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中学生普遍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积累。有关部门最近一次调查表明，中学生中喜欢和比较喜欢昆曲艺术的只占到被调查人数的12%。

    材料一：

    最近，讲述“慰安妇”老人生存现状的纪录片《二十二》吸引大批观众走进影院，悲情触摸那段充满伤痛的历史；继而纪录片中老人们的截图竟然被制作成“表情包”在 网络上出现，引发集体愤怒。两件事，让我们分别看到了尊重与无知。

    “听完片尾曲，没有人说话。灯亮了，好些人还在位子上发怔。”一位观众的话，道出了多数人观看《二十二》之后的感受。老人们所经历的苦难，那些烙印于心的伤痛，即便只是通过平静的镜头语言，也足以产生撼动人心的力量。从上映前 3 万多人为影片捐款，到后来无数人转发影片信息、呼吁人们观看，可以说，一部纪录片，倾注了从制作者到观影者共同的情感，也凝结成整个社会的集体追思。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老人们痛苦、哭泣的表情，竟然被制作成充满戏谑色彩的“表情包”。这种消费苦难、无底线娱乐化的举动，无异于是在受害者的伤口上撒盐，也是对大众集体感情的挑战，当 然让人难以接受。后半生都在悲剧中活着的“慰安妇”，犹如压在我们民族心口上的一 块石头，这块石头上刻印着战争历史的痕迹，也承载着不能忘记的家国之痛。况且，她 们所遭受的侵害，至今没有得到始作俑者的道歉。如何对待这些战争受害者，直接关系 着各国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

    （摘编自《别让对历史的铭记毁于“表情包”》）

    材料二：

     “葛优躺”表情包侵权案二审落槌，维持原判，判决艺龙网公司赔偿葛优经济损失 及维权合理支出 7.5 万元并赔礼道歉。从“葛优躺”走红，到葛优肖像权“躺枪”，再到今天葛优胜诉，尽管维权过程并非轻而易举，但这起案件给企业和公众都上了一堂普 法教育课：使用真人表情包不能随心所欲，即使博人一笑，也应谨守法律边界，以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为前提。

    时下，表情包已成为流行的网络表达方式，但也带来了滥用的乱象。除了本案中的演员葛优外，姚明、张学友、周杰等体育、演艺明星的表情包，也是网民社交聊天、商家广告宣传的热宠。事实上，明星官方出品的“正版”表情包不仅是宣传工具、圈粉利器，还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现实中，明星真人表情包的使用却往往超越官方提供的范围，侵权纠纷也因此时有发生。

    更为恶劣的是，个别商家与网友在制作与使用真人表情包时，为蹭热点而践踏道德底线。比如，韩红帮助环卫工人打扫街道的画面被制作成“韩红听了都想打人”的表情包，此类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有违社会公德的表情包，不仅把网络环境搞得乌烟瘴气，更销蚀社会的价值认同。

    （摘编自《表情包也要有“法治脸”》）

    材料三：

    在网友看来，表情包的使用早已经不限定在官方提供的范围之内了。傅园慧的“我 已经使了洪荒之力了”，尔康的招牌动作“伸手咆哮”，黄子韬的“我选择狗带”以及漫画与姚明等名人照片“移花接木”合成的表情包……成了社交聊天时的热宠。随着这股潮流，商家也爱用表情包为自己的产品广告宣传。为此，部分“被表情包”的名人选择用法律手段进行维权。

    “如果截取表情包图象以商业使用为目的，未经肖像权人或其三代以内近亲属同意，就会构成对他人肖像权的侵害。”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陈堂发说，如果表情图形存在对权利人的不适当“艺术”处理，体现为一种“丑化、歪曲”的效果，可能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

（摘编自《小心！你的表情包可能违法》）

追寻隶书演变之踪

孟鸿声

    “隶变”是古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起点，也是汉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汉字形态逐渐由线条圆转、依类象形的篆书，转向点画顿挫、笔性丰富、渐趋平直的隶书，变得更容易辨识。“隶变”一词在唐代唐玄度的《新加九经字样》中便有提及，后见于宋代郭忠恕的《佩觿》、宋代徐铉校注的《说文解字》等。一般认为，隶变始于秦国文字，是俗体流行所推动的结果。然而，隶变这一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从战国楚简中亦可追寻到部分“隶变”的踪迹以及书法艺术的自觉演变。

