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吏》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与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几乎完全背离。清代，小说日益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文人所作，他们厌弃流行的因果报应的迷信观念。吴敬梓也是如此。他对社会各个阶级的人们有着广泛的接触和认识，目光变得敏锐。同时，他以他的朋友和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为创作原型，用讽刺的笔触现实地刻画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意在将小说从流行宗教的羁绊中解放出来。

    此前的《西游补》《醒世姻缘》皆系纯粹虚构之作，它们的作者仍然用职业说书人的惯用文辞。相反，《儒林外史》则极少这样做，在这部小说里，多运用口语化的散文笔调，使得描绘的片段第一次与叙述的正文有机结合起来，让那种运用诗词和骈文进行的雕琢描写明显消失。作者有意避免那些公式化的诗词描绘用语，从而证明他已根据自己对不同人物和地点的观察来描写。南京、杭州等江南城市中的美丽风光和丰富的日常生活在作品中得到生动的再现。此外，方言和俚语已很少使用，他已自觉地使用“国语”或民族的白话写作，这种纯净和富有表现力的叙述文体，成为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小说家竟相模仿的对象。

    吴敬梓写作的时代，正值乾隆年间，满族统治达到极盛阶段。他的小说写的是先朝明代事情，他对于退出官场的正直性格的褒奖经常被认为是对满族统治的间接批评。但是在他现存的著作中却找不到任何可以说明他有意和统治者不合作的例证。吴敬梓把他的小说假托在明代不仅是便利的缘故，而是他对明代历史表现出积极的兴趣并予以尖锐深刻的评论。

    （节选自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有删改）

    古代汉族成年礼源自上古成丁礼，发展至周代时已经摆脱了以考验为目的的严酷形式，而成为一种强调青年社会责任和赋予青年人权利的彬彬之礼。成年礼又有男女之分和阶层之分，至今能看到的比较完整的历史记载为《仪礼·士冠礼》中周代士人阶层的成年礼，有些文献中对士人以上的贵族阶层的成年礼也有零星记载，但庶人之成年礼则因“礼不下庶人”之故没有记载。

    《礼记·曲礼上》中云“男子二十，冠而字”，即士人阶层男子二十岁时需加冠取字，以示成年。成年礼有一系列仪式化过程，先要占筮确定行礼日期、选择负责加冠的主宾和赞冠者。加冠当日，主人要在庙堂准备礼器、酒筵，并于门外，三揖三让，亲迎宾客。仪式开始，由主宾和赞冠者为冠者行三加冠之礼，初加缁布冠，再加皮弁，后加爵弁，同时颂念不同的祝辞。冠礼毕，冠者要拜见母亲。回来后再由主宾为其命字，有了字后再出见乡邻与尊长。此时主人则以酒筵招待宾客，然后送宾，以后还要派人给主宾赠送俎肉，这样才算完成整套成年礼。在这个庄重繁复的仪式中，冠者经过一系列显性的仪容改变和新的礼仪知识的习得；亲身感受到了成年所被赋予的诸多权利和责任，此后，冠者就有了祭祀神灵、出征、婚娶以及承担其他社会事物的资格。

    女子笄礼在仪式上则要简略得多，并且甫一出现，就是与女子出嫁紧密相连的。《礼记·曲礼上》云“女子许嫁，笄而字”。许嫁的年龄一般为十五岁，仪式主要是结发戴簪和命字。女子从此不再被称呼以小名，而开启了“待字闺中”的人生新阶段。即使未许嫁，成年女子也要行笄礼，只不过仪式更简单一些，“年二十而笄，礼之，妇人执其礼”。正因为笄礼与许嫁的结合，使其与冠礼相比在仪式上保持了更强的稳定性，而男子冠礼的某些仪式则随着社会结构改变和历史变迁发生了重大变异。

    古代汉族成年礼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易服和命字。衣着发式的改变是成年的身体标识；命字则是人际交往中的成年标识，从此同辈之间便以字相称，而在人际交往中直呼其名被视为不敬。

    成年礼对于个人、家族和国家都发挥着特定的作用。于个人，成年礼是个体生命历程中的特殊时刻，能促使一个人真正从身心发生改变，是人的生命转换和身份转换的特定标记。于家族，成年礼的举行不仅意味着接纳一个新的事务参与者，同时也是接纳一个风险分担者和利益分配者。于国家，接纳一个能分得田地的成熟的新的社会成员以后，也多了一个各种赋税和杂役的承担者。可见，成年礼所蕴含的功能意义牵涉到社会的不同层面，因而在人类社会中至今犹存。

