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科学、是否先进，主要看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是否得到人民拥护。”这句话理论内涵极其深刻，对于我们增强制度自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是否符合国情”，是最具根本意义的条件和标准。正如总书记所强调的：“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社会主义制度是否符合中国国情，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我们的自信建立在对自己国情的深刻了解上，建立在自己真真切切的感受上，是有深厚实践基础的，故能有定力，故应坚定不移。

“是否有效管用”，直指制度的功能和作用。实践是检验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可取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好的检验，也是最具有说服力、最权威的检验。现实的成功是最好的理论，“中国之治”是我国制度优势的最佳证明，也是我们坚定制度自信的现实根基。

“是否得到人民拥护”，是制度的价值体现，也是一种社会制度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的最终评判标准。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我国之所以能够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就在于我们党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建立起保证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制度。

（摘编自陈耀辉《我们的制度具有无穷力量》，《人民日报》）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在《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指出，当前，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条件，学习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实践的主体是具有一定思想认识的人。”一方面，人的正确思想从实践中来，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目的和归宿，同时也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正确的认识推动正确的实践，错误的认识导致错误的实践。

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必须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反对教条主义，强调一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由此开辟出中国革命新道路。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反对照抄照搬、思想僵化，强调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由此开辟出中国建设新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实践观点，逢山开路、遇河架桥，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必须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现实实践丰富多彩，不可能用整齐划一的理论和方案来套用和裁剪。同时，实践也是不断发展的，必然会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概括提炼、总结推广。

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必须坚定“四个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定“四个自信”，不是空泛的、抽象的，而是要贯彻到改革发展实践的各方面。比如，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坚持改革是有方向、有原则、有方法的，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该改的必须坚决改，但对有些不能改的，什么时候都坚决不改，等等。

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必须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如果没有发展，就脱离了时代和实践要求，生机就会停止，不能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也就谈不上坚持。因此，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地坚持。近百年来，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创新理论成果，对引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发挥了巨大指导作用。

（摘编自戚义明《坚持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中国纪检监察报》）

材料三

自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们从遥远欧洲“盗来”思想火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程度就一直在深层次上决定着中国的发展节奏。而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达到了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准确的理解，促成了对中国国情及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正确认识。在当年的时空背景下，正是真理标准大讨论所创设的这些条件的有机耦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阶段。

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基本实现现代化”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持续思考中，在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贫穷”的持续探索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引领这项伟大而崭新事业，接续照亮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

“大锅饭”成了“大包干”，“以阶级斗争为纲”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单一公有制转化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国的大地上划出了经济特区，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市场经济体系。凭借“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实践勇气，凭借“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智慧，改革开放实现了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回答了中国发展之问，回应了时代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现实命题。

（摘编自关铭闻《坚定改革开放再出发的信念——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刊发四十周年》，《光明日报》）

材料一：

在既有模型的基础上，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根据数据训练和引导不断更新模型，初步展现出人类的创造性。这种强大的理解分析综合能力，不仅代表着技术上的突破，更是给人类社会带来一定冲击。关于技术对人类的取代过程，法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认为，技术对人的取代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对人技艺知识的剥夺，对人生活知识的剥夺，对人理性知识的剥夺。整个剥夺过程被斯蒂格勒称为人的“无产阶级化”。在斯蒂格勒看来，“无产阶级化”并非指人的经济状况的贫穷，而是指技术的“智能化”导致的人的“愚钝化”，抑或“废人”化。也就是说，技术发展不仅能够取代人类身体，代替人类的生产劳动，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为人类提供生活选择设计选项，让人们在其中作出价值选择，甚至代替人们选择如何生活。那些失去知道“怎么做”的知识的人会被视为“废人”，因为他们不再拥有可以自给自足的知识，甚至也失去了“生活的知识”。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理性思考能力以及逻辑判断能力会不断下降，越来越趋于平庸化、扁平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对人的取代已逐渐接近斯蒂格勒描述的第二、三阶段——越发剥夺人的理性知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人的理性判断能力。