    学界曾有观点认为，在秦朝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后，楚文或毁于秦火，或葬于地下。楚文的消失似乎显得顺理成章，但事实却没有那么简单。“书同文”所统一的主要是公文用语和用字规范，六国多样化的书写习惯是难以同一的，因此楚文的融合、转化、演进具备一定可能性。

    从现有文献、文物来看，楚简的书体、字体和笔法形态呈现出多样性特征，具备了毛笔书写、多面出锋、用墨自然、笔性灵动、点画多样、提按顿挫、平直折转等书法艺术元素。这些包含篆、草、隶、楷、行点画的楚简文字，极富人文笔性，其点画的多样性成为一种生生不息的书法艺术母体。楚国简帛文字的多样性亦造就了不同书风，各个篇目，自成系统。仅以部分郭店楚墓竹简为例，《唐虞之道》温润静穆、淳朴内敛；《尊德义》苍茫奔放、起伏跌宕；《老子·甲》整齐严谨、雅致精微。关于楚帛文字，郭沫若先生认为：“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隶书。”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也认为：“如果秦没有统一全中国，六国文字的俗体迟早也是会演变成类似隶书的新字体的。”可以推断，至少在楚国简帛文字中可能存在与隶变相似的形变现象，楚文字书法艺术的“今文”趋势，不仅彰显了其笔理墨妙，更蕴含着一种自觉的人文精神。

    对于隶变的探讨，离不开关于书法正体和俗体问题的研究。《说文解字·序》有“著于竹帛谓之书”。王国维指出：“掌文书者亦皆谓之史，则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这些“掌文书者”均为诸侯国史官，而不像汉代简牍更多来自佣书和刀笔小吏，他们抄写大量经典所使用的应为官方通行文字。在古文向今文转化的探索和自然演化中，各诸侯国史官“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在文字中凝结着各自的人文特质，使得多种新形体出现。这些形体均可视作汉字形体正常演化的产物。所以，“隶变”是在大量古书经典的创作、研究、传抄中发生的，所谓俗体的推动仅是促成汉字形体演变的动因之一。

    追寻隶变之踪，可以一窥中国书法逐步走向自觉的历程，体味汉字背后蕴含的人文精神，更加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选自2019年05月19日《人民日报》）

种子达人

2000年，钟扬辞去武汉植物所的工作来到复旦大学，经佐琴成为他的行政秘书、后勤主管。

那年5月钟扬报到时，学校还没有过渡房。经佐琴临时给他找了一个系里别的老师提供的毛坯房，当经佐琴愧疚地和钟扬沟通此事时，没想到他毫无怨言接受了这个连煤气、热水器都没有的房子，洗着冷水澡住了半年。

十几年过去了，钟扬和家人的住房仍没有太大改善，只是从毛坯房搬进了一套仅有几十平方米的小屋。

这和光鲜亮丽的上海形成了强烈对比，和他后来担任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生院院长的职位也产生了巨大反差。

为了供孩子上学，钟扬夫妻把唯一的房产卖了，如今的住所是岳父岳母的房子。这个小屋紧挨着一片工地，却住着钟扬一家四口和他的岳父岳母。

尽管钟扬对生活品质不讲究，但对于“种子”却一点也不将就。为了自己的“种子事业”，他的足迹延伸到了植物学家的“无人区”——西藏。

从他到复旦大学的第二年，钟扬就开始主动到西藏采集种子。2009年，钟扬正式成为中组部援藏干部。据统计，在这十几年间，他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占到了西藏特有植物的1/5。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钟扬要收集种子？

“一个基因能够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能够造福万千苍生。青藏高原这个占我国领土面积1/7的地区，植物种类占到了1/3。有些地方甚至100年来无人涉足，植物资源被严重低估。”钟扬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这样介绍。

他深扎在此，努力为人类建一个来自世界屋脊的“种子方舟”。

对钟扬来说，采种子是一件乐事。“作为一个植物学家，我最喜欢的植物是蒲公英，如果发现它开花并且结了种子，我会用手抓一把，一摊开里面一般有200颗。我最讨厌的植物是什么呢？椰子。那么大一颗，8000颗的样本数量，我们需要两卡车把它们拉回来。”钟扬调侃道。

