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河坊

俞平伯

    ①山水是美妙的俦侣，而街市是最亲切的。我们追念某地时，山水的清音，其浮涌于灵府间的数和度量每不敌城市的喧哗。白老头儿舍不得杭州，却说“一半勾留为此湖”；可见西湖在古代诗人心中，至多也只沾了半面光。那一半儿呢？谁知道是什么！这更使我胆大，毅然于西湖以外，另写一题曰“清河坊”。

    ②我决不想描写杭州狭陋的街道和店铺，我所亟亟要显示的是淡如水的一味依恋，一种茫茫无羁泊的依恋，一种在夕阳光里，街灯影傍的依恋。

    ③我们试想：若没有飘零的游子，则西风下的黄叶，原不妨由它们哗哗自己去响着。若没有憔悴的女儿，则枯干了的红莲花瓣，何必常夹在诗集中呢？人万一没有悲欢离合，月即使有阴晴圆缺，又何为呢？怀中不曾收得美人的倩影，则入画的湖山，其黯淡又将如何呢？……一言蔽之，人对于万有的趣味，都从人间趣味的本身投射出来的。这基本趣味假如消失了，则大地河山及它所有的因果都落于渺茫了。

    ④离题已远，快回来吧！这儿名说是谈清河坊，实则包括北自羊坝头，南至清河坊这一条长街。中间的段落各有专名，不烦枚举。看官如住过杭州的，看到这儿早已恍然；若没到过，多说也还是不懂。杭州的热闹市街不止一条，何以独取清河坊呢？我因它竟铺石板不修马路，我认它为杭州街。

    ⑤哪怕它十分喧阗，悠悠然的闲适总归消除不了。我所经历的江南内地，都有这种可爱的空气。我在伦敦纽约虽住得不久，却已嗅得欧美名都的忙空气；若以彼例此，则藐乎小矣。杭州清河坊的闹热，无事忙耳。他们越忙，我越觉得他们是真闲散。忙且如此，不忙可知——非闲散而何？

    ⑥我与妻，还有娴小姐同走这条街的次数最多，她们常因配置些零星而去，我则瞎跑而已。若今天买的东西少，时候又早，天气又好，往往雇车到旗下营去，从繁热的人笑里，闲看湖滨的暮霭与斜阳。“微阳已是无多恋，更苦遥青着意遮。”我时时看见这诗句自己的影子。

    ⑦清河坊中，小孩子的油酥饺是佩弦^①以诗作保证的，我所以时常去买来吃。叫她们吃，她们以在路上吃为不雅而不吃，常被我一个人吃完了。油酥饺冰冷的，您想不得味吧。然而我竟常买来吃，且一顿便吃完了。您不以为诧异吗？不知佩弦读至此如何想？他不会得说：“这是我一首诗的力啊！”

    ⑧在这狭的长街上，不知曾经留下我们多少的踪迹。可是江南的风虽小，雨却豪纵惯了的，早把这一天走过的千千人的脚迹，洗刷个干净。明日的人儿等着哩，今日的你怎能不去！

    ⑨话说回来，干脆了当！若我们未曾在那边徘徊，未曾在那边笑语；或者即有徘徊笑语的微痕而不曾想到去珍惜它们，则莫说区区清河坊，即十百倍的胜迹亦久不在话下了。我爱诵父亲的诗句：只缘曾系乌篷艇，野水无情亦耐看。

【注】①佩弦，朱自清的字。

美美

纪东方

    哨所设在人迹罕至的大风口。当地的老百姓说，山上一年只刮两次风，夏天一次，冬天一次，一次刮半年。

    冬天里的风刮起来的时候，山上除了军装就再也看不见绿色，方圆几十里除了山就是光秃秃的石头。

    大风刮了一天一夜，轮到新兵站哨了，一点也没有停歇的意思。

    好像连山都刮散了，眼前飞沙走石，灰蒙蒙啥也看不清，耳朵里只听见呜呜的风声。不时有拳大的石头甩到哨位前。

    一块石头滚进来，恰巧滚到新兵脚下。新兵用脚踢踢石头，发现石头会动，再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鸟。

