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故事

林海音

    南腔北调的夏夜乘凉会，一直聊到月上中天，还没有散去的意思。

    大家被彭先生的故事迷住了。

    彭先生是张医师的朋友。张医师最近常鼓励大家去验血型。大家都没有动过大手术，对于血的一切不够亲切。

    今晚又谈到了血型。这位彭先生说，作为现代的国民，血型不可不验，而且它或许还有意想不到的妙用呢!

    这时，钱太太开腔了：“干脆说罢，我就怕验出是AB型的！”

    钱太太所以这么说，实在也怪张医师，他曾说AB型是不祥之兆。

    “我丈母娘就是AB型的。”这时，彭先生忽然冒出来这么一句话。钱太太“咯”地笑了：“还管丈母娘的血型呢！”

    张医师紧接着说：“提到彭先生的丈母娘，你们别笑，这里还有段恋爱悲喜剧呢！倒是可以请彭先生讲给你们听。”

    “谈起来，是五年前的事了，”彭先生躺在藤椅上，仰着头，喷着烟，微笑着，他倒真是在做甜蜜的回忆呢！“那时秀鸾在秘书室做打字员，天天从我办公桌的窗前经过。”

    “你就拿眼盯着看！”有人插嘴。

    “不错，我盯着她那会说话的眼睛，淘气的鼻子，甜蜜的小嘴儿……”

    “结果认识了没有？”

    “当然有机会认识啦！日子一久，我们就坠入情网了，互订终身。热带的小姐，实在另有她们可爱之处。”

    “台湾小姐？”到这时大家才知道是位台湾小姐。

    “糟糕的就在秀鸾是台湾小姐。”彭先生接着说。

    “我知道，一定是聘金的问题。”有人说。

    彭先生悠然地吸着烟，摇摇头：“是我那位老丈人的问题！”

    “我那老丈人真是铁打的心肠，任凭秀鸾怎么哀求，就是不许她嫁给我。”

    “他认准了‘外省郎’没好的。秀鸾跟她爸说，如果不答应，她宁可去死。老头子也说，你要嫁给那小子，我只当你死了。结果，秀鸾还是投进了我的怀抱。”

    “但是关于你丈母娘的AB型呢？”这时钱太太又想起了这件事。

    大家笑起来了，彭先生接着讲：

    “我是很乐观的，我总以为我们结婚以后，一定会把我们翁婿之间的关系慢慢调整过来。可是一年下来，我的愿望始终没实现，有时看着秀鸾挺着大肚子进去，就让我风里雨里站在门口，我真想冲进去。可是我心疼秀鸾，到底还是忍住了。”

    “真惨！”林太太不胜唏嘘。

    “倒是我那丈母娘会偷偷出来塞给我点心什么的。”

    “有一天我独个儿上了老丈人家的门儿喽！”

    “好大胆子！”有位先生插嘴。

    “你以为我上门找打架哪，我是报告秀鸾入院待产的消息去了。大胖儿子生下了，算是又见了一代，可是我们的情形并未见好转，老丈人在他女儿面前连半个字都没问过我。”

    “迭格^【注】老泰山凶得来！”

    “硬是要不得！”

    “有一天，”这段回忆大概很有趣，彭先生自己也未语先笑了，“秀鸾匆匆忙忙回来了，慌慌张张地说：‘爸爸病了！’‘什么病呀？’‘肠子！肠子要剪断！快走。’唉！我那铁石心肠的老丈人呀！也有一天柔肠寸断了！”

    大家听到这里哄然大笑。林太太说：“彭先生，你解恨了，是不是？”

    “不敢！”彭先生虽然这么说，可是仍然可以看出他的轻松。“秀鸾说爸爸需要输血，但秀鸾是A型，小舅子是B型，丈母娘是AB型……”

    “他们都不能给病人输血，买血要五百块钱100CC，共需300CC一千五，秀鸾母女实在着急。我对秀鸾说：‘这样说来，你爸爸是O血型的喽？’秀鸾点点头。我说：‘你何必着急呢！现成的大血人在这儿哪！我也是O型的呀！’

