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了不起的怪老头：辜鸿铭

    ①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鸿铭。

    ②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是一个标准的东西南北人。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翻译成英文和德文。凭三寸不烂之舌，向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③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坟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香了吗？”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鸿铭。毛姆的朋友就给辜鸿铭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其前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他的小院。一进屋，辜鸿铭就不客气地说：“你们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就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④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公开对学生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做人的道理，温良敦厚的品德，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个时候，他还称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⑤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须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⑥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他以狂放来保护强烈自尊的方式。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他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鸿铭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后，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⑦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哄堂大笑，他却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材料一

    奎宁的发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秘鲁历史上对金鸡纳树的使用。青蒿素的发现，则是中国传统医学赠予人类的瑰宝。在研究最困难、最关键的时刻，我在传统中医文献里面找到了新的灵感和想法。传统中医在过去很多个世纪服务于中国和亚洲人民。毫无疑问，对传统医学的继续探索和发扬，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良药。我呼吁大力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对中国以及其他传统医学的研究，使它们最大程度地造福人类。

    （节选自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药奖后感言）

    材料二

    （节选自《全国中医基本现状调查报告》）

    材料三

    中医药具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双重属性。因此，要从理念层面、思维层面和行为层面，真正将中医药文化渗透、植入到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和健康教育当中，单纯依靠一些形式上的、短时期的中医药文化主题活动是行不通的。只有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的作用，系统地推动中医药文化进教材、进课堂，才能真正将中医药文化进校园落到实处。

    （节选自《中国中医药报》）

    材料四

    中医药在欧美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是“以医带药”，即以针灸医疗为主带动中药产品的销售。中医药在日本的发展则是“以教带药”，就是说，以中医药的教育培训来带动中药产品销售。值得关注的是，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在日本推广国际中医师考试，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中医药文化传播，日本不同阶层人士踊跃参加培训和考试，使中医药文化得到了更深入的交流，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医药“以教带药”模式的创新与发展，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医药在日本的发展。

（节选自《中国中医药报》）

    材料一

    “修旧如旧，延年益寿”是保护修复古建筑的宗旨。文物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积淀，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因此保护古建筑就是要承认其不同时期留下的痕迹，保护它所遗存的全部历史信息和真实的历史文物，使其“延年益寿”而不是“返老还童”。因此，我们对于古建筑的修缮，就要认真分析其建筑的构造特点、损毁规律，深刻总结古建筑修复和维护的经验，从实际出发，按照古建筑的特点进行修复，核心就是坚持原状修缮，尽最大能力让它保持原状，才能显示出古建筑的文物价值。

    （摘编自祁伟成《中国古代建筑传统修缮技术的发展》）

    材料二

    截至2017年，全国共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296处，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古建筑。木结构是古建筑的主要结构方式，其损坏程度往往决定了文物保护和维修工程的性质与难度。如抢险加固工程，是针对古建筑险情所采取的临时性安全措施；一般性维护保养工程，主要是指以日常保养性工作为主的维护工程；重点维修工程，局部及全部大木落架及墙体大面积重新拆砌等。古建筑的维修工程应以“修”为主，操作有严格的技术要求和规定。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因为受材料来源和筑造、维修技艺传承等因素制约，这些技术规范难以贯彻，文物建筑在维修中木件更换量过大的现象屡见不鲜。年久失修的古建筑经过大修甚至一般维修，文物原构件及价值损失就已很大，如果再增加一些不必要的更换，就可能使修缮后古建筑的文物价值降低很多。

    （摘编自王可《论古建筑木结构的保护》）

    材料三

4月15日，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严重火灾，损失严重难以估算，其重建势必是个漫长且耗资巨大的艰巨任务。据悉，巴黎圣母院的修复，乐观估计需要10年，总经费预计需1.5亿欧元，仅中间塔尖部分就高达600万欧元。

    对于任何一个有历史底蕴的国家而言，古建筑维护和修复都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比如因《罗马假日》而广为人知的罗马许愿池，修复金额就达到218万欧元。这笔钱是由著名奢侈名牌芬迪提供的。日本在这方面的投入更大。如天守阁姬路城修缮工程（2009—2015），花费28亿日元；东本愿寺本堂修缮（04—08年）花费约98亿日元；著名的大阪城天守是30年代全大阪人捐钱复建的混凝土建筑，其造价大概折合今天的700亿日元。

    （摘编自新浪网《古建修复，“钱路”漫漫》）

    材料四

    颜料配方，只是古建彩绘修复中的一个难题。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古建彩画讲究手法。尽管吴书瑞有良好的绘画功底，但在纸上画和在建筑上画根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更何况古建彩画还要遵循传统的绘画规制和手法，刚入行的吴书瑞一点也找不到感觉。为了练习好基本功，吴书瑞这一刷就是3年。沥粉是中国彩画特有的技术，也是画龙点睛的一笔。用矿物质勾勒出凸起的线条，再将金粉等矿物质粉末撒到上面，将平面的图案变得立体，使得图案更加生动。在这一行，要练习五六年才能掌握基础操作的要领，才算入了门，要想独立操作，至少得10年之后。“十年磨一剑，这种说法一点都不为过。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人能有这种耐心了。”吴书瑞不无感慨地说。

