我两空，神奇曼妙的感觉，突然被一阵摩托车的引擎声搅散。扭头望向河堤，一个藏族男士从摩托车上下来，长袍裹肩，怀抱物件，脚步咚咚径直从十米长的石阶上走了下来。这么晚了，什么人？心倏忽回腑，怦怦直跳。跑吧，漫漫河畔，无路可择。不跑吧，头皮阵阵发紧。据说藏族人可是随时别着腰刀呢。两腿不觉开始打颤，机警地盯着。他走向岸边，哗啦一声，把什么倒向河里。啪、啪，河里响起一阵击水声。我的心提到嗓子眼，难道？那样的话，他发现我在场，会不会……不敢往下想。盼望他快速离开，逃之夭夭。可他既没有看我，也没有离开，而是双膝跪地，双手合十，叩了一头。懂得敬仰，才可下跪，我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一下。他做这一连串动作时，旁若无人，他不会没看见六七米之遥的这个大活人吧？就在站起之际，他转向我，平和地看了一眼。我微微笑着，算是回应。好奇心驱使，轻声道：“请问你刚才给河里倒了什么？”“放生鱼。”他懂得汉语。“从哪来的鱼？”“市场买的。”“为什么？”“放生嘛。”“这鱼多少钱？”“27元。”语言多少有些障碍，只能用简短句子。交流几句后，我才明白，放生，是藏族地区的习惯。没有约定，没有规章，只随心愿。这位22岁的名叫多杰的小伙子，家住阿尼玛山那边，在县城皮毛市场打工，心有感动时，收工后就到市场鱼摊买一条鱼，回家时顺道河边放生。今天这条鱼是他当天工资除去午饭后仅剩的27元买来的。

    没上过多少学，却懂得怜悯；没有多少文化，却有信仰。只要有信仰，人不分种族、民族，都会释放出人性中的良善、慈悲情怀。年轻的多杰，在傍晚回家的路上，也送一条鱼回家，多好。我立刻感觉胸前背后温暖厚实。我向多杰竖起大拇指，代替了想说的话。多杰抱拳说：“扎西得勒。”随后跳上台阶，发动摩托车，轰地一声跨上黄河大桥。

    铺满月光的河面上，噼噼啪啪溅起朵朵浪花，鱼儿们在欢腾雀跃呢。兴许，那条放生鱼的亲朋四邻闻讯前来庆贺，一河的浪花正是他们欢喜感恩的鱼语。

    元代赵孟頫诗云：“同生今世亦有缘，同尽沧桑一梦间。往事不堪回首论，放生池畔忆前愆。”但如此美好的情境下，我实在不想，也不愿忆起人类活吃猴脑时猴子的眼泪、活剥貂皮时貂的哀嚎。我祈祷一切的罪愆能获得赦免，人类能在草绳布衣下，珍藏一颗回归善的原点的心。

    这晚，母亲河第一弯的月光下，宛似谁放生了我，我放生了谁。

（《散文百家》2014年第八期）

晕厥羊

铁凝

    老马一生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就是喜欢吃蒜。但是，这个通俗而又廉价的嗜好并不总是能够顺利地被满足，原因是他的老伴绝不能闻大蒜的气味。

    昨晚临睡前，她已经向他交代了这几天他一个人在家应该注意的事情：冷水表里的存水不多了，水表好像有点不准。现在，老马穿好衣服来到客厅，又推开老伴房间虚掩着的门观察片刻，在确认房子里真的没有老伴之后，便疾步进了厨房，拉开柜橱的最下边一只抽屉，拿出预先藏好的两头蒜，三下两下地剥起来。

    这时有人按门铃。

    老马不觉浑身一激灵：莫非她丢了什么东西又折回来取？慌乱中他把蒜藏进抽屉赶紧去开门——他从来不敢怠慢老伴的门铃声。门开了，唉，原来是单位的出纳给他送工资来了。老马接了工资信手放在门厅的餐桌上，接着赶紧回到厨房继续剥蒜。眼看着那些象牙色的、光溜溜、鼓绷绷的小蒜瓣在他手下越聚越多，老马心中那鬼祟的激情和暧昧的欲望说什么也按捺不住了，他抓起一瓣丢进嘴里猛嚼，一股热辣辣的蒜香伴着脆生生的响动在老马口腔里爆炸。这就是幸福了，咀嚼中的老马暗自思量。