但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带来了机遇。生成式人工智能催生了人们的危机意识，使人的自主性、人与他者关系、人与世界关系等问题变得越发重要。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协助人类进行知识生产，甚至能够生成新的“思想”。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需要去思考作为人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是什么，应如何调整自身状态迎接未来的智能时代。对于个人而言，或许培养自身的灵活性、创造力和理解能力会变得越发重要。人类所具有的灵活性和开放性，能够根据特定情境调整自身的沟通方式和行为方式，可以使我们能够不断根据时代与环境的发展重新调整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习方式，探寻新的机遇，积极把握主动权，发挥主体性优势。并且，对于需要综合判断和组织沟通的工作，或者说需要展现“人格魅力”的工作，目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尚不能胜任。人所特有的感染力和亲和力，使得需要人在场才能激发出更好效果的工作或许都难以被代替。因此，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们可以有意识地锻炼自身的组织协调能力、沟通表达能力以及情绪管理能力等。

人类有着对于世界的认知，能够根据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构建稳定的模型。梅洛·庞蒂对人的认知进行过深入探讨，认为人的知觉形式是依据当下情境而存在的，人在所处的情境世界中充分调用所有的身体官能，并使知觉在身体中得到综合体现。身体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形式，我们能够通过身体调动所有感官和情绪，在与世界的交流中形成知觉。人的认知会塑造人的价值观，从而沉淀在人的发展状态中。这种沉淀属于每个个体的情感记忆以及理性思维，人的当下状态与过去状态密切相关。这种基于情绪、非扁平化、带有个体独特记忆的认知，恰恰是目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所不能替代的。所以，我们要改变传统的学习方式，不能局限于课本知识学习和答题能力培养，而应更加注重亲身观察和体验，在此过程中激发主观能动性与实践理性，在场景中学习，并主动培养多视角理解能力和理性思维能力。

此外，我们要保持对于知识的热爱与自由探索。在未来的智能时代，或许当下越是被视为“实用”的知识和岗位越容易被替代。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回归。我们不应局限于实用、可计算性的视角，而是要在理解学习的过程中，更多思考知识的建构方式和深层次思维中那些“为何产生”“如何产生”等问题。对于知识的自由探索，能够充分调动深入思考能力和批判推理能力，有助于培养人文精神和综合素质。总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不仅提示我们要改变自身学习状态和知识结构、回归人类的本然状态，更是提示我们要改变教育模式、调整社会结构。未来智能社会对于工作价值和意义的定义会发生很大改变，需要多学科共同研究携手应对。在此过程中，哲学和伦理学的深刻思考方式和追问方式，能够更好地让我们认清楚自己究竟是谁、如何应对变化。哲学和伦理学要想更好地发挥这种作用或功效，就不能仅局限于思考过去和当下，而是要面对未来和可能性，做未来之学。

（摘编自唐兴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危”与“机”》）

材料二：

目前看，Sora将对影视制作、广告业、短视频业和大学影视专业的人才培养形成进一步的冲击。以上行业分工精细，环节众多，现在这些环节面临着被精简优化的压力。但我认为Sora并不能完全代替现实拍摄、制作和真人表演。

使用AI建构一个新的现实需要其具有极强大的细节控制能力。目前Sora生成的视频还不能做到完全精确，有的细节破绽人的肉眼就可以识别，例如东京街头姑娘迈步时的左右脚不太自然，人在搬椅子时椅子竟然会漂浮在空中，篮球会穿过篮筐的边筐而过，几只小狗会不断地变幻出更多的效果，人咬了一口饼干但饼干上没有咬痕等。当然，这些问题在Sora的不断迭代中都很快能如破解物理题一样地得到解决。但是目前看，Sora能接受的“提示词”主要是可以被轻松视觉化的描述性文字，但抽象的、概念性的文字或观点能否视觉化，如何视觉化，这是Sora下一步需要回答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正是文字媒介与视觉媒介（图片和视频）之间的差异让我们作为用户很难以文字提示通过Sora的“人工智能黑箱”来精确地控制和输出我们想要的图片或视频。我们说“一图胜千言”，反过来这也意味着即使是通过“千言”也无法精确达到一张图片，更别说一个视频的效果了。比如，在热播剧《繁花》中，90岁的游本昌老师扮演的“爷叔”看到穿上精致西装的宝总就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他短短几秒的面部表情和眼神注视，仿佛诉尽了自己一生的悲喜。我很难想象，用多少以及什么样的文字作为提示词才能让Sora精确地输出“爷叔”如此登峰造极的表演效果。

