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就在刚才，上海法院的专门破产审判机构——上海破产法庭正式成立。这一法庭有利于更好地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积极稳妥地处置“僵尸企业”，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上海破产法庭将紧紧围绕依法处置“僵尸企业”。促进市场主体有序退出和困境企业救治的任务，依法开展破产清算、重整、和解案件的审理工作，加强债权人权益保护，优化市场资源配置，防控化解金融风险，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持社会稳定、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上发挥积极作用。

    据悉，破产法庭是专门审理破产案件的法庭。此前，深圳、北京已经相继成立了破产法庭。

    摘编自“东方财富网”2019年2月1日，《上海破产法庭挂牌成立系全国第三家》）

    材料二：

    根据2007年6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和第七条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当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

    据些，企业资不抵债进入破产程序通常有三种结果，和解、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对比破产清算，破产重整能够更大力度、更广层面保护债权人、股东及其他相关权益人的权利，破产重整状态下的债权清偿率通常高于破产清算。

    破产重整可由债务人或者债权人提出申请，假定企业能顺利完成重整，则必须经过如下几个步骤：1、申请重整；2、法院受理重整申请，裁定准许公司进行重整；3、制定重整计划，由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后，提交法院裁定批准计划；4、计划批准后，重整计划需按期执行完毕，提请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收到法院批准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民事裁定书后，重整顺利完成。

    （摘编自“搜狐网”）

    材料三：

    2007—2017年发生过破产重整的上市公司数量（单位：家）

    （注）在49家发生重整的上市公司中，地方国企和中央国企共计24家，占比49%，民营企业21家，占比43%，另有3家公众企业和1家集体企业。（以进入重整程序前一日的公司属性为准。）

    （摘编自“搜狐网”，《49家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例最全梳理》）

    材料四：

    破产保护的核心，是为重组融资创制了一种特殊的清偿优先级，在缺乏这一优先级时，重组者通常面临一对矛后：重组得以进行，必须获得新的融资来维持企业营运，并支付资产切割、结构调整。业务重组、雇员遣散等重组步骤所产生的高昂费用，但是很少有人敢把钱借给濒临破产的企业特别是当它的资产多半都已抵押出去之后，除非这个新的债权人在清偿顺序中被允许“加塞”，这一点，在传统民法中是做不到的。

    在美国，如果一旦企业申请破产保护，它的债权人暂时就不能去追究这个企业的债权，企业就能够有个喘息的时间。在申请破产保护的这段时间之內可以想办法，一旦公司通过破产保护，走出了破产法庭以后，相当于把身上的债务甩掉了，可以轻松上阵。

    破产保护除了维护企业和个人的局部利益外，它还有利于防止出现大批失业，对缓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一

    2018年10月15日，我国运用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三十九、四十颗北斗导航卫星。2018年11月6日，联合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际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在西安举行，我国计划今年年底北斗导航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通服务。

    2016年，国家北斗精准服务网已经为全国317座城市的各种行业应用提供北斗精准服务，在城市燃气、城镇供热、电力电网、供水排水、智慧交通、智慧养老等行业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北京燃气集团把国家北斗精准服务网率先应用到燃气全业务链，全市燃气泄漏主动发现率由70%提高到90%。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介绍，目前北斗芯片装机已经超过3000万片，随着地基系统建设，北斗在部分地区可以提供厘米级、毫米级的服务。无人汽车、无人机、机器人等都需要高精度位置服务，北斗导航应用前景广阔。

    摘编自中国证券网《317城已覆盖北斗系统多领域应用正加速推进》

    材料二

    2012年12月27日信息

    相较于美国GPS的研发，北斗系统起步晚了20年，但到2020年左右，北斗系统将形成全球覆盖能力。届时，北斗系统将由空间端、地面端和用户端三部分组成。目前，我国“北斗”卫星系统虽已形成区域导航定位能力，但基本上是以满足商用服务为主。不过其具有很大的军事应用潜力，将成为我军摆脱对外国导航系统依赖、支撑我国信息化军事系统的关键。

    材料三

    从2017年到2020年，中国将把多种类型的近30颗北斗卫星送入轨道，这意味着中国北斗卫星将正式开始全球组网。2017年下半年，我国计划发射6至8颗全球组网卫星，2018年前后完成18颗卫星的发射，率先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基本服务，2020年将建成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形成全球服务能力。

    北斗的产业化应用之路也正全面提速。2016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到2118亿元，北斗对产业核心产值的贡献率已达70%。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其认为，通过积极推动北斗与大数据、云计算与互联网、移动通信的融合发展，围绕“北斗+”与“互联网+”形成的新业态增长迅猛，经济和社会效益开始逐渐显现。