    鸟一只翅膀耷拉着，显然是受伤了；腿上也有血，准是风刮起的石头砸的。鸟羽毛散乱，眼睛一睁一闭，不知道是冻的还是疼的，浑身哆嗦。新兵蹲下身子仔细看，鸟比麻雀大，比灰喜鹊小，秃尾巴，全身灰白，尾巴有一点黑毛。新兵不懂鸟，不认识这是什么鸟，想了想，就把鸟塞进军大衣的袖筒里暖和着。

    下哨了，新兵小心翼翼两手把鸟捧回宿舍，找来剩米饭喂它。灰鸟见了生人也不害怕，瘸着腿一下一下艰难地吞米粒，吞一下仰一下脖子。老兵正在弹吉他，笑了，说：“看我的。”他先是轻轻顺毛抚摸鸟的身子，拿茶缸盛来半缸子温水，又找来药涂在伤口上，拿来绷带给它包扎。鸟吃饱喝足，拖拉伤腿在桌上走了一圈，啪嗒拉一摊屎，把新兵老兵都逗笑了。

    两人商量给鸟起个名字。

    老兵逗新兵说，这鸟秃毛乌灰，真丑，叫老丑吧。

    新兵不愿意听，说，我看挺俊，叫美美。

    新兵有个女同学叫美美，长得漂亮，学习又好，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话。想起她，新兵心里暖暖的。

    转眼冬天的风刮过了，夏天的风刮起来。山变得绿乎乎的，石缝里钻出草和矮灌木。美美腿伤好了，却不愿意飞走。新兵上哨，美美就在哨所附近的石头缝里找东西吃，要不就站在石头上用细细的喙梳理羽毛。新兵下哨，它忽前忽后，像个小跑腿儿，扑棱扑棱往回跑。开饭的时候，新兵给它也盛一小盘米饭。吃不饱，它在盘子边站着不走；吃饱了，就扑棱扑棱跑回去，蜷缩到床角睡觉。美美不是来时的样子了，变得又胖又笨，像只半大鸡，翅膀好像拖不动笨身子，忽达忽达飞不了几步远。羽毛却变得水滑光亮，脱去一层绒毛，长出的新羽毛黑白花相间，细看还真的有点漂亮。

    没有美美的时候，新兵下了哨就看看书，看一周才送一次的报纸。然后闷闷地想家，想爹娘，想着想着就会偷偷流泪。老兵下了哨也是看看书，看一周才送一次的报纸。然后闷闷地想家，想爹娘，想谈了两年的对象，想退伍后安排工作，想着想着就会发愁。有了美美，两个人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新兵想家的时候，就和美美说话；老兵发愁的时候，也和美美说话；美美咕噜咕噜的小眼睛瞪圆了，你说什么她听什么，高兴了咕咕叫，不高兴了也咕咕叫。美美咕咕一叫，新兵就不想家了，老兵也不发愁了。

    这天，新兵在宿舍里和美美说话，连长突然领着班长、排长上山查岗来了。新兵手忙脚乱地把美美放进抽屉。

    按照条例，营房不得喂养宠物，不得收留和部队无关的动物。违反者要受到纪律处分。

    连长满意地巡视一遍，然后坐在桌前和新兵说话。新兵吓得心里怦怦跳。

     恰恰就在这时，抽屉里突然一声清脆的鸣叫。连长疑惑地一拉抽屉，美美几个月吃饱喝足，身材肥胖，在抽屉里憋得难受，憋出一泡稀屎来。新兵心都凉了，完了，露馅了。

    美美不知道自己闯祸了，神气地在桌上走来走去，还咕咕地叫了几声。

    新兵脸都吓黄了。

    连长黑着脸，问：“哪弄来的鸟？”

    新兵不敢回答，也不敢不回答，声音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我……”

    老兵抢断他的话：“连长，这鸟是我养的。您处分我吧！”

    新兵泪簌簌地流：“连长，处分我吧。让鸟留下，它会陪人说话。”

    老兵几乎哽咽了：“连长，千万别赶它走，和它说话，就不想家了。”

