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榆爷

    人们都说村口的老榆树成精了，有神。

    老榆树很老了，老得粗壮的茎干歪倒在地上，再向上长出枝条，成为树。也就是说，从老榆树身上发出的枝杈，又都成了树，围绕着老干，长向四面八方。远望，如一片林子。

    春天，人们捋嫩叶，做糊涂面条；捋榆钱，尝鲜。老榆树有神哪，不怪罪吗？有人这样疑问，就有人说，没事，老榆树活人，几辈子了，都吃喝他的树叶、榆钱，只要不动他的大枝壮条。

    还有人说，捋一捋，算是给老榆爷挠痒，他舒服，长得更旺势。

    说这话的是牟介中。他对老榆树敬重，防护着别人的伤害。老榆爷也是他叫出来的。叫着叫着，大家也都顺口了。遛弯去，碰面打招呼，就说，老榆爷底下。那里，有桌凳，石头的，可以谈天说古今。还有秋千，吊床，孩子们玩着，笑着，笑声跑到了树叶里面。这些，都是牟介中摆置的。他说，老榆爷好着呢，在树下玩，空气好，安全。

    说起老榆爷的好，牟介中能说好多好多。比如，民国三十年年馑，人们没有吃喝，就吃老榆爷。那时候，老榆爷已经很粗实，叶，榆钱，都可以吃；还有树皮，砸碎，磨成面，掺和到红薯面里，粘，甜。村里人约定，只砍削枝条上的皮。怕外村的人来刮树皮，老保长就领着人日夜看护。有一年，夏天，袁店河发了大洪水，沟满河平，人们就上了老榆树，或者拽着树枝，吃树叶……

    牟介中说，要是没有老榆爷，不知道多少家就没人会在这里喝茶荡秋千啦！一声感叹，望望头顶的老榆爷。人们也往上看。有风来，树枝婆娑，一片鸟鸣。

    可是，要“大炼钢铁”了，上头决定砍伐老榆树。村里人不愿意，特别是老头老婆们，就打了地铺，睡在寒风里，轮流看护。上级就做村干部的工作，一家一家地做……终于做通了。

    可是，没有人去砍树。好不容易动员来了几个年轻人，也不好砍：大斧头上去，就一道缝；油锯哗啦一声就卡住了！老头老婆们就又围拢上来，这是神树，是天意，不能砍伐！

    上头领导很恼火，坚决要破除迷信，就向住罗汉山上的某部队求援。部队来了工程兵，开了一辆大铲车。轰！轰！轰！大铲车离老榆树还有一段路，忽然熄火了，跳下来个年轻人，左看右看，找不出毛病。领导准备再找老兵时，牟介中从围观的人群里出来了，“我来试一试！”

    牟介中那时候复员回村三四年了，他当过坦克兵，在东北服过役。他说东北老冷，冰面上都能过坦克。他会开坦克，懂的多，复员后就开公社的东方红拖拉机，嗡嗡叫。——牟介中冲那个战士一笑，上了铲车，捣鼓了一会儿，突突突！铲车又发动了，轰轰轰，向着老榆树开来。人们就戳指头，骂，“你个鳖孙！”

    可是，铲车又熄火了。再试，还是熄火。好容易动了，铲车抵住树腰了，又熄火了。领导要发火，驾驶楼的门一开，牟介中滚了下来，捂着头，喊，“疼啊！疼！”

    部队上的兵再上去，还是发动不了……人们就呼地围绕了树，“神树啊，不能动！”

    老榆树就保留下来了。

    也怪，铲车倒回去时，很顺利。

    几天后，牟介中也不头疼了。

    人们就传说开了，老榆树有神，动不得。

    几十年后，牟介中接待了一个老兵，就是当年开铲车的那个兵。他们两个都老了，围住老榆树看，笑，互相指点着对方，“你呀，你呀，哈哈！”那人一下一下地拍着树，互相久别重逢。牟介中抱着那人，附耳：“兄弟，多亏了你呀……”