    （摘编自《新京报》《恢复古韵就是最好的文保》）

材料一：

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好以下原则。

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我们都要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不能只讲发展不讲保护，不能只讲利用不讲修复，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多谋打基础、利长远的善事，多干保护自然、修复生态的实事，多做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好事，让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二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重要的发展理念，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

三是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局外人、批评家，谁也不能只说不做、置身事外。要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培育生态道德和行为准则，开展全民绿色行动，动员全社会都以实际行动减少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为生态环境保护作出贡献。

……

六是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我国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主张加快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要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增强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变革方向，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让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实践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摘自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材料二：

库布其沙漠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是中国第七大沙漠，是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曾是京津冀地区三大风沙源之一。30年前，库布其风沙肆虐，缺水，无电，无路，缺乏基础设施。农牧民在沙漠里靠着一点沙生植物，艰辛游牧，生活极端贫困。

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先后出台林权制度的改革政策，颁布了《防沙治沙法》。内蒙古坚持以社会化的方式推进沙漠治理，加强政策引导，实施奖补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充分调动企业、群众等各方面力量参与荒漠化治理，实现了防沙治沙主体由国家和集体为主向全社会参与、多元化投资转变。

三峡能源集团通过开发本土化耐寒、耐旱、耐盐碱种质资源，挖掘沙漠植物经济价值，适度开发甘草、苁蓉、有机果蔬等种植加工业。同时，按照“宜草则草、草畜平衡、静态舍养、动态轮牧”的原则，在生态修复区适度发展牛、羊、地鷫等本土化畜禽养殖。充分利用沙漠每年3180小时日照的资源，大力发展沙漠光伏项目。通过“板上发电、板间养羊、板下种草”的方式，利用光伏板生产绿色能源，通过光伏板间草林种植防风治沙，通过光伏板下养殖羊及家禽形成的天然生物肥反哺种植，实现了良性互动。

治沙技术方面，创造了一系列世界领先的治沙技术，摸索出了系统化治沙的理念，建立了一系列世界先进的示范中心。

沙区农牧民成为库布其治沙事业最广泛的参与者、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最大的受益者。一是通过出租土地，实现了从农牧民到“地主”的转变。二是通过积极参与治沙产业，实现了从农牧民到产业工人的转变。三是通过参与沙漠旅游服务业，实现了从农牧民到小企业主的转变。十多万沙区农牧民实现脱贫。

如今，库布其成为世界上唯一被整体治理的沙漠，不仅生态资源逐步增长，区域生态明显改善，沙区经济不断发展，而且成功创建了被联合国官方认可、写入联合国决议的沙漠治理库布其模式。

(摘编自新华社《解析世界防治荒漠化的“中国方案”——库布其模式》) 

材料一：

“科技向善”一词最早由影响力投资者保罗·米勒于2013年正式提出，并很快得到了科技企业的广泛认同和响应。所谓科技向善，就是企业在追求科技创新的同时，主动且负责任地利用科技创新解决社会问题，如生态环境、公共健康、教育、就业、医疗、安全等方面的社会需求和薄弱环节。

近年来，政府、社会和企业界对科技向善的关注度逐渐提高，这一方面是源于对科技伦理认识的深化。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科技创新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实力和人民福祉。但如何才能确保科技为人服务、造福人民？面对这个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逐步明确了科技造福人民的价值取向，以及科技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科技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科技伦理观。

2024年4月，三大交易所正式发布《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试行）》，《指引》强调了科技创新的作用，并明确提出“鼓励披露主体积极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提升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在创新决策和实践中遵守科学伦理规范，尊重科学精神，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效应”。方向已经明确，共识业已建立。但企业在践行科技向善的过程中依然面临着很多矛盾。

首先，需要平衡国家发展战略需要与企业资源有限的矛盾。在当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科技创新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在某一特定时间、空间，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这就需要企业从战略角度思考如何在保障企业生存成长的前提下，坚持长期主义，加大科技创新投入。

其次，作为行业龙头企业或关键企业，需要平衡产业可持续发展和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通过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企业自身的可持续竞争力。

第三，需要平衡追求利润最大化与承担社会责任的关系，在企业发展的同时积极回报社会，增进社会民生福祉。

（选自《南方周末》2021年8月6日《以向善科技创造多维价值》）

材料二：

科技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是风险的源头，尤其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如何让科技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让中国科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的三个重要场合，倡导“科技向善”。

