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40年前，提起红枣，还只有“桑枣人家近”的山东大枣。现在提起红枣，食客们可选择的还有新疆和田枣、陕西狗头枣、山西板枣、甘肃临泽小枣；2018年，河北省优质强筋小麦、中药材种植面积分别达到298万亩、265万亩，畜牧、蔬菜、果品三大优势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68.3%，同比提高1.6个百分点，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明显提升；广东省深入推进“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工程，有望到2020年建成3000个农业特色专业村，旨在用差异化推广、全域化部署打造高质量产业品牌，形成发展合力，助推乡村振兴。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业从传统走向现代，产业形式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农业生产技术装备不断升级，农业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得到大力发展。2017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7.5%，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达96%以上，全国大中型拖拉机670万台，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67%。这些年，随着科技创新发展在农业领域运用的不断深耕，农产品产量快速增长，我们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都更为丰富、健康、多元。

    （摘编自“央视网”2018年11月24日网文）

    材料二：

    罗霄山脉脚下的湖南省浏阳市北盛镇，自明代以来就是江南著名“粮仓”。如今，“北盛仓”农事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水稻播种就像用印刷机“印刷”；病虫害防治，专业防治公司用无人机“飞虎队”统防统治；水田里不光种水稻，还养鱼、养鳖、养青蛙……北盛镇党委书记李斌说，现在，种的粮食更好了，农民的腰包更鼓了。

    （摘编自“新华网”2019年2月23日网文）

    材料三：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工业化与城镇化不同步，工业化走在了城镇化前面。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到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8.52%。按照目前发展趋势，到2020年、2030年城镇化率还将进一步达到60%、65%，到2050年可能超过70%。我国以城镇为主的人口分布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城镇化发展迈入中后期转型提升阶段。观察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各国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普遍遇到了乡村衰退问题，一般要到城镇化率达到70%以后，城乡矛盾才能逐步得到解决。因此，在我国人口加速向城镇聚集的大趋势下，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的同时，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避免出现乡村衰退问题，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把乡村建设成为与城市共生共荣、各美其美的美好家园，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求。

    （摘编自《求是》2018年第6期）

    材料四：

    据统计，从1995年到2004年的10年中，美国农作物保险行业的赔付率为95%。截至2013年，美国农业保险项目涵盖的农作物品种已超过100种，参与各种农业保险的农业用地面积占全部农业用地面积的比率为89%。在保费方面，联邦政府对投保的农场主给予相当于保费50%-80%的补贴，使农场主只需支付很少的保费就能参加农业保险。

    现阶段，全德近40万农民中，90%都是德国农民协会的注册会员。全德范围内，德国18个联邦州有超过300个德国农民协会的分支机构。协会新闻发言人米歇埃尔·洛泽说，德国农民协会主要负责维护农民的利益、为农民当法律顾问、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和开拓市场的服务等。该协会重视农业产业的整体利益和农民的政治、社会权益，适时将会员的具体意见反映至立法及行政机关，在政府与农业企业和农户间扮演着协调、沟通的角色。

（摘编自前瞻产业研究院《乡村振兴：看看国外是怎么做的》）

    材料一：

    据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图书出版发行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实现从“书荒”到“书海”的巨大跨越，出版物销售总额近四千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发行大国。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5日）

    材料二：

    改革开放前，我国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版低谷期。改革开放是一个历史性节点，出版社数量迅速增长，出书规模成倍扩大，发行渠道单一、流通体制落后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出版社有了更多的自主权，由此进入发展高峰期。出版业的春天也让当时的人们告别了阅读饥渴。在这个阶段，国人刚刚从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渴望能够放眼看世界，各出版社开始大量重印中外文学名著，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等大师的作品进入国人的阅读视野，中华大地上掀起了强烈的阅读热潮。