    这时又有人按门铃。

    正在享受大蒜的老马本来不愿意此刻有人造访，但是，正因为几头大蒜下肚，经常打不起精神的老马，现在是精神昂扬力量充沛，尤其当他看见门口没有老伴。门口是个全新的陌生人，可这个陌生人按了门铃又转身要走，老马就非常想把他拦住，他觉得现在他既有拦住这人的力量又有拦住这人的权利。

    老马说，那你怎么按了门铃就走啊。

    陌生人说，你这是201，我找错门了。

    老马说，你想找谁家？

    陌生人说301，说自己是小区物业公司的水工。

    提起物业公司，老马更不想放这人走了。我正想找物业公司呢，你必须进来先给我查查这表。

    老马的态度是不由分说的，陌生人却显得犹豫，也许还有几分不易觉察的慌张。但这犹豫和慌张显然敌不过老马的不由分说，于是他跟着老马走进了老马的家。

    其实老马也未必想到陌生人这么听话，他一向缺少让别人听他发令的体验。现在他发令了，陌生人居然听令了，老马终于体验了命令别人的愉悦。陌生人摘下身上的工具包，站在水表跟前似是而非地鼓捣了几下。他鼓捣不成什么，急于离开的样子。

    陌生人的态度很让老马恼火。他开始厉声谴责站在门厅里的这个人。

    陌生人低眉顺眼地听着老马谴责，不争辩也不反驳。就为了陌生人的低眉顺眼和他的不争辩不反驳吧，情绪激昂的老马还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意外满足感。原来人都有看别人低眉顺眼的欲望，对别人低眉顺眼一生的老马今天终于也尝到了别人对自己低眉顺眼的甜头。老马头上冒着热汗，满嘴喷着不散的蒜气，借着不请自来的某种珍贵的快感连想带说连说带想，从务实说到务虚又从务虚返回务实，最后，他终于向面前这个沉默而懦弱的“水工”喊出了他此刻打算实施的计划：既然你做不了经理的主，我也就不再怪你。

    沉默的“水工”就在这时突然把身子晃了几晃，接着双膝一弯就软软地倒在老马家门厅的地上。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难道他是被我吓晕了不成？老马有点惭愧，然而，让老马不敢承认的是，这惭愧里却又搀和着某种莫名的满足。原来他老马也有今天，他也能对一个年轻力壮的活人充满威慑力量，他也能让一个活人低眉顺眼，最后他也能把一个活人吓晕过去。

    老马要通电话叫了对方来救人，很快从客厅里出来，发现门厅地上那个晕着的人已经不见了。他的心紧缩了一下，好像刚明白了什么。惊慌中的老马赶紧回屋，进门先看餐桌，餐桌上他那沓不算厚实的工资也不见了，确实不见了。一切都在瞬间。

    老马在餐桌旁坐下，人像瘪了似的，翻来覆去只有一个感慨：这个“水工”跟我配合得多好啊。

    这晚老马不吃不喝和衣睡去。

    老马再次醒来并不是早晨，可能是深夜一点钟。他再也睡不着，耷拉着一张更显“自来旧”的脸爬起来看电视，一个澳大利亚的电视片，讲他们那里有一种奇怪的羊，那是一种长不大的小羊，害怕声音，害怕风雨，害怕比它们大的动物，外界稍有响动就会导致它们晕厥，动物学家命名它们为“晕厥羊”。

    他本能地对画面上那些晕厥羊有好感，那是活脱儿一个他自己啊。可是，早晨晕在老马家地上的那个人他又是谁呢？

    一只晕厥羊兴许完全有能力去恐吓另一只晕厥羊。

(节选自《铁凝自选小说集》)