先秦“忠”观念的演变

解颉理

    “忠”观念是中国传统道德最基本的规范之一，是一定社会形态在思想意识和语言文字上的反映，表现为对他人、社会的一种责任心和道德行为。作为中国古代伦常德目之一，不仅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价值取向，而且亦内化为了一种思维定势，长期积淀于人们的心理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忠”源于“中”，“忠”乃“中”之引申义，在前文明时代就已广泛存在。它体现了氏族和部落民众对其首领这一权威中心的确认与服从，同时也表达了对公平、公正的早期政治准则的向往与追求。

    “忠”这一观念起源于部落军事民主制下对其军事首长及其他领袖公正无偏处事准则的要求。在进入文明时代后，则主要以王道体现“忠”之本义。虽然“忠”字在字源上出现甚晚，但作为一种政治道德规范则显然早已存在。春秋战国时代是“忠”观念作为一种政治伦理思想日益定型和普及的时期。“忠”的主客体之变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基本完成，并且日益成为主要的政治道德信条，“忠”观念的这一演变趋势下延至战国晚期，经荀子、韩非子的理论论证使之成为主导整个封建时代的政治道德规范。 作为政治伦理的“忠”，在先秦相当长的时期，其内涵表示的主要是一种对国家、社稷深沉的自觉意识，“忠”的价值依据就是共同体的利益，而非仅为君臣之间的个人关系。随着战国以后封建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秦汉以后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则越来越强调对于君主个人的绝对服从了。

    总的来看，在历史上具有丰富内涵的“忠”观念，到了秦代已经演变成了“忠君”，作为后世五伦之一开始定型下来。尽管到了后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忠”的内涵也随之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基本上都没有跳出“忠”即为“忠君”的模式、窠臼。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这种观念适应了封建制度下君主专制的需要；只有随着封建制度的消亡，这种束缚人的思想观念才会真正地消失。 传统“忠”观念强调个人的公而忘私的诚信，追求廉洁奉公、公正公平，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视为人生最高的追求，强调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勇于献身，是传统“忠”观念的积极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中，是可以作为借鉴的，也只有立足我国的传统文化优秀部分，我们才能真正创造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文化。

    文化自信，当然不是文化的自我自信。文化并非主体，主体是人。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要坚定文化自信，不能只看到物，看到文化的载体，而要理解中华文化的深层内涵。无论是文物还是典籍，都只是文化的载体，而灵魂是载体中的内在精神。

    文化自信不能离开国家。正确的文化观不能离开正确的国家观。国家对于共同文化的形成和认同至关重要。要形成和维护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必然要有一个统一的而非分裂的国家。民族是文化的主体，而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中国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统一而强大的国家保障。当一个国家被消灭或处于分裂时，它的文化发展也会中断。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文化没有中断，因为中国自古至今始终是中国。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中国有过分裂，但统一是主导的。即使当时存在不同的民族政权，它仍然处于中国这个大的疆域之内，因而极容易统一，中华民族的文化保存和继承相对完好。历史证明，当国家分裂，文化发展的血脉会中断，何谈文化自信！

    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同时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鲁迅先生虽然批判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但他也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的话，强调中国并没失掉民族自信力。近代中国人的一盘散沙是统治者的“治绩”。中国近代表现的国民劣根性并非中国人本质特性，而是朝廷腐败和社会腐败的“治绩”。

    文化自信当然包含人数众多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自信。各个文化专业领域的知识分子都能从自己专业领域发现文化自信的历史根源和文化传统，也都能以自己的创造性贡献强化人民的文化自信。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学者和专家以一个拥有丰富文化传统和文化自信的大国学者的身份参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极为平常。可以预期，在世界文化学术论坛和文化交流中，中国学者会日渐增多。单面输入和接受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学者广泛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就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文化自信问题不仅属于文化，它与国家的强大、民族的独立密不可分。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定民族的自尊、自强。中国现在已经不再像旧中国那样在世界政治舞台缺位，而是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带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自信地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

（《光明日报》，2018年1月8日15版）

    人类学家坚定地断言：文化仅当它是独立的而非依赖的，才能有所发展。也就是说，只有当来自于它外部的压力被来自于它内部的首创精神所取代的时候，它才能有所发展。换句话说，只有民族文化才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动力，非主体文化可以提供有价值的建议，但是，任何把外来文化的观点强加给民族文化的做法，都会威胁它的独立和发展。同样，如果我们把每一所单独的学校视为一种独立的文化的话，那么，教育进步的关键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虚 拟