然而，在西藏采集种子更多的是随时出现的高原反应和长时间的体力透支。而钟扬却背着他经典的黑色双肩包，穿着磨白了的“29块钱的牛仔裤”，戴着一顶晒变色的宽檐帽，迈着长期痛风的腿在青藏高原上刷新一个植物学家的极限，连藏族同事都称他为“钟大胆”。

对于钟扬的博士生、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拉琼来说：“每次和钟老师采种子都是惊险和惊喜并存。”

“那次，我和扎西次仁（钟扬在西藏的首位植物学博士——记者注）跟着钟老师去采集高山雪莲。我们从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出发向更高的山地挺进时，钟老师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头痛欲裂、呼吸急促、全身无力，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拉琼回忆。

大家都建议钟扬待在帐篷里，而他却说：“我最清楚植物的情况，我不去的话，你们更难找。你们能爬，我也能爬。”最终，钟扬带着学生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峰北坡采集到了，被认为是世界上生长在海拔最高处的种子植物——鼠麴雪兔子，也攀登到了中国植物学家采样的最高点。

如今，这些种子静静地沉睡在一个又一个玻璃罐头里，等待着有一天，改变人类的命运。按钟扬的话说，也许那个时候，胖胖的钟教授已经不在了，但是他期待着它们可以派上用场。

……

生命延续

2017年5月的一场讲座中，钟扬曾介绍自己实验室里研究过一种“长寿基因”。他们使用生命期5～7天的线虫作为实验对象，当某种基因被敲除后，线虫寿命可增加5～7倍。

有人问，只要敲除一个基因，人是否可以更长寿。钟扬回答：“这个基因主管生殖，要想长寿必须在一出生就去除掉，意味着你将终身无法生育”。对于钟扬这样的植物学家来说，生命的长短成为了藏在基因里的密码。

但对于他个人来讲，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或许在与千千万万种生命打交道的过程中，钟扬已经有了答案。

“在一个适宜生物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环境中，不乏各种各样的成功者，它们造就了生命的辉煌。然而，生命的高度绝不只是一种形式。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的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乃至物种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换言之，先锋者为成功者奠定了基础，它们在生命的高度上应该是一致的。”在2012年7月6日复旦大学的校刊上，钟扬发表的《生命的高度》一文这样写道。

在探寻生命的边界时，他甘愿成为一个先锋者。

钟扬的身体条件是不适合长期在高原工作的。2015年，钟扬突发脑溢血，对常人来说，这应是一次生命的警告，钟扬却把它理解成工作倒计时的闹钟。

“他有一种想把时间抢回来的劲头。”拉琼回忆道，病好以后，大家都以为原本忙碌的钟老师可以调整一下超负荷的生活节奏，“收敛一点”。没想到的是，他变得更加拼命了。

拉琼展示了钟扬2017年6月24日的行程安排：上午到拉萨贡嘎机场，下午3点半参加西藏大学博士生答辩会，5点跟藏大同事和研究生处理各种学科建设和研究生论文等事情，晚11点回到宿舍网上评阅国家基金委各申请书，凌晨1点开始处理邮件，凌晨两点上床睡觉，清晨4点起床，4点半赶往墨脱进行野外科学考察。

钟扬未完成的愿望很多，他希望继续收集青藏高原的种子资料，希望帮助西藏大学学科建设不断提高，希望培养出更多扎根高原的植物学人才……

脑溢血之后，医生、亲友、同事都劝钟扬不要再去西藏，说他简直是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而他第三次向组织递交了继续担任援藏干部的申请书，成为第八批援藏干部。

“再次进藏时，我明显感觉到他的身体大不如前，连上车和下车都特别吃力。但他总说‘没事，我很好’。他对我说，自己的时间太短了，必须这样。”拉琼说。

2017年9月25日，钟扬忙碌的行程在“出差赴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作报告‘干部创新能力与思维的培养’”之后戛然而止。

而在他双肩背包的很多张小纸条中，他的工作依然很满——

9月26日，他将回到复旦大学上党课，带大家学习科学家黄大年的先进事迹；

9月28日，他将来到拉萨，参加29日的西藏大学生态学一流学科建设推进会；

之后，他将完成和拉琼参与创办的西藏植物学期刊的创刊文章；和杨亚军一起完成关于“生物样本库的伦理问题和管理政策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招标；继续英文科普书籍《不凡的物种》的翻译工作……