    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业迎来市场经济大潮，读者开始有了自己的阅读需求，并懂得了选择。在市场竞争中，出版社积极把握读者喜好，及时发现具有畅销潜质的图书。如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优质的内容加上有效的营销宣传，不仅让该书热卖，也在当时社会上掀起一阵“文化大散文”的热潮。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出版业迎来了一个繁荣和阅读分化与过剩的时代。图书品种越来越多，但单品种效益越来越低，加之读者对图书轻松与速食化的偏好，使得图书的上架周期越来越短，出版业竞争日趋加剧。这对出版社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现象级的畅销书频出;另一方面，经典的常销作品难以脱颖而出。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产品的普及，我国国民数字阅读率逐步上升，很多经典和畅销书被制作成电子书，网络文学也得到迅速发展。相比于纸质书，数字阅读产品廉价、便捷，对纸质书的销量形成冲击。尽管数字阅读接触率不断提升，但对于经典文学、专业知识等内容的“深阅读”，大部分读者仍首选纸质阅读形式。此外，纸质书也具有数字阅读所不具备的收藏价值，数字阅读对纸质书的冲击并非颠覆性的，而是要求行业参与者去探寻两者结合的新商业模式。面对读者群的细分、阅读需求的多元化、产品形态的日渐融合，出版业必须一直处于自我更新的状态，而且近几年的“变”不仅体现在出版物的内容质量上，更多地体现在形态、渠道与技术方面。

    （摘编自《出版商务周刊》2018年11月19日）

    材料三：

    改革开放初期，利用一切机会向国外出版同仁学习，成为我国出版业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的主流。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版权贸易逐步开展起来，据统计，1992——2001年，我国引进图书版权3.8万种左右，占当时新书出版总品种的5.3%;输出图书品种5000余种，占新书总品种的0.7%。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我国政治、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出版业也逐渐迈出了走向世界的步伐。16年间，出版“走出去”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一系列重点工程项目陆续实施，版权贸易逆差不断缩小，出版物实物出口总量和金额稳步增长，数字出版产品海外销售势头强劲，印刷加工服务出口顺差优势明显，企业和资本“走出去”步伐加快，海外布局得以优化，打造出一批颇具影响力的内容品牌。

    十九大以来，出版业将“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等作为新时期“走出去”工作的重点之一，进一步推进版权输出和资本输出等既有模式，不断创新深化国际合作，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充分发挥出版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文化纽带作用。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11月26日）

    《孔雀东南飞》所表现的主题思想，一直以来大多赞成唐弢先生的观点：揭示出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的罪恶。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焦母如此仇恨兰芝，仇恨到宁可舍弃儿子，宁可断后？真是她要维护封建礼教、门阀制度？

    我们知道，汉代在武帝以前，统治阶级主张的一直是“无为而治”，朝廷对地方、对百姓并不怎么干涉管束。直到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礼教才开始影响人们，但影响并不深刻。这一点在《孔雀东南飞》一文中，我们也能感知。兰芝被休回家后，只有十多天时间，就有县令派人上门为“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的三公子提亲；接着又有太守派人为“娇逸未有婚”的五公子说媒。当兰芝应婚后，太守家“金车玉作轮”“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杂彩三百匹”“从人四五百”，浩浩荡荡去迎亲，没有因为兰芝是二婚，是寒门，就有丝毫的慢待。可见当时人们并不十分看重门阀等级，也不看重头婚二婚，看重的主要还是人品和相貌。这一点恐怕比当代更开明开放。连太守、县令都不怎么看重的所谓封建礼教与门阀，焦母作为一个普通妇女，真的会那么看重吗？

    焦母丧夫，儿子外出公干，女儿尚小，内心孤独郁闷却无处诉说，兰芝正好成了她发泄苦闷的对象。所以在她眼里，兰芝的一切都是“无礼节”“自专由”。兰芝的一句“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一个家庭的媳妇都难做，只是“君家”的儿媳才难为。可见焦母的行为只是个人行为，并不代表整个时代。焦母是出于个人情感与私心在时时处处刁难儿媳。这种刁难不是在维护封建礼教，而是在排解内心苦闷的近于变态的情绪。

    所以我认为，纯粹是一个寡母强烈的“恋子情结”所产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活生生拆散了一对鸳鸯，导致了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

    从刘兄来看，说刘兄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实在是冤枉他了。他对兰芝的一番开导，合情合理。在兰芝与仲卿不可能复合的情况下，他希望妹妹趁年轻，尽快再找个好婆家，有什么错呢？再说，不嫁县令的儿子也就罢了，如果连太守的儿子都不愿嫁，以后谁还敢再上门提亲？兰芝本就是二婚，已经二十岁了，这在当时已是大龄青年。与仲卿的复合不可能，如果又没人再敢提亲，那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作为长兄，审时度势，劝导妹妹认清形势，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就算有错，不过是有点虚荣心罢了。这是每一个平常人都可能有的虚荣心。正是这样的虚荣心，才使刘兄这个人物更真实，作品更生动。说他“热衷富贵”“时刻希望往上爬”“自私自利”，这么上纲上线，罪状似乎太大。如果他真是一心只想往上爬，那县令的儿子来求亲，他就会牢牢把握机遇了，哪里还会坐等太守的儿子再来说媒呢？

