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视觉文化对美育的负面影响

    所谓“视觉文化时代”，也称“读图时代”，是指全球化以来，文化出现了一种从以文字和语言为中心的理性形态，转向以图像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形态的变迁。20世纪最后十年，伴随着电子媒介广泛深入地向人类社会渗透，审美日益摆脱精英姿态而向社会生活领域渗透和泛化，最终结果是艺术和审美的生活化、普泛化，而其伴随的表现形态就是生活世界的视觉化、图像化。可以说，图像的展现方式、价值取向、审美趣味正在深刻地影响和规范着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与现代生活的逻辑形式。

    然而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在视觉文化时代这一大背景下，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人的创造力的美育，却面临着诸多困难。我们以当代视觉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电影中“奇观”效果以及“暴力美学”为例，分析美育在内容和方法上面临着何种冲击与影响。

    在视觉文化时代，电影格外青睐一种被称为“奇观化”的艺术表现方式。“奇观化”主要指电影借助高科技手段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奇幻影像，作为一种电影表现手法，它轻叙事而重场景，因此契合了视觉文化时代影像的诸多特征。视觉文化时代的电影更将奇观效应作为电影构成的主要支撑，注重场景的铺陈和空间的展示，弱化时间，突出空间，大幅度地削弱情节和叙事。如张艺谋导演的《英雄》，该片给观众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电影所呈现的场景奇观：在色彩上运用红、黄、蓝、白、黑五色交替铺陈画面来营造视觉交响，黄叶漫天、红衣舞动、湖面如镜，武者交流；粗犷的敦煌沙漠、壮阔的内蒙古胡杨林，秀美的九寨沟风景。在《英雄》中，一切都是视觉的震撼以及对于高科技媒介的顶礼膜拜。

    奇观虽然带来了审美的震撼，满足了观众追求视觉刺激的猎奇心理，但它往往忽视了一部作品所蕴涵的深层次的文化力量。“奇观化”带来了对美育的消解，因为以图像来传达意义，注重眼睛的“可视”而忽视了人脑的“可思”，审美停留在视听享乐中，将导致当代大众思维方式的退化，形成被动思维和平面思维，这对美育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暴力美学”是一种在纯粹暴力趣味的追求中发展起来的美学，在电影艺术中，它主要发掘枪战、武打动作或其他一些血腥暴力场面的形式感，并将这种形式感发扬到精美绝伦的程度。暴力美学竭力弱化艺术作品的教化功能，在影片中规避直接的道德评价，因此它是一种把美学选择和道德判断还给观众的电影观。由于图像时代的全面来临，暴力美学与现实世界呈现出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对美育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暴力美学通过对暴力内容的美学化的处理，降低了作品的社会功能，宣扬人们内心潜藏的暴力倾向，放大了人们对血腥的本能嗜好。所以，尽管暴力影片在形式上眩目诱人，但它严重干扰了人的道德评价。

    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预示着美育在内容、特征和方法上发生着诸多变化。图像渗透至社会生活，以其感官性（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觉和听觉）、生动性（图像使人身临其境）、普泛性（图像的接受不受主体自身文化条件的限制，最大限度地实现图像面前人人平等）等特点为人所接受，在带给人极大的感官享受的同时，实现了现代审美教育的目的。作为现代美育的主要组成部分，图像美育注重人的感性特征，在图像的审美接受过程中人的整个感性生命投入其中。但不可忽视的是图像中“奇观化”和“暴力美学”对现代美育构成了冲击，这是视觉文化时代美育遭受的困境之一，这昭示着传统美育在现代性进程中应密切关注现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与时代同步，对其进行调整和改善。这样审美教育才能真正做到在视觉文化时代恢复人性完整，唤醒人的理性，建构全面和谐人格，按照美的内在尺度塑造人类文化的创造主体，促使人类文化健康发展。

漂流异邦的古代中国人

姚大力

    如果不把商亡后箕子东奔朝鲜的传说以及对“徐复东渡”结局的猜测算在内，今天可以确切地指出的最早漂流到今中国境外的我们的先人，就应当是西汉前期活动在“大宛”国（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秦人”了。据《史记·大宛传》，当西汉军队围攻大宛的国都时，这些“秦人”在被断绝了水源的围城之中帮助守军“穿井”。从司马迁在另一处提到为大宛等国“铸钱、器”的“汉使、亡卒降”来看，所谓“秦人”，很可能也是被匈奴战败俘掠、后来投奔大宛的西汉军人。降军中最有名的自然是李陵。华北汉地社会中也有人被掳掠、甚至逃亡到匈奴政权下去从事农业生产的。后者成为迄今所知为改变个人生存的经济环境而出走异国的最早的人群；因为在那里他们受到的盘剥较轻。两汉时因国内政治斗争的失败而出奔匈奴者亦时见于记载。自东汉末年以往，日本也逐渐成为中国政治流亡者远走高飞的一方天地。