    摘编自宋杰《北斗+互联网+其他行业构建新兴产业链》

    材料四

    北斗导航系统和GPS的主要区别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技术体制的区别，GPS是一个接收型的定位系统，只转播信号，用户接收就可以做定位了，不受容量的限制。“北斗一号”是双向的，既有定位又有通信的系统，GPS是美国军方控制的军民共用的系统，对世界开放。另一方面就是它的用途和特点是不一样的，GPS解决了一个在哪里的定位问题，北斗不仅仅解决了在哪里，还解决你在这里他在哪里的问题，北斗的用户终端实际上是具有收发功能的，北斗是一个具有定位和通信双重功能的设备，用户群上不一样接收的场合也不一样。北斗导航系统的潜力所在，主要在定位通信综合领域上，对这种综合功能有需求的领域都会得到充分的应用，现在仅有定位需要的客户，对北斗的需要不迫切。但是对于既需要位置又需要把位置传递出去的用户，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是非常有用的。

摘编自《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与GPS导航系统的性能比较》

山林是一个隐秘的宝库，为隐士们供给了衣食住等诸方面的所需，以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但有时候，这并不足够。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隐士》里曾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北宋时隐居龙山的孔畋，据称有田数百亩。还有一些隐士得到了官府的赏赐或官员赞助，也饶有资财。陈抟就屡次被皇帝接见，受到赏赐，他隐居的华山云台观也为官府修建。这些隐士，大抵可以过着超然世外的生活。但是大多隐士并没有这么幸运，特别是山林隐士，往往是清贫的，为了“讨生活”，他们还是需要从事一两种职业，以谋生计。

农夫是隐士们最普遍的职业。躬耕，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自然的劳动，被视为是符合隐士身份的。并且，隐士的躬耕，与求取什一之利的田舍翁不同，被赋予了一种修身的意义。在春耕秋收中，隐士们体会着自然的韵律在土地、植物和自身之上的响应，进而让身心达到与自然同步的境界。正如《高士传》中所言：“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从事躬耕的隐士代不乏人。上古有许由，春秋有老莱子，三国时的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也躬耕于南阳，静观天下之变。

渔樵也是隐士从事的一种重要职业。不过，与自给自足的躬耕相比，渔樵因为要出售其剩余产品，不得不与人世发生联系。但一些决绝的渔樵者仍然坚持不在俗人前露面。如南朝人朱百年，以伐樵采箬为业，每次他将樵箬放在路边，自己走开，人们便自取樵箬，按价放钱。朱百年仍可隐藏自己的面目。而有一些渔樵者则选择性地出现，在人世留下雪泥鸿爪。屈原行吟泽畔时遇到的沧浪渔父，《庄子·渔父》中假托孔子所遇到的渔父便是这样的世外高人。渔父、樵夫来自隐士的世界，却对人世有着独特的见解，只言片语，拨醒梦中人。渐渐地，渔樵问答亦成为世外人看世内事的一种象征。除此之外，隐士还依托山林资源，从事其他职业，如安期生卖药，姜歧蓄养蜜蜂，范元琰种菜，傅山行医等，凡此种种，行于世间。

    尽管隐士也在谋生，却无贪欲，所谋乃是最本源的生存需要，而在谋生过程中，他们也绝不放弃隐士的自尊。因此，隐士一般是贫穷的，甚至是赤贫的。而这种赤贫成就了一种高尚，所谓“士不穷无以见义，不奇穷无以明操”。正因为隐士们安于贫穷，不困于功名利禄的樊笼，他们才绝少欲望，无需对繁华世界阿谀取媚，才可昂起高傲的头，立于山林之间。

（摘编自《住在云山深处： 隐士的衣食住行及其他》）

材料一：

政治的本质，说到底就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这里的“人际关系”的概念是广义的，既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指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人是社会性的存在，而不是孤立的存在。人与人之间既需相互依靠，又有利害冲突。协调诸如此类的问题，便是政治的任务。既然中国文化不相信神而只相信人，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头等重要的大事，便自然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天人之际的人神关系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化更重视政治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产生并盛行儒家思想的原因。

中国文化这种重视政治、薄于宗教的特征，当然会给中国文学以很大影响。在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中，诗歌是最早被要求与政治发生密切关系的文体。根据传统的文学观点，诗歌虽然就其本质而言是抒发个人感情的，但因为个人是生活于群体之中的，而政治的作用也无非就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因而诗歌与政治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毛诗大序》之所以一下子从诗歌的抒情功用谈到政治功用，便是因为作者的意识深处存在着上述思路之故。