    哈哈哈，两人大笑，在树下，喝着小酒。人们不知道他两个笑什么。

    他们老了。

    老榆树也老了，莽莽苍苍。有年春天，有个大领导来视察，也看老榆树，说，“这是能让人记住乡愁的地方……”牟介中一脸的泪水。

五叔春荆

郑振铎

    祖母生了好几个男孩子，父亲最大，五叔春荆最小。

    当五叔夭死时，我还不到七岁。到了现在，自然已记不得他是如何的一个样子了。可不知怎的，这位不大认识的叔父，却时时系住了我的心，成为我心中最忆念的人。

    这个忆念，祖母至今还时常叹息着把我挑动。她每每微叹着说，五叔是你几个叔父中最听话的，三叔常常挨打，二叔更不用说，只有他，从小起，便不曾给她打过骂过。五叔读书又用功，常常几个哥哥都出去玩了，他还独坐在书房里看书，一定要等到天黑了，方才肯放下书本。也写得一手好楷书，那些字，个个工整异常，他记账也是这个样子的，慢慢的一笔笔的写下来，从没有写过一个潦草的字，也没有做过一件潦草的事。那个时候，家里的杂事，没人管，要不是五叔在家，她真是对付不了。二叔有时还打丫头，三叔也偶有生气的时候，只有五叔从没有对丫头、对老妈子、对当差的说过一句粗重的话，他对他们都是一副笑笑的脸儿。在他死时，家里哪一个人不伤心，连小丫头也落泪了。唉，你这样好的五叔，可惜死得太早！每当回忆起伤心的情景，祖母总是默默的不言一会儿，沉着脸，似乎心里很凄楚。

    每到夜晚，祖母便在烟铺上坐着，慢慢的烧着烟，嗤、嗤、嗤的吸着。她是最喜欢我在这时陪伴着她的。在烟兴半酣时，她有了一点感触，又对我说起五叔的事来。

    祖母道：“唉，你不晓得你五叔当初怎样的疼爱你！他常常把你抱着，在天井里打圈子，他抱得又稳又有姿势。你那时也很喜欢他呢，见了你五叔走来，便从奶娘的身上伸出一双小小的又肥又白的手来。叫道‘五叔，抱，抱’，你五叔便接了你过来抱着。你在他怀抱里从不曾哭过。我们都说他比奶娘还会哄孩子呢。像你二叔，他未抱你上手，你便先哭起来了。全家都说，你和你五叔缘分特别的好。有一年，你出天花，你五叔真是着急，书也无心念了，天天拜菩萨，请医生，取药，就是煎药，也亲自动手。你现在都不记得了罢？”

    真的，我如今是再也回想不起五叔的面貌和态度了，然而祖母屡次的叙述，却使我依稀认识了一位温厚仁爱的叔父。

    祖母曾把五叔病死的原因，很详细的告诉过我们，而且不止告诉过一次。她凄楚地述说着，我们也黯然的静听着。夜间悄悄无声，如豆的烟灯，在床上放着微光。

    那一年，祖母回故乡，五叔跟随着。她在家里住了几个月。恰好祖姨新死了丈夫，心里郁郁不快。祖母怕她生出病来，便劝她搬到我们家里来同住。她踌躇了几时，便同意了。她把房子和重笨的器具卖掉，然而随身带着的还有好几十只皮箱。这样多的行李，当然不能由旱路走。五叔便专雇了一只闽船，护送着祖姨从水路走。祖母则由五老爹伴随着从旱路走。哪想到，那条船途中触了礁。祖姨只得带了些重要的细软，和五叔上了舢板。不想岸边沙滩上水很浅，舢板靠不上岸。五叔便把长衫卷了起来，脱了鞋袜，负着祖姨，在水中走上了岸。

    五叔身体本来很细弱，自涉水上岸之后，便觉得不大舒服，时时在夜间发热，但他怕祖母担心，一句话也不敢说。病一天天的加重，以至于卧床不能起。祖母忙请医生给他诊看，这病已是一个不治的症候了。临死时，他除了说自己辜负了养育的深恩而不能报，劝祖母不要为他悲愁，一句别的吩咐也没有。他平安而镇定的死去。在五叔安静的躺在床上、微微的断了最后的一口呼吸时，祖母的心碎了！她整整地哭了好几天。到了一年两年后，想起来还是哭。到了如今，已经二十多年了，还是常说：“唉，你五叔，可惜死得太早！”

    前几年，我和三叔归到故乡扫墓，我们立在阴沉沉的松柏林下，面前是一个圆形墓，墓石上的字，已为风雨所磨损，但还依稀的认得出是“亡儿春荆之墓”几个大字。我黯然的站在那里，山中无比的寂静，乌鸦呀呀的由这株树飞到那株树上去。

（有删改）

合坟

    院门前，一只被磨细了的枣木纺锤，在一双苍老的手上灵巧地旋转着。浅黄色的麻一缕一缕地加进旋转中来，仿佛不会终了似的，把丝丝缕缕的岁月也拧在一起，缠绕在那只枣红色的纺锤上。

    不远处，老伴带了几个人正在刨开那座坟。老伴早已不是村里的支书，可那坟里的事情一直是他的心病。

    今天是那姑娘的喜日子，乡亲们凑钱寻了一个“男人”，做主给这孤单了十四年的姑娘捏和了一个家。请来先生看过，这两人属相对，生辰八字也对。坟边上放了两只描红画绿的干盒子，每只盒子上都系了一根红带。一只装了那个付钱买来的男人的尸骨，另一只等着将姑娘放进去，然后就合坟。