    随着隋唐统一帝国的建立，古代中国人寓居他国的活动呈现某种新格局。由于隋唐政权对突厥和中亚国家持续的军事活动，大批士卒流失在西域固属难免。禁止汉族居民出家为僧的法令废弛后，汉族僧团的大规模膨胀导致西行求法或东渡弘法的高僧大德人数激增。除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向西推进的商贾之家，通过海路移居东南亚的“唐人”，由唐经宋而入元，也代不乏人。到了元朝，中国移民在南洋群岛已经相当多了。

    东南沿海的中国人向外移民，从晚明的1560年代起逐渐形成一个高潮。明政府在这时开放海禁，使私人出海贸易的规模急剧扩大。但由于明政府仍明令禁止移民海外，遂使出门在外多年的人不敢归国，实际上对移民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7世纪前后，吕宋马尼拉的华人已有两三万人。清前期为孤立东南抗清力量，重新实行海禁，并对出国归来的人处以死刑，但其收效仍与明末禁止移民海外的政策略同。鸦片战争前，东南亚的华人总数高达一百万人。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范围更扩大到北美。大批中国人被当作“苦力”运送到美国，在西海岸为洋人开矿修路。

    明清两朝政府长期抱持敌视海外华人的立场，把他们当作化外“弃民”，视之为“无赖之徒”。海外华人在羁留地区遭遇暴虐或不公正待遇，“天朝”往往置若罔闻。直到清末，这样的政策才获得基本的调整。“华侨”的概念于是进入中国的政治文化。从光绪十九年（1893）“除华侨海禁”，到此后在各地设立领事馆，清政府终于对保护海外侨民的正当利益渐有意识。但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狂澜冲击之下，“满洲”政权的合法性已经无可挽救。海外的华侨成为推翻清统治的一种重要力量。

（摘编自姚大力《读史的智慧》）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大义。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已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难以忍受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虽有忧愁，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争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沉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

（摘自《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有删改）

    中国诗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兴”的作用。所谓“兴”的作用，在中国诗歌传统上可分两个方面来看。

    从作者方面而言就是“见物起兴”。《诗经》上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鸟“关关”的叫声，引发君子求得配偶的情意，就是“兴”的作用。但宇宙间不只草木鸟兽等种种物象能引发我们的感动，人世间种种事象也能引起我们的感动。《诗经》“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是写对时代动荡不安的感慨，这也是引起人感动的一种重要的因素。

    “兴”的作用，不但作者有之，读者亦有之。只要你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时也能产生与他们同样的感动，那么你也就有了与李白、杜甫同样的诗心。不过，诗在使人感动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对一的感动，就是闻一知一，不产生更多的联想。陆放翁和他的妻子分离之后又在沈园相遇，他写了一首《钗头凤》，千百年之后，我们仍然为陆放翁的悲剧和他的感情所感动，这就是一对一的感动。

    可孔子说“诗可以兴”的感动则不仅是一对一的感动，更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感动。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于是子贡就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诗经》里所说的是璞玉的切磋琢磨，与做人本不相干，可子贡却从中悟到做人的道理，这正是“诗可以兴”的感发。由此可见，诗的作用不仅是使作者有一颗不死的心，而且也使读者有一颗不死的心；不仅有一对一的感动，而且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兴”的感发。

    同样，西方文学理论中也有类似“兴”的说法。接受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读者反应论”，认为读者的兴发感动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读者可分成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普通的读者：读明月就是明月，读清风就是清风，只从表面去理解。第二个层次是能深入一步的读者：他们能够从艺术的表达、文字的组织、形象的使用等各方面去欣赏作品。第三个层次是“背离作者原意”的读者：他们对作品的解释可以不必是作者本来的意思，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引发。只有这第三个层次的读者，才是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

    南唐中主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从中看到了什么？看到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写的是相思爱情，王国维说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王国维的这种感发正是中国诗歌中让人心不死的“兴”的作用。

（摘编自叶嘉莹《什么是好诗》）

国际最大规模的射电望远镜

    为了争取国际最大规模的射电望远镜合作计划来华，中国正在贵州省“筑巢引凤”，建设全球最大的射电望远镜。这是中国2007年批准立项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项目，日前已经在贵州省开始基建，项目总投资6.27亿元，建设期5年半，预计2014年开光。FAST建成后，不仅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单口径天文望远镜，并将在未来20年至30年内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探测遥远的“地外文明”

    这座巨大的望远镜外形与卫星天线相似，单口径500米，犹如一只巨大的“天眼”，将探测遥远、神秘的“地外文明”。千百年来人类大多是通过可见光波段观测宇宙。事实上，天体的辐射覆盖整个电磁波段，而可见光只是其中人类可以感知的一部分。该射电望远镜可以用来监听外太空的宇宙射电波，其中包括可能来自其他智能生命的“人工电波”；在电力充足的条件下，这只巨大的“天眼”还能发送电波信号，几万光年远的“外星朋友”将有可能收到来自中国的问候。