类似中国诗歌与政治的这种密切关系，在其他诗歌传统中是非常罕见的，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的基本特征之一。正如松浦友久指出的：“在比较诗学上，一般认为，‘诗与政治’的课题引起人们的关注始于近代。但在中国诗史上，这却是自古以来诗学上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并且其中表现的‘诗与政治’的关联，综合包括理念与实践两个层次，而其传统又一直延续到今天——这都是无与类比的特殊情况。”

（摘编自邵毅平《诗歌：智慧的水珠》）

材料二：

唐代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体现出某种带规律性的表征。中国诗史上的一些高潮期，也莫不有它独特的政治背景。战国时，楚面临强秦的威胁，进步爱国力量与腐朽卖国势力的斗争，推动屈原的创作，而屈原所经历的高层政治体验，则赋予他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建安时期，曹操政治集团以其进步的政治路线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式，把因党锢之祸被压抑冷落的士人，重新推向政治舞台，激起强烈的功业思想和英雄意识。“雅好慷慨”的建安诗歌，正是得力于这种正面推动。继唐诗而起的宋诗，发展到北宋中叶，又出现一个繁荣的局面。而其时从仁宗朝庆历新政，一直到神宗朝王安石变法前后，王朝内部政治斗争的焦点，是要克服“累世因循末俗之弊”，挽救长期和平发展中潜伏的危机。诗歌界欧、王、苏、黄等大家，都是在一连串起伏动荡的政治变革中卷入得很深的人物。

考察诗歌高潮来自政治的推动力，有助于进一步探索文学繁荣发展所需的社会条件。作为中国封建时代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歌，它注定要与封建政治发生密切联系。政治影响诗人创作，可以有四种情况：（一）挤占了诗人创作的时间和精力；（二）给诗人以正面鼓舞或推动；（三）打击压抑，导致怨悱；（四）诗人被迫害致死，或彻底沉默。（一）和（四）两种情况只能使创作受损。（二）和（三）两种情况虽有分别，但对于某些诗人，又常常集于一身。如李白、杜甫之入宫廷，便是始而受激励，继而遭压抑。

一般说来，封建时代的士人，总是先由政治给予某种参与的机会，在参与中有所不遂，才会引起怨悱。导致“长吟哦”的“起且僵”（崛起而后困顿），“起”往往在先，由政治直接给予拨动，“僵”伴随于后。“起”与“僵”或是单纯从某一侧面作用于诗歌创作，或是交糅在一起，产生更复杂的影响；或是比较直接地表现为正值，或是要经过创作活动的一番消化转换，才表现为积极有益的效应。能够给诗歌创作以强大推动的政治，不在于它有多么清明或稳定，而在于它要能强烈地牵动人心，让人不断地感奋起来，发之于吟咏。封建王朝初期，一般号称盛世，而文学人才可能尚未积累到最丰沛的程度。同时稳定和繁荣不免缓解了士人要求干政的迫切感，诗歌颂美居多，缺乏对政治的深刻介入，艺术上也缺乏由深广内容带来的要求变革创新的推动力量。封建王朝末世，往往陷入大动乱，斗争残酷，兵祸连结，文教停顿，人才短缺，士人对世乱恐惧回避，诗歌也相应衰敝。东汉末（灵帝朝）、隋末、唐末的情况大体如此。一般性地排除了王朝开国期和衰乱期，再结合诗歌史上几个兴盛阶段来看，中国诗歌高潮，总是出现在社会政治比较有活力，能够吸引人才，并多方面推动士人为较高理想积极追求的时期，而盛唐则是演出了中国历史上这种时期的最为辉煌的一幕。

（摘编自余恕诫《唐诗风貌》）

云端上的哨所

裘山山

早上8点20，我们离开亚东团部，去东嘎拉哨所。东嘎拉是亚东所属的五个山口之一，海拔4300米，其余四个，有著名的乃维拉和则里拉。

无论海拔多高，这些山口都有我们的哨所常年守卫。他们在雪山之上、云端之上，保卫着祖国边境的安全。士兵们的艰苦和不易，非一般人能够体会。尤其到了冬季，大雪封山，一堵就是半年，那种蚀骨的寂寞，让人发疯的安静，需要很强的意志力才能够承受。虽然士兵们一年一换，但那一年，已经等同于千锤百炼了。

我去看他们，心里怀着歉意。这样的歉意，是由衷的。

最初我们沿着一条河走，一段时间后，我们就离河上山了。山中郁郁葱葱。一个回头湾之后，我看着我们身后的路如蛇一般缠绕在山腰。到一个交叉路口，带队的崔大校给我们介绍说，往那边上去是则里拉。

