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疫病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可以追溯到世界上最早的英雄史诗当中。有研究表明，书中提到的一部分灾难，从所描述的特征或影响来看，应该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由有害细菌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的传播而导致的疫病。

    根据研究，大约从公元前 500 年开始，因病原微生物而起的疫病，就开始影响到欧洲文明的发展进程。而 1347-1353 年间在欧洲流行的黑死病，更是欧洲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疫病，它的爆发竟然使欧洲人口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一。当时，民众的恐慌情绪急剧增长， 以至于要用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抚平与此相关的痛苦记忆。由于大量人口死亡、劳动力分布严重不均，社会结构开始出现变化，农奴从此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自由劳动者。应该说， 黑死病、麻风病等疫病从多方面影响了欧洲社会和中世纪的西方文明。

    如果说欧亚之间的疫病传播最初还受到距离限制的话，那么当历史进入到欧洲向外扩张的殖民主义时期，病原微生物才真正开始了全球传播的旅程。1519 年，西班牙人试图征服位于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阿兹特克人最初抵挡住了西班牙人的攻势，但战争形势随着感染过天花病毒的西班牙人的到来而发生改变。不久，肆虐的天花就杀死了阿兹特克帝国的大量人口，这也成为阿兹特克文明灭亡的重要原因。

    当然，在与肆虐的疫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人类的医学事业也在不断进步。16 世纪解剖学的发展，17 世纪生理学的进步，18 世纪病理解剖学的创立，加上 19 世纪细胞学、细菌学等学科的建树，以及 20 世纪初临床医学的巨大飞跃，共同成就了现代医学。而现代医学发展、科学技术进步以及政府职能改善等因素，共同推动了卫生防疫工作在全球的普遍开展。可以说，人类正在以不懈的努力和执着的追求捍卫着自身的安全与幸福。

（取材于张大庆等的文章）

材料一：

主持：您的枕边书多数是什么？能谈谈具体的阅读感受吗？

唐博^（注）：我不喜欢躺在床上看书，这样不利于保护视力。要知道我到现在还没近视，不戴眼镜。因此，我没有真正意义的枕边书。

如果把旅途中的书、睡前在书房里看的书都视为“泛枕边书”的话，倒是以历史学、经济学的学术书和大众读物为主。最近刚读完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的新著《美国真相》。这本书讲述了美国经济表面繁荣的背后，前所未有的贫富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正如我们经常在电视新闻中看到的那样。美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种族问题上的表现，更为这本新著提供了资料佐证。

主持：阅读在您的生活中占多大比重？

唐博：由于平时很忙，阅读只能见缝插针。反正只要有点时间，哪怕是零碎的，我都基本用在阅读上。

主持：让您感到“真正了不起”的是哪本书？

唐博：不得不佩服当年明月（石悦）的《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月跟我同是80后，也是同行，他在前移动互联网时代开创了一种别样的写史方式。他把自己的读史心得融入书中，真正形成了与作者的心灵沟通。更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在写书成名后放弃本职工作，而是恰当处理了本业和副业的关系。

主持：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

唐博：夜深人静，毫无倦意，气温适宜，独自一人，耐心再读一遍《毛泽东选集》1 —4卷。伟人终归是伟人，在字里行间透露出的革命情怀、家国情怀、人文情怀，以及对重大哲学和历史问题的把握，对战争的宏大思考和微观策划，对经典的旁征博引，调查研究的方法论，都很值得认真钻研学习。同时，《毛泽东选集》1—4卷还是学习中国历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很好切入点。特别是其中的注释，字斟句酌，信息量很大。

我始终认为，历史学的功用有二：正本清源、以史为鉴。正本清源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以史为鉴则是所有人的使命。《毛泽东选集》1一4卷就是以史为鉴的很好标杆。

主持：哪些书对您的思维影响最深？

唐博：通过读书来改变思维习惯，这可能是个终身的事情。不过，仅就读史、写史来说，美国学者史景迁的专著《康熙自画像》，对我有点触动。我猛然发现，历史居然还能这么写。用第一人称，站在康熙的视角看历史，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尽管在写作上会有一定局限性，但还是有一种换位思考的亲切感。受他启发，我先后创作了《我们这辈子：清朝皇帝回忆录》《亲历三百年：明朝皇帝回忆录》等四本书。

主持：什么书改变了您的人生，您读这本书的时候多大，它改变了什么？

唐博：吴晗《中国历史小故事》，把时年9岁的我引入了历史学殿堂，让我对这个学科产生了兴趣。我后来选择读大学历史系，而且一直读到博士，不能不说跟这个系列的历史普及读物有关联。