    可寻找第一代诞生的天体

    据FAST工程办公室研究人员介绍，项目建成后，它将使中国的天文观测能力延伸到宇宙边缘，可以观测暗物质和暗能量，寻找第一代天体。其能用一年时间发现数千颗脉冲星，研究极端状态下的物质结构与物理规律。而且无需依赖模型精确测定黑洞质量就可以有希望发现奇异星和夸克星物质；可以通过精确测定脉冲星到达时间来检测引力波；还可能发现高红移的巨脉泽星系，实现银河系外第一个甲醇超脉泽的观测突破。

用于太空天气预报

    FAST还将把中国空间测控能力由地球同步轨道延伸至太阳系外缘，将深空通讯数据下行速率提高100倍。脉冲星到达时间测量精度由目前的120纳秒提高至30纳秒，成为国际上最精确的脉冲星计时阵，为自主导航这一前瞻性研究制作脉冲星钟。同时，可以进行高分辨率微波巡视，以1Hz的分辨率诊断识别微弱的空间讯号，作为被动战略雷达为国家安全服务。还可跟踪探测日冕物质抛射事件，服务于太空天气预报。

带动中国制造技术发展

    FAST研究涉及了众多高科技领域，如天线制造、高精度定位与测量、高品质无线电接收机、传感器网络及智能信息处理、超宽带信息传输、海量数据存储与处理等。FAST关键技术成果可应用于诸多相关领域，如大尺度结构工程、公里范围高精度动态测量、大型工业机器人研制以及多波束雷达装置等。FAST的建设经验将对中国制造技术向信息化、极限化和绿色化的方向发展产生影响。2015年12月16日，正在贵州省平塘县建设的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目前正在进行反射面面板安装，边长约11米的三角形面板安装已经完成2059块，完成比例达46%。FAST的反射面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用于反射无线电波、供馈源接收机接收，是FAST工程的主线，预计将于2016年4月安装完毕。

    科技伦理治理是现代科技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在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诸多挑战。一些新兴科技带来的涉及人类生命健康安全、隐私保护、家庭和社会关系、生态安全、资源分配等的科技伦理问题，使既有科技管理体制面临巨大挑战，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社会风险，并影响科技本身的持续健康发展。面对日益复杂的科技伦理问题，现代社会对新兴科技及其应用的伦理规范已不再局限于道德层面，许多国家已将科技伦理规范纳入制度和法律之中，不断加大治理力度。科技伦理治理作为审慎型、控制性治理，对科技创新在给予激励的同时，也从伦理道德出发加以必要的约束或管控，治理不轨行为，从而保障科技健康发展，实现科技更好造福人类的目标。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实现治理方式转型。对于科技伦理治理，传统治理方式基于先行原则，简而言之就是“做了再说”。现代治理方式基于防范原则，强调紧盯科技研发和应用的最前沿不断完善风险评估、加强监管，是一种“适应性治理”方式。从实践来看，实验室里的研究无法完全验证现代科技不可预知的风险，传统“做了再说”的治理方式往往难以有效应对某种颠覆性新技术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因此，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应推动治理方式从传统的“做了再说”向现代的“适应性治理”转型。

完善监管制度。随着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和一体化发展，科技伦理监管的真空地带越来越多。一些案例表明，体制内监管的不完备和体制外监管的缺失，很可能会导致科技伦理领域的“灰犀牛”事件或“黑天鹅”事件。因此，有必要构建体系严整的科技伦理监管制度，通过新的制度安排强化监管机构的横向联系，不断扩大监管覆盖面；完善伦理规制和监管程序，使监管过程有理有据、有机衔接。应改进科技伦理监管制度，实现对新技术从基础研发到产业应用的全过程监管，实现对科研工作者伦理问题的终身追责，有效防范违反科技伦理的事件发生。

建立自律机制。科研人员能否遵循科技伦理，很大程度上依赖其自律。为防范新兴科技滥用和其他风险，在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时有必要建立完善的科技伦理自律机制。比如，大型科技企业内部建立伦理审查机制，行业组织制定行业规范；相关行业加强对科研人员的科技伦理规范培训，引导科研人员不断增强自律意识；增强各学术团体的监督意识，确保自律规范落到实处，营造重伦理、讲道德的创新环境和学术氛围。

    推进科技伦理法律化。随着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有必要推进科技伦理法律化，借助法律的刚性约束加强科技伦理治理。把科技伦理中的一些重要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目的是用法律的特性和优势更好推进科技伦理治理。我们要善于通过立法，借助法律的权威，进一步巩固科技伦理治理成果，增强科研人员和科技企业的伦理意识，使科研人员和科技企业在面对科技伦理问题时的行为选择有明确的依据，更加有效调节和控制科技发展及其后果。

(摘编自李泽泉《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