    “第二天，我那干巴巴的老丈人，一把拉住我的手，‘你金家伙！你金家伙’……”

    “你金家伙？是日本话，还是骂人的话？”

    “‘你金家伙’，台湾话‘你真正好’也！我们爷儿俩的手紧紧地握着，两股热血交流，一切嫌隙都被血般的事实给溶化了！”彭先生说到这里，向张医师挤了一下眼，微笑着，“所以，我要奉劝诸位，血型不可不验，它实在有意想不到的妙用！”

    故事讲完了，大家觉得非常有趣，林先生首先说：“血型不可不验，明天就去验。张医师，先给我挂个号。”

    “对！对！血型不可不验。”大家同声地说。

【注】迭格：吴方言，意为“这个”。

美女

契诃夫

    黄昏的阴影已经落在车站的小花园、站台和田野；车站遮蔽了落日，不过，根据从机车里冒出的一团团烟雾以及它们被染成的淡淡的玫瑰色来看，显然，太阳还没有完全落下去。

    当我在站台上走来走去的时候，忽然发现，大多数散步的旅客都往一节二等车厢那拥，带着异样的神情停在车厢旁边，仿佛这节车厢里坐着一位什么知名人物。在这节车厢旁边我遇到不少好奇的人们，其中有一个正是我的同车旅伴——一个矮个子炮兵军官，聪明、热情、好客，跟我们在旅行中偶然相识、没有深交的人们一样。

    “您在那儿看什么呢？”我问。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用眼睛向我示意一个女人。这是个年轻姑娘，十七八岁，穿的是俄国服装，头上什么也没戴，只有一小块披巾不经意地搭在一个肩膀上；她不是乘客，想必是站长的女儿或妹妹。她站在车厢的窗子旁，跟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乘客谈话。

    这姑娘是出色的美女，这一点，无论是我，或是跟我一起欣赏她的那些人，绝不怀疑。

    要是照老规矩把她的外貌一部分一部分地描绘一番，那么她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那一头淡黄色的、波浪起伏的、厚厚的秀发，它们披散着，头顶上系着个黑色的发带，至于其他的部分，要么不太合适，要么就是很一般。她那一双眼睛，是出于卖俏呢还是由于近视，总是微微眯缝着，鼻子微微向上翘起，嘴很小，侧影轮廓不分明，肩膀窄得与年龄不相称，尽管如此，姑娘给人的总体印象依然是真正的美丽，望着她，完全可以确信：俄国人的脸无需严格的整齐端正便能显出其美丽，不仅如此，倘若把这姑娘的翘鼻子换上一个又端正又完美的，结果倒使这张脸丧失了全部的妩媚。

    站在窗旁谈话的时候，姑娘因傍晚的潮气而瑟瑟颤抖，她不住地回头看我们，一会儿挺起身子两手掐腰，一会儿又抬起手整理头发，她有说有笑，脸上的表情忽而惊奇，忽而恐惧，我就没见过她的身体和面容有安静的时候。她的美的全部秘密和魅力，恰恰在于这些细微而无限优美的动作，在于她的微笑，她脸色的变化，在于她向我们投来的匆匆一瞥，在于这些优美的动作与青春、活力、笑语声中流露出的心地纯洁以及我们所喜爱的小孩、小鸟、小鹿、小树身上的纤弱与和谐。

    这种美是蝴蝶的美，它只能与华尔兹在花园里飞舞、欢笑和快乐相映成趣，却不能与严肃的思想、悲伤和宁静相容；似乎只要站台上吹过一阵大风或下上一场雨，她那柔弱的身体就会枯萎，她那变幻莫测的美就会像花粉一样消散。