毕飞宇

    这个冬天特别冷。

祖父神情淡然，但手指头在动，是欲言又止的那种动，祖父的大限不远了，他要对我交代什么了。

父亲看在眼里，退了出去。望着父亲的背影，祖父很轻地咳了两声。我了解我的祖父，祖父的咳嗽大部分不是生理性的，是他想说些什么，却不知道怎么说。

作为物理老师的儿子，父亲最有机会上大学；但是，祖父把时间全部给了学生，父亲在另外一所中学读书，父亲没有考上，祖父的57个学生考上了31个，在当年，这是“放卫星”般的天文数字。九月，省报的记者把祖父的故事写成一篇长文：《春蚕到死丝方尽》。黑体的通栏标题很吓人的，还配了祖父的一张标准像。

祖父在享尽殊荣的同时冷静下来了，突然就有了愧疚。他建议他的儿子去补习。可祖父忽略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春蚕》是一只无坚不摧的拳头，把父亲的自信给砸烂了，父亲拒绝了“春蚕”的建议：“忙你的去吧。”

父亲不是省油的灯，他模仿祖父的笔迹给教育局长写了一封信，要求他给自己的儿子安排一份工作，口吻酷似祖父。那些年，这样的事求之不得呢。局长爽快地让父亲进了县教育局。

一个月后，祖父急匆匆地来到了父亲的办公室，他瘦小的身体暴发出了雷霆般的震怒：上补习班去!局长打圆场了：“教育局挺好的……”祖父指着局长的鼻尖：庸俗!鼠目寸光!一年之后，祖父做了校长，而教育局长有机会出任副县长了。在组织部人员面前，祖父重复了那六个字，教育局长功亏一篑，他的委屈和愤懑落在了父亲头上。

父亲是祖父的一块肿瘤，硬硬的，始终长在祖父的体内。祖父很少喝醉，但是，只要喝醉了，他都要来一次规定动作：跪在马桶前沿，对着马桶一口一个“对不起”。呕吐出来的“对不起”毁掉了这一对父子，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他们也说话，却不看对方的眼睛。

但醉后的祖父说得最多的却是一届又一届的高才生，祖父记得清清楚楚，涉及面极广，诸如名牌大学、国家机关、公司名称、荣誉机构，院士、教授、研究员、副省长、副县长、办公室主任、董事长。也有记不住的时候，他在记忆阻塞之前往往要做一次深呼吸，随后，一声长叹。这一声长叹比马桶的下水道还要深不可测。

祖父的癖好，往好处说，爱才；往坏处说，他眼里其实没有人，只有高智商，他酷爱高智商。一旦遇上，不管你是谁，他的血管就陡增激情，奔涌起宗教般的癫狂和牺牲精神，沉着，持久。“爷爷做了三十五年的教师，三十二年的班主任，九年零十个月的教导主任，六年零八个月的副校长，两年半的校长……”祖父对自己还算得意。

父亲退出去了，我打破沉默：“嗨，不就是爸爸那点事嘛……”

祖父说：“这事吧，我有责任。我呢，痛苦了好久。你爸退休那天，我就释怀了……”

    我很意外——他的眼神里不是释怀。

    “……你说……你说我能得到多少个花圈呢?”祖父凄然地望着我。似乎鼓足了勇气。

    这算什么事呢。

“当年荣校长182个。我数过两遍。”祖父十分凄凉地憋了半天，轻声却又清晰地说。

荣校长的职务是祖父接替的，“182”也成了祖父岁岁年年的梦。

“你想要多少个就有多少个!”我想让说话轻松一点，特地挑选了嘻哈的语气。

“不能做假。”语气刻板，严厉，中学教师特有，“不能做假!”

祖父赋闲多年了，他又不像荣校长在岗位上轰轰烈烈地倒下去的；再说了，这年头早就不是1982年了；再再说了，这是什么时候?大家都忙着过年呢。

我的祖父，我们县里最著名的物理老师兼中学校长，他死在了小年二十六。这一天特别特别地冷。

祖父曾为解寂寞，开了微博，我在上边发了讣告。微博长久寂寞。

我取出钱包，来到了花圈出租处，要来纸、笔、墨。我努力回忆祖父大醉的那些夜晚说出的那些名字职务单位，我不可能记得住，但意思无非是这样的——

    剑桥大学东方语言学中心副主任罗绍林遥寄哀

    思斯坦福大学高能研究所研究员茅开民遥寄哀思

    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储阳遥寄哀思

    ……

一口气写了两个多小时，并不悲伤。事后我没有数，我不想知道具体数据。

世界就在这里了，我亲爱的祖父，你桃李满天下，——这从来就不是一件虚拟的事。

父亲没有给祖父送花圈，只是亲笔书写了一副挽联：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父亲一直站在遗体旁，却没有瞻仰祖父的遗容，一秒也没有。他紧抿双唇，头有些昂，目光在扫视他手书的挽联，最终落在下联上。他没有泪，但是，毕竟上了岁数，有了水光，眼神很亮，像洞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