未来，他还希望在成都或上海建立青藏高原研究院，让上海的红树林实现自由生长，让更多的中小学生通过科学课程提高科学思维，让更多的学生致力于青藏高原的种子事业……

“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对于生命的意义，钟扬这样说。

从森林里来的孩子

张洁

 在音乐学院，孙长宁看见一间门上写有“招生委员会”字样的房间，便推门进去。 “喂，孩子，请你出去，这是考场！”

 孙长宁舔着由于几天来的疲劳、没有睡眠、不正常的饮食而变得干裂的嘴唇，十分 抱歉地说：“对不起；我也是来参加考试的！”

 “你来晚了，复试都要结束了！”

 桌子后面的监考老师骚动起来，主考傅涛教授向擅自闯进考场的孙长宁严厉地瞪视着。

 人们的淡漠使孙长宁那敏感的自尊心感到了极大的难堪，他真想退出这个使他的脊 背冒汗的房间。

 为什么还要赖在这里呢？走就是了，很简单，只要转过身去，扬起脑袋，拉开房 门。他想起梁老师在弥留的时刻对他说过的那些话。不，不能走！必须把梁老师没有 说完的活，沿有做完的亭，一生一世地、永不松懈地继续下去。他叉开两腿，比以前 更牢地钉在那里。

 他那低垂着的、羞涩的眼睛抬起来了——那是一双像秋日的晴空一样明澄的眼睛——坚决而迅速地说起来：“老师们！还是请你们听一听吧，哪怕是只听一个曲子！”

 傅涛教授不由得细细地打量着这个固执而古怪的孩子。孩子手里那个装长笛的盒子 不知为什么引起了教授的注意。盒盖左上角的护皮脱落了……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盒子似的。

 “老师，让他演奏一下吧！”七位考生一齐为他力争。

 就是这七个人，已经是难分高低上下，让教师们一个也舍不得丢下啊！一股热乎乎 的激流，冲击着每一个教师的心！教师们不由得同意了这个顽强的孩子。

 孙长宁脱下了那件几个昼夜也未曾离身的大皮袄，摘下了大皮帽子。一缕柔软的、 卷曲的额发立刻垂落到平平地展开着的眉毛上，带着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局促，孙长宁开始了演奏。

 不一会儿，孙长宁自己就被乐曲中表现出来的东西感动了。他不再记得这是考场， 仿佛他重又对着那无涯无际的森林在吹；对着山脚下那像童话中的小木屋在吹，小屋顶上积着厚厚的雪，从凝结着冰花的小窗里透出了温暖的灯光。那儿，是他亲爱的故乡.

 当明亮、质朴、优美的像散文诗似的旋律流泻出来的时候，教授被深深地感动了。 从敞开的心扉里，他看见了一个没有在这个考场上出现的人，一个优美而高尚的灵魂。那人和这少年一同在倾诉着对光明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

 不知为什么，他对这少年人渐渐地产生了一种歉疚。他是从哪里受到了这样严格而正规的训练呢？他的表现手法严谨而细腻。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引起了教授的联想。 他又想起了那个好像在哪见过似的装长笛的盒子。

 孙长宁轻轻地收住了音响。

 傅涛教授却早已忘记了自己应尽的一个主考教师的责任，仿佛在参加一个精彩的音 乐会似的，神情恍惚地说：“再演奏一个吧！”

 孙长宁更自如地一个乐曲又一个乐曲地演奏下去。此时此刻，除了那片在春风里快乐地摇曳着嫩绿枝条的、朴实无华的白桦林以外，他什么也看不见了。

 没有一个人愿意扰乱这些旋律在大家心里形成的感觉——干净的、纯洁的、向上的感觉。那七个考生突然热烈地喊起来：“老师，这才是真正的第一名！” 

孙长宁觉得好像一下子被人从深谷推上了山巅。 

“告诉我，这是谁写的？我怎么从来没有听到过？” 

“我的老师！” 

“他现在在哪儿？” 

“他……他在森林里！”

 “在森林里？！”那飘飘渺渺、若有若无的呼唤一下子变成了鲜明而生动的形象， 站在教授的眼前。难道真的是他？难道这个少年是他的学生？

 孙长宁慢慢地把长笛放在教授面前的桌子上，又从背包里掏出厚厚的一叠乐谱，含 泪说道：“这是老师留下的！”