    “这样……”军官在第二遍铃响过后往自己的车厢走时叹息了一声。

    而“这样……”是什么意思，我无法判断。

    也许他感到惆怅，极不情愿地离开美女和春的晚会，走回窒闷的车厢；也许他跟我一样，正不由自主地为美女、为自己、为所有垂头丧气走回自己车厢的旅客而惋惜。也许他隐约感觉到她的罕见的美是偶然现象，毫无用处，就像大地上的一切没有永恒一样，也许这种忧伤是人在观察真正的美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感觉吧，只有上帝才知道！

    在我们这节车厢旁边，乘务员正胳膊肘靠着月台的扶手站着，往美女那边观望；他那张脸因昼夜不眠和车厢的颠簸而疲惫不堪，显得憔悴、松弛，令人腻烦，现在却流露出脉脉的温情和深深的忧伤，仿佛他在姑娘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青春、幸福、清醒、纯洁、妻子、儿女；仿佛他感到追悔莫及，因为姑娘不属于他，他已未老先衰，愚蠢迟钝，满脸粗鄙，要得到一般人或旅客们的幸福对于他不啻登天。

    第三遍铃响了，汽笛长鸣，火车懒洋洋地启动了。站务员、站长从我们的窗前闪过，接着是花园、美女以及她那奇俏、天真、慧黠的微笑……

    我把头探出车窗外往后看，看见她目送火车走后在站台上走动，经过电报员所在的那扇窗户，朝花园跑去。车站已不再遮蔽西边的景色，田野敞开了胸怀，但太阳已经落山了，一缕缕黑烟在绿茸茸的禾苗上蔓延。在春的大气中，暗淡的天空下，我们的车厢里，处处是忧伤。

    我们熟识的乘务员走进车厢，点起了蜡烛。

（选自《契诃夫短篇小说选》，有删节）

白痴的生活

【爱沙尼亚】梅希斯·海因萨尔

    维洛·林德意识到了自己是个白痴，这使得他的生活变得复杂起来，尽管周围人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就连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也丝毫没有想到他有这种可怕的症候。

    “这一切简直太离谱了！”维洛暗想。

    维洛开始频繁地照镜子端详自己的脸，可是除了忧虑的表情之外，并没有什么令人担心的样子。而忧虑的表情对于一家之长、真正的父亲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家里人都认为这再正常不过。事实上，无论是家庭生活还是工作，不管他所做的事多么引人入胜，不管工作中取得了怎样辉煌的成就，都不能给他带来像白痴那样生活所享受到的快乐。可他却不得不掩饰这见不得人的秘密。

    有时候，劳碌地工作了一天之后，维洛发现自己在公园里张大嘴巴看着麻雀，有时更傻里傻气地纵声大笑。他惶恐地看看四周，扮出一副正经八百的神情，然后匆忙离开。

    与这种神魂颠倒完全不同的是，维洛做出了不少杰出的发明。他受过两种高等教育：一种是人文科学，另一种是实用艺术。现在他在塔尔图家具公司担任厨房装饰工艺艺术设计师，在这一领域他颇受尊重，是当之无愧的知名专家。此外，他还熟练掌握了五种外语，娶了哲学教授的女儿为妻，和她一起养育了三个孩子，他还善于结交朋友，其中不乏绝顶聪明和智慧超群的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得不承认，所有这一切都起不到他所期望的那种作用。所有的大智慧固然很有意思，使他开心，可在这中间他根本体会不到那种快乐、那种生活中原本质朴而纯真的快乐。

    三十五岁时，维洛终于明白：如果揭开那并非天生而是后天获得的保护色，那么可以看出，在他心中一直存在着一个活生生的白痴。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很悲伤，却又感到某种解脱。从那时起，他开始享有静谧而怡然自得的独处时刻。他有时提前下班或者星期日一大早就悄悄溜出家门。

    在这样的日子，维洛的眼睛格外闪闪发光，他几乎一路小跑着来到长途汽车站，随便登上某辆城郊汽车，前往几十公里外的基亚尔尔肯纳或艾克。不过，他最常去的地方是设在达比韦雷的垃圾场。在那里他能摆脱掉一切束缚，自由自在。他毫不掩饰内心的快乐，高兴地看看被扔掉的暖气片、熨斗还有旧杂志，随心所欲地挺直身子躺在发霉的破垃圾堆当中，放心地扯着噪子大声喊叫，以迎合乌鸦的哇哇叫声。