    连长不理他，从窗户往外看，好大一阵子没回头，好像一直看远处的山。看了一会儿，低下头慢慢地说：“通信员，明天到城里买个像样的鸟笼子。连个笼子都没有，像什么养鸟的样子？”

    很快，山下的战士们都知道山上哨所有一只鸟。战士们传说，这只鸟不但会说话，会唱歌，还会给人跳舞解闷。战士们还发起给鸟起名的活动，有的说应该叫山里红，有的说应该叫边关月，还起了佳佳、团团、圆圆等等，文书专门查过书，说这鸟应该叫山雀。

    连长听了说，尽扯淡！我们就叫它百灵！

    谈到词之风调，民国古典文学家邵祖平首先明确地提出了词的唐调与宋腔的概念：“白石以前之作，尚有唐调；白石以下之作，纯为宋腔！”

    唐调宋腔，原本是对盛唐诗风与盛宋诗风特质的概括。缪钺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邵祖平借用“唐诗”与“宋诗”的概念，指称宋词风调与不同阶段之主要特质，在词的风格评价上，启用了唐调与宋腔的概念。

    唐调与宋腔，代表着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风调。唐调是指词作呈现出盛唐诗歌擅风华之美的艺术风貌，一般注重描写意象和抒写性灵，生活化、形象化、情趣化，生动活泼，韵味悠长，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如王观《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是很典型的唐调：“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情感上明朗乐观、健康向上，有着浓郁的生活气；语言上欢快优美、韵味无穷，是诗人心绪的真实流露。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给人生新的启示。

    宋腔多是以才学为词，写法上延展铺叙，注重章法技巧，对于字法、句法、典故运用等特别用心，重理趣、求深邃。读这类词，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与艺术鉴赏力，通过对词仔细地把捉玩味，才能悟出其中三昧。宋腔不能靠自然感知，而要做理性的揣摩与解读。如辛弃疾不少词属于宋腔，他的词讲究章法技巧，用典广博，含义丰富，对于一般人来说，没有注释会有一定的阅读障碍。

    词的唐调与宋腔，在宋词中是相互交错杂糅。即使是同一位作者，因环境与情绪的变换，都可能既有唐调，也有宋腔。然而按词的体裁发展演变与词人所处的时代不同，还是有一个大体的发展与演变趋势。

    首先，从体裁言，小令多为唐调，长调则多为宋腔。“盖令词为纯感情鼓铸而成，最忌铺叙，亦不暇铺叙也”。小令多写一刹那的情绪，词人往往一气呵成，不用过多琢磨或精雕细刻，能真实写出词人一时感情和情绪波动，故格外有感染力。慢词与长调，因其篇幅较长，内容丰厚，在写法上需铺叙延展，构思不易，下语协音也颇费斟酌，要做到字字妥帖，句句精警，颇费神思。故写出来的词就不够灵动，读起来就难免有点苦涩。总之，唐调以抒情为主，往往靠灵感的启动，情景兼美，韵味俱佳。宋腔，则靠词人精心的铺排，在事典选择、境界描摹、字句推敲上，都要狠下功夫，这才成就了争妍斗巧、炫博耀奇的宋腔。

    其次，以时代言，唐五代北宋词多系唐调，南宋词多为宋腔。北宋词以小令为主，再加上北宋开国到仁宗朝，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们精神愉悦，词人于歌筵酒席，即兴创作，词风呈现出清浅、明朗、圆润的特点。南宋政权偏安一隅，统治者享乐腐化不思恢复，“暧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爱国词人希望能奋发蹈厉，恢复中原，却受到打击压制，爱国之志不得施展，故其词有着浓厚的忧郁色彩。再加上南宋词以长调为多，又以格律派词人居多，他们依词法创作，讲究技巧，则不免雕琢。以辛弃疾为首的辛派，大都有这种特色。