即使Sora可以高效地和逼真地输出很多个某一类型的长达60秒或以上的视频片段，某些类型的视频片段的表演仍然只有像游本昌先生这样的专业老戏骨才能胜任；能将这些片段以符合观众接受心理的方式流畅编织起来、讲述一个如《繁花》一样精彩和卖座的故事的，目前也仍然只能是由专业的讲故事高手通过专业的设备才能实现。尽管人类创造力的高峰已经被Sora等人工智能技术重重包围，步步逼近，但最高处的红旗仍将猎猎招展，高高飘扬。

（节选自【澎湃新闻】的一篇访谈文章，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教授、博导）

①文人士大夫在诗词中常言向往寄身江海。但不同于归隐田园的躬行实践，诗人的江海余生，侧重彰显漂泊中的自由洒脱，是对“生活在别处”的浪漫想象。

②“江海”作为常见意象，除实指江河湖海外，也表心胸开阔、才情过人之意。当表退隐之志时，常与“魏阙”“蓬莱阁”相对，诗人自称“江海人”。如高适《酬岑二十主簿秋夜见赠之作》：“箕山别来久，魏阙谁不恋。独有江海心，悠悠未尝倦。”同时为显高洁不俗，常与“鸥盟”典故结合，如刘长卿《禅智寺上方怀演和尚寺即和尚所创》言：“平生江海意，惟共白鸥同。”

③当江海表隐逸时，最典型的表达是终老江海。如孔子就曾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因失意而欲退隐是文人常态，但终老烟波中更重洒脱之意。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便非常典型，“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因遭遇挫折而想扬长而去。而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诗人的江海余生不仅意欲逃离尘劳，更期待寄身江海后的超脱。

④在这类想象中，“江海”常与“五湖”结合。越王复国后，因其“可与履危不可与安”，范蠡“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国语·越语下》）。李白在《赠韦秘书子春》中“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翩然而去的范蠡，实现了李白“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侠客行》）的理想。王安石《世上》言：“范蠡五湖收远迹，管宁沧海寄余生。”

⑤范蠡“乘轻舟”而去，故“小舟”“扁舟”也是高频意象。驾扁舟于江海间，不再附着权力体系，也不留恋私人情感，正是“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庄子·列御寇》）。诗人想象“寄余生”的“江海”，是一片风平浪静的水域，不论人生失意还是功成身退，都能于其中彻底远离尘世纷扰。

⑥将江海余生与归隐田园相较，更能显其差异。固然二者都意在脱离仕宦尘劳，不再被世俗和权力束缚，从而掌握人生自主性。且从可行性言，似乎都可付诸实践。但江海余生中，不论是“江海”“五湖”还是“扁舟”，都非具象所指，也非实际规划。以苏轼为例，他多次表示人生远景是和苏辙“归田”，其《送竹几与谢秀才》言“老去归田只此身”，《除夜病中赠段屯田》又说“归田计已决”，后来苏轼也确实在宜兴买地。所以归田操作性强，也不乏陶潜般的践行者。再看“江海寄余生”，则更像是江边那个寂静深夜里倏忽而至的念头，只是暂时忘却营营。

⑦即使“归田”也处于想象或设想阶段时，与想象江海也不尽相同。归田想象中常言及农事生产与乡居日常。陆游《叹老》言“寓世极知均醉梦，余生只合老耕桑”；李白想象归田时，也言“东皋多种黍，劝尔早耕田”（《赠崔秋浦三首》其二）。归隐田园指向避世，但生活居所和行迹依然有迹可循。