主持：接下来计划读什么书？

唐博：最近有本畅销书，名叫《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作者是美国学者费雷德·戴蒙德。我已经读了一部分了，准备把它继续读完。2020年，地球发生了很多灾害，人类正在经历着百年变局。在这样一个许多人都很迷茫的时候，结合我学过的历史知识，去读这样的书，有助于我们拨开云雾见天日，看清前面的路，扎扎实实走下去。

（摘编自《唐博：我的泛“枕边书”》）

（注）唐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

材料二：

欧阳修说，读书最佳处在枕上、马上、厕上。枕边读的书最私密，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阅读旨趣和审美风尚，而对于作家们来说，他们的枕边书更具有特别的意义。

夜晚是阅读历史、悲剧和传奇的时间。夜晚也是在阅读中放飞自我、享受与书中人物精神交会的时间。阿来的枕边书是《佛经》《圣经》《古兰经》。这些书他很早就读过，并且反复读。他并不是宗教信徒，读这些书是因为这些文本有吸引力。很多作家对自己写的东西是怀疑的，而这些经书的作者因为带着巨大的信念，所写的文字朴素却富有感染力。哈金的枕边书，一般总有契诃夫的小说选、托尔斯泰的小说，还有《新约》。他喜欢读着书入睡的感觉。那些经典多么纯粹，使他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常感到文学的语感焕然一新。李佩甫睡不着觉的时候也要翻一翻《圣经》。

夜晚也是我们思考、反省的时间。周大新的枕边书有两种，一种是需要在精力好、不想睡的时候读的书，通常需要质疑、思考和与作者暗中对话。比如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彼得•沃森的《思想史》等等。另一种是在精力不好可又不愿睡下时，用来放松精神的书，通常是自己喜欢的长篇小说、散文集或诗集。眼下周大新的枕边放着一本《哈佛百年经典• 24卷——英国和美国名家随笔》。这本书里收录了《大学的理想》《科学与文化》等文章，读过之后，周大新对这些智者的思考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有的作家，枕边书看似随意，却是杂花生树、草长莺飞，我们能从中发现作家精神滋养的来源和智慧的沉淀。比如李敬泽的枕边书有《杜诗详注》《诗经原始》《西周的政体》，还有《漫长的告别》，常常是一段时间里的兴之所至。邵燕祥的枕边书多是旧体诗。一诗一世界，他认为诗不可一下读太多，一首诗，实际上是一种情绪，一种情调。

从作家们所谈的枕边书，可领略到他们的真性情，也让我们重拾那些被遗忘的经典。了解作家最亲近的书，跟着一位作家去了解另一位作家，曲径通幽，像爱丽斯梦游仙境，像步入小径分岔的花园，让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摘编自舒晋瑜《作家们的枕边书》）

材料一：

现代散文诞生以来，“抒情性”“自叙传”等文体特征在散文创作和理论表述中得以确立。同时，被划分到散文类中的通讯、报告文学、杂文、随笔等分别独立。“抒情散文”成为散文的核心部分，并得到了散文创作者及研究者的广泛认可。散文和诗歌被等同视为抒情文学品类，情感性成为散文首要的审美要素。

但是，过分倚重抒情也受到了质疑。作家汪曾祺曾经写道：“二三十年来的散文的一个特点，是过分重视抒情。似乎散文可以分为两大类：抒情散文和非抒情散文。即使是非抒情散文中，也多少要有点抒情成分，似乎非如此即不足以称散文。散文的天地本来很广阔，因为强调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围弄得狭窄。”这个观点富有代表性，即散文世界欠缺进一步开掘，需要在通过写人记事、写景咏物表现情感、情趣、意境之外，获得更开阔的空间。情感是散文的根本性要素，可是个体对于世界的经历、体验仅仅依存于抒情表达，难以得到更深入的开掘。

一些散文理论家从纵深方向探讨散文的可能。刘锡庆将散文中的自我划分为五个层次，即“现实生活层”“情感层”“性灵层”“心灵层”“生命体验层”等。楼肇明则提出“复调散文”理论，认为散文表现的维度应该更丰富、复杂。新时期至今，散文创作总体上逐步摆脱过度抒情的弊病，在题材内容的选择与艺术技巧的运用上不断拓展，经历了“独语体”散文重现、文化散文繁荣，还出现“新散文”“在场主义散文”“非虚构文学”等或长或短的创作潮流。