    从词发展的总趋势看，南宋词既极其工，又极其变，于是北宋词的风致扫地以尽。当南宋词达到辉煌顶峰的时候，也预示着它的渐次衰落。

（摘编自房日晰的《论宋词的唐调与宋腔》）

材料一：

    食品添加剂是食品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改善食品的色、香、味，提高营养值，延长保质期，在促进食品功能化、营养化、多元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近年来，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发展蒸蒸日上，是食品工业体系中科技创新亮点频出、法规标准与国际接轨、生产经营监管较为严格的行业之一。

    在食品添加剂行业全力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新形势也对食品添加剂行业的环保和食品安全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食品添加剂和配料生产企业应积极加大环保投入，同时在减少各类排放的关键技术上攻关突破，切实有效地提高行业各类产品生产环节的环保水平。

目前，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等问题仍然是食品安全领域的一大顽疾。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需要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使用食品添加剂；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仍要加大食品添加剂的科普宣传力度，使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理解更加科学和客观。

    (摘编自陆悦《食品添加剂行业破浪前行》)

材料二：

    食品添加剂支撑了食品工业的发展，而食品工业的快速发展对食品添加剂标准的制订也提出了诸如国家标准规范、国际标准共识及安全风险评估等方面的更高要求。

    “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方面，我们坚持‘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原则，夯实了食品安全标准的科学基础。”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该中心已连续9年实施系统性、持续性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构建了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实验室网络，累计获得1300万个监测数据和130份食源性疾病病例信息。

    此外，该中心还建立了国家风险监测数据库、毒物数据库，创建了食品与食源性疾病溯源和关联性分析系统，正逐步建立完善风险评估制度体系，系统开展污染物、微生物等风险评估工作，将为科学修订相关标准提供科学分析和技术支持。

    (摘编自汪斌《食品添加剂标准体系建设稳步向前》)

材料三：

从“纳米”到“有机”，从“纯天然”到“转基....食品营销上的搭车销售，向来都是踩着“消费痛点”跳舞的。长期以来，消费市场略有偏好，也不管这种偏好科学不科学，食品企业就秋波频送、媚眼如丝。加黑加粗的“零添加”“不添加”字眼，瞄准的就是一种消费误解：没有添加剂的食品就是纯天然，纯天然的食品就代表着安全。

    “零添加”之说不仅悖逆食品科学，更涉嫌虚假宣传。不久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加强食用植物油标识管理的公告》称，对我国未批准进口用作加工原料且未批准在国内商业化种植，市场上并不存在该种转基因作物及其加工品的食用植物油，其标签、说明书不得标注“非转基因”字样。

    煞有介事的“非转基因”标识就要寿终正寝了，对铺天盖地的“零添加”“不添加”标识做好规范相信也在来的路上。食药安全，人命关天。只要有一查到底的刚性执法在，只要有无缝监管的常态作为在，食品添加剂就不应该为非法添加、滥用滥加“背黑锅”。食品企业自当严控添加、严管质量。至于“零添加”的神话，健康科普和市场执法应该合力而为，让其早点灰飞烟灭!

(摘编自邓海建《对食品添加剂的误解还在》)

    在20世纪以前，我们都说中国文学的源头是六经。不过，到了20世纪，随着西方文学理论传入中国，并逐渐取得了统治地位，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关于神话是文学起源的观点就居于主流地位。神话是具有神圣性的关于神的故事，重在社会功用性，神话当然对西方文学影响很大。那么，在中国，文学的源头究竟是神话，还是六经呢？