一百多年前的冬天，即1904年的12月，冰天雪地中，英国侵略军就是从则里拉山口偷越过境，进入亚东峡谷的，然后又从亚东深入到帕里，再进攻到江孜，十分猖獗地用洋枪大炮包围了整个江孜城，江孜人民和藏军奋起抗击……这便是著名的江孜抗英保卫战。这一战役从1904年4月开始，到7月结束，持续了大约一百天，是西藏近代史上抗击外国侵略者规模最大、最为惨烈悲壮的战斗。

现在，我们的哨所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像盾牌一样挺立在山口；像城墙那样矗立在蓝天下。有了他们的存在。一百年前的血腥入侵绝不会再重现了。我在心里，向他们，向那些盾牌和城墙，致以遥远而真诚的敬意。

我们继续上山。郁郁葱葱的树木忽然没有了，因为我们已升至了雪线以上。路边只有一些低矮的荆棘灌木。铺着雪、盖着雪、裹着雪，寒冷和寒冷纠缠在一起，凝结成一个肃杀的世界。路很窄，只能勉强过一个车。再往上，连灌木丛也没有了，只有雪，白茫茫的一片。

二十七公里后，我们的车终于停在了没路的地方，全体下车，爬雪山。真的是爬雪山。

雪很白，阳光耀眼。我们要从海拔4116米的地方，上到4300米的地方，直线距离600米，可是就这600米，把我给累得大喘气不止，心狂跳，前所未有地狂跳。

因为太累，我怕自己掉在后面，就努力往前走。这是我的诀窍，越在前面越不容易掉队。

回头看后面的人，尤其看邱将军和崔大校，他们两个都状态欠佳，一个原本身体不好，一个感冒了，但他们两个都很稳地一步步地走上来，坚决不要随行的参谋搀扶。

雪不但白，还平滑整洁，没有一点儿人的痕迹。

忽然，我看见了杜鹃。一丛丛的匍匐在雪地里，尚未开散。叶子墨绿到黑，在雪地里坚强地支棱着每一根枝条，花骨朵紧紧裹着，好像裹着一个承诺：不见初夏的阳光绝不开放。我蹲下来给它们照相。须知在这十天的时间里，我已看到了老、中、青、幼四个阶段的杜鹃，等于看到了杜鹃的一生。

远远地，我看见一队轻快的绿色身影从山顶下来。崔大校说：“他们接你们来了。”同行的导演阿岩，连忙举起她的摄像机，去拍下山的战士。绿色的身影走近了，前面两三个，大概是营里和连里的干部，他们敬礼，我还礼，然后握手。最后两个小兵走到我跟前时，我发现他们看上去完全还是孩子，可那张稚气的脸庞已经变了颜色。我忍不住张开了自己的怀抱，一一拥抱了他们。

跟战士们一起下来迎接我们的，还有几只可爱的狗狗。它们使劲儿摇着尾巴，说着它们的欢迎词。

四十分钟后，终于到达山顶了。

四周全是白雪皑皑的大山。连绵着，起伏着，袒露着，却没能让我产生“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在我眼里，它们依然雄伟，依然高大挺拔。此时是上午9点，阳光正年轻。我大口呼吸着缺少氧气却无比新鲜的空气，让自己狂跳的心渐渐平复。

我们走进战士们的宿舍，很简陋，墙上有斑斑水迹，地面也湿漉漉的。战士说，房顶总漏水。洗脸盆沿着墙角放在地下，毛巾叠成香皂那么大一块儿，摆在牙缸上，没地方晾晒。我问：“冬天是不是很冷？”他们说是的，最冷时零下20摄氏度。

在排长的宿舍，我看见了他们的书柜。两个五层高的柜子，摆满了书，但几乎所有的书都旧得起了边儿，掉了皮儿，肿得像馒头。幸好我们带了一些新书上来。

我们又去了厨房，两个战士正在做饭，很简陋。

走出来，我看见屋檐下摆着一个很大的铁捅。他们说是接屋檐水的。“接来干吗？喝吗？”我又问。他们说：“是的。用药片洁净一下，作饮用水。”

我感到吃惊。但细细想：不喝屋檐上雪化的水，在这个高山顶上，还能喝什么水？

走出哨所，心里特别不好受。

崔大校他们的工作结束后，我们开始把带来的书赠送给哨所。全体战士集合站好，我们将书一一送给他们。

送书的时候，我看见阿岩和战士们一一拥抱。我相信那一刻她的心里溢满了柔情。我相信那些年轻的士兵能真切地感觉到她的柔情。遗憾的是我们这么匆忙就要走。我们能为他们做得太少、太少了。我们就在山上待了两三个小时。

合影留念后，我们下山。战士们纷纷来送，狗狗也跟着送。一只叫黄皮的狗，一直送到山脚。看着我们走远了，头还在那儿一点一点的，目光有些忧伤，好像在说，什么时候再来看我啊？而我，不能给他们任何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