 在乐谱的封面上，教授看到了工整而熟悉的笔迹，端正地写着：“梁启明！” 啊！果然是他！教授想到那位最知已的朋友，同时代人里最有才华的一个。他抚摸 着长笛和乐谱。这就是那个才华横溢、勤于事业、忠于理想的人留在世上的全部东西 了。是全部吗？啊，远远不是，他抬起一双泪眼，宽慰地看着站在面前的这个少年， 拉过他的手，把少年人那热泪纵横的脸贴近自己的心田。不，生命并没有在那片白桦 林中结束，往事也没有成为陈迹，这就是他的生命的继续。

 夜晚，当孙长宁躺进教授那松软的、散发着肥皂的清新气味的被窝里的时候，从浅 绿色的窗帘的缝隙里，他又看见……

 陈年的腐叶在他的脚下沙沙地响着；风儿在树叶间飒飒地吹着；蝴蝶飞着，甲虫和 蜂子嘤嘤地哼着；啄木鸟笃笃地啄着。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叫了一声，又停了下来，从 森林的深处传来了另一只鸟儿微弱的啼鸣，好像是在回答这只鸟儿的呼唤。远处，时 不时地响着伐木工人放倒树木的呼声：“顺山倒——”“横山倒——”。这声音像河 水里的波浪似的荡漾开去。突然，一种奇怪的声音传入耳际——它既不像鸟儿的啼鸣 缭绕，也不像敲打着绿叶的一阵急雨；它既不像远处隐隐约约的伐木工人那拖长了的 呼声，也不像风儿掀起的林涛，可是它又像这许许多多的、他自小就那么熟悉的、大 森林里的一切声响。朦胧而含混，像一个新鲜、愉快而美丽的梦。它是童话里的那支 魔笛吗？在一片已经伐倒了不少树木的林间空地上，和爸爸住在一个帐篷里的从北京 来的梁老师在吹着一根长长的、闪闪发亮的东西。

 朦胧中，梁老师弥留之际的话萦绕耳际：“总有一天，春天会来，花会盛开，鸟会 啼鸣。等到那一天，你到北京去。那里，一定会有人帮助你继续完成….”

 (有删改)

芡在分类学上隶属于睡莲科芡属，其俗名“芡实”是大众更为熟知的名称，其拉丁属名Eu—ryale是希腊神话中一位女妖的名字，由于这位女妖的所有发丝均为致命的毒蛇，因此她的名字被很形象地用来描述芡属全株具锐刺的形态特征。芡实成熟的果实近球形，因其顶部的宿存花萼狭长呈披针状而使整个果实形似鸡头，故在江浙一带又被叫作“鸡头米”，是当地传统的粮食作物，因其独特的风味而被列为著名的“水八仙”之一（其余“七仙”分别为茭白、莲藕、水芹、慈姑、荸荠、莼菜、菱角）。

除了极具特色的果实，芡实最为人们所赞叹的是它那巨大的叶片。这些近圆形的浮水叶片通常能长至1米直径，而在条件十分适宜的环境下其直径甚至能够长至接近3米，芡实是睡莲科内体型唯一能和王莲属相媲美的植物。然而在分类学上，芡实属的发表要早于王莲属，在亚马逊王莲被英国植物学家Robert Schomburgk发现之初，因为其同样具有巨大的浮水叶片，他将其归在了芡实属之中，命名为Euryale amazonica。后来，经过植物学家John Lindley的研究，王莲属才最终被成立并被认为与芡属有着非常密切的亲缘关系。虽然世界范围内睡莲科各属间的关系一直无法真正厘清，但从发表的先后顺序来看，与其说芡实像王莲，倒不如说王莲像芡实来得妥当。