    那一年，老支书领着全村民众，和北京来的学生娃们苦干一冬一春，在村前修出平平整整三块大寨田，为此还得了县里发的红旗。夏季发山洪的时候，学生娃们拿出那面红旗来插在地头上，要抗洪保田。疯牛一样的山洪眨眼冲塌了地堰，学生娃们照着电影上演的样子，手拉手跳下水去。把别人都拉上岸来的时候，新塌的地堰却将玉香裹进水里去……

    后来，县委书记来开过千人大会。后来，就有了那座坟。坟碑的正面刻着：知青楷模，吕梁英烈。光阴荏苒了十四年，玉香的同学们早就头也不回地走得一个也不剩，县委书记也换了不知多少任，谁也不再记得这个姑娘，只是有些个青草慢慢地从砖石的缝隙中长出来。

    渐渐地，一伙人都没在了坑底，只有银亮的镢头一闪一闪地扬出些湿润的黄色来。随着一脚蹬空，一只锨深深地落进了空洞里，人们的心头止不住一震：

    “到了？”

    “到了。”

    “慢些，不敢碰坏她。”

    “知道。”

    老支书把预备好的酒瓶递下去：

    “都喝一口，招呼在坑里阴着。”

    会喝的，不会喝的，都吞下一口，浓烈的酒气从墓坑里荡出来。

    用手揭去腐烂的棺板，那具完整的尸骨白森森地露了出来。一股尚可分辨的腐味，正从墓底的泥土和白骨中阴冷地渗透出来。

    老支书把盒子递下去：

    “快，先把玉香挪进来，先挪头。”

    人们七手八脚地蹲下去，接着，是一阵骨头和木头空洞洞的碰撞声。

    “惜惶的，为啥挣死挣活非要从北京跑到咱这老山里来死呢？”

    “北京的黄土不埋人？”

    “你死的时候保险没人给你开大会。”

    “我有个孝子举幡，请来一班响器就行。”

    老支书正色道：“又是封建。”

    有人揶揄着：“你不封建。等你死了学公家人的样儿，用文火慢慢烧。到时候我吆上大车送你去。”

    老支书涨头涨脸地咳起来。忽然有人喊：

    “呀，快看，这营生还在哩！”

    黑色的头扎成一堆，十来只眼睛大大地睁着，把一块红色的塑料皮紧紧围在中间：

    “玉香平日用的那本《毛主席语录》。”

    “呀呀，书烂了，皮皮还是好好的。”

    “这营生咋办？也给玉香挪进去？”

    猛地，老支书爆发起来，对着坑底的人们一阵狂喊：

    “为啥不挪？咋，玉香的东西，不给玉香给你？挪！一根头发也是她的，挪！”

    墓坑里的人不敢回话，只有些粗重的喘息声显得很重。

    合坟后，黄土堆就的新坟朴素地立着，在慈祥的夕阳里仿佛真的再无一丝哀怨。

    老支书把村里买的最后一包烟一份一份地发出去。有人用烟卷戳点着问道：

    “这碑咋办？”

    “啥咋办？”

    “这碑是给她一个人的，现在是两个人，那男人也有名有姓，说到哪去也是一家之主呀！”

    一伙人闷住头，有许多烟在头顶冒出来，一团一团的。

    老人吞下一口酒，热辣辣的一直烧到心底：

    “不用啦，他就委屈些吧，这碑是玉香用命换来的，别人记不记扯淡，咱村的人总得记住！”

    挖开的坟又合起来。没有人回话，又有许多烟一团一团地冒出来，老支书站起来，拍打着屁股上的尘土：

    “回去，吃合各。”

    坟前的人散了场，那只旋转的纺锤再一次停下来。她扯过一根麻丝放进嘴里，缓缓地用口水抿着，心中慢慢思量着那件老伴交待过的事情。沉下去的夕阳，使她眼前这寂寥的山野又空旷了许多，沉静的思绪从嘴角的麻丝里慢慢扯出来，融在黄昏的灰暗之中。

    吃过合各，两个老人守着那只旋转的纺锤熬到半夜：

    “去吧？”

    她把准备好的一只荆篮递过去。

    “都有，烟、酒、馍、菜，还有香。”

    “去。”

    “告给玉香，后生是属蛇的，生辰八字都般配。”

    “又是迷信！”