    当妻子偶尔问他经常外出到哪里去时，维洛早就准备好了答案：因为家具市场竞争激烈，他不得不经常到图书馆去，以便提高专业水平。他为了证实自己的话，会从公文包里取出各种专业书籍和图纸，再加上专业术语来解释分析。妻子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也就相信了他。这样维洛便可以继续过着自己原本状态下的隐秘生活了。

    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有了更加喜欢的地方。那是一个被废弃的古老的庄园。维洛一到庄园就钻到畜牲棚里，仰面躺在鸡群和羊群之间，静静地待在饲料和干粪堆上。他欣赏着吃力咀嚼饲料的羊，觉得自己像在家里一样，体验着最幸福美妙的瞬间。鸡在他瘦削的身体上悠闲地散步，用呆傻的目光看他，有时啄他外衣上的纽扣。羊呢，不停地闻着维洛那沾满谷壳饲料的头发，用粗糙地舌头舔维洛那抹了盐的脖子。他眨巴着眼睛，嘴角上流出黄色的口水。有趣的是某一只母鸡会把维洛当成公鸡在他眼前迈着碎步走过，向他卖弄风情，竖起羽毛向他求偶，面对这种情景，他的心里美滋滋的。他与这间破旧不堪的小房、鸡、羊，还有弥漫在阳光中的尘埃融合在一起，他每分每秒都在享受着极乐世界般的幸福。

    外面天开始变黑了，维洛跑进庄园里的厨房，默默的坐在板凳上，凝视着日光渐渐把自己的阴影从污水桶向右边移动，直到破旧餐桌上仅仅留下一个小小的亮点。这时小老鼠爬到餐桌上寻找面包残渣吃，它根本不在意这里坐着一个人，而这个人正在看着它。小老鼠对于他这个生命体的存在毫不在乎，如此不加掩饰地无视他是一个生命体，使他顿时产生许多感悟。

    每次维洛这样外出归来，情绪都格外高昂，眼里闪烁着特殊的光芒。他热烈地亲吻妻子，和孩子们玩耍嬉戏。而当夜幕降临时，他坐在办公桌前，开始设计用于遥远未来的另类家具。在这些迅速绘制出的桌、椅、柜橱的草图中，可以捕捉到某种非同寻常的、完全新颖的、宏伟壮观的风格，维洛会立刻把这些图纸藏到办公桌的最里面，仿佛担心被不吉祥的毒眼看见似的。

金大力

汪曾祺

    金大力想必是有个大名的，但大家都叫他金大力，当面也这样叫。为什么叫他金大力，已经无从查考。这个金大力只是一个块头很大的家伙，是个瓦匠头儿，是个老实人。

    他怎么会当了瓦匠头儿呢？

    按说，瓦匠里当头儿的，得要年高望重，手艺好，有两手绝活，能压众，有口才，会讲话，能应付场面，还得有个好人缘儿。前面几条，金大力都不沾。金大力是个很不够格的瓦匠，他的手艺比一个刚刚学徒的小工强不了多少，什么活也拿不起来。一般老师傅会做的活，不用说相地定基，估工算料，砌墙时挂线，布瓦时堆瓦脊两边翘起的山尖，用一把瓦刀舀起半桶青灰在瓦脊正中塑出花开四面的浮雕……这些他统统不会，他连砌墙都砌不直！当了一辈子瓦匠，砌墙会砌出一个鼓肚子，真也是少有。他是一个瓦匠头，只能干一些小工活，和灰送料，传砖递瓦。这人很拙于言词，一天说不了几句话，老是闷声不响，他不会说几句恭喜发财，大吉大利的应酬门面话讨主人家喜欢；也不会说几句夸赞奉承，道劳致谢的漂亮话叫同行高兴；更不会长篇大套地训教小工以显示一个头儿的身份。他说的只是几句实实在在的大实话。说话很慢，声音很低，跟他那副大骨架很不相符。只有一条，他倒是具备的：他有一个好人缘儿。不知道为什么，他的人缘儿会那么好。