    因此，作品的主题思想应该是：以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为线索，细致地描写了兰芝与焦母之间的婆媳矛盾，深刻地揭示了焦母因恋子情结而产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有力地表现了兰芝的美丽、贤惠与反抗精神。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0年第11期，有删改）

只有从具体的事件中，人们才会准确打捞对某一年的公共记忆。而这些事件，在互联网时代，往往表现为一年之中的热搜词。我们在热搜词里读懂中国。近日，基于网民搜索大数据而生成的热词榜单正式出炉。这份榜单与我们在2020年的感受若合符契。新冠肺炎、疫情、复工复产、全面小康、中国火星探测、直播带货、国内游……年度大事件纷纷上榜，为我们这一年“总结陈词”，也刻画着2020年的真实面貌。

用一个词来总结这份榜单中的中国，那就是“韧性”。2020年的中国不容易，但恰是凭着这种“韧性”，中国在困境中进发出一种强大的生命力量，于危机中育出新机。

在众志成城的抗疫中，国人显露出英勇无比的韧性。我们万众一心打赢了武汉保卫战，成功阻击本土疫情，常态化疫情防控中，一些地方零星散发疫情被精准控制，中国成为全球抗疫最成功的国家。成功阻击疫情，彰显着中华民族性格中长久以来的韧性传统，这是中国先于其他国家走出本土疫情的重要原因。

韧性，是植根于国人血液中最重要的民族性格之一。中国文明之所以历经千年而不断流，就是因为中国人在性格与文化上，有着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中华民族经受住了一次次危难。在2020年的疫情中，我们同样经受住了考验。

民族性格的韧性，还投射到国民经济的韧性上。在热词盘点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强大的复苏能力。疫情肆虐之时，中国经济也受到波及，经济发展遭遇相当程度的挑战。但正如“复工复产”成为2020年度热词，中国经济的韧性决定了其不会轻易言败。2019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同时我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供应链体系健全、产业配套能力强、生产组织高，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经济迅速恢复的基础条件。

除了积淀雄厚，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困境之中，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着力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畅通内循环。在疫情中我们看到，直播经济、外卖经济、线上办公、在线教育等创新经济冲上风口，成了拉动中国经济复苏的新增量。如此种种，都描摹出中国经济的韧性底色。

这份关于2020年的热词榜单，总结了中国在这一年中所经历的困难，也见证着中国如何在强大的韧性中逆风而行。未来，中国前行之路可能仍将不甚平坦，也会遭遇压力，但有这种韧性在，中国就会不断前行。

当我们度过非同寻常的2020年，回首发现，国与民的力量，都彰显出一种韧性品格。爬坡过坎，迎难而上，我们将穿越荆棘之地，走向更加开阔的未来。

（摘编自韩丹《在热搜词中见证“韧性中国”》）

材料一：

近十余年来，人文地理学者对于“意象”问题颇为关注。地理学者考虑“意象”没有文学史家那么麻烦，只是将它理解为客观事物在人类主观世界中的反映。既如此，地理学者不再刻意强调“意象”是否经过某种“加工”，因为环境感知必然受到文化价值取向、知识背景的制约。就是说，凡进入观念世界的客观物象其实都已经过了主观选择。

意象的表达自来以文学语域为其胜场。因而人文地理学者在研究地理意象时，少不得须取材于文学作品。从地理本位看，比较重要的是两个方面。

一是利用历史地理的知识背景对古典文学中的类型化意象进行探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地理意象，类型化的趋势非常突出。例如，中古乐府中的“巫山高”“陇头水”，唐人吟咏中经常出现的“淮南落木”，以及唐宋词牌中的“望江南”“八声甘州”等等，各自包含了独特的意蕴。