    刘毓庆认为中国文学的源头是六经。他的理由有如下几个方面。中国古代没有神话概念，这就意味着神话未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而存在。所谓的上古神话，其实是对上古史的一种记述方式。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说：“上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核心，并不是向壁虚造的。”当下文学史著作中所讲述的上古神话，如后羿射日、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共工触山等，并不是产生在上古，而是战国以后，真正属于上古的神话很有限。像精卫填海、夸父追日、黄帝战蚩尤等，这属于上古神话，而这些神话都有历史作内核，其实是上古史的神话化。即使神话存在，也构不成文学之源的功能。所谓“源”，一定要形成对“流”的规定性作用才行。即所谓“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它要决定其“流”之巨细清浊。只有有了“流”，“源”的意义才能成立。尽管中国上古产生过神话，但这些神话对中国文学并没有规定性，形不成“源”的功能。无论怎样抬高它，它也无法取得像希腊神话在欧洲文学史上那样的地位，它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并不像研究者所说的那般巨大。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设问和思考：假如没有上古神话，中国文学是否会逊色？中国文学史是否会改变它的形态与发展方向？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个巨星如“李杜”“苏黄”“唐宋八大家”是否会出现？我想结论是很清楚的。假如没有西方学者神话研究的理论与观念的输入，恐怕至今人们也不会意识到有神话的存在。也就是说，没有神话，中国文学史不会重写；而没有六经，中国文学史则必须重写。因而把神话定位为中国文学之根，是不能成立的。将神话作为中国文学之源，是用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的结果。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讲义》虽然是借鉴日本学者的文学史著作写成的，但仍然把“以治化为文”认作正宗。到1923年，汪剑余将林氏著作改编为《本国文学史》时，开始引入了“神话”概念，并说：“自汉以后，神话大兴。”鲁迅、茅盾都是较早研究中国神话的学者，但鲁迅撰写的《汉文学史纲要》和茅盾撰写的《中国文学变迁史》中，都没有给神话位置。神话为文学史作者普遍关注，应该是在上世纪中叶的事情。这其中当然有中国神话资料钩沉工作取得的进展，更重要的是随着苏联文学理论的传入，神话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发展里程。希腊神话是希腊艺术的土壤和前提，由此有人推论中国上古也应该像希腊一样有一个神话为主体艺术的时代，神话也应该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土壤和前提。如陆侃如、冯沅君《中国古典文学简史》、李长之《中国文学史略稿》、詹安泰《中国文学史》、杨公骥《中国文学》等，都是将神话作为中国文学史的开端来论述的。

——(摘编自《中国文学的源头是什么》)

纸 上

苏沧桑

《天工开物》中制竹纸的第二个步骤是“煮楻足火”，将竹料去皮，拌入碱性的石灰水，发酵后，一捆捆码在巨大的锅中，足足六层，蒸煮八个昼夜，除去木质素、树胶、树脂等杂质后，放入清水中漂洗，再浸入石灰水，再蒸煮，如此反复进行十几天，直到竹纤维逐渐溶解。

在朱起航的伯父朱中华眼里，纸质的根本不同，就在这发酵和煮料里。

他常看到水汽弥漫的竹料池边，伯父掀开一层层塑料薄膜，满脸喜色地掰开一团竹料，抽出一瓣竹片，在阳光下举起——一团洁白的、毛茸茸的菌丝，慢慢舒展开身子，像一个婴儿第一次舒展手脚。他说，这就是纸的胚胎，纸的精灵。他看茵丝的眼神，像看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比看他这个侄儿、看他在外地读书的两个亲儿子的眼神更加温柔。

伯父说，一粒捞纸房的灰尘里，就有一万个生命体、一万个宇宙，一门古老的技艺里，有难以言传的玄妙。越钻进去，他就越觉得自己能力有限。可是，“就算只能做两刀纸，也得用完整的古法技艺做出来！”

伯父对朱起航说这些话时，有时正蹚在溪水里翻洗竹料，有时正挥汗如雨地斫着竹料，有时就站在大雨里一捆捆码竹料，有时在纸槽前捞纸，有时正往炉火里扔一块柴。

水抽完了，朱起航抬起冻得发麻的双脚，跳进了两米多深的皮镬，像跳进一口井，抬头看见了一个浑圆的天空，天空中出现一双手，捧夹着一捆竹料向他递过来。仰头，伸臂，接料，弯腰，码料，如此反复，整整五层，一层五十三捆或五十七捆，要先盘算好，一圈一圈码紧，否则煮的时候会散掉。两个伙计递料，他码料，要一整个半天，近五个小时。腰、手臂开始痛的时候，朱起航忘记了脚痛，也忘记了自己还是个大学生。

皮镬下第一朵火焰舔上锅底时，朱起航像被这个寒夜唯一的暖意舔了一下。煮料的火是要持续的，先烧六个小时才能将水烧开，这六个小时里，人不能离开，要弓着腰不停地往炉里添柴。