    男人转身走了。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很黑。

    那只枣红色的纺锤又在油灯底下旋转起来，一缕一缕的麻又款款地加进去。蓦地，一阵剧烈的咳嗽声从坟那边传过来，她揪心地转过头去。

（选自《上海文学》1986年第11期，对原文有删改）

捍卫家园的公鸡风波

[英]彼得·梅尔

    卢贝隆的春天有不同的声息。猎人离去之后，潜伏了一冬的鸟儿便从藏身的林中出来，它们的歌声取代了枪声。我沿山径走向马索家时，唯一刺耳的是一阵猛烈的敲打声。我暗想，会不会是马索眼看观光季节将临，决定竖起“吉屋出售”的牌子呢？

    我在他家附近的山径上看见他。他在林间空地的边缘打下一根一公尺半高的木桩，木桩顶端钉了一块破破烂烂的锡片，上面用白色油漆胡乱地涂抹着：“私人土地！”马索正端详他的新作，山道上躺着另外三根木桩和告示，还有一堆圆石。他朝我道了一声早安，拾起一根木桩，往地下猛捶，仿佛那可怜的木桩刚犯了什么不孝之罪，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无情地处罚。

    我问他在做什么。

    “赶走德国人。”他说了，动手搬运圆石，在木桩之间排成围篱。

    他进行封锁的这块土地，并不在他家附近，而是位于山径的另一边，不可能属于他。我便说，我以为这地属于国家公园范围。

    “是没错，”他说，“可我是法国人，所以它属于我，不属于德国人。”他又搬了一块圆石。“每年夏天他们都跑来，搭起帐篷，弄得树林里全是垃圾。”

    他站起身，点燃一支烟，顺手就把空烟盒丢进树丛里去。我问他难道没想到德国人也许会买下他的房子？

    “带了帐篷来的德国人，除了白面包以外什么也不会买。”他嗤之以鼻地说：“不信你看看他们开来的车——装满德国香肠、德国啤酒、德国泡菜。他们全都带来啦。知道了吧？他们真是吝啬鬼！”

    马索扮演起田园卫士兼旅游业专家的角色，继续说明普罗旺斯农人的困境。他承认观光客，包括德国观光客，给地方上带来财富，有些外人在这里购置房产，也为本地工人提供了工作机会。

    可是看看他们把本地房地产价格哄抬到什么地步！简直骇人听闻。农民根本买不起。我们避免谈马索自己想在房地产上头大赚一笔的事，只听着他叹息这一切太不公平。

    叹息过后，他又开心笑起来，告诉我一个买房子的故事，故事的结尾很让他感到满意。

    有一个农夫，关注邻居的房产好多年了；不是因为那房子好，房子差不多只是个废墟了，而是因为连着房子的一大片地。农夫出价要买，邻居却趁着房价上涨的机会，卖给了出价较高的一个巴黎人。

    那年冬天，巴黎人花了几百万法郎整修房子，还修造了游泳池。竣工之后，巴黎人和他的朋友们潇潇洒洒地南下，来度五月的第一个周末。他们都很喜欢这房子，也喜欢隔壁住的那个古板老农夫，觉得他晚上八点就上床睡觉的习惯真有趣。可是第二天清晨四点，农夫家血气方刚的大公鸡便开始高声啼鸣，直叫了两个小时。巴黎人向农夫抱怨，农夫耸耸肩。这里是乡下，公鸡是要叫的，这没办法。

    接连几天，公鸡照样清早四点起身报晓。终于有人受不了了，客人提早回了巴黎，去补足睡眠。巴黎人再次向农夫抱怨，农夫再耸耸肩，两人很不愉快地分手。

    到了八月，巴黎人又带了一大群客人来。公鸡每天准四点叫他们起床。下午想睡个觉吧，农夫又在他屋里做什么活儿，又是钻子又是水泥搅拌器的，吵得没法睡。巴黎人强烈要求农夫箝紧公鸡的喉咙，农夫拒绝。吵过几次架之后，巴黎人把农夫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强制命令公鸡闭嘴。但是法院判决农夫胜诉，公鸡有权在清早歌唱般长鸣。

    别墅度假从此成为这位巴黎人难以忍受的苦差事。他终于决定忍痛出售。农夫透过朋友，买下了大部分的土地。

    成交之后的星期天，农夫和朋友以一顿丰盛的午餐大肆庆祝，席间的主菜就是那只大公鸡，——做成了美味的醉鸡。马索认为这故事很棒——巴黎人大败，农夫获胜，得到更多土地，还吃了一顿好饭。我问这可是真人实事，他避开我的眼光，把山羊胡子的末稍放进嘴里去吸吮。“总之别招惹农夫。”他只说了这么一句。我想，如果我是爱露营的德国人，今年夏天我就改上西班牙去。

（尹萍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