    这一带人家，凡有较大的泥工瓦活，都愿意找他。一般的零活，比如检个漏，修补一下被雨水冲坍的山墙，这些，直接雇两个瓦匠来就行了，不必通过金大力。若是新建房屋，或翻盖旧房，就会把金大力叫来。金大力听明白了是一个多大的工程，就告辞出来。他算不来所需工料、完工日期，就去找有经验的同行商议。第二天，带了一个木匠头儿，一个瓦匠老师傅，拿着工料单子，向主人家据实复告。主人家点了头，他就去约人、备料。到窑上订砖、订瓦，到石灰行去订石灰、麻刀、纸脚。他一辈子经手了数不清的砖瓦石灰，可是没有得过一分钱的好处。

    每天，金大力都是头一个来，比别人要早半小时。来了，把孩子们搬下来搭桥、搭鸡窝玩的砖头捡回砖堆上去，把碍手碍脚的棍棍棒棒归置归置，清除“脚手”板子上昨天滴下的灰泥，把“脚手”往上提一提，捆“脚手”的麻绳紧一紧，扫扫地，然后，挑了两担水来，用铁锹、抓钩和青灰、和黄泥。灰泥和好，伙计们也就来上工了。他是个瓦匠，上工时照例也在腰带里掖一把瓦刀，手里提着一个抿子。可是他的瓦刀抿子几乎随时都是干的。他一天使的家伙就是铁锹、抓钩，他老是在和灰、和泥。他只能干这种小工活，也就甘心干小工活。他从来不想去露一手，去逞能卖嘴，指手画脚，到了半前晌和半后晌，伙计们照例要下来歇一会，金大力看看太阳，提起两把极大的紫砂壶就走。在壶里洒了两大把茶叶梗子，到他自己家的茶水炉上，灌了两壶水，把茶水筛在大碗里，就抬头叫嚷：“哎，下来喝茶！”傍晚收工时，他总是最后一个走。他要各处看看，看看今天的进度、质量（他的手艺虽不高，这些还是会看的），也看看有没有留下火星（木匠熬胶要点火，瓦匠里有抽烟的）。然后，解下腰带，从头到脚，抽打一遍。走到主人家窗下，扬声告别：“明儿见啦！晚上你们照看着点！”——“好呢，我们会照看。明儿见，金师傅！”

    金大力是个瓦匠头儿，可是拿的工钱很低，比一个小工多不了多少。同行师傅们过意不去，几次提出要给金头儿涨涨工钱。金大力说：“不。干什么活，拿什么钱。这我就知足。”

    金大力不变样，多少年都是那个样子。高大结实，沉默寡言。不，他也老了。他的头发已经有了几根白的了，虽然还不大显，墨里藏针。

（选自《汪增祺作品集》，有删改）

五九^①

老舍

    张丙，瘦得像剥了皮的小树，差不多每天晚上来喝茶。他的脸上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对深而很黑的眼睛，显出他并不是因为瘦弱而完全没有精力。当喝下第三碗茶之后，这对黑眼开始发光；嘴唇，像小孩要哭的时候，开始颤动。他要发议论了。

    他的议论，不是有统系的；他遇到什么事便谈什么，加以批评。但无论谈什么事，他的批评总结束在“中国人是无望的，我刚说的这件事又是个好证据”。说完，他自动的斟上一碗茶，一气喝完；闭上眼，不再说了，显出：“不必辩论，中国是无望的。无论怎说！”

    这一晚，电灯非常的暗，读书是不可能的。张丙来了，看了看屋里，看了看电灯，点了点头，坐下，似乎是心里说：“中国人是无望的，看这个灯；电灯公司……”

    第三碗茶喝过，我笑着说：“老张，什么新闻？”