不过，散文终究还是散文，与小说、诗歌、戏剧有别，缺少个性情感精神透视的文化历史属于学术专著，读者期待的仍然是从传统出发的散文精品，优秀的散文还需要建立在精神深度与艺术妥帖上。与虚构文学不同，散文来自作者对日常生活的审美体验，作为自我的精神产品，打动读者的不是求新、猎奇，而是内在的生命意蕴，即对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生活诗意的准确把握。

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为何经典？就在于作家在对自我生活细节进行全方位展示过程中，贯穿着完整的生态主义理念。梭罗以十几年独特的生活方式拥抱自然，批判习俗，凭借自我生命意志，成就了生态散文经典之作。

当代散文也不乏具有生命意蕴与哲学内核的作品。比如，史铁生《我与地坛》在景物描绘、精神臆想、隐喻表达背后，升华出一种超越现世苦难的终极情怀。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借封闭的小山村，以几十篇作品描绘乡村生活，其中暗含了个体与世界的关系。我们也可以从某些回忆散文中读出伦理思想，从文化散文里读出历史背后的文化哲学逻辑。

好的散文作品，情感充沛而节制，理性思考始终在场，有着哲学沉思的气质，在宁静的艺术氛围中传达出作者对天地、世界、人性的观察、感悟与思索。

（摘编自于袆《散文创作如何走出过度抒情的困境》）

材料二：

文学写作的本身，应当是自然的、“开放式” 甚至“无限开放”的。谁也没有规定散文应当怎么写，即使有这方面的理论，但“文无定法”之说始终为历代写作者所默认推崇。尽管真正能够“再出新枝”的作家和诗人少之又少。先贤大师们一直在寻求和建立独我的写作方向及范式。于今来看，我个人觉得，散文应当具备或者包含的三个要素就是真诚、自由、妖娆。

散文之所以能够绵延许久，至今还有人喜欢、继续接力的原因，就在于发自写作者“本体”和“内在”的那种具有强大辐射力与“能量”的“诚意”。这个“诚意”是写作者对整个世界的态度，就是写作者自身“修为”与胸襟、视野和识见的体现，也才构成了散文最动人和最有“体温”与“活性”的品质。

自由是指散文写作应当是宽泛的，自在的，可以倚马可待，洋洋万言，也可以斗折蛇行，小家碧玉。可以由此及彼，信马由缰；也可以自定范围，框定跑马场。文学是另一个宇宙，疆域之大之广之深，人类迄今还没有完全探索完尽，特别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空”，仅仅是物质、信息乃至层出不穷的新科学对人的生存的影响与篡改、修正这一点，就是一个尚未被触及的领域。

散文及其他文学创作，其根本目的是呈现人类在某个历史时期生存和精神的奇崛状态和样貌，是我们用文字的方式，为自己和众生建造“档案库”与墓碑和宫殿。它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具备强烈的“代入感”和“感染力”。因为文学书写的目的，就是要人自觉阅读，并在阅读当中不断获取经验或者精神上的契合力量与共鸣心。因此，任何的写作都需要“方法”，而散文乃至其他文学门类通往呈现和探究繁复之人心人性的路径就是不断地“妖娆”起来。只有把文章写得“好看”“耐看”，“回味无穷”“余音绕梁”，能够在阅读者内心掀起浪花波涛，映现现实和理想的各种奇异的波谷和境界，方才能够使得我们的散文写作具备种诱导与分享的积极力量，进而在人心中缔造出更多的奇异风景。

（摘编自杨献平《从问题到方法：我们需要怎样的散文写作》）

中国民间剪纸

中国民间剪纸艺术是一种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一体，深深植根于民族土壤，广泛表现在民间信仰和生活习俗之中，鲜明地反映出我国民间广大民众最基本的心理特征、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的民俗文化之一。因此，它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民间剪纸是劳动人民为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创造，并在他们生活中应用和流传的一种艺术样式。从艺术的角度看，民间剪纸艺术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它是由劳动人民集体创造出来并反映我们民族的集体表象的一种文化模式。作者们在创造民间剪纸时，虽然没有任何政治功利因素，但有生活方面的功利意识融入其中。他们在创造时，往往让人（包括创造者自己）从中感受到一种审美情趣。这是由于它适合于人的审美经验和审美心理从而形成的美感。所以，自中国民间剪纸产生以来，人们一直将其作为一种象征性装饰物，尽管历代在造型样式和利用形式上不断更新和变化，可民间大众所赋予它的造型思维方式和特定的深层寓意内涵，却一直不变地流传至今。因此，可以说民间剪纸是一种大众艺术。