“科技向善”，是英语的意译，借入后自然而然成了中国式的新词，指“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有利于更好增进人类的福祉，尤其是新技术研发既能够推动产业变革和经济发展，又能够让社会更加美好，实现可持续发展”。如：“面对人工智能发展可能引发的潜在风险，必须前瞻研判，守住法律和伦理底线，推动人工智能朝着科技向善的方向发展。”

“科技向善”是总括性概念，包括当下两个最主要科技领域的“向善”：“数字向善”和“智能向善”。这两个借词，前者的“数字”指“数字技术”，后者的“智能”指“人工智能”。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深入创新发展，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侧重还是有所不同：前者重点关注信息的数字化处理和传输，后者则更专注于通过模拟人类智能来实现智能化的问题解决和决策制定。

“数字向善”“智能向善”的意思，可以从“科技向善”的意思中类推出来，表述则更加具体。如：“大力推动数字向善、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数字合作互利共赢，协力构建全球数字共同体，有助于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增进全人类福祉。”又如：“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清晰地阐述了中国路径和中国方案，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的系统思维，倡导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普遍共识，弘扬平等互利、尊重人类权益的价值理念，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或构建排他性集团，恶意阻挠他国人工智能发展，呼吁努力弥合‘智能鸿沟’，确保‘智能红利’惠及各国，引导人工智能朝着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 

5月下旬，习近平总书记在济南市主持召开的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再次强调了中国发展的初心和目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为此，中国一定能坚持践行“科技向善（包括数字向善、智能向善）”和“科技民生（包括数字民生、智能民生）”，以创新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选自《咬文嚼字》2024年第7期《“科技向善”与“科技民生”》）

材料一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全球文化同质化等论调甚嚣尘上。事实上，文化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和地域性，其发展离不开自身所处时代和固有文化传统，所谓“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伪命题。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民族文化是长期发展和积累起来的，是一个民族的根脉。由于人口种族、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方式等存在差异，不同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风俗习惯，造就了多元文化，而且每一种文化都具有无可替代性和不可复制性。承认文化差异、实现文化共存，是各个民族和国家实现生存发展、开展国际合作的基础。否认这种差异，盲目推动趋同，不但会导致人们自我身份认同的弱化甚至消失，而且将导致民族文化衰落和国家衰亡。

西方一些人鼓吹“文化全球化”，实质是向全世界兜售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消费主义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一个人如果认同西方文化，就会更加乐于消费其商品、接受其制度规则。这有利于西方国家按照自己的方式塑造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正因如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才不遗余力地向发展中国家推广自己的文化，企图让所谓落后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消融在单一西方文化中，实现西方文化全球化。

所谓“文化全球化”极具欺骗性，危害甚大。借助国际经济、科技、教育、影视、传媒、艺术等交流互动，西方国家不仅向发展中国家倾销物质商品，而且强力输出新闻报道、影视作品和图书读物等文化产品。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潜移默化地接受和认同西方文化，甚至把西方文化奉为更先进、更高级的文化样式，竭力学习模仿以求趋同，最终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应当认识到，一些西方国家鼓吹“文化全球化”，目的是要加速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全球渗透，以攫取更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

进入新时代，我们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廓清“文化全球化”的迷雾，在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同时，积极同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对话，在多元文化和谐共生中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摘编自刘焕明《“文化全球化”是一个伪命题》，文章出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经济全球化使地域文化不再相互隔离，促进了文化领域的交流互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互动促使人们开始寻找某些共同的文化价值和评判标准，文化全球化已成为一种趋势。

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可以相互交织，但并非完全重合。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文化的交融也将成为一种趋势。但是，这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文化的多元性现实。

文化全球化过程中充满着矛盾和冲突，但更多地包含着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它不可能是文化的彻底“西方化”，而是多种文化通过冲突和对话而形成新的文化格局。文化交流的过程，有人称之为文化的“濡化”，即任何两个不同文化的群体甲、乙发生接触时，甲可能从乙那里撷取文化要件，乙也可能从甲那里撷取文化要件，当这两个文化不断发生接触而扩散时，便是“濡化”。

由于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域文化的差异性，文化全球化遇到不少问题。一些人认为文化的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殖民化，部分发达的西方国家强行推销自己的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以便在文化和思想上影响甚至同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但在具有强大内聚力的地域文化那里，西方文化并不容易占主导地位，地域文化所具有的民族性特质，决定了地域文化的非屈服性。文化全球化不可能、也无法淹没地域文化，反而更加有利于地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而且对地域文化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

中国现代哲学家张岱年曾指出：新型世界文明的主要潮流，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对话、综合创新，从而创造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文明。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开始趋向全球化。但全球化并不代表着地域文化的消融，文化多元成为一种必然，当然，地域文化要想健康发展，不仅要坚守自我，也要积极吸收全球文化先进、科学的内容。

（摘编自方浩范《对文化全球化与边缘文化的思考》，文章出自学术期刊《长白学刊》）