老字号

老舍

    钱掌柜走后，辛德治——三合祥的大徒弟，好几天没正经吃饭。钱掌柜是绸缎行公认的老手，正如三合祥是公认的老字号。辛德治是钱掌柜手下教练出来的人。可是他并不专因私人的感情而这样难过，也不是自己有什么野心。辛德治说不上来为什么这样怕，好像钱掌柜带走了一些永难恢复的东西。

    多少年了，三合祥是永远那么官样大气：金匾黑字，绿装修，黑柜蓝布围子，大杌凳包着蓝呢子套，茶几上永远放着鲜花。多少年了，三合祥除了在灯节才挂上四只宫灯，垂着大红穗子没有任何不合规矩的胡闹八光。多少年了，三合祥没打过价钱，抹过零儿，或是贴张广告，或者减价半月；三合祥卖的是字号。多少年了，柜上没有吸烟卷的，没有大声说话的；有点响声只是老掌柜的咕噜水烟与咳嗽。

    这些，还有许许多多可宝贵的老气度，老规矩，由周掌柜一进门，辛德治看出来，全要完！

    果然，周掌柜——来了还没有两天——要把三合祥改成蹦蹦戏的棚子：门前扎起一座彩牌，“大减价”每个字有五尺见方，两盏煤气灯，把人们照得脸上发绿。这还不够，门口一档子洋鼓洋号，从天亮吹到三更；四个徒弟，都戴上红帽子，在门口，在马路上，见人就给传单。这还不够，他派定两个徒弟专管给客人送烟递茶，哪怕是买半尺白布，也往后柜让，也进香烟。这还不够，买一尺还饶上一尺，还赠送洋娃娃，伙计们还要和客人随便说笑；客人要买的，假如柜上没有，不告诉人家没有，而拿出别种东西硬叫人家看。

    辛德治要找个地方哭一大场去！在柜上十五六年了，没想到过——更不用说见过了——三合祥会落到这步田地！三合祥是“君子之风”的买卖，这个光荣的历史，是长在辛德治的心里的。可是现在？

    辛德治也并不是不晓得，年头是变了。拿三合祥的左右铺户说，多少家已经把老规矩舍弃，而那些新开的更是提不得的，因为根本就没有过规矩。

    他最恨的是对门那家正香村：掌柜的踏拉着鞋，叼着烟卷，镶着金门牙。老板娘背着抱着，好像兜儿里还带着，几个男女小孩，成天出来进去，进去出来，唧唧喳喳，不知喊些什么。那群伙计，不知是从哪儿找来的，全穿着破鞋，可是衣服多半是绸缎的。有的贴着太阳膏，有的头发梳得像漆杓，有的戴着金丝眼镜。再说那份儿厌气：一年到头老是大减价，老悬着煤气灯，老转动着留声机。买过两元钱的东西，老板便亲自让客人吃块酥糖；不吃，他能往人家嘴里送！辛德治想不到世上会有这样的买卖，而且和三合祥正对门！

    更奇怪的，正香村发财，而三合祥一天比一天衰微。他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难道买卖必定得不按着规矩作才行吗？

    现在三合祥与正香村的煤气灯把街道照青了一大截，它们是一对儿！三合祥与正香村成了一对？！这莫非是作梦么？不是梦，辛德治也得按着周掌柜的办法走。他得和客人瞎扯，他得让人吸烟，他得把人诓到后柜，他得拿着假货当真货卖，他得等客人争竞才多放二寸，他得用手术量布——手指一捻就抽回来一块！他不能受这个！

    但是，过了一节，他不能不佩服周掌柜了。节下报账，虽然没赚什么，可是没赔。周掌柜笑着给大家解释：“你们得记住，这是我的头一节呀！我还有好些没施展出来的本事呢。”辛德治看出来，钱掌柜是回不来了；世界的确是变了。