⑧而想象江海余生时，生活气息并不浓郁，多为用典或概括呈现。如环境书写多关注烟波、日月等广阔渺远景象，行端《海翁》：“余生甘自老扁舟。四溟高卧月如昼，闲把渔蓑枕白头。”即使涉及细节，仍重在诗意化，如苏轼《南歌子·湖景》：“余生寄叶舟。只将菱角与鸡头。更有月明千顷一时留。”苏轼想象在小舟上食用菱角鸡头，感受明月相照。可见江海余生的日常只是诗意想象的载体。江海与田园相较，二者一虚一实。

⑨同时诗人对归隐田园与江海的归属感也有明显差异。通常前者言“归”田园或“归隐”山林，而想象江海余生时，苏轼等人言“寄”，更常见的动词则是“去”。“寄”与“去”都表明“江海”给人距离感，以及自身面对江海时的客体状态。“归”与“去”之间，既是诗人现实遭际和诗思的流转，也是对二者心理归属亲疏的差异。“归”田是农耕民族对土地和耕种的天然亲近，当遭遇失意，便想退隐到纯朴安心的山野乡居生活。而“去”江海，则是去他方开启新旅途，同时将现实困境及人世羁绊皆抛之脑后。田园作为可以回归的抚慰身心的温馨家园，是承接失意人生的最后归宿，而江海余生则是舍弃一切决绝而去，从此栖居于随心遫游的诗意远方。如李谷《次延兴岛》云“书剑年来违素志，江湖此去寄余生”等，尽显洒脱不羁之意。

⑩总体来看，江海余生是安土重迁的陆地生活者对充满流动性的水上生活的诗意化想象，而剥去想象的外壳，实则是文人士大夫对自我心灵的开解和补偿。在想象的过程中，诗人得以暂时抽离“长恨此身非我有”，忘却“人生在世不称意”，幻想在寄余生的“江海”里，摆脱尘劳缠缚，获得身心的解脱与自由。

（摘编自《光明日报》刘俞廷《古代诗词中“生活在别处”的浪漫想象》）

材料一：

为获得真正的教养可以走不同的道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研读世界文学，就是逐渐地熟悉掌握各国人民的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尤其是他们在作品中留给我们的思想、经验和理想的巨大财富。对每一部思想家或作家的杰作的深入理解，都会使你感到满足和幸福——不是因为获得了僵死的知识，而是有了鲜活的意识和理解。读书绝不是要使我们“散心消遣”，倒是要使我们集中心智，帮助我们将自己的人生变得越来越充实、高尚，越来越有意义。

旨在了解世界文学而进行的作品选择将因人而异：它不仅取决于一位读者为满足这个高尚的需求能够牺牲多少时间和金钱，还取决于许多其他的因素。对这个人也许柏拉图是最可敬的智者，荷马是最可爱的诗人，对于他，柏拉图和荷马始终将成为全部文学的中心；可对另一个人，占据这个中心位置的也将是另一些名字。

要想建立与世界文学的生动联系，读者的第一要务乃是认识自己本身，进而再认识那些特别能引起他共鸣的作品，而不要遵循任何的模式或者教学大纲！他必须走一条爱之路，而非义务之路。仅仅因为某部作品有名，因为羞于不了解它就强迫自己去阅读，实乃大错而特错。恰恰相反，每个人都该在他感觉最自然的地方，开始对书籍的阅读、了解和喜爱。因为教养得有一个可教养的客体做前提，那就是个性或人格。没有这个前提，教养在一定意义上便落了空，纵然能积累某些知识，却不会产生爱和生命。没有爱的阅读，没有敬重的知识，没有心的教养，是戕害性灵的最严重罪过之一。

当今之世，对书籍已经有些轻视了。为数甚多的年轻人，似乎觉得舍弃愉快的生活而埋头读书，是既可笑又不值得的。读得太多可能有害，书籍可能成为生活的竞争对手。但尽管如此，我仍然不反对任何人倾心于书。让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能够理解和喜爱的作品开始阅读吧！但单靠报纸和偶然得到的流行文学，是学不会真正意义上的阅读的，必须读杰作。杰作需要我们认真对待，需要我们在读的时候花力气、下功夫。我们先得向杰作表明自己的价值，才会发现杰作的真正价值。