伯父朱中华让他守的这团火，曾经熄灭了整整一年。

原材料不够、人手不够、经费不足、了解手工竹纸的人太少、市场太小，都是朱中华的一个个“难”。一年忙到头，产出的手工竹纸只有五百刀、五万张左右。

六年前的初夏，朱中华天天淋雨砍竹子，终于病倒了。在医院躺了一个月，再次回到朱家门村，朱中华的脚步在捞纸房前犹豫了片刻，转身往家里走。家在一个斜坡上，平生第一次，他觉得脚步被什么扯住了，很重很重，把心都扯空了，走几步便停下来，手撑着腰大喘几口气。太难了，太累了，算了，不做了。

那一年，朱中华总觉得自己的耳朵出了什么问题，夜深人静时，耳边会响起一些声音：当当当当，唰啦啦唰啦啦、叮叮咚咚、淅沥沥淅沥沥……暗夜里坐起，点燃一根烟，没有一丝风，长长的烟灰会突然断落，他想，那些声音题真的聚适高三答案公众号》

一年后，在一家光线暗淡的素食馆里，一个比朱中华小五岁的兰溪男人坐到了他面前。两个人吃了简单的素食，喝了很多茶。朱中华聊纸、聊茶，兰溪人聊文房四宝，聊自己白手起家的建筑业，谁也没有提“帮”这个字。

朱中华说，我的祖宗用了一千年的时间，才将火烧纸变成文化纸，却从我手里断送了，我也不想，但真的做不下去了。

兰溪人说，我从小喜爱文房四宝。一幅字画能传得久远，首先纸要好，但现在多少古字画都只有摹本了，太可惜了。文化是要靠实物传承的，比如纸，比如建筑。

“请您继续做下去吧。”他说。

不久，这个从来没有说过一个“帮”字的兰溪人，将一笔经费打了过来，请他定制一大批元书纸。此后，他们每次见面依然淡淡的，并不亲近，但朱中华觉得生命里多了一个兄弟。

弟弟朱中民从南京打来电话，说：“中华，经费有困难，我来。找人有困难，我把儿子起航交给你!”

砍竹声再一次在朱家门村后山响起。

又有一天，来了另一个外乡人。中国科技大学历时九年调研中国传统造纸术的汤院长，让朱中华又一次深切感到“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幸福。

在朱中华最为艰难的日子里，支撑他的，还有一帮意想不到的“兄弟”。

一个秋天的下午，他自己设计的晒纸用的烘缸从外地运到了村里，三千多斤的钢板，从路口运到老房子里，有五十多米的距离，需要在地上垫四根钢管当滚轮用，几个人分别扶着烘缸两边，其余的人在后面往前推进。这是一项很危险的活。那天朱中华叫了六个伙计一起，心里有点担心人手不够，但还能叫谁呢? 烘缸从拖拉机卸下时，令他终生难忘的一幕发生了：正在村口闲聊着的同村人，呼啦啦一下子拥了过来，有七十多岁的老人，有二十多岁的小伙，一共十五个人，都过来相帮了。这些人，平时跟他并不亲近，好像有时还能感觉到他们目光里的鄙夷。五十多米的路，烘缸艰难地挪动着，朱中华感到眼眶一阵一阵发热。

烘缸安放好了，朱中华招呼大家留下来吃饭。他们摇摇头笑笑，说，不用，你忙。

水终于开了，朱起航感觉特别饿，从柴火堆里扒拉出一块烤红薯。火光映照着袅袅的白气和红薯瓤的美丽纹理，让他想起儿时记忆里一张最美丽的纸——堆满元书纸的堂屋前，伯父朱中华和父亲朱中民，同时将手里燃着的香烟搁到了烟灰缸上，四只长满老茧的大手，一起徐徐铺开了一张大纸，竹纸晶莹剔透，薄如蝉翼，纸下的图案一清二楚，而纸的表面在窗口透进来的微光中，闪烁着玉石般的光泽。

(选自苏沧桑同名散文集《纸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