从客观上说，中国民间剪纸是一种物承文化现象。它不仅有它造型形式的传承，还有它自身深层独有的特定内涵。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国民间剪纸的纹饰寓意中反映出来的中国民间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的传承以及当地民众的心理特征、生活追求和审美情趣等，它是我们探寻本民族的民族渊源和原始文化的活证。例如“蛙”这一形象在民间剪纸中屡见不鲜，民间常将它视为一种威力的象征，看作生活中最可靠的保护神，并运用民间美术中的造型手法，将“蛙”这一自然中丑陋的动物形态变为神圣、稚拙、亲切、动人、给人以美感的剪纸花样，缝绣在孩童的枕头、围涎、肚兜、香包等衣物上，希望孩子在“蛙”的保护下茁壮成长。需要指出的是，“蛙”这一图腾物自产生以来，因为囿于民间文化而没有上升到中国的上层文化之中，所以也就得不到龙凤那样由皇权所推崇的中华文化象征的地位。但是，作为一种原始图腾物，“蛙”这一形象虽然在中国上层文化中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地位，却在民俗文化中得以流传并保持了它的原始崇拜敬仰之地位。就这一文化现象看，开展对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探索原始文化的演变。

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和世界各地的许多民间艺术一样，都是原始文化的嫡传物。它作为民俗文化的元素，紧紧依附于当地的民俗活动。它的意象符号不仅赋予了原始艺术符号对美好生活的祈求和追求美的质朴情感，而且有着强烈的“生命繁荣旺盛”的审美理想。这个审美理想来自民族、人类群体的基本追求，人们歌颂生命，赞美人生的欢乐，追求幸福圆满、健康长寿，祈求家庭和睦多子、丰收安乐。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中国民间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艺术意象符号，如“凤穿牡丹”“莲花多子”“鸳鸯戏荷”“福寿双全”“瓜瓞绵绵”“如意似锦”“葫芦五毒”等各种花色纹样的剪纸，并将这些民间剪纸融入各种民俗活动之中，来满足广大民众精神、心理上的需要，以扶持人类的生存，充实人类的生活。

（有删改）

材料一：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东汉无名氏文人假托李陵所作的三首抒情诗，及假托苏武所作的四首诗，被人们合称为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

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他们唱出的都是同一哀伤，同一感叹，同一种思绪，同一种音调。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上具有重要的位置，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

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着。 。而它们正是在对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也就是说，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或值得怀疑的，它们并不可信或无价值。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重自己生命呢？表面看来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乐、腐败、堕落，其实，恰恰相反，它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生命无常、人生易老本是古往今来一个普遍命题，魏晋诗篇中这一永恒命题的咏叹之所以具有如此感人的审美魅力而千古传诵，也是与这种思绪感情中所包含的具体时代内容不可分的。

从黄巾起义前后起，整个社会日渐动荡，接着便是战祸不已，疾疫流行，死亡枕藉，连大批的上层贵族也在所不免。“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一时俱逝”，荣华富贵，顷刻丧落，曹丕曹植也都只活了四十岁 ⋯⋯既然如此，而既定的传统、事物、功业、学问、信仰又并不怎么可信可靠，大都是从外面强加给人们的，那么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现出来了，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便突现出来了。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

（节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减）材料二：

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也许并不过分。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其中之一就是生死主题。

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以及表现如何对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已有不少感叹生死的诗歌，《薤露》《蒿里》之作，以及“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诗句，可以说是这类主题的直接源头。魏晋以后生死主题越发普遍了，曹丕的《与吴质书》很真切地表现了当时带有普遍性的想法：“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他因疾疫造成众多亲故死亡而深感悲痛，由此想到少壮当努力成就一番事业，又想秉烛夜游及时行乐。生与死是一个带有哲理意味的主题，如果结合人生的真实体验可以写得有血有肉，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拟挽歌辞》）“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江淹《恨赋》）如果陷入纯哲学的议论又会很枯燥，如东晋的玄言诗。

对待人生的态度无非四种：一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及时勉励建功立业；二是增加生命的长度，服食求仙，这要借助药；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时行乐，这须借助酒。第四种态度，是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应自然的态度。诗人不再是一个自叹生命短促的渺小生灵，他具有与“大化”合一的身份和超越生死的眼光，因此这类诗歌便有了新的面貌。