（摘编自赫尔曼·黑塞《读书：目的和前提》）

材料二：

我们将“手段”当作是阅读的规则，也就是使你变成一个更好的阅读者的方法。但是“手段”也可以解释为你所阅读的东西。空有方法却没有可以运用的材料，就和空有材料却没有可以运用的方法一样是毫无用处的。以“手段”的后一种意思来说，未来提升你阅读能力的手段其实是你将阅读的那些书。

如果你的阅读目的是想变成一个更好的阅读者，你就不能摸到任何书或文章都读。如果你所读的书都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你就没法提升自己的阅读能力。你必须操纵超越你能力的书，或像我们所说的，阅读超越你头脑的书。只有那样的书能帮助你的思想增长，除非你能增长心智，否则你学不到东西。

因此，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你不只要能读得好，还要有能力分辨出哪些书能帮助你增进阅读能力。一本消遣或娱乐性的书可能会给你带来一时的欢愉，但是除了享乐，你也不可能再期待其他的收获了。我们并不是反对娱乐性的作品，我们要强调的是这类书无法让你增进阅读的技巧。

一个好的读者也是自我要求很高的读者。他在阅读时很主动，努力不懈。你想要用来练习阅读技巧，尤其是分析阅读技巧的书，一定要对自己也有所要求。这些书一定要看起来是超越你的能力才行。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技巧可以一下子像变魔术一样让你达到目标。有些读者会有错误的观念，以为那些书对读者的阅读技巧不断提出挑战的书籍——都是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中的书。结果一般人都相信，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只有科学作品，或是哲学作品才是这种书。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已经说过，伟大的科学作品比一些非科学的书籍还要容易阅读，因为这些科学作者很仔细地想要跟你达成共识，帮你找出关键主旨，同时还把论述说明清楚。

读一本好书，会让你变得更有智慧，而不只是更有知识。毕竟，人间有许多问题是没有解决方案的。一些人与人之间，或人与非人世界之间的关系，谁也不能下定论。这不光在科学与哲学的领域中是如此，因为关于自然与其定律，存在与演变，谁都还没有，也永远不可能达到最终的理解，就是一些我们熟悉的日常事物也都如此。伟大的经典就是在帮助你把这些问题想得更清楚一点，因为这些书的作者都是比一般人思想更深刻的人。

（摘编自莫提默·J。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如何阅读一本书》）

材料一：

注意力源于人的感觉和知觉对一定对象的选择指向和集中。各类企业通过挖掘消费者对自己产品（服务）的注意力培养潜在消费者，产生价值和利益，形成注意力经济。注意力经济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商业形态是依托互联网平台融合各类传媒内容所形成的视觉注意力经济和听觉注意力经济。近年来，在视觉注意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听觉注意力经济崛起，网络有声读物成为消费者的‚阅读新宠。从最早的唱片教材、广播剧，到磁带出版物，再到今天的网络电台，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下的有声读物市场越来越大。据统计，2018年，我国有声读物市场规模达到46.3亿元，用户规模达到3.85亿人。

数字技术与互联网商用化为各类媒体发展新的传播渠道提供了便利。在互联网这一没有时间和地域局限的平台上，音频内容产品触网成为必然。同时，与网络视频内容相比，网络有声读物更能适应信息时代的‚碎片化时间消费，非常符合移动互联网的特性，消费者在运动、出行、锻炼等各类场景下都能使用音频。网声读物迎合了人们的多场景收听需求，人们在不方便阅读和观看视频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网络有声读物获取信息和知识，感受‚听读带来的娱乐魅力，满足求知欲。