    可是，不多久，周掌柜到正香村领东去了。正香村需要这样的人，而周掌柜也愿意去，因为三合祥的老规矩太深了，仿佛是长了根，他不能充分施展他的才能。

    辛德治送出周掌柜去，好像是送走了一块心病。

    对于东家们，辛德治以十五六年老伙计的资格，是可以说几句话的，他去给钱掌柜运动，也托出钱掌柜的老朋友们来帮忙。他不说钱掌柜的一切都好，而是说钱与周二位各有所长，应当折中一下，不能死守旧法，也别改变得太过火。老字号是值得保存的，新办法也得学着用。

    钱掌柜果然回来了。街上只剩了正香村的煤气灯，三合祥恢复了昔日的肃静，虽然因为欢迎钱掌柜而悬挂上那四个宫灯，垂着大红穗子。

    三合祥的门凳上又罩上蓝呢套，钱掌柜眼皮也不抬，在那里坐着。伙计们安静地坐在柜里，有的轻轻拨弄算盘珠儿，有的徐缓地打着哈欠，辛德治口里不说什么，心中可是着急。半天儿能不进来一个买主。偶尔有人在外边打一眼，似乎是要进来，可是看看金匾，往正香村那边走去。有时候已经进来，看了货，因不打价钱，又空手走了。

    过了一节，三合祥非减人不可了。辛德治含着泪和钱掌柜说：“我一人干五个人的活，咱们不怕！”老掌柜也说：“咱们不怕！”辛德治那晚睡得非常香甜，准备次日干五个人的活。可是过了一年，三合祥倒给正香村了。

（选自《老舍文集》，有删改）

雨夜小站

柳青

    春雨刷刷地下着。透过淌着雨水的玻璃车窗，看见秦岭西部太白山的远峰、松坡，渭河上游的平原、竹林、乡村，百里烟波，都笼罩在白茫茫的春雨中。

    当潼关到宝鸡的列车进站的时候，小街两边的店铺已经点起了灯火。由于春汛，渭河的渡口暂时取消了最后一次摆渡，旅客们都陆陆续续进了这个旅馆或那个旅馆，只剩年轻的庄稼人梁生宝，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背上披着一条麻袋，一只胳膊抱着用一条麻袋包着的被窝卷儿，黑幢幢地站在街边靠墙搭的破席棚底下。

    来这里买稻种的生宝，碰到一个难题。小伙子问过几家旅馆，连睡大炕也要两角钱。他从家乡起身时，根本没预备住客店的钱。心想：随便什么地方不能滚一夜呢？没想到眼前刷刷的春雨却把他搁在了这个小站。

    “把他的！到哪里过一夜呢？”

    站在这异乡的陌生小街上，生宝的心却回到渭河下游的稻地里去了。钱对于那里的贫雇农，是多么困难啊！起身时收集稻种钱，难着哩！其他互助组的庄稼人，要劳驾他捎买些稻种，临了却没弄到钱。本互助组有两户，也是作为组长的他先垫着。生宝心里明白：他带来了多少钱，要买多少稻种，还要运费和来回的车票。他怎能贪图睡得舒服，多花一角钱呢？

    从前，汤河上的庄稼人不知道这郭县地面有种叫“百日黄”的急稻子，秋天割倒稻子来得及种麦，夏天割倒麦能赶上泡地插秧；只要有肥料，一年可以稻麦两熟。

    任老四曾经溅着唾沫星子感激地对他说：“宝娃子！你这回领着大伙试办成功了，娃们就有馍吃了嘛！”

    “就说稻地麦一亩只收二百斤吧！全黄堡区五千亩稻地，要增产一百万斤小麦哩！生宝同志！”这是区委王书记开会时拿眼睛盯着生宝说的，生宝明白：那是希望和信赖的眼光……

    “我哪怕就在这席棚底下蹲一夜哩，也要省下这两角钱！”生宝对自己说，度过了讨饭的童年生活，十三岁就给财东家熬半拉子长工，青年时代又在秦岭荒山里混日子，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叫作“困难”！他觉得：照党的指示给群众办事，“受苦”就是享乐。可他知道继父梁三不这么着想……