毫无疑问这种探讨属于文学地理的题中应有之义，甚至不妨说是其中的核心内容。近年来文学地理的研究引人注目，特别在文学史界，出现了若干种专著。但那些研究一般都是对作家和作品进行一些统计分析，因而其中所谓“地理”往往只表现为平面的分布态势，或者是作为背景的人文社会环境。事实上，地理因素完全可以参与文学创作过程。它可以点燃诗人的激情，成为作家发挥想象力的凭据，从而形成一些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语料，寄托某些特定的思想情感。也有人从文学角度对一些地理意象进行过探讨。例如，唐宋文艺作品中的“潇湘”，近年来艺术史、文学史学者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台湾学者衣若芬女士认为，“潇湘”的意蕴有恨别思归、愁苦闲适之类。地理学者出于自身的敏感，对此更关注的是其中的“象”，即作为一个地理实体而给人留下的空间感、场景感。这种空间感不是哲学、社会学意义上用以形容“公共领域”的“空间”，而是有长宽高、有声光色的物理空间给人的感觉。在这里可以看出视野的分殊。

二是文学作品中的空间逻辑。地名是对文学作品进行空间定位（往往同时也是时间定位）的坐标。事实上，它还有更深一层意义。因为地名所代表的不只是孤立的点、线、面，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内在联系，有一种不以作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空间逻辑。无论作品中的文学世界与客观的物质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系，忠实反映也好，抽象折射也罢，其空间逻辑都应该是清晰有序的，而不应该是混乱、胡来的。因此，空间逻辑往往可以为古代文学作品的考订提供一种坚实的客观参照。

文学史家对于历史地名向来很重视。但由于其目标只在于理顺作品，带有很强的实用倾向，因而他们所做的地名考释往往只强调具体语境，而不关心普遍情形。这就比较难以掌握历史地名运作的通则。例如，他们见到杜甫在某首诗中用“江汉”包举巴蜀，便以为“江汉”这一地名中本来就有“指巴蜀”这么一个义项。一个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地名，活生生被他们硬劈成两个。

更要命的是，他们还会从个人的想象出发，对历史地名做出一些纯逻辑的推论。例如，他们注意到三国时孙吴曾领有今湖南省境，便断定今湖南在历史上亦可称“吴”，全然不顾“吴”这个地名在历史上的实际使用情况。这从实质上已不是在研究历史，而是在创造历史了。要研究历史，这样做演绎是不行的，得做归纳，得从古人对某地名的具体用例中，找出其得名的确切依据，以及其使用的实际情形。那样的结论才是科学、合理、可信的。

（摘编自张伟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

材料二：

地理意象是一个文化聚合体。从历时性来说，地理意象因为具有鲜明显著的地理因素和地域特色，展示着不同时代地域的创作、接受心理和文学变迁的内在动因及表现形态。地理意象即在时空两个维度上参与文学文本全方位、立体性构建，进而观察出特定群体的精神气质和生存状态。如在宋玉辞赋中的“高唐神女”完全是独特地理环境和荆楚之地风情文化复合的产物。川东与鄂西一带地貌奇特怪石嶙峋、山间气候风云变幻山雨颇多且急，而且楚人重巫善想象，故而衍生出“神女”意象。闻一多就认为“巫山朝云”与《诗经》“南山朝隋”几乎一体、“高唐”即楚地“高谋”，陈梦家更是直言神女为“帝之季女”的“巫儿”，认为这些都与荆楚之地巫祭之风盛行、民风淳朴、青年男女奔放热烈的爱情观有关，故而“高唐神女”也是典型的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文化贮存器。

（摘编自刘洁《地理意象的构成及其审美价值》）

材料一：

1982年的一个秋日，马尼拉洛斯巴洛斯镇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学术报告厅里，正在举行国际水稻科技界的盛会，座无虚席。屏幕上打出袁隆平的巨幅头像，下方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行特大黑体英文字，报告厅里顿时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说起研究杂交稻的初衷，袁隆平说：“上世纪60年代，我曾亲眼看见过5个饿殍，两人倒在桥下，两人倒在田里，一人倒在路旁……”饥饿让袁隆平对水稻充满了遐想，他决心挑战传统的经典理论，跳出“无性杂交”学说的束缚，着手进行水稻有性杂交试验。