（节选自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有删减）

初三毕业前夕，初三1班要制定“时光”纪念册，设置了“时光剪影”板块，策划小组选了迟子建的文章放入纪念册，请你仔细阅读文章，完成表格填写。

暮色中的炊烟

迟子建

①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是劈柴化成的幽魂。它们经过了火光的历练，又钻过了一段漆黑的烟道，一旦从烟囱中脱颖而出，就带着股超凡脱俗的气质，宁静、纯洁、轻盈、缥缈。

②炊烟总是上升的，它的气息是天空最为熟悉的了。但也有的时候气压过于低，炊烟徘徊在屋顶，我们就会嗅到它的气息。那是一种草木灰的气息，有点微微的涩，涩中又有一股苦香，很耐人寻味。这缕涩中杂糅着苦香的气息，常让我忆起一个与炊烟有关的老女人的命运。

③在北极村的姥姥家居住的时候，我喜欢趴到东窗去望外面的风景。从东窗，还能看见一座木刻楞房屋，这座房屋的主人是个俄罗斯老太太。

④她是斯大林时代避难过来的，她嫁了一个中国农民，是个马夫，生了两个儿子，那个在北极村的儿子为她添了个孙子，叫秋生，秋生呆头呆脑的，他只知道像牛一样干活，见了人只是笑，不爱说话，就是偶尔跟人说话也是说不连续。秋生不像他的父母很少登老太太的门，他三天两头就来看望他的奶奶。除了他，老太太那里再没别人去了。

⑤那时中苏关系比较紧张，苏联的巡逻机常常嗡嗡地叫着在低空盘旋，我方的巡逻艇也常在黑龙江上徘徊。不过两国的百姓却是友好的，我们到江边洗衣服或捕鱼，如果看见界河那侧的江面上有小船驶过，而那船头又站着人的话，他们就会向我们招手，我们也会向他们招手。

⑥那时村中的人很忌讳和她来往，因为一不留神，就会被戴上一顶“苏修特务"的帽子。她也不喜欢与村中人交往，从不离开院门，只呆在家里和菜园中。她个子很高，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一点也不驼背。她喜欢穿一条黑色的曳地长裙，戴一条古铜色三角巾，她脸上的皮肤非常白皙，眼帘深深凹陷，那双碧蓝的眼睛看人时非常清澈。我姥姥不喜欢我和她说话，但有两次隔着栅栏她吆喝我去她家玩，我就跃过栅栏，跟着她去了。我至今记得她的居室非常整洁，北墙上悬挂着一个挂钟，挂钟下面是一张紫檀色长条桌，桌上喜欢摆着两个碟子，一个装着蚕豆，一个装着葵花籽，此外还有一个茶壶，一个茶盅和一副扑克牌。这桌子上的东西展现了她家居生活的情态，喝茶，吃蚕豆，嗑瓜子，摆扑克牌。她把我领到家后，喜欢把我抱起，放在一把椅子上。我端端正正地坐着的时候，她就为我抓吃的去了。蚕豆、瓜子是最常吃的，有时也会有一块糖。与她熟了以后，她就教我跳舞，她喜欢站在屋子中央，扬起胳膊，口中哼唱着什么，原地旋转着。

⑦她旋转的时候那条黑色的裙子就鼓胀起来了，犹如一朵盛开的牵牛花。北极村的很多老太太都缠过足，走路扭扭摆摆的，且都是小碎步；而这位老太太却是个大脚片子，她走起路来又稳又快。我那时把她爱跳舞归结于她拥有一双自由的脚，并不知道一双脚的灵魂其实是在心上。⑧那些不上她家串门的邻居，其实对老太太也是关心的。他们从两个途径关心着她：一个是秋生，一个就是炊烟了。人们见了秋生会问他：秋生，你奶奶身体好吗?秋生嘿嘿地笑，人们就知道老太太是硬朗的。而我姥姥更喜欢从老太太家的烟囱观察她的生活状况，那炊烟总是按时按晌地从屋顶升起，说明她生活得有滋有味的，很有规律。大家也就很放心。

⑨老太太在冬季时静悄悄地死了，她是孤独地离开这个冰雪世界的。那几天秋生没过来，人们是通过她家的烟囱感觉她出了事的。住在她家后面的人家，每天早晚抱柴生火时，总是习惯性地看一眼老太太的烟囱，结果她连续几天都没有发现那烟囱冒出的一缕炊烟，知道老太太大事不好了。于是喊来她的家人，进屋一看，老太太果然已经僵直在炕上了。

⑩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暮色苍茫的时分看到过那幢房屋飘出炊烟，尽管村子里其他房屋的炊烟仍然妖娆地升起，但我总觉得最美的一缕已经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