网络时代，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未来，知觉注意力将是注意力经济的主导形态。为适应注意力经济发展转型，我国网络有声读物平台一方面需要更多地关注垂直领域差异化经营。同一产业内，因产品在质量、款式、性能、销售服务及信息提供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某一企业的产品能与竞争对手的同类产品有显著区别。产品差异化是企业竞争制胜的核心策略。无论是对单纯娱乐消费型用户，还是对知识获取型用户，网络有声读物平台都应打造垂直化内容。垂直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求你持续的做同一个领域的内容。对网络有声读物平台的用户而言，垂直化能真正提升产品的影响力，增加用户粘性。对网络有声读物的同业竞争而言，垂直化可以形成竞争门槛，提升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网络有声读物平台还需要借力技术提升服务体验。信息技术的普及与融合应用，内容推送会更加智能，增值服务也会越来越多地与音频内容捆绑。以喜马拉雅FM为例，它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用户的行为数据进行归类与剖析，不仅有针对性地推送符合用户喜好的音频节目，还利用LBS的定位功能为用户提供周边的生活服务信息，实现‚传播销售+服务三位一体的智能化运营。再比如，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群体，音频的教育内容可以为家长们解决孩子用眼过度的后顾之忧，如果音频教育内容能够和未来的语音识别、VR/AR等场景应用结合，则可以打造出全场景、全媒体的学习平台。

（摘编自金雪涛《网络有声读物崛起与注意力经济的转型》）

材料二：

随着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及新媒体的日益普及，有声读物市场也日益扩大，受众越来越多。有声读物的内容、演播者的音色和表现形式，构成有声读物的综合艺术特征。有声读物的特殊性在于，文学作品不是直接作用于受众，而是通过演播者的有声语言表达传递给受众。这种共鸣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受众与文学作品产生的共鸣；第二种是受众与演播者产生的共鸣，这是有声读物特有的审美现象。许多演播者拥有悦耳的声音、精湛的演播技巧、深厚的文学修养，他们演播的作品深受受众喜爱，他们的声音成了标志性的符号，能够得到受众的认同。目前，有声读物在迅猛发展的同时，在提升受众审美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在全媒体上的有声读物内容呈现鱼龙混杂的状态，网络有声读物平台良莠不齐。一些有声读物平台，排名靠前的大多数是穿越，仙侠，盗墓等内容，而中外经典、知识、教育等内容则较少，甚至有的充斥着暴力、低俗等内容。这对审美受众的影响是极大的，会使人形成低级的审美趣味，进而影响到个体的行为，危害他人及社会安全。

有声读物的艺术质量需要制作技术来保证。传统广播电台制作的‚广播小说是由专业的编辑团队进行录制、制作的。从文学作品的选择、改编、录音、音效设计与制作，到背景音乐的搭配、音频的剪辑，都要经过精雕细刻并合作完成。而当下，有些平台只需一台手机等移动终端就可以录制、上传录音作品，对制作质量的审核也不够严格，很多作品背景音乐与内容不符，杂音较多，从作品选择到演播再到合成甚至只有一人完成，使作品效果大打折扣，实在不具备艺术性和欣赏性。

演播水平是有声读物艺术性的重要体现。优秀的演播者需具备规范的语言、悦耳的声音、纯熟的表达技巧、充沛的情感、深厚的文学功底、丰富的人生阅历、充足的演播经验。但目前，许多有声读物平台将文字作品简单地用人工智能语音进行合成，使得有声语言显得生涩、不畅。这样的有声文学作品，无法产生与文学内容相符合的情感，大大降低文学作品的感染力。此外，一大批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声音不悦耳、语音不标准、表达不准确、情感不充沛，甚至还会念错的网络主播纷纷加入到有声读物的制作中，这样质量的作品势必会影响受众的感受力。

（摘编自刘超《有声读物提升受众审美的多维空间》）

材料一：

若我们分析一个农村社会组织，在一般人民，文字的用处是很有限的。在天天见面的团体中，知识的传递，言语自然比文字为简便而切实。人口流动率低，因地域上的膈膜而利用文字来传递消息的需要当然亦少，所以信札在农村是不常见的。社会不在激变之中，在时间上所发生需要记忆的事非但少而且需要记着的时间亦短，需借文字帮忙之处因之不多。若是“文盲”比“不文盲”的人在生活上并不吃亏时，当然不愿费本钱来“治盲”了。

我并不是说在乡村中文字没有用处，只是普通人民用着文字的地方很少。一乡的领袖则需要较深的文字知识，因为他是一乡的顾问，有重要的信札须由他代笔。以前的私塾制度是在这种社会需要之下发生的。那些贵族性质的“西席”式私塾是专门造就成一乡的领袖，所以在学的时期较长，那平民性质的“开门聚徒”式私塾，年限随学生自己决定，平时若工作忙碌尽可随意不去上学，识几个字就算了。