    一九二九年，生宝跟着他妈夹在衣衫褴褛的人群中，逃难到下堡村，是继父梁三的草棚屋收留了他们。梁三命运不济，接连死了两回牛，后来连媳妇也死了，再后来租不到地，连父亲留下的三间房也拆得卖了木料和砖瓦。可自从草棚屋里有了生宝母子，曾经被命运打倒的梁三，又开始创立起家业来，他操劳着、忍耐着，把希望寄托在将来。可拆掉三间房的地上长起来的榆树已经比碗口粗了，家业依旧没创起来。

    土地改革的那年冬天，梁三家分得十来亩稻地，老汉早已干瘪的身体突然就有莫名其妙的精力，见天天不亮就开始忙乱起来，但对于生宝也渐渐生出许多不满。

    看见郭振山家盖瓦房，他心里气：“你把俺生宝拉进党里头做啥嘛？你弟兄三个外头有人干事，屋里有人种地，你们积极得起啊！可俺家里的地怎弄哩？”

    听说生宝担任互助组组长，他冲到老婆跟前抱怨：“他为人民服务！谁为我服务？成天不着家，啥时才能创立咱自个儿的家业？”

    这次买稻种，老汉照旧不高兴：“谁见过汤河上割毕稻子种麦来？等碰破了脑壳后，你才知道铁是铁，石头是石头。”

    想到这，生宝觉得有必要回去后认真地跟继父做点解释工作，主要说明大家富裕的道路和自发的道路有啥不同。爷俩使足了劲种地，的确年年粮食有余，然后有力量买地。可像任老四家那样的，劳力软、娃多，离开互助组就搞不好生产，就得年年卖地。那十年八年后，老任家又和没土改一样，地全到他爷俩名下了！

    想到能改变继父的想法，生宝满脸堆起笑容，他走进一家小饭铺，要了碗汤面，然后取开棉袄口袋上的锁针用嘴唇夹住，掏出一个红布小包来，在饭桌上很仔细地打开，在那些七凑八凑来的人民币中拣出最破的一张五分票，付了汤面钱。

    踏着土街上的泥泞，生宝从饭铺跑到车站票房。划着一根洋火，观察了全部情况；划第二根洋火，选定睡觉的地方；划了第三根洋火，把麻袋在地上铺开来。头枕着过行李的磅秤底盘，生宝和衣睡下了。他想：在这里美美睡上一夜，明日一早过渭河，到太白山下的产稻区买稻种呀！

    票房外头，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天气是凉的，可生宝心中是热的……

    （节选自柳青长篇小说《创业史》，有删改）

【注】互助组：指20世纪50年代，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农民为解决各自劳动力、生产工具不足的困难，而建立的劳动互帮互助组织。

早晨从中午开始（节选）

路遥

当我在相对悠闲的日子里瞎转悠的时候，天乐^①正忙着“查看阵地”，帮我寻找进入写作的一个较为合适的地方。

我决定到一个偏僻的煤矿去开始第一部初稿^②的写作。

这个考虑基于以下两点：一、尽管我已间接地占有了许多煤矿的素材，但对这个环境的直接感受远远没有其它生活领域丰富。按全书的构思，一直到第三部才涉及到煤矿。也就是说，大约在两年之后才写煤矿的生活。但我知道，进入写作后，我很难中断案头工作去补充煤矿的生活。那么，我首先进入矿区写第一部，置身于第三部的生活场景，随时都可以直接感受到那里的气息，总能得到一些弥补。二、写这部书我已抱定吃苦牺牲的决心，一开始就到一个舒适的环境去工作不符合我的心意。煤矿生活条件差一些，艰苦一些，这和我精神上的要求是一致的。我既然要拼命完成此生的一桩宿愿，起先应该投身于艰苦之中。

我来之前，矿上已在离矿区不很远的矿医院为我找好了地方。那是一间用小会议室改成的工作间，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小柜，还有一些无用的塑料沙发。