同王莲一样，芡实的叶片也有着很好的承重能力，其原因就藏在它那叶背之下。从叶片的背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整齐的脉络结构——粗大的一级叶脉呈辐射状排列在叶片中心，而其间又有密集的次级叶脉做分割。这些叶脉纵横交叉，如同一张蛛网般覆盖在叶片之上，将整张叶片精细地分割成无数个大小相仿的单元。合理有序的叶脉系统代表了优秀的力学性能，给芡实叶片带来了良好的支持力和稳定性，使叶片得以平衡地漂浮在水面上。除此之外，芡实的叶脉之中还藏有许多气室，而这些气室则像是给叶片配上了量身内置的“救生圈”，为其带来了澎湃的浮力。因此，虽不像王莲那样足以承受一个小孩的体重，但作为难得的水面漂浮平台，芡实的叶片给许多水鸟提供了优秀的栖息环境，在生态系统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为睡莲科的一员，芡实也有着十分标准的开花规律。在每一朵花开放之前的1—2日，花梗会逐渐将花苞顶出水面，直至感受到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它那厚实的苞片和花瓣方才陆续张开，并在8：00左右完全开放。而随着一天内光照的不断变化，约16：00—18：00，花朵便会逐渐闭合。如芡实花这般几乎“朝九晚五，从无加班”的作息着实是让人羡慕，然而在“八小时工作制”的背后，芡实却有着十分高效的办事效率。由于其花朵的寿命较短，甚至于单花完全开放的总时长仅约20小时，为了尽快顺利完成传宗接代的古老使命，新长出的花朵往往倾向于选取最短的路径以近垂直的方向冲出水面，哪怕是过程中有叶片遮挡，它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其顶破。而在花朵完成授粉后，花梗便会延长并在重力的作用下向下弯曲，将花头重新拖回水下，这一方面是由于水下环境较为稳定，相比暴露在空气中而言更适合果实的发育；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给新生的花苞留出足够的生长空间。

“鸡头米老了，新核桃下来了，夏天就快过去了。”这是汪曾祺对夏末的印象。每年的8—10月是芡实的采收期，此时便是采芡人一年中最为繁忙的季节。由于采摘下来的芡实十分容易变质，为了保证芡实的鲜嫩，整个收获过程便像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接力赛，采芡人往往要赶在日出之前就下到水塘采摘，然后运输至加工厂内，争分夺秒地在一天内完成剥壳、清洗、分级挑选等层层工序，最后经包装运输，方才得以按时交付给各地的市场。或许是记忆里的那碗桂花芡实汤实在过于惊艳，每年一到初秋芡实上市之际，立马就能吸引到大批拥趸，而这难得的时令风物，也早已在一代代老饕们寒来暑往的等待之中跨越了万千次四季流转，见证了一次次的朝代更迭。

早在周朝，芡实就是祭祀大典中必不可少的一样贡品，并且需要用专门的容器——筠（biān）进行盛放并由专门的筠人进行布置。《周礼》中记载，“加筠之实，菱芡粟脯”。菱角、芡实、栗子、肉脯四样食物，是行加笾之礼时的标配。除此之外，在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祭孔大典”中，孔子像前所陈的十筠（盐、藁鱼、枣、栗、榛、菱、芡、鹿脯、白饼、黑饼）之内亦包括芡实，并且需要按照“拣净实洁白者，颗颗砌起，下丰上锐，与筠相称”的标准进行码放。可见芡实在传统文化之中有着十分独特的意义。

除此之外，芡实在古代还是一种重要的救荒本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有言：“芡可济俭歉，故谓之芡。”而《本草汇言》之中也有记载：“年荒五谷之不登曰歉。此物能济荒充食以疗饥，故曰芡也。”这种彼时常见于野生池塘、湖沼的大型草本，凭借着满身的锐刺，在古时以收获难度大而著称，但由于其种子淀粉含量高，在粮食歉收的年代，可是十分优良的救济粮。《资治通鉴》记载，唐宪宗元和十二年，淮西（今安徽省江淮地区）由于连年的战乱，粮食悉数供应前线战场，百姓无粮，饿殍遍野，因此百姓们便广泛“采菱芡鱼鳖鸟兽食之”。而在梁简文帝大宝元年，由于江南地区连年闹旱灾、蝗灾，粮食几乎绝收，民间不论富贵与否，皆无口粮度日。彼时的难民沿山谷、湖滨一路逃荒，穷尽草根、树叶、菱角和芡实等为食，然而菱角、芡实虽富含淀粉，但因为其独特的生长条件，在大旱之年必然减产，难民终是食不果腹，纷纷倒在了逃荒的路上。在这饥馑荐臻、天降丧乱的年代，“千时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这样触目惊心的景象随处可见。

（摘编自徐一大《芡实——与人类跨越千年的相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