到民国二年私塾被学校代替了，在这个时期，教育制度并没有标准化，小学教员可以独出心裁来决定教材。江村的小学就由一位做过“西席”又受过“师范”训练的乡绅主持。他和我追述他当时的教材说：“我觉得一个小学毕业生一定得会应付社会上普通文字的需要，至少要会打算盘，会写红白份子，会记账，会写条子。所以我到小学三四年级就专门教他们这些实用的事。”

到民国十七年，江村的小学教员换了位新式师范的毕业生。一个在新式师范毕业的人，连自己都不会算账，不会写份子，这是无可讳饰的，因为这些东西是“本地”社会组织中的东西。我初到这里这些都不通，也是一项一项做小学生般学着。一个新式师范毕业生，大概不见得肯再做小学生来向乡人学习了，他用着标准化的课本来教授。有一次我在航船上和一个小学毕业的乡人坐在一起，他曾说：“那书上说的什么自由平等……”，在他看来只是多几个不切实用，也不了解的新名词罢了。

不但教材上发生了脱节，在教法上也发生了“格格不入”的地方。在私塾制度中是一个一个学生去上学，去背书的，是个别的教育法，所以一个学生若是有几天不上学，回来不会发生“脱课”，只是慢一些罢了。新式的学校是集合教育法，先生把“课堂”当作实体，而且当作连续的实体，他不管课堂里的学生在那里变迁，今天上了第一课，明天是第二课，学期始末的校历也是听着上边的训令，一切标准化。可惜的是社会组织本身没有标准化，一方面标准化，结果是“配不上去”。

江村一带乡村的日历是这样：阳历2月到3月是新年，忙着做客人。3月到5月是空闲的，5月到6月是蚕忙，6月到7月是田忙。7月到9月除了一期秋蚕都是空的。9月到10月是收稻，11月到年底是春花（麦、豆、菜之类）。儿童满了10岁就要跟到田里学习，蚕忙时也须帮着采叶看蚕。在这种情形下若是要趁他们比较空闲的时候来读书，应当在1月到5月，7月到9月。但事实上一面蚕忙、田忙，一面却也“学忙”，等田忙忙过了，学校也放暑假了。秋蚕来了，稻要割了，学校里先生却在一课一课地上书，等春花收好，学校又关门了。

这种“配不上”的结果，在学校方面是缺席太多。在学生方面只要晚了一星期课，又没法去补，谁都追不上去，上课当然没有乐趣。在过渡时代，那位老先生和我说：“我知道这种情形，所以总是忙着和他们补课。”其实是在维持个别教育法。但是在标准化、集体化的现代之教育，或是“明日之教育”之下，乡村的儿童，永远是不能获得他们需要的文字知识。

（摘编自费孝通《江村通讯》）

材料二：

树立乡村教育自信是保持改革定力、稳步迈向中国特色现代乡村教育的必由之路。如果乡村教育不能正确认识和挖掘自己的特殊优势，不能深入锻造自身的特色，进而建立起本该有的自信，平等地参与城乡或区域间的对话，盲目地“被城市化”，势必会强化乡村教育根深蒂固的自卑感。

其实，乡村教育有独特的优势。一是资源优势。山川河流、原野大地等自然环境是乡村少年接受自然教育的优势资源；风土人情、历史遗迹等社会文化元素是乡村少年接受社会教育和文化教育的优势资源。乡村教育可以开发特色课程，培育本土特色的校园文化，探索建立“自然——人文”的教育模式等，引导乡村青少年确立乡村自信和乡村教育自信。二是样态优势。当前，乡村普遍出现了小规模学校和小规模班级，“小班小校”对于乡村教育而言，具有相对于城市（镇）“大班大校”的明显优势：在教学方面，便于因材精准施教，满足学生个性化教育需求；在管理方面，便于精耕细作，运转灵活。“小班小校”是现代教育发展的一个趋势。

（摘编自周晔《乡村教育自信的内生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