然而，要找到“天然雄性不育株”却非易事。他和助手们每天头顶烈日，脚踩烂泥，低头弯腰，在稻田里寻寻觅觅。袁隆平和助手们整整花了6年时间，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后，袁隆平与同事们一起率先育成我国第一个实用水稻雄性不育系及保持系“二九南1号”。1973年，协作组通过测交找到水稻雄性不育恢复系，至此，三系配套难关全部攻克，一举奠定杂交稻从理论到现实的基础。1976年开始，三系杂交稻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比常规稻平均每亩增产20%左右。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震惊了全世界。

袁隆平没有骄傲，更没有止步，他感到三系法也存在着配组不自由、种子生产环节多等不足，他决心开展新的攻关。

成功与失败总是相伴的。正当不育材料秧苗研究搞得如火如荼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给袁隆平心爱的水稻雄性不育试验“当头一棒”，几年积累下来的700多株珍贵不育材料秧苗，一夜之间被人全部拔除毁坏。

一些同行送来了冷嘲热讽。面对这种质疑，袁隆平显现出从未有过的自信：“从表面上看，试验是失败了，但从本质上看，试验是成功的。”此时，袁隆平沉着冷静，查找资料，分析问题，仔细思考，终于拨开云雾，提出了解决办法。到2000年，两系法杂交水稻平均产量比三系增长5%～10%，续写了“东方魔稻”的新篇章。

为全面开展超级杂交稻研究，在分子层面探索超级稻秘密，2000年5月，科学家宣布，中国超级杂交水稻基因组计划启动。

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使水稻平均亩产比原先增加20%以上。这项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惠及全世界。

袁隆平把他的研究生介绍到国外攻读博士学位，很多人学成后都留在外国。有人便跟袁隆平说：“人才都飞了，您可是白费心血了！”袁隆平认真地说：“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未来，需要大量超过袁隆平的人才。优秀人才的成长需要广阔的自由天地，让他们通通窝到我的手下来，受着我的思想束缚，而且我还无法给他们提供一流的研究条件，怎么能使他们成长为超过我的杰出学者呢？一旦祖国有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随时都会回来的。相反，如果他们回来而又无用武之地，那又叫人家回来干什么呢？”

（摘编自农博网《袁隆平与杂交稻》）

材料二：

“天眼”之父南仁东，17日被追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24年，8000多个日夜，南仁东为中国“天眼”燃尽生命，在世界天文史上镌刻下新的高度。“天眼”与天宫、蛟龙、大飞机等一起被列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丰硕成果。南仁东来不及目睹，但他执着追求科学梦想的精神，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勇攀世界科技高峰。

“天眼”：一个国家的骄傲

1993年，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在日本召开。科学家们倡议：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会后，南仁东极力主张中国科学家启动“天眼”项目。这个当初没有多少人看好的梦想，最终成为一个国家的骄傲。

斯可克回忆：“南仁东总跟我说，国家投入10多亿元搞这个望远镜，如果因为质量问题或者工程延期导致停工，每天损失将达50万元。花了这么多钱，如果搞不好，就对不起国家。”

执着：为“天眼”燃烧20多年人生

南仁东用大约10年的时间走遍了贵州大山里的上百个窝凼。

一次，南仁东下窝凼时，瓢泼大雨从天而降。他曾亲眼见过窝凼里的泥石流，山洪裹着砂石，连人带树都能一起冲走。南仁东往嘴里塞了救心丸，连滚带爬回到垭口。许多工人都记得，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为亲自测量工程项目的误差，南仁东总会丢下饭碗就往工地上跑。

寻梦：探索科学未知无止境

对待科学研究，南仁东无比严肃和严谨。“天眼”没有哪个环节能“忽悠”他，任何瑕疵在他那里都过不了关。工程伊始，要建一个水窖，施工方送来设计图纸，他迅速标出几处错误打了回去。施工方惊讶极了：这个搞天文的科学家怎么还懂土建？

“南老师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他要吃透工程建设的每个环节。”学生甘恒谦说。在南仁东看来，“天眼”建设不由经济利益驱动，而是源自人类的创造冲动和探索欲望。南仁东的心中，总是藏着许多诗意的构想。

“让美丽的夜空带我们踏过平庸。”这是他留给人世间的最后思考。

（摘编自《踏过平庸，一生为中国“天眼”燃尽——追记“时代楷模”南仁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