亲戚们都十分热心厚道。他们先陪我在周围的山转了一圈。四野的风光十分美丽。山岩雄伟，林木茂盛，人称“旱江南”。此时正值“霜叶红于二月花”之时，满山红黄绿相间，一片五彩斑斓。亲戚们为了让我玩好，气氛十分热烈。但我的心在狂跳，想急迫地投入工作，根本无心观赏大自然如画的风光。

从山上回来，随手折了几枝红叶，插在办公桌对面的沙发缝隙里，心情在一片温暖的红色中颤栗着。铺好床，日用东西在小柜中各就其位；十几本我认为最伟大的经典著作摆在旁边——这些书尽管我已经读过多遍，此间不会再读，但我要经常看到这些人类所建造的辉煌金字塔，以随时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随后，我在带来的十几本稿纸中抽出一本在桌面上铺开，坐下来。心绪无比复杂，我知道接下来就该进入茫茫的沼泽地了。但是，一刹那间，心中竟充满了某种幸福感。是的，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已经奔波了两三年，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现在，终于走上了搏斗的拳击台。

是的，拳击台。对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开头，这是真正的开头。

写什么？怎么写？第一章、第一自然段、第一句话、第一个字，一切都是神圣的，似乎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令人难以选择，令人战战兢兢。

实际上，它也是真正重要的事，它将奠定全书的叙述基调和语音节奏。它将限制你，也将为你铺设道路。

一切诗情都尽量调动起来，以便一开始就能创造奇迹，词汇像雨点般落在纸上。

可是一页未完，就觉得满篇都是张牙舞爪。

立刻撕掉重来。新换了一副哲学家的面孔，似乎令人震惊。但一页未完，却以感到可笑和蹩脚而停止。

眼看一天已经完结，除去纸篓中撕下的一堆废纸，大脑仍然是一片空白。

真想抱头痛哭一场。你是这样的无能，竟然连头都开不了，还准备写一部多卷体的长篇小说？

晚上躺在孤寂的黑暗中，大睁着眼睛，开始真正怀疑自己是不是能胜任如此巨大的工作。

完全自不量力！你是谁？你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写了一点作品的普通作家，怎么敢妄图从事这种伟大的事业？

许多作家可能是明智的，一篇作品有了影响，就乘势写些力所能及的作品，以巩固自己的知名度，这也许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你却几年来一直执迷不悟，为实现少年时的狂想就敢做这件不切实际的事。少年时，还梦想当宇航员，到太空去捉一捉“外星人”，难道也可将如此荒唐的想法付诸实施？你不成了当代的唐·吉诃德？

迷糊几个小时醒来，已是日上中天——说明天亮以后才睡着的。再一次坐在那片空白面前。强迫自己重新进入阵地。反悔的情绪消失了。想想看，你已经为此而准备了近三年，绝不可能连一个字也不写就算完结；如果这样，那就是一个世界级的笑话。又一天结束了。除又增加了一堆揉皱的废纸，眼前仍然没有一个字。

第三天重蹈覆辙。

三天以后，竟然仍是一片空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开始不停地转圈圈走，走，走，像磨道的一头驴。从高烧似的激烈一直走到满头热汗变为冰凉，冰凉的汗水使燃烧的思索冷静了下来，冷静在这种时候可以使人起死回生。

冷静地想一想，三天的失败主要在于思想太勇猛，以致于一开始就想吼雷打闪。其实，这么大规模的作品，哪个高手在开头就大做文章？瞧瞧大师们，他们一开始的叙述是多么平静。只有平庸之辈才在开头就堆满华丽。记得列夫·托尔斯泰的话，艺术的打击力量应该放在后面。这应该是一个原则。为什么中国当代的许多长篇小说都是虎头蛇尾？道理应于此。这样看来，不仅开头要平静地进入，就是全书的总布局也应该按这个原则来。三部书，应该逐渐起伏，应该一浪高过一浪地前进。

黑暗中似有一道光亮露出。现在，平静地坐下来。于是，顺利地开始了。为了纪念这不同寻常的三天，将全书开头的第一自然段重录于后——

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己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有删改）

［注］①作者弟弟王天乐。②指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初稿，文章结尾处的“全书”即《平凡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