    出我意料之外，他笑了笑——他向来是不轻易发笑的。“打架来着。”他说。

    “谁？你？”我问。

    “我！”他看着茶碗，不再说了。

    等了足有五分钟，他自动的开始：“假如你看见一个壮小伙子，利用他身体气力的优越，打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你怎办？”

    “过去劝解，我看，是第一步。”

    “假若你一看见他打那个小孩子，你便想到：设若过去劝，他自然是停止住打，而嘟囔着骂话走开；那小孩子是白挨一顿打！你想，过去劝解是有意义的吗？”他的眼睛发光了，看看我的脸。

    “我自然说他一顿，叫他明白他不应当欺侮小孩子，那不体面。”

    “是的，不体面；假如他懂得什么体面，他还不那样作呢！而且，这样的东西，你真要过去说他几句，他一定问你：‘你管得着吗？你是干什么的，管这个事？’你跟他辩驳，还不如和石头说几句好话呢；石头是不会用言语冲撞你的。假如你和他嚷嚷起来，自然是招来一群人，来看热闹；结果是他走他的，你走你的路；可是他白打了小孩一顿，没受一点惩罚；下回他遇到机会还这样作！白打一个不能抵抗的小孩子，是便宜的事，他一定这么想。”

    “那末，你以为应当立刻叫他受惩罚，路见不平……那一套？”我知道他最厌恶武侠小说，而故意斗他。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说：“别说《七侠五义》！我不要作什么武侠，我只是不能瞪着眼看一个小孩挨打；那叫我的灵魂全发了火！更不能叫打人的占了全胜去！我过去，一声没出，打了他个嘴巴！”“他呢？”

    “他？反正我是计画好了的：假如我不打他，而过去劝，他是得意扬扬而去；打人是件舒服事，从人们的兽性方面看。设若我跟他讲理，结果也还是得打架；不过，我未必打得着他，因为他必先下手，不给我先发制人的机会。”他又笑了；我知道他笑的意思。

    “但是，”我问：“你打了他，他一定还手，你岂是他的对手？”我很关心这一点，因为张丙是那样瘦弱的人。“那自然我也想到了。我打他，他必定打我；我必定失败。可是有一层，这种人，善于利用筋肉欺侮人的，遇到自家皮肉上挨了打，他会登时去用手遮护那里，在那一刻，他只觉得疼，而忘了动作。及至他看明白了你，他还是不敢动手，因为他向来利用筋肉的优越欺人，及至他自己挨了打，他必定想想那个打他的，一定是有些来历；因为他自己打人的时候是看清了有无操必胜之券而后开打的。就是真还了手，把我打伤，我，不全象那小子那样傻，会找巡警去。至少我跟他上警区，耽误他一天的工夫（先不用说他一定受什么别的惩罚），叫他也晓得，打人是至少要上警区的。”

    他不言语了，我看得出，他心中正在难受——难受，他打了人家一下，不用提他的理由充足与否。

    “他打人，人也打他，对这等人正是妥当的办法；人类是无望的，你常这么说。”我打算招他笑一下。

    他没笑，只轻轻摇了摇头，说：“这是今天早晨的事。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又遇见他了。”

    “他要动手了？”我问，很不放心的。

    “动手打我一顿，倒没有什么！叫我，叫我——我应当怎样说？——伤心的是：今天下午我遇见他的时候，他正拉着两个十来岁的外国小孩儿；他分明是给一家外国人作仆人的。他拉着那两个外国小孩，赶过我来，告诉他们，低声下气的央告他们：踢他！踢他！然后向我说：你！你敢打我？洋人也不打我呀！（请注意，这里他很巧妙的，去了一个“敢”字！）然后又向那两个小孩说：踢！踢他！看他敢惹洋人不敢！”他停顿了一会儿，忽然的问我：“今天是什么日子？”

    “五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泪流下来了。“呕！”张丙立起来说：“怪不得街上那么多的‘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呢！”

    他好像忘了说那句“中国人没希望”，也没喝那末一碗茶，便走了。

【注】①五九：